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德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政治家和战略家，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最高统帅，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漫长的岁月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朱德不仅在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方面，而且在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经济建设等方面，有着许多创新和辉煌的建树。朱德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历史阶段，对于他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的研究，涉及面无疑是宽广的，本文仅截取一个侧面，即对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作一探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是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集中全党智慧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如果说毛泽东的探索还主要是侧重于理论方面和宏观建构，那么朱德的探索则侧重在实践方面和微观操作。朱德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国际局势进行战略观察、对国内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和分析基础之上的。早在1955年6月，朱德就曾提出，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照搬外国的；1963年3月，朱德进一步提出，“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5年12月30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24次会议上，朱德再次提出，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一、“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涵
（一）搞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建国前夕，朱德就提出：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是中国人民的要求，只有发展生产，人民的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1949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上，朱德强调经济建设乃是全国胜利以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号召全党必须特别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3月，在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上发表讲话，又提出我们目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要发展生产。之后，他对这一问题还作过多次论述，诸如，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要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主义强国。1955年6月提出，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搬外国的，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不多。我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朱德在自身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心并大声疾呼发展生产。直到逝世前几天，还对李先念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
（二）搞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把经济搞活，中央宜放权于地方
1953年，朱德明确指出，搞建设要密切结合我国的实际，全面估计主观力量和客观条件，防止工作中盲目冒进的倾向，同时也要防止停滞不前的现象。搞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要求过高过快，我们只能从现有的水平出发，稳步前进，脑子太热了，结果事与愿违。搞建设还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计划指标要切合实际。总之，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顺利发展。针对经济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朱德又提出了搞活经济的主张。1957年1月，同薄一波谈到：应该把大部分的地方工业放给下面去搞，并规定适当的利润比例，使之能扩大生产，也可以调动各地的生产积极性。中央不能集中得过多过死，要使地方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这样就能够办很多事。同年4月，朱德向中央报告在外地视察的情况，建议中央对地方的机械工业不宜统得太死，不要把稍微像样的机械厂都收归中央管理。在财政体制改革问题上，朱德多次提出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制度，使之各有独立性，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朱德作书面发言，指出把工业、商业和财政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是十分必要的。
（三）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把农业纳入商品生产之轨道，重视流通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
1957年11月，在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朱德作了《必须重视山区建设》的讲话，特别强调，山区建设的方向，应该是把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1960年4月，朱德在视察贵州、四川、河南三省情况后，写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1964年4月23日，朱德又在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视察报告中强调指出，只有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发展了，农业才能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为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提供更多的商品，才能更好地实现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才能使农村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60年代初，朱德还提倡全党同志都要学会做生意。他认为发展商品生产，搞活经济首先应该搞活流通，“有买有卖经济就活了”。他曾对商业部门明确指出，要把经济搞活，要搞活市场，促进流通；主张县与县之间、社与社之间多进行物资交流。多次强调利用作为个体经济的小商小贩、行商走贩的力量和优势，肯定他们对搞活流通的作用。
（四）主张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外贸工作要“以进养出”、“以出带进”
1954年7月7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我们要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就是要靠发展经济。同其他国家做生意，要平等互惠，这样就能更好地发展我们的经济。1956年2月，在访苏期间，两次同我驻苏使馆官员谈话，指出要加强同德、捷等国的经济合作，利用他们的工业潜力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还多次强调，要买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同年4月27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时说，关于国际关系问题，应加强和苏联以及东欧兄弟国家的贸易，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朱德还提出对各国开放，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对日本、对第三世界国家开放，这也就是说既要同社会主义国家搞贸易，也要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并充分利用香港、澳门这两个自由港阵地。鉴于我国的国情，在外贸工作中，朱德提出了“以进养出”、“以出带进”的主张。早在1952年，朱德就提出了必须保证对外贸易的平衡，并力争部分出超。1956年又强调要多组织出口。1957年同叶季壮谈话：要把外贸当作支援国家建设的大事来看，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之后在江苏视察时又指出：要多搞出口产品，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
（五）提倡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加强山区建设
朱德认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都应该同时并存。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这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针对1958年全国刮“共产风”的情况，朱德1959年提出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这样农民才有生产积极性。1962年又强调小生产不能取消。针对农业单一化的弊病，朱德多次提出在重视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只有这样，农、林、牧、副、渔才能全面发展。对全国各地如何合理地利用土地，朱德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50年代末60年代初，朱德结合视察中的各地情况，给党中央报告，认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的自然条件十分好，农副业产品极为丰富，交通运输便利，应该把它们发展为以粮为主的综合性区域经济。两广自然条件好、阳光足、水分多，可发展山林和竹子。西藏可以办国营牧场，开发矿产资源，种植适合高寒地区的作物。云南应发展热带经济作物。新疆、青海、内蒙古和东北等高寒地区，要多种深根作物。海南岛要早点开发，并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等等。朱德还多次指出大力发展山区的生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区要根据地形的不同，适宜长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强求一律。
（六）认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部分军用工业应及早转为民用工业
1956年4月25日，朱德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访问苏、波、捷、德、匈、罗、蒙七国的情况，认为国际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我们能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1957年1月5日与薄一波谈话，进一步指出，短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相当数量的军工厂可以改为民用工业，军队也应该大大裁减。之后又多次提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一部分军队可以搞生产，同时还应该把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结合起来。在这里，朱德实际上提出了把国防建设与和平建设结合起来的问题。1957年3月到重庆视察时又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厂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要转还是早转好。
（七）重视科学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并提出“依靠技术建设国家”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朱德就曾指出，要把一个多灾多难的中国建设好，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1949年6月19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筹备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中国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科学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科学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共同完成建设新中国的大业。不久，他又提出了“依靠技术建设国家”的观点。1951年又提出学习技术、尊重技术、掌握技术。1956年4月25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世界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1958年4月2日，在全国煤矿四级会议上讲话，针对当时存在的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忽视科技的偏向，朱德提出应加强科技的研究工作，进行技术革命，政治和技术结合，生产才能更快地发展。此后，在各种场合，他多次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农村中和工矿企业中最大的需要就是革新技术。1960年10月31日，在听取北京第一机床厂负责人汇报时说：你们要多搞新的尖端技术，采用当代的新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在这里，朱德实际上触及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命题。“文革”当中，朱德处境不佳，但他仍然关心知识分子，多次嘱咐有关部门要团结和保护好知识分子.
二、“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提出的原因
（一）出身农家，从小即领悟出“稼穑之艰难”的真谛，具有深厚的民本思想
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今丁家）一个贫苦佃农家里，祖籍广东省韶州府（今韶关市），属客家人，清嘉庆时迁居仪陇，世代农耕。5岁时，朱德就开始上山拾柴、割草，帮助家里干些杂活。放学后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这些劳动，不仅锻炼了他的身体，而且使他得以接触下层，亲眼目睹中国老百姓在兵荒马乱中过着水深火热般的生活。朱德的祖父母、父母、伯父母、叔叔等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母亲钟氏，勤劳俭朴、宽厚仁慈，长年种地纺纱，操持家务，一生未脱离劳动。她生朱德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烧饭，临终前仍不辍劳作。正是这样的家世，培养了朱德勤劳的习性和坚强的意志；正是他的母亲，给了他一个强健的身体，并使之积累了同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朱德在泸州期间，阅读了不少历史书籍，从他读过的《三国志》亲笔眉批中，我们不仅可以体味他那恤民之思想，也可以看出他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当然，人不可超越阶段，朱德青少年时期，中国尚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他那时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因素，更不可能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然而，他出身农家，一生从戎，知百姓生活之困苦，拯救黎民于水火之宏大抱负，就不仅仅体现在辉煌建树的军事上，也体现在一贯重视实践、重视经济活动、重视人民疾苦上，体现在建国前尤其是建国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上。
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其核心是一切为了中国人民。1955年5月提出，不论对内贸易、对外贸易，都要时刻想到人民的需要，为人民服务。1958年4月视察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时指出：离开了群众就没有力量。只有和群众一条心，和党一条心，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快地发展。1960年3月，回到阔别50余年的故乡，对仪陇县负责人说：你们要老老实实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1965年在三届24次人大常委会上，再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德出身农家，知“稼穑之艰难”，具有深厚的民本思想；也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地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二）一生戎马，深知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未放松对经济的研究
井冈山会师后，朱德积极投入到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中去，在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土地斗争、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928年底，红四军为打破湘赣敌人的封锁，坚决实行储粮备战。朱德同大家一起，经常下山挑粮，每次上下山要走五六十里的崎岖山路。同志们因他年纪大，工作忙，一再劝他不要参加，总劝他不住。朱德特意在他自己的扁担上写上“朱德记”三字，仍然同大家一道下山挑粮。从此，“朱德的扁担”这一生动感人的事迹就在根据地广为流传。红军初创时期，朱德虽军书旁午，但仍不放松部队的经济建设如吃穿问题。“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等等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从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对朱德重视根据地经济建设亦可窥见一斑。
在繁忙的军务中，朱德始终没有忘记研究经济工作，在他的许多论著中都论述了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从当时的战争实际出发，认为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战争，政治战争，也是一场经济战争。因为“经济是作为政治、军事、文化的基础的东西。”经济工作做不好，就无法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他相信，“只要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有吃有穿，我们就能够胜利。”为彻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朱德及时地提出了“南泥湾政策”，使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米粮川，成为陕北的江南。这一政策的提出和获得成功大大推动了陕甘宁边区以至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朱德曾用较多的时间过问冀中地区的经济工作，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合作化事业、贸易、银行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意见，对冀中的经济建设起了推动作用。1948年8月，朱德在所撰的《对于解放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的意见》一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1.国营经济；2.公营经济；3.合作经济；4.公私合营经济；5.私人经济。这同建国初期的经济构成的实际是一致的。朱德一生从事军事活动，但相伴而生的是注重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战争年代，朱德重视军工生产，这是由战争的特点和环境决定的。建国后，在大力发展经济时，他不拘形式，从实际出发，经过反复调查、分析，提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部分军工企业可以转为民用。军转民用可以说是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朱德不放松经济研究和探索的结果。也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地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三）实地考察，全面掌握经济建设的第一手资料，及时提出有关发展生产的主张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方面，朱德都是重视实际、不尚空谈的。“南泥湾政策”的提出，就是朱德实地考察的一个光辉的范例。从1941年初到1943年秋，朱德七次勘探、考察和视察南泥湾，反映了朱德一生注重实际、获得发展生产第一手材料的求实作风。解放战争中期，他之所以对冀中解放区提出一系列的真知灼见，与他的身体力行同样是分不开的。建国后，中国处在一个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关头，朱德作为中央领导人，虽身居高位，但仍不辞辛劳，为了国家的建设，为了人民的生活，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仅从1956年到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就达27次，平均每年在外视察近90天，走遍了除西藏、宁夏、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他是视察走访地方最多的中央领导人。每到一处，都要听取汇报，从农村到城市，从干部到群众，对各行各业都进行了解，并针对不同的视察对象提出不同的经济建设主张。1957年上半年，朱德到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地视察，在肯定这些地方农业生产搞得不错之外，还就其目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像关于对外贸易的问题，他认为几年来两广、滇、川等省的对外贸易是有发展前途的，局面已经打开，出口物资的品种和金额逐年增长，1957年出口任务还可增加一些。像关于工业的问题，他指出首先是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结合起来。为此，朱德建议把二机部和一机部、电机部合并，设备和人员统一调度，平时可以多生产些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其次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矿产资源。为此，他又提出合理地利用矿产资源，让地方政府和群众去开采，这对国家对社会均有好处。
总之，仅从1956年到1966年的视察来看，朱德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致函致电报告就达20多封，还写出了十几个考察报告，向中央反映了很多情况，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有不少建议还被中央采纳。正是朱德坚持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调查，才能提出如此之巨的意见、建议；也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地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四）熟谙国情，反复强调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始终坚持发展生产的重要性
建国后，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已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1958年1月11日在“南宁会议”上，朱德发言指出，1958年不但争取工业和基本建设有更快的发展速度，还要争取农业有更快的发展速度，这是目前带关键性的一个问题。次日和农垦部长王震谈话：我们国家大，很多东西以分散搞为宜。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要适当调配，该统的统，不该统的不要统。在八届二次会议上说：“当前农村中和工矿企业中最大的需要就是革新技术。进行技术革新必须贯彻群众路线，这样才能做到多快好省。”1958年12月17日，在听取河南省负责人汇报工作后指出：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也是不行的。大炼钢铁有缺点，要从中吸取教训，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出路。公社化的速度可以慢些，不要忙。有的人总想走的越快越好，但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在举国上下赞扬“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声浪中，朱德表现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朱德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党的领袖和军队统帅，他对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广大农村是十分熟稔和知之甚深的。在办食堂问题上，朱德有自己的看法，他不赞成办食堂，说那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不吃大锅饭，则可以节省很多东西。他主张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更多地生产东西来供应市场。1959年7月，他还同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谈到：“去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有的人以为光凭人多就能把国家建设很快地搞起来，实际上是不行的。”“七千人大会”上，朱德在山东组发言时谈到经济建设问题时说：“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文革”时期，朱德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但他坚持生产发展经济的决心则没有一丝动摇。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关心生产，并提出了难能可贵的意见。正是朱德熟谙中国国情，善于独立思考，不断创新，才能无时无刻不强调经济建设乃一切工作之重心；也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地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以上简要地论述了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提出这一思想的原因。实际上，朱德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即使是经济或与经济建设相关的方面，也远不只上述七个部分。它还包括：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建立农业银行，每年清明节全民植树，发展旅游事业和重视民族工艺；重视成本、价格、经济核算、产品规格和质量以及对剪刀差的科学认识。他还是新中国手工业事业的倡导者。朱德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提出，既有现实的因素，也有历史的原因，还不只本文所归纳的上述四个方面。朱德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思想，概而言之，是因为他在战争年代，总是将经济与军事、政治连在一块进行思索的；在和平建设年代，他则是将经济同老百姓的生活、同中国基本国情、同世界发展趋势连在一块考虑的。总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提出，是朱德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身体力行、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朱德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勇气的具体体现。1963年3月朱德首次提出的“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16年后即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的，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基本一致。时光虽已逝去34年，但朱德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将闪现出永不磨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