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艰难探索——洪仁玕、冯桂芬的经济变革方案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艰难论文,方案论文,经济论文,冯桂芬论文,洪仁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产生了两位杰出的站在时代前列的变革的思想家：洪仁玕（1822～1864年）和冯桂芬（1809～1874年）。他们分属敌对的营垒：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袖，一度总理朝政，辅佐洪秀全领导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冯桂芬则是清朝的三品大员，在籍绅士，长期流寓上海，以加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力量。可是在民族存亡关头，却怀着共同的爱国理想，对未来中国的变革和振兴之路分别展开深刻的思考和艰苦求索，从而设计出各自的近代化方案：洪仁玕撰写了《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献；冯桂芬则撰写了《校邠玕庐抗议》，初涉“中体西用”这个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性命题。现就他们所涉及的经济变革方案作一个比较。
一、学用西方邦法，建设近代工商社会——洪仁玕经济变
革方案
洪仁玕所处的社会环境是绵延数千年的农业社会，以家庭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细胞，虽然历经王朝更迭，农民起义的冲击，却无明显变革，由此建树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没有多少变化。《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对经济体制进行变革，却没有改变这种体制的基础——小农经济。相反，它主张强化这种经济结构，甚至废除商业和独立手工业，取消商品经济，实行单一的农业经济。显然，对现实的社会发展是一次严重的倒退。因而《天朝田亩制度》仍只是传统农业社会意识的反映，并没有近代化因素。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针对太平天国的具体现状，将学习和采行西方邦法作为太平天国振兴富强的一项重大国策。
1.兴办和发展近代交通运输。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枢钮。传统中国由于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畅达的交通，自然没有统一的市场，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繁荣的经济。有感于此，洪仁玕倡议兴建联络全国的“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并辅以郡、县、乡公路，通车马之利”。仅有畅达的公路还不够，还要“疏通黄河、江淮水道，开这样既可以防止水旱灾害，又便利交通运输，使之形成水陆配套的交通网络，再向近代交通业过渡。”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同时建造“火船”[①]亦 赏以专利。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由传统的车马舟楫发展成功为火车轮船，使闭塞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向流通和开放，对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形成近代市场显然具有积极作用，这也是经济近代化的重要条件。洪仁玕或许没有看到如此深远，但他将交通运输近代化视为建设的基本环节，较之冯桂芬及其后的洋务派更具有前瞻性。
2.鼓励开办私人银行，建设近代金融业。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为了扩大商品倾销和加强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就在中国开设银行，以金融资本配合外国资本的各项侵略活动，并通过对华投资，借款给清政府，获取高额利润，逐步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左右中国经济。1844年就有英国的丽如银行进入中国。但国人对银行并无多少认识，虽有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介绍英国的银行制度，流露出倾慕与向往。[②]但最早在中国提出创设银行的却是洪仁玕，他提出“准许有百万家财者开设银行，发行“银纸”（即纸币）。[③]他还计划兴办保险业，这在今天也是一种大胆创见。银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是经营存款、汇兑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的一种特殊企业，是资本积累和流动的金融枢纽，也是近代工业化的重要经济环节，它吸收游资，为企业提供贷款，在解决工业化的资本投入中起着关键作用。洪仁玕对现代银行的作用和功能或许还并无清醒的认识，更不会意识到银行在工业化中的角色和地位，但他主张创立私营金融并发展与之配套的保险业以筹集资金发展经济的构想却使冯桂芬及洋务派大为逊色。
3.奖励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
在封建社会科学技术被视作“奇技淫巧”，魏源对此也曾有所批判，认为西方科技实为“奇技”而非“淫巧”。洪仁玕在香港又耳濡目染，对西方科技赞赏不已，认为“火车、轮船、电火表、千里镜、连环枪皆有夺造化之巧，是正正堂堂之技”，[④]要人们把它们当作“中宝”一样予以珍惜。因而他主张引进制造，并予以积极鼓励，“有能制造精奇利便，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⑤]，首次将专利法引入中国，对于发明创造予以奖赏并且予以法律保护，以推动中国近代科技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并使其转变为生产力，制造出售，成为工业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传统中国所不可能产生的近代意识，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批判和超越。
4.鼓励民间兴办和开发矿藏。
洪仁玕提出以优惠的经济政策推动开采矿藏，“兴宝藏，凡金、银、铜、铁、锡、煤、盐……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位总领，准其招兵探取。其采者所得份额最多十分之六矣”，[⑥]这样出资勘探开矿者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实惠，而且还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资源和能源向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资源和能源缺乏制约着经济发展，使传统经济一直缓步前行。
5.兴办邮亭及其它通信事业，建设近代资讯。
资信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地位突出，而在洪仁玕生活的时代，还少有人认识信息资源的重要。洪仁玕主张，邮亭由国而立，以通朝廷文书，当然是加强统治；建立“新闻馆”，创办报刊，交流经济资讯，书信馆和新闻馆则是为了沟通上下，及时将民间呼声疾苦上传下达。准许富民出资开设，实行企业化经营。这在今天也都是很有见解的构想，在当时足显超前了。
6.建立近代税收制度。
倡议设“市镇公司”[⑦]，主持工商水陆关税的征收。近代中国由于赔款、贪污腐化，政府财政困乏。洪仁玕建议建立近代税收制度，还规定有“妄取民贿一文”或为己私抽者议法，以剔除厘金关卡等阻碍商品流通弊端，为工业化提供必需的资金来源，使商品经济发展更快。
7.大力兴办企业，兴器皿之利，制造精奇利巧的日用百货。
洪仁玕对工业化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十分注意经济建设环境的培植，因此他在交通、资讯、金融、科技、原料、能源等基本建设上都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构想，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这样工业化就具备了齐全的客观经济环境，以制造业为主干的工业才能得到顺利推展，这是洋务派长期未作考虑的课题。兴建的企、事业，采用和推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经营方式，以赢利为目的。如主持开采矿山可获十分之二，银行家允许其取得“每百两三厘”的利润。他还主张企业、事业中的自由竞争，实施专利制度，主张“准富者请人雇工，废除人生依附性质的奴婢制度，透过自由雇佣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使劳动力投入到工业生产中。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传统的小农经济得以解除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进入近代劳动力市场，成为工业化劳动大军，创造出比农业社会无可比拟的物质财富。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而是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体现着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洪仁玕对此也有一定的认识，因而注意建立和发展商品经济，兴办交通运输是为了“富商搭客运货”；创办新闻报馆的重要作用是报道市场物价行情，以便“农商览之得以通有无”，搞活市场，促进商品流通；创办银行是为企业周转；创办保险公司是为了“货物船舟有防于水火者”。总之，洪仁玕提出采用相关的经济政策，创造良好的流通环境，“大利于商贾士民”。不仅如此，他还主张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改变数千年来重农抑商的观念，将“士农工商”改为“商贾士农”，一反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使农业社会导向工商社会，朦胧地触及到近代社会转型的主题。
《资政新篇》所涉及的鼓励私人投资，创办近代企业，谋求利润增殖和扩大再生产，提倡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无不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可见洪仁玕的思想结构中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意识。
洪仁玕经济近代化的主张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他的经济建设目的是为国家与人民的“利富”。他主张以工商立国，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如果沉溺和固守传统小农经济，只会导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近代化生产就不能推展，商品经济难以活跃，社会也因此停滞不前，“兵强国富”的目标就不会达到，建设“与番人并雄”的近代社会的宏图就会落空。
洪仁玕为当时的中国人绘制了一幅堪称完整和周延的近代化经济蓝图。在当时中国，他确实站在中西文化结合的最前沿。他试图变革农业社会的传统经济观念、体制、方式、结构，甚至不惜抛弃平均主义，而仿效西法“邦法”，采行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乃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创举，对中国近代化历程产生了深刻的积极的思想影响。
二、“师夷长技”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冯桂芬的经济变革方案
冯桂芬生活的江南地区，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居全国领先地位。虽然自然经济仍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但自明朝中叶起，商品经济在某些部门得到了长足发展，纺织业率先出现初期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及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商品不断倾销，廉价的商品冲击着传统的自然经济，也使资本主义萌芽遭到扼杀，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病态发展。
在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不仅有了外国商店，而且开办一些船坞修造厂和农副产品加工厂，其中尤以上海发展最快，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吸引外国冒险家和商人，兴办工商业，攫取高额利润。太平天国运动冲击江南地区，迫使“江浙一带富商巨贾，争赴沪滨，以外侨居留地为安乐土”，[⑧]他们的到来促进了上海的繁荣。一些人开始向西方寻求富强方案，从苏州逃到上海的名儒冯桂芬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冯的友人魏源提出“师夷长技”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停留在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重点仍放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⑨]冯桂芬在魏源认识水平上有所前进，力图以更多的层面研习西方“富强之术”。梁启超曾将近代文化变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⑩]。就认识的深广度而言，冯桂芬超越了林则徐、魏源等“师夷长技”的器物层面迈向“西学为用”的抽象和宏观思索。处于第一期向第二期的过渡之中。
如果说，冯桂芬在政治层面的变革设计与清朝现行体制并行不悖，局限于清理弊政，整饬官场的举措。那么他在经济层面的变革方案也与农业社会的经济现实紧密关联，而与封建土地所有制并行不悖，其目的指向为发展农业生产力。
冯桂芬与洪仁玕建设和发展工商经济的构想不同，仍奉行以农为本的思想，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
冯桂芬对中国人口的激增、官吏的盘剥、人民不敷温饱的现实颇有体认，加之在太平天国时期，由于长期动乱，促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向来以“地窄民稠”号称的江南，历经兵灾之后，土地荒芜和人丁减少的情况也十分严重。这不仅影响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同时也给封建专制国家的财政带来威胁。因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缓和专制国家的财政危机，就成为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冯桂芬将变革重点放在发展农业上，是十分自然的，符合经世派关注现实的一贯做法。他说“国家休养生息二百年来，生齿数倍于乾嘉时，而生谷不加辟，于是乎有受饥之人……”(11)冯桂芬的对策是发展农业生产，通过改良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提高粮食产量来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缓解土地资源紧张和人口激增的矛盾。
在新的形势下，冯桂芬发展农业的思路也有较大的拓宽。他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引进先进耕作技术，促进农业发展。他说：“前阅西人书，有火轮机开垦之法，用力少而成功多，荡平之后，务求得之，更佐以龙尾车等器，而后荒田无不垦，熟田无不耕。”(12)
他进一步分析说：“东南诸省兵灾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予遗余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绌，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13)在冯桂芬看来，只有引进西方农耕技术，变革传统的工作方法，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人民生计得以维系，社会才会导向安定。冯桂芬虽然强调发展粮食生产，但他认识到这仅能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却不能达到“裕国”目标。“然则居而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以？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14)他提倡种植树、茶、桑。因为丝茶是中国传统的出口产品，尤其在两次鸦片战争后，更成为出口大宗。他看到国际市场上对生丝需求量“夷船所购数倍往时，故蚕桑之利，近来更善。”(15)因而他大力鼓励多种植这类可以“裕国”的经济作物，并将茶丝看作“富国之二大源”。冯桂芬自称“无逾于农桑之常说”，正是对经世派发展农桑观念的传承。但他目光转向世界市场，把发展商品化农业视为富国之道，显然超越了经世派的观念，凸显出时代的特色。
受林则徐、魏源开矿主张的影响，冯桂芬鼓吹破除迷信，推动开采矿业。他认为：
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以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拥截而去，将若之何。
从爱国和反侵略的立场出发，并将开矿藏看成爱国富强的一条重要途径。在体制上，鼓励私人开矿，给以丰厚利润，以吸引私人投资，提高经营效益。这与洪仁玕准私人矿主“招民探取矿藏”的主张相似。在《抗议》中，我们还看到冯桂芬倾向于私人经营和雇佣劳动以发展工矿业。
冯桂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不可能有深刻的认识，但他对封建专制的种种弊端有着一定的体认。在发展贸易方面，冯桂芬除了透过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农产品商品化的构想外，还提出变革官办漕运为私人经营与销售，“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16)提倡私人运输、自由销售，使市场交易得到发展，甚至连各地的贡品，冯桂芬也建议改变传统进贡方法，只有“其地不出，而京师又不时有者，始有其地接纳”，(17)其余折银上交，以促进贸易发展。他还主张开放闭关的国门，发展对外贸易，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进一步沟通，使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大市场。
至于大型近代工业，冯桂芬建议由官方创办，他提出：
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臣。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
在将西方先进科技当作“奇技淫巧”的时代，冯桂芬提出用封建社会最光耀的功名奖励那些“师夷长技”的科技人才，他的人才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对通晓西学和制造技术的人予以破格擢拔。他建议清政府“今欲来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18)以传播西学，培养新型人才。
从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洪仁玕经济变革方案与冯桂芬经济变革方案有着很大的不同。洪仁玕的经济变革方案中，建立一个近代化社会的目标非常明显。而冯桂芬的经济变革方案通过建立以农为主的社会，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持清政府的统治。之所以有此不同的经济变革方案与他们各自不同的出身和经历显然有着密切的关联。
洪仁玕虽然出身农家，自幼也接受一般的儒学教育，鸦片战争后社会动荡的危机，农村的贫困与凋蔽，个人奋斗的屡屡受挫，使他对社会与清廷产生了强烈的抗争意识。
在追赶太平军不成，流寓香港以后，身处资本主义文化和西方传教士之中，对资本主义文明比冯桂芬有直接和深刻的认识，甚至还研究西方“邦法”，以期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相对于洪仁玕的出身和数年流寓生涯，冯桂芬的经历显然与此不同。冯桂芬出生于父亲“转致小康”，母亲家也“风饶俗”的环境中，自幼生活在人文荟萃的苏州地区，科举上的一帆风顺，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使他对清廷有自觉的认同和效忠的心理。
虽然洪仁玕与冯桂芬的经济变革有鲜明的不同，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洪仁玕生于1822年，冯桂芬生于1809年，此时正值鸦片战争前夕。鸦片战争使广州、上海被迫成为开放的前沿地带。洪仁玕与冯桂芬一个生于广州附近的花县，一个生于上海附近的吴县。在他们读书成长的过程中更直接感知到西方的文明。生于他们之前的著名改革派思想家龚自珍对其所处的时代有着深刻的认识：“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日月暇问年岁？”(19)洪仁玕、冯桂芬恰恰共处于这个清王朝迅速衰亡之际。
清朝走向式微的原因首先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和萎缩。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使越来越多的人沦为佃农。在乾隆时，兼变状况就已经十分严重，占田者十无一二，佃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20)土地的集中与兼并程度甚高，广大佃农，处于社会最底层，除了沉重的地租剥削之外，还承受着各种超经济的强制与掠夺，他们甚至连最小量的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也得不到保证，扩大再生产更难进行。
人口的迅速增加也更加激化了固有的社会矛盾。自从雍正年间实施了地丁合一的赋税改革后，人口增长远远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1750年人口还只有1.8亿，人均土地4.25亩，到太平天国前夕，人口已变成四亿多，人均土地仅为1.78亩，(21)人多田少，更加刺激了土地兼并，使许多迫于生计的人离开家园，为了活命，往往组织秘密会社，打家劫舍，成为社会最不安定的因素。
生产力的停滞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动摇着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四处流亡，加剧了社会动荡，但传统的社会结构仍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并没有产生成熟的近代资本主义变革的内在基因。鸦片战争的惨败则完全暴露了清朝政府机构的全面腐朽。据《清实录》披露的材料，1842—1850年，全国发生的群众反清事件近百次，斗争的烈火燃遍中华大地，这些起事的直接原因“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22)这又与道光帝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采取的聚敛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征收加重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是英国大炮”。(23)
洪仁玕、冯桂芬既经历过“夷害不已”的鸦片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又身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使他们发出了“有耻，莫如自强”的时代呼声。流露出向西方学习，不使中华民族“受制于小夷”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都悉心考察西方列强富国强兵的奥秘所在，而且都归结为船坚炮利和经济现代化。他们对中国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落后和贫困颇有体认，主张引进西方的近代生产力，建设与发展近代工商业，以改变自然经济结构。只是洪仁玕走得更远，主张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造，按照西方列强的“邦法”，培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建设近代工商社会，设计了一幅建设近代工商业的宏伟蓝图，其变革方案具有前瞻性，但他忽视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在《新篇》中甚至连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也未涉及。
相对而言，冯桂芬的经济变革方案更加贴近当时现实，符合中国国情，他强调发展农业，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缺乏的矛盾，而把发展近代工商业置于次要地位，其变革方案具有现实性。他倾向于建设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过渡性社会。这是“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冯桂芬关注现实的必然结果。
正如梁启超所讲：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推动祖国的富强兴盛，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辛苦，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24)洪仁玕、冯桂芬就是这样的第一代杰出的探索者。
注释：
① ③ ④ ⑤ ⑥ ⑦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印书》第686页、686页、687页、686页、687页、686页。
② ⑨魏源《海国图志》。
⑧《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502页。
⑩梁启超：《五十年代中国进化概论》。
(11) (13) (1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筹国用议》。
(12)冯桂芬《垦荒议》，《显志堂稿》卷十。
(15) (16) (17) (1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劝树农桑议”、“折南漕议”、“改士贡议”、“采西学议”。
(19)《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06页。
(20)《清史简编》第309页。
(21)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二期。
(22)《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38第2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页。
(24)梁启超《新民说》，《新民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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