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加强对中国古代史学主体二十四史的研究——20世纪《史记》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笔谈论文,史学论文,加强对论文,二十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研究古代史的，不论什么研究领域，如社会史、文化史、史学史等，都离不开二十四史。《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对于《史记》的研究，前人一直非常重视。如明人编有《史记评林》，当代杨燕起先生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等。我现在越来越感到，中国史学的成就最突出的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中最突出的是《史记》。《史记》是文、史、哲、经都涉及到了，研究它的学者也是不计其数。二千年来，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家，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可能都要或多或少地了解《史记》、阅读《史记》、研究《史记》。正因为《史记》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国外学者说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之父。
20世纪对《史记》以及二十四史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用近代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无论是梁启超、胡适，还是李长之等先生，都是这样。从现在的研究角度来说，真正地接触到《史记》核心的问题，应该说是还在20世纪。原来的乾嘉考据学者中有不少大家，对《史记》也都下了很大工夫。赵翼、钱大昕、王鸣盛等人对《史记》的研究当然也有真知灼见，他们对个别问题考察得也很深入。到了20世纪初，梁启超的眼光一下子超出了前人许多，他抓住了《史记》中的《货殖列传》。《货殖列传》在以前也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但是真正认识到其价值的，还是梁启超。到了胡适，他为商人辩护的那篇文章，虽然在50年代初受到了批判，但现在我们实事求是来分析，文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传统的本末思想是重农轻商，可司马迁除了重农，他还重商。司马迁的基本观点是既重农又重商。有人说司马迁只重商不重农是不准确的，因而可以说是“双重”。这一观点很了不起，胡适对此作了一些发挥。所以，20世纪初关于《史记》的研究有了明显进展。
后来到了三四十年代，研究《史记》的成果多了起来。其中我比较重视李长之先生对司马迁的研究，我是把他作为20世纪40年代研究《史记》的主要人物。他先是在40年代发表了若干单篇文章，后来集成了一个集子。新中国成立后重印了好几次，进入80年代又重新印了。此书对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史方面。我们一直强调，学术文章要尽量写得深入浅出，李长之先生做到了，他的文章能够深深吸引读者，而且他投入了很多感情。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一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一直到现在，许多年轻人仍然喜欢读这本书。
到了五六十年代，研究《世纪》的文章数量明显增多，研究《史记》的文章甚至都把研究二十四史的其他研究成果“遮盖”了。从发表的文章来看，翦伯赞、侯外庐等先生对《史记》的认识已经比较全面了。特别是白寿彝先生，他对《史记》思想性的认识，特别是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观点，研究得很深入，他撰写的《史记新论》虽然篇幅不长，却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时期对《史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的理解上。山东大学的张维华先生、台湾大学的逯耀东先生都对此做过研究。我认为他们的研究，还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以来还没有说清楚，所以值得再研究下去。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究竟怎么来考察呢？“通古今之变”相对好考察一些，主要是写了历史的发展、时代变化、王朝的更替等等，“承敝通变”就是他的一个核心的观点，也是他最大的历史观点。《易》学里面有“穷则变，变则通”，司马迁的“承敝通变”，是他的历史观的核心之一。可是“天人”、“天人之际”应该怎样理解？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讨论出结果，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成一家之言”也同样如此，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中很注重写“情”，《史记》为什么二千年来能够抓住所有的学者、政治家、思想家等，谁都可以从里边学到东西，都能有所感悟，这确实是因为司马迁写出“情”来了。梁启超提出司马迁《史记》主要是写人，是“人本”，很准确，可是，写人应该怎么写呢？我认为不光是要写人，而且还要写“情”，写人的情感。这也许是司马迁能“成一家之言”的一个原因。
20世纪的一百年中，许多学者都写过研究《史记》的文章，对《史记》研究作出了贡献，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借鉴。
毛春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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