走向市场经济及制度建设的纵深处——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范恒山博士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纵深论文,经济学家论文,制度建设论文,市场经济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如何打好一系列攻坚战，受到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日前，记者就市场经济新体制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专程采访了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范恒山博士。
薛：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中国的改革正向纵深处发展，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致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许多误区，诸如社会上一些人对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存有不少疑虑，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范：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实践，从总体上说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国是第一个在理论上勇敢地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在实践上积极地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这本身就是对世界一种了不起的贡献。如果能成功，不仅会使经济理论实现重大的根本性突破，而且将使市场经济体制演进呈现出质的飞跃和广阔的前景。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必然要对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发生影响。而社会主义制度最具有制约意义的方面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然而实现这一结合的难度极大。这不仅因为，它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无先例可循，而且因为它同一系列根本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即便是操作本身措施对头，方法科学，由于制约实现这种结合的因素众多，在变革过程中又难以避免地出现管理真空与调节漏洞，实现这种结合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也就是说，在推进这种开创性的事业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及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是正常的。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只要总方向对头，并依据这个方向采取积极的推进措施，这些问题的负面效应终究是可以克服的。
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关系问题，我持这样一些观点：第一，市场经济伴私有制而生，却不是私有制的天定伴侣，公有制也可以同市场经济结合。我国一些公有制企业如乡镇企业和中方国有资产处控股地位的合资企业表现出旺盛的活力，取得显著成就的事实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二，要实现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的结合，根本点在于使前者采取适应后者的有效实现形式；第三，现有的以国有国营为特点的公有制形式，有悖于市场经济的“企业行为自主化”的内在要求，难以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除特殊领域外，必须对之进行改革；第四，改革所应致力于的方向，是寻找既保持公有制属性又能使之像私有制那样具有充分自主性的财产组织形式。无论是国有制，还是其它种类的公有制，其表现形式都不是唯一的，从不同的方面采取措施，如构建阻拦国家直接经营企业的“中间层”，实现国家干预企业程序的科学化规范化等，是可以实现公有制与自主权兼得的。第五，要寻找新的公有制形式，必须从旧的关于公有制和坚持公有制问题的认识误区中走出来。比如，把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唯一形式或正宗形式，把坚持“块头”大小，坚持物质形态作为坚持公有制的唯一内容等等。
薛：您的论述告诉我们，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关键在公有制，而公有制的关键在国有制，能否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国有制的改革能否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有效推进。我们以扩大市场机制调节作用为基本方向的改革已进行了十七、八年了，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所进行的改革也有好几年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状况究竟如何？在您看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怎样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朝前推进？
范：实现公有制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过程。从这个角度，我想再强调说明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但支撑这个系统的主体要素有3个，即企业经营体制、市场运行体制与宏观管理体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企业及企业体制在其中都处于更为基础的地位。从发展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是生产活动，而作为生产单位的企业是唯一的生产源。没有企业的生产活动，其它一切活动显然都无从谈起。从改革的角度看，没有能动性的企业，就谈不到竞争性的市场和间接性的政府管理。这就是说，在新体制建设中，良好的企业体制的构建至为重要。进一步说，在我国，国有企业是企业改革的主体，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状况，从根本上制约着新体制的发育和完善状况。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对新体制建设的重要地位，应该说上上下下都认识到了。这些年来，我们不仅在改革的总体规划、思路上把它作为重点，在每年的具体操作方案上它也是重中之重。在实践中，也推出了不少措施，下了不少功夫。因此，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企业的自主性大大增强，进入市场的程度显著提高等。但从总体上说，进展很不如人意。改革初期存在的老问题如机制呆滞、创新能力不强等未见有效解决，同时又出现了权责分离、约束软化、资产流失等新问题。在外取内耗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幅度提高，相当一部分企业面临破产。国有企业的现状使人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再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国有经济的瓦解将是一个时间问题。何至于此？在我看来，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其中主要是受主观因素的限制，这些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所推出的能解决的问题的硬招数还不多。相当一部分办法是治标的办法，是被动应付的办法。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抓住根本环节大胆进行突破。改革的思路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即调整结构，创新制度。第一，站在促进整个社会进步和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这个高度，加快调整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结构，使国家投资从那些非重要的、竞争性较强的领域部分或全部退出来，转投入那些非控制不行、非管好不可的关键领域。相应地，对现有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的改组，按照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放活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企业。第二，以理顺产权关系为重点，全面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推进必须“抓”起来的那部分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特别要注重通过资产的流动与重组，调整国有企业现有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财产组织形式，建立具有有效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新的存在与运行形式。为了顺利推进这两项改革，必须做好另一项工作，即“多管齐下，解除企业不合理的债务包袱、冗员包袱”及“办社会”包袱。同时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方面的困难看似很大，但只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并不难解决。其中一个核心点是：要把卸包袱同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改革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既为这个过程服务，同时又充分利用它提供的机会与条件。
薛：应该说，您谈到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近几年来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但问题是，在实际操作中，棒槌总是敲不到鼓上，不知什么原因，您能否解释一下？
范：这用得着我多次说过的一句话，即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不是思路不明确，而是思想不解放。国企改革也是如此。比如，国企改革普遍存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产权约束软化，缺乏对资产负责任的主体，“个个所有、个个不负责，人人是主人、人人不关心”，而一有机会，都想捞一把。所以关键的和第一位的问题是理顺产权关系，明确真正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的责任主体。但是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产权关系已经很清晰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抓内部管理一类的东西。管理重不重要？当然重要，这其实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但不要说管理是个永恒的主题，它不是改革过程中的新事物，也并非中国特有的东西，就说抓管理，也要考虑管理的动力问题，靠什么去约束，去推动经营者去进行科学管理？寄希望经营者的良心与社会责任感是不行的，也不能奢望我们所碰到的或靠现在这种行政选拔的办法找到的都是政治与业务素质均佳、从而有能力也有责任心去抓管理的优秀的管理者。关键是要建立产权清晰的制度去保障，使管理成为一种内在的冲动而不是外在的压力所为或一时的“良心发现”所为。为什么一些私营企业你不叫它抓管理它的管理也在上台阶？为什么我们这样强调抓管理但大部分国有企业管理总是上不去？所以，管理固然重要，但它是产权清晰的制度的派生行为。产权清晰是根本。为什么怕搞产权清晰？原因是把产权清晰等同于搞一一对应私有制了。其实产权清晰不是私有制的代名词。在保持公有制甚至国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构建专事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的机构，并给其法律、经济、道德方面的约束，是可以确立为资产负责的责任主体的。再比如按“抓大放小”的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这本是一个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良策，但有的同志不由分说地斥之为“私有化”举措，甚至危言耸听地说这将动摇我们的政权基础。他们宁愿“大的”“小的”一揽子抓在手中，最后大、小都抓不好，导致增量不增、存量不存，却不愿意通过“放小”把精力、财力都集中起来真正搞好那些对国民经济起稳定作用、导向作用、支撑作用的关键的“大的”。再比如，有的同志热衷于用巨额的且不断增加的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支撑濒临破产的企业来换“安定”，却不愿把这笔钱拿来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或遣散基金，通过给一顿丰盛的“最后晚餐”来换取对这些企业实施破产。大量的扶贫拨款和安定贷款投入到亏损企业这个“无底洞”不被认为是资产流失，而为某个企业新生而“豁免”某种财政、银行负债的举措则被认为是资产流失，等等。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在改革上还未能彻底走出传统思维方式的框框。思想不解放，致使一些非常好的思路和“药方”无法彻底推行或在贯彻执行中表面化，甚至走形变样。许多改革措施浅尝辄止，抓治标的东西多，表面上把问题解决了，实际上问题和矛盾都潜伏隐藏起来了，总有一天会总爆发，这样花的代价就太大了。所以好的思路的贯彻是建立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之下的。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可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能解决这些困难的好思路。可怕的是因为思想上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利益约束）使这些能解决困难的好思路无法落实。这里我顺便说一句，这些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在理论上、思路上的位置并不低，但操作中并没有真正成为重中之重，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思想不解放。
薛：您谈到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的两个关键性的改革——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抓大放小”已经明晰了结构调整的思路，那么关于制度创新，您能否给我们一个更为明晰的看法？
范：前面我已经说过，“企业行为自主化”，亦即实现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基于改革前政企不分、企业缺乏积极性这种状况，改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是通过政府的放权来寻求企业行为的自主化的。实践证明，这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而且从根本上说，企业的自主性不是外在主体赋予的而是通过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企业制度自创的。而后者即是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所谓制度创新，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于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是这样一类企业制度的高度抽象：从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上看，它反映了时代的特性，在今天则是体现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从运行上看，它能实现代表先进水平的活力和效率。概括地说，现代企业制度是那些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有助于生产经营者充分施展活力并能实现较高效率的企业制度。从骨架看，它应该是良好的财产组织形式、适宜的资产经营形式和有效率的内部管理和运行制度的有机统一体。从现实上看，具备这样一些特点的企业制度即是我们要求的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企业制度：有一个思想解放、知识完备、意志统一、团结合作的领导结构；有一个一主多元、优势互补、能攻能守、进退自如的经营结构；有一个产权清晰、动作灵活、发展有效、约束有力的体制结构；有一个以人为本、恩威相加、权责对称、严活有度的管理结构。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形式是多样的，但主体形式是公司制。因此，原则上，国有大中型企业都应依照《公司法》实行各种类型的公司制改造。对其中性质比较特殊的少数企业可改造为国有独资公司。其他企业，一般应通过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改造成为多个主体投资的国有公司，或国家资本处于控制地位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我要强调一句，非国有企业也有一个制度创新的问题，也应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适宜的但必须是规范的企业制度。
薛：我注意到您的提法，从现实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不甚理想，不仅原有的毛病没能有效克服，而且产生了国有资产流失等新问题。现在差不多都在谈国有资产流失，流失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另外，我也注意到报刊上的报道，这些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大幅度增长，还有一个情况是，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有些方面还在蔓延恶化。诸如此类，令人不可理喻。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及其之间的关系的？
范：在我看来，这些似乎不太相干的东西，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国有资产的流失到今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流失规模究竟有多大，其说不一。我想规模不会太小。从城乡居民储蓄超常规增长这个侧面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大体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增长到1万亿时， 花了几十年时间；增长到2万亿时，花了两年时间，增长到现在的3万亿时，只花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当然反映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仔细研究一下，可以看出这种增长是同我们的收入状况不太相称的，增长幅度过大。几乎可以断定，现有的存款中间有一块来自非工资收入，其中一部分来自非法收入。有关资料表明，从存款的结构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同量的存款额，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同比例的往银行里面存款；而是少数的人占有大部分的存款，也就是20—30%人数占70—80%的存款。少数人为什么有这么多钱，显然靠“诚实劳动”难以在短时间内积聚。非法收入从哪里来？研究一下国有资产增长的状况，再观察一下目前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资产存量正在患“空壳症”、增量正在患“萎缩症”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其主要源泉正是公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有一部分也会来自于私人企业，但考虑到私有制企业财务约束性极强，这部分量不会太大）。但把国有资产转为己有，一要有机会，二要有条件。“双轨制”提供了机会，但只有那些握有“权”力（行政特权，行业、职业特权，包括通过“承包”或者“租赁”得来的经营权）的人才可能如愿以偿。捞不捞，捞多少，就取决于这些人的素质和良心了。所以这些现象后面又体现了这一个深层的逻辑关系：在集中型计划经济的权力格局没能根本打破，市场经济所体现的利益原则已经起作用，且“人人所有，人人不关心”的产权关系没有改变，真正的是少数握有权力的人利用体制转轨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漏洞和空子，通过各种手段（有的甚至是合法手段）轻而易举地把公有资产掠为己有。着眼于此，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诸如资产流失等负效应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负面效应是可成为正效应充分发挥的最必要代价，或成为建设新体制的推动器；消极的止于表层的浅层“改革”将最大限度地引发负效应，并使之盖过正效应而葬送改革前途，使新体制的建设功亏一篑。第三，目前的负效应已经很严重，解决的办法不能是简单的截堵，而必须是深层的攻坚性改革。
薛：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处发展的时候，许多重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例如，在地区发展上表现为东部及沿海地区发展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加大，在社会收入分配上表现为贫富悬殊。关于贫富悬殊的问题，您已从国有资产流失的角度作了回答，那么您能否谈谈人们日益关注的中西部的发展问题？
范：应该看到，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东部的经济，还是中西部的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时应该看到，东部的发展快于中西部特别是大大快于西部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必须正视这些差别并着眼于缩小这些差别。任这些差别存在并扩展下去，其负面效应将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
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经济落后于东部经济，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概括地说，我想主要是这样一些原因：其一，不均衡的政策和不对等的权力影响。服从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需要，基于东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其他条件，国家在改革初期给予了东部改革开放方面较大的自主探索权和政策上的优惠性支持。而这是中西部所不具备的。不仅如此，依此形成的东部开放的环境与灵活的体制反过来使中西部人才、资金、技术等向东部流动，进一步强化了东部发展的基础，但在一定程度地削弱了中西部发展的条件。其二，历史变迁的惯性。纵观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现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往往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地区。例如西安曾经是世界文明的集汇地，兰州曾是相当繁荣的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历史变迁、战乱频仍使这些发达地区逐渐走向衰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的过早发育也导致了经济的骨胳老化，创新能力不强。早发的优势亦使人墨守成规、盲目乐观。经济结构、生产体系、思想认识上的这种“惰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上的落后。其三，传统体制的制约。正因为后期的衰退，建国后，为促进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从西部资源丰富等实情出发，国家利用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对这些地区进行了包括人才大量输入、项目大量引入等在内的“植入”式开发。这些开发使西部地区迅速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以基础设施、资源开发项目为主要内容的立体形发展支点，但也形成了适宜于计划经济的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如国有企业比重较大、资源约束性企业较多等。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其优势反而成了劣势。如资源优势由于价格关系扭曲而难以发挥潜力；国有企业块头大、机制钝，难以积极地参与市场竞争；经济发展的“活点”不多，从而影响了发展。其四，地理环境的影响。西部地区所毗邻的国家和地区也大多属于欠发达的地方，可资利用的国外支持不多；而由于西部本身的欠发达，特别是投资环境欠发达，即本身在体制、产业（资源类产业，开放度受约束）上的特殊性也妨碍了外资进入的积极性。其五，思想上的原因。由上述方面的综合影响，比之东部，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思想解放程度还不够高，因而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解决中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问题，必须在摸清产生这些差距的原因的基础上，对症下药。
薛：您认为，着手改变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状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呢？
范：国家已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下一步的重要战略任务，提出在今后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面努力，并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如能到位，无疑会大大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我看来，中西部的发展要把握这样一种思路，即：立足于发挥中西部地区自身的能动性，上下协调动作；立足于构造促进经济发展的体制与机制，制度创新与必要的优惠政策支持配合起来。基于此，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第一，要抓住治本的东西，抓住体制构造这个关键。不要过份依赖政策的倾斜和外在的援助，政策倾斜和外在援助都是有限度的。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体制改革，如按“抓大放小”的原则对现有国有企业结构进行改组，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加快要素市场的培育，构造有利于吸收外资的投资环境，等等。依靠体制变革，发挥原有经济发展点的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国家和外部对中西部的倾斜也应转变成规范的体制倾斜，如建立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着眼于形成“造血”机制，深化对西部的支援、“扶贫”等。中西部的发展，首先应是体制的先行。其与东部差距的消失，首先应表现为体制建设与开放程度上差距的消失。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区一定要充分运用好手中的改革开放探索权，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有效拓展自己的行为空间。先行一步天地宽，这是最大的优惠政策。第二，要从实际出发，发挥内在潜力和优势。中西部地区的优势是有丰富的资源，这也是东部地区所不能比拟的。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在资源的开发（包括扩大开发的自主权、用资源换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就业。）上作文章，总之，是用资源去下好搞活中西部地区发展这一盘棋。同时，有关方面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帮助中西部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第三，适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特别是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一些起带动作用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时赋予中西部地区在一些关键方面的更大的探索与试验的自主权。顺便说一句，为了更为有效地推动中西部的发展，构建一个类似于“特区办”的诸如“西部办”的机构是必要的。
薛：改革向纵深处发展，许多隐在经济背后的东西也被激发出来，如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文化背景问题，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等已成为学术界谈论的话题。有些意见已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及许多企业决策者的重视，您能否谈谈这个话题，特别是谈谈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的文化渗透问题？
范：建立理想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改革直接与之在本质上对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而且需要改革与之不相适应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观念，特别要注意使我们民族的优良情操与传统美德充分体现出来，实现市场经济原则与科学的思想观念、优良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切合现实的课题，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研究。有的同志把搞市场经济同发挥独有的民族精神对立起来，认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不要“仁、义、礼、智、信”，不要“温、良、恭、俭、让”，就是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坑、蒙、拐、骗）去搞钱，把社会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抛在一边，这是一种误区。实际上，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模式都是市场经济一般原则与特殊的国情有机结合的产物，而其中特别是实现了优良的文化传统、有益的价值准则等同市场经济原则的结合。当然，还有一个合理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因为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的复合体。对于传统文化，应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放开眼光，采取拿来主义的精神进行批判性继承。这一点东南亚国家做得比较好，他们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力促儒家文化的合理观念与现代化进程有机结合，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东西方在运用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去塑造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区别。日本的许多企业的企业制度建设就比较重视儒家“仁”的思想，重视“和为贵”的思想，向员工宣传和灌输企业的团队精神，号召员工以企业为家。从儒家所倡导伦理亲情的细微处着手，运用一些有效手段把企业与员工的利益紧密结合一起；大到给职工办较全面的社会保险，小到向员工及其家属发生日礼包等，最大程度地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与这种有特色的企业制度有很大关系。与日本不同，美国的企业则比较重视和强调个人价值：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益特别是现实效益，千方百计、不惜代价将“能人”挖到企业来；而一旦不合企业利益需要，则毫不留情的将其炒出去。两种企业制度各有特色，但一般认为，日本的企业制度的民族文化底蕴更深厚，其体现的效果也更好些，因此也引起了西方各界有识之士的重视。
在一定的程度上，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和社会综合发展的命脉，丢弃不得。必须使其合理的成分渗透到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建设之中。植根于优良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企业体制，才会是真正有效率的企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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