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华伟[1]2002年在《管理咨询的伦理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管理咨询业在其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企业、为其他产业的成长提供了全面、及时的服务，自身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不断地走向成熟、走向完善。但由于受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管理咨询业仍然存在着有待改进的地方，其中包括道德方面的不足。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对中国的管理咨询业进行全面分析，首先指出管理咨询中存在的道德问题：管理咨询从业人员在资料收集中不遵守保密原则、在诊断分析中缺乏责任意识、在方案设计中受私利因素影响；管理咨询公司在整体运作中缺乏基本的伦理定位、缺乏合理的价值目标、缺乏竞争道德，并指出道德问题对管理咨询的影响。然后分别从管理咨询公司、管理咨询从业人员及社会环境叁个方面论述加强管理咨询伦理建设的重要性及具体措施，即管理咨询从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原则、增强责任意识、排除私利干扰；管理咨询公司必须注重基本的伦理价值、设定合理的价值目标、建立和谐的竞争关系；社会必须加强制度约束和舆论褒贬，以共同推动管理咨询行业的规范发展和不断繁荣。
邹寿长[2]2003年在《优雅的生》文中认为人类生殖技术包括传统的生育控制技术(如避孕、流产、绝育)和现代辅助生殖技术(如人工授精、体外受精、克隆技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遗传干预和干细胞技术(如遗传疾病的产前筛查、基因识别与鉴定、性别选择、干细胞培育)。 本文内容主要涉及现代辅助生殖技术和遗传咨询技术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评价。本文的论述包含叁个部分：作为全文理论基础的导论，作为主体部分的第二至第七章(对现代生殖技术的伦理分析)，以及相关论述(传统生育控制技术的伦理分析)的附录。 导论。对人类生殖技术的探索，基于两个前提：优生学和医学的目的。同时也涉及到我们的生命道德观，即生命神圣论、生命价值论和生命质量论。我认为生命神圣论的实质是对于生命的无所作为，是对医学科学作用的消解；而生命价值论由于肯定价值而否定生命，从而暴露出了它在道德上的虚伪性；生命质量论乃是以生命质量来确定生命存在的必要性，具有真实操作性，是对生命控制技术进行伦理思考的最科学的基础理论。 对现代生殖技术的伦理分析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它又由六个论题构成。 现代生殖技术(reproductive technology)是指用现代生物医学知识、技术及方法代替自然的人类生殖过程的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的手段。最基本的现代生殖技术有叁种：人工授精、体外受精和无性繁殖(克隆技术)。 人工授精(第二章)是用人工技术将精子注入母体，在输卵管受精达到受孕目的的一种方法，它替代了自然生殖过程的性交。这一技术主要用来解决丈夫不育症。人工授精分两类：夫精人工授精、供体人工授精。道德上的争论和异议集中在非配偶的供体人工授精。反对理由主要有：破坏了婚姻与家庭关系、造成了亲属关系的混乱、可能出现无父家庭、对孩子知情权的挑战、后代中的血缘婚姻以及精子的商品化。人工授精最大的伦理价值在于满足了女性的生育权利和家庭拥有血缘孩子的愿望。对人工授精技术施以伦理和法律的规范可以避免其伦理混乱。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工授精应坚持如下道德原则：严格掌握适应症原则，控制适用范围原则；受术者知情同意原则、保密与互盲原则、确保生殖质量原则。子磷笋擎鑫鼻戳，’’盟溉异翼纂纂慕黔窦…挤犯考引发了诸多伦理与法律问题:(1)保护HGP成果，如DNA序列的可专利化、DNA数据库的保护等;(2)基于基因缺陷而造成的“遗传歧视”(亦称“基因歧视，’);(3)与上述遗传歧视相关，对缺陷基因的遗传普查和相应的基因治疗;(4)基因隐私，对个人遗传信息如何保护和如何合理利用;(5)‘悦基因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的冲突;(6)保护一个种族或地区的基因资源即遗传多样性;(7)生物安全性的评价。本文分别对基因隐私、基因歧视、基因组多样性、基因争夺与基因武器等进行了伦理探讨，给出了相应的伦理规范。基因治疗又被称为“分子外科”，其伦理挑战在于:(1)人类基因商品化;(2)基因研究及开发运用中“绕过原则”的现象;(3)基因设计引发生命唯物化;(4)“优生运动”之死灰复燃;(5)基因治疗目的的两难。通过对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基因治疗的分析，本文认为人类基因组与基因治疗中应遵守以下原则:安全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公正原则、保密原则。 人类胚胎干细胞(第七章)是在生命的生长和发育中起主干作用的原始细胞，这些原始细胞有无限增殖、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的潜能，可供临床细胞治疗之用，还可以使人类组织和器官的修复和替代成为现实。人类干细胞按其来源来分，可分为胚胎干细胞和组织干细胞二类。前者涉及胚胎实验，伦理争论激烈。后者的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卫生资源的配置上。反对者认为胚胎是人类生命的雏形，理应受到尊重而不该肆意破坏，但大多数科学家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可为治愈那些至今仍属不治之症的疾病提供美好前景从而造福人类。本文认为可以有条件地提倡治疗性克隆研究。同时，我们也指出，有必要为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做好如下伦理准备:提高科研人员的道德素质与技术水平;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健全伦理评估和监督机制:制定相关伦理原则。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1)行善和救人原则;(2)‘尊重和自主原则;(3)无伤和有利原则;(4)知情同意原则;(5)谨慎和保密原则。本文强调，必须要建立和健全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监控和评估机制，使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符合国际上有关的章程、宣言或准则，符合我国的有关政策法规，有利于为人类健康服务。 结语。人类生命控制技术由科学实验走向临床应用，成千上万的人工生殖人口来到人世，这不仅涉及到社会伦理关系，更衍生出一系列有关行政法、亲属法等诸领域的边缘性法律问题。对此，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己熬潺辫淤
陈岩[3]2004年在《我国公共政策的伦理问题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公共政策是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公共政策伦理问题则是在公共利益分配中对公平、公正、公益等伦理价值产生的偏离。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即是运用社会主导价值标准和伦理规范对公共政策产生与发展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和原因进行阐述和分析。具体来说，公共政策伦理分析的内容包括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主体与对象，目的与手段，制定与执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事实如何以及关系应当如何的分析。它对于提高公共政策的社会效益和理性化、合法化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概述了公共政策及伦理分析的概念、内容、方法、意义等一般理论问题，运用价值分析方法、案例分析方法对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方案制定、内容执行及效果评估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和全面分析，针对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提高政策主体伦理意识、加强政策分析伦理导向、建立伦理评估标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
时中正[4]2012年在《“80后”婚恋观的伦理分析》文中研究说明“80后”的概念是指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即1980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他们祖国未来的希望和中坚力量,肩负国家和民族兴旺繁荣的重担。进入二十一世纪,“80后”踏入适龄的婚恋时期,他们的婚恋观直接影响着祖国家庭结构的发展趋势,也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可是,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面对新的挑战和际遇,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全球一体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以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诸多因素都对我国“80后”青年人的婚恋观与传统的婚恋观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具有很大的时代特征,比如,自主婚姻成为主流,择偶标准多元化；恋爱方式多元化,出现网恋、早恋现象；性观念较为开放,包容婚外情和离婚。具体表现为出现独身现象、恐婚现象、剩男剩女现象、未婚同居现象、闪婚闪离现象、婚外恋现象和同性恋现象。这些现象在“80后”频繁的出现和蔓延,让我们不得不对它产生重视,如果不重视很可能从个别性问题发展成社会性问题,“80后”的婚恋观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是否真诚,毕竟婚姻都是建立在两个人相互真诚的基础之上。“80”后有了正确的婚恋观会促使我国的家庭和谐同时也会促进社会的和谐,“小家影响大家,大家包容小家”。影响“80后”婚恋观的形成,主要有我国市场经济、我国政治与法治建设、中西文化、科技进步等方面的影响。建设健康的“80后”婚恋伦理,需要建构正确的婚恋观内容,包括正确的婚恋价值观、正确的婚姻法治观和正确的家庭美德观,不仅需要个体积极的自我努力,也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大力引导,还需要国家政策的合理导向。
朱伟[5]2007年在《艾滋病常规检测的伦理分析和评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约70万的 HIV/AIDS 感染者中,只有少部分人(约22万多人)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在无法了解确切的感染者人数,以及 HIV/AID 流行趋势可能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增加对人群的艾滋病检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然
胡金东[6]2013年在《伦理视域下中国汽车社会道路交通困境及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步入汽车社会之际，道路交通领域暴露诸多难题，交通冲突加剧，交通拥堵严重，交通与环境、能源间关系紧张以及交通发展不平衡。传统单纯的技术与制度治理虽然在短时期显示成效，但难以融入社会精神层面以保证汽车社会持续、长效的健康运行。中国道路交通治理亟需加强伦理介入。从学科层面上看，伦理视域下的交通治理研究，可以深层挖掘交通与社会、交通与环境以及交通人际的深层伦理关系，从而丰富交通运输规划、管理学科还有应用伦理学的内容。从现实层面看，交通伦理研究能够提升汽车社会进程中交通发展的理性能力，促进交通与环境的和谐，消解交通人际冲突，并促进交通制度的有效变迁。本文运用个人体察与社会访谈相结合、一般价值准则与具体交通问题双向互动、系统研究、交叉比较研究以及文献研究等方法，综合研究交通治理的伦理问题，形成以下研究成果:（一）总结了汽车社会交通文化发展规律。纵观汽车社会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交通文化从初期的个体自由状态逐渐发展成为交通权利自由的理性追求，未来汽车社会将以整体价值追求为导向。（二）对汽车社会道路交通伦理基本关系进行了分析，包括交通共同体关系、交通个体权利与制度安排间关系、交通与环境的关系。（叁）对中国汽车社会道路交通困境进行了伦理分析。从伦理文化层面分析造成中国道路交通难题有四大根源，即传统价值被疏离的文化状态、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理念、自我中心的行为方式以及效率中心的政策导向。（四）总结了发达国家与地区汽车社会进程中交通治理特点并进行了伦理分析。总观欧洲大陆、英国、美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交通治理的伦理经验，其共同特点是贯穿着关注人身健康安全以及交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在多方合作交通治理、交通权利保护以及发展多元交通模式上，欧美日诸国各有特点。另外，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汽车社会初期都一度陷入“车本位”设计与规划误区。（五）探寻中国道路交通走出困境的伦理出路。首先，以权利保护作为交通治理的伦理核心，保护交通个体的生命健康权，尊重平等的交通权利，规范政府收费扩大路权开放。其次，以培育交通共同体文化作为交通治理的伦理纽带，从个人中心取向走向共同善的追求，综合发挥政府、公众、民间组织、企业多方面力量，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同时结合汽车社会特点，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优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交通共同体文化体系。第叁，在现代交通中重建交通个体的主体间性，化解日益严峻的交通人际冲突。（六）中国汽车社会交通伦理的实现机制交通治理中应引入对话与商谈机制，以促进伦理共识的形成。构建融通中西的交通文化以克服技术异化。在交通政策制定与评估中，引入伦理评价，将政策论证与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联系起来，使政策设计更为合理，更易于为社会接纳。
谢春风[7]2011年在《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的伦理困境与出路》文中研究指明教育行政伦理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处在不断增长中,教育管理研究向伦理“跑步前进”的趋势日益明显。这是效率与价值、科学理性与道德人文之间互相吸引的结果,是教育管理科学回应社会实践需要的实际行动,也是道德哲学对管理科学的呼唤。本论文分析了我国教育行政决策面临的道德困境,确定了“推进教育行政组织及管理者决策的伦理水平,探索行政决策伦理取向,建构教育行政决策伦理价值标准”的研究目标,将研究着力点放在对公众和教育管理者伦理态度的实证分析上,调查了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现况,对民国时期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儿童教育政策进行了解读和伦理分析。对文喆、陶西平先生进行了采访,围绕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公正性和实效性、行政决策伦理困境与原因、教育管理者责任冲突、决策伦理价值、伦理困境、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剖析。本论文提出,解决教育行政决策伦理困境问题,要强化伦理、确立准则、发展策略、完善机制。要建立流动儿童教育决策“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和底线公平伦理观;构建教育行政决策的伦理准则,对决策活动进行道德审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应成为最重要的伦理准则;应采取弱势强补、逆境决策策略,对社会发展进行伦理“底线约束”,防止社会发展的断裂;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教育责任分担机制,强化国家责任,形成合理的教育利益博弈机制;确立道德在教育管理决策中的适当方位,既不伦理考量缺失,也不伦理考量过载。本论文还提出,要注重实证研究,从现实中发现伦理困境的出路,避免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思辨,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行政伦理研究框架。
马恒平[8]2002年在《网络行为的心理伦理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网络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最高效的交往方式和传播媒介，它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在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网络在带给人类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威胁和困惑，主要体现在网络诈骗、网络黑客、网络知识侵权、网络色情、和网络沉溺等方面，这些不良的网络行为导致了网络生态危机。本文就这一问题，运用心理学、伦理学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对网上不良行为进行了心理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伦理道德建设的建议，试图用社会的伦理规范来保证人性的正确疏导，使网民的行为符合社会公众利益，以维护网络生存空间的秩序，促进网络技术的健康发展。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自己的分析研究。在第一章导言中，提出了研究的必要性和本课题的研究目的以及国内外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在第2章中指出，一人一机的网络独处环境，要求人们必须能够做到“慎独”。作者认为，传统的“慎独”在科技时代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但是，它的含义和适用的范围已极大地扩展了。由于网络独处已经成为普通公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慎独已不再是君子高尚的道德行为，而是网络人应遵循的伦理底线。在第3章中，文章阐述了网络上信息欺诈的表现和严重性，并分析了网络上信息欺诈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网络信息欺诈的防范问题。并尝试通过不同渠道寻求网络信用体系的建立。第4章作者讨论了网络交往行为，认为网络交往是一种人与人之间通过网络的沟通，是新型的社会互动行为。作者结合目前哲学界对“主体间性”的探讨，指出网络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在于网络交往的不对称性，指出网络上不对称性交往行为的原因，并提出应对网络交往行为进行正确引导。第5章中，作者主要分析了网上黑客现象和黑客文化，通过对黑客文化成因的心理伦理分析，提出了网络黑客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并呼吁黑客应通过高超的网络技术对营造和谐的网络环境做出贡献。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本文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网络信息技术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而且尽管存在现实的矛盾，共享信息和平等的观念正在实现。第二个结论是，独处的网络环境为人的自己属性得以发泄和流逝提供了便利条件，使人们忘记了社会生活中应有的一些伦理规范，这才导致了各种不良的网络行为的发生。所以，在信息网络时代要正确引导人们的自然属性。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从网络人的心理角度开展对网络上不良行为的研究，并提出相应的伦理建设的建议。
张璇[9]2010年在《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今资本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成果不是要束之高阁,而是要运用到现实中来,通过现实的分析与批判,实现自身的创造性发展。本文重在深入探究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并分析其当代价值。以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为基奠,放眼全球化的宏大现实背景和当代中国的发展,采用了文献法、对比研究法、综合归纳法等,从多方面对此进行考察和探讨,首先在绪论中论述了论文选题的目的及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其次,在第二章主要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以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为基础,辩证地看待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的主体部分是第叁章、第四章。首先,对马克思关于不同经济形态下经济主体的伦理特性、经济所有制形式与经济主体的对应伦理关系进行分析。其次,着重论述了马克思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四环节的伦理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鼓吹的制度永恒性的骗局。马克思始终关心人类的主体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分配过程、交换过程和消费过程中不仅是马克思历史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而且是马克思浸透着人文关怀的伦理理想。就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而言,这种理论的自足性归根结底是由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目的论指引的,它的科学性和理论高度恰是它发挥批判性功能的内在依据。第四章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经济、社会、文化的价值导向作用。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在中国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贯通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体系,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精神生活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石,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
韩瑾, 甄理, 杨昕, 潘敏, 古聪敏[10]2012年在《孕妇对胎儿畸形认知、选择的伦理分析》文中指出目的探讨胎儿畸形的超声诊断与干预处理中的伦理学问题。方法对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经产前超声诊断胎儿畸形的120例孕妇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91例(76%)的孕妇能明白胎儿畸形的情况,特别是胎儿心脏畸形和体表畸形,共有68名孕妇因为胎儿畸形选择终止妊娠。结论在产前诊断与干预处理中,医师应该遵循病人利益第一和尊重孕妇自主权的伦理学原则,也应遵循"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还应普及孕前检查知识。
参考文献：
[1]. 管理咨询的伦理分析[D]. 杜华伟. 中南大学. 2002
[2]. 优雅的生[D]. 邹寿长.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3]. 我国公共政策的伦理问题分析[D]. 陈岩. 大连理工大学. 2004
[4]. “80后”婚恋观的伦理分析[D]. 时中正. 郑州大学. 2012
[5]. 艾滋病常规检测的伦理分析和评估[C]. 朱伟. 艾滋病伦理和政策问题研究扩大艾滋病检测和咨询专家研讨会论文集. 2007
[6]. 伦理视域下中国汽车社会道路交通困境及治理研究[D]. 胡金东. 长安大学. 2013
[7]. 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的伦理困境与出路[D]. 谢春风. 北京师范大学. 2011
[8]. 网络行为的心理伦理分析[D]. 马恒平. 武汉科技大学. 2002
[9]. 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张璇. 西安工业大学. 2010
[10]. 孕妇对胎儿畸形认知、选择的伦理分析[J]. 韩瑾, 甄理, 杨昕, 潘敏, 古聪敏.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