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巷》：一个复杂的话语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家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三家巷》可能是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自问世之日起，它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也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据作者自己说，“一本不到30万字的小书，居然引起了300万字的批评”，并说，“在中国作家中，我所受到的批评，时间之长，数量之惊人，对一个中国作家来说，对一部中国文学史来说，都是空前的”[1]。这些数字和这些说法虽不可完全凭信(作者亦说是“有人说”)，但它从一个方面说明，这部小说所受到的关注程度是极高的。还不仅如此，粉碎“四人帮”至今，《三家巷》还是被改编最多的长篇小说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导演王为一先后将《三家巷》拍摄成电影与电视剧发行放映。2004年，以《三家巷》为底本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风雨西关》在多家电视台推出，陈坤、孙俐等当红明星的加盟演绎让它红极一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文本的意义生成、它的价值，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通过与读者持续的对话完成的，一个没有进入“对话”状态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三家巷》在其诞生后的近50年间能够引起读者、阐释者持续的对话热情，本身就说明：(1)它有丰富的蕴涵，为“见仁见智”的评说提供了文本基础；(2)它是一部具有历史相关性的作品，具有跨时代阅读和阐释的可能性。如果细究是什么具体的原因造成了《三家巷》内涵的丰富复杂、它的历史相关性具体表现在哪里却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是，《三家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启示意义，今天对它进行重读的必要性和价值恰恰在于揭示它的复杂性以及它与历史语境的深切关联。本文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通过文本细读，力求精细的解析各种不同的话语如何被共置于一个复杂的话语场域，而不同的话语有时相互说明、相互支持，形成一个有机的意义生产的链条；有时不同的话语之间相互龃龉，相互矛盾，形成大大小小的话语“裂缝”，造成文本意义的左右支绌和美学形象的支离破碎。同时，本文还力图说明是哪些话语因素形成了与历史语境的对话关系，从而使它受到持续的关切，使之成为一个复杂的、敞开的话语场。
一、“革命历史小说”还是“编年史式的家族姻亲故事”
在谈到《三家巷》的创作时，欧阳山说：“我的本意是要反映一个新的中华民族的诞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新的中华民族的诞生，但是我不敢说，我到底写出来没有。”[1]作者这里所说的“本意”，是这部小说所立的“主脑”，是小说构思和运作的中枢神经，家族关系、人物关系、故事走向、情节安排等都服务于这一整体构思，作者所说的“大背景、大脉络、大骨干、大关节：全书描写了广州三家巷三代人的许多男男女女典型性格，以及他们在30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中的悲欢离合”[1]。正是为了证明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自己的历史主体性，主导并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家巷》是一部典型的“革命历史小说”，大陆的批评者和当代文学史基本都是在这一层面上解读这部小说的。
但是，海外的学者却更多地看到了这部小说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地方性特征，由此获得的美学上的成就，并在艺术渊源上强调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林曼叔等人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认为，《三家巷》不仅“有声有色地重现了像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广州起义、大游行等等大规模的历史斗争场面，但你会更欣赏那些日常生活的描写，比如写恋爱结婚，写悲欢离合，写乞丐，写除夕，写演习，写逛花市，写游山玩水，写各式各样的争辩，写许许多多人们所熟悉的生活小故事”。“就是塑造人物和写景状物，以至整个小说的布局，也都可以看到作者师承古典文学传统技巧的痕迹”[2]170。《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夏志清在论及《三家巷》时更是直接地把它说成是一部“编年史式的姻亲家族故事”，指出它与《红楼梦》的渊源关系，并把周炳比附为贾宝玉，区桃是革命的林黛玉，陈文婷则是翻版的薛宝钗[3]522。这些具体的人物关系的指认是否准确我们姑且不论，《三家巷》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与《红楼梦》之间的想象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三家巷》究竟是一部“革命历史小说”，还是一部“编年史式的姻亲家族故事”？如果我们对一部小说类型不做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据实地尊重它的复杂性的话，我恰恰认为，《三家巷》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小说，而是多种类型聚合而成的复合体。若拣最为主要的因素和主要的特征而言，《三家巷》在主型上是“革命历史小说”与“姻亲家族故事”的结合体，是两种不同话语的交叉与互渗。这部小说之所以复杂，它的长处与缺点，它受人褒奖和被人攻讦的理由，以及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都能唤起人们对话热情的原因，都和这两种话语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交叉、融合有关。
“革命历史小说”是有自己独特言说规范的一套话语体系，从言说对象、到言说方式，甚至到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如人物的肖像描写、生活场景的铺陈、象征意向等都有自己的模式与规定性。黄子平在论及“革命历史小说”时说：“这些作品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已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他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4]2黄子平不仅将“革命历史小说”看做一套自足的话语体系，而且将它看做意识形态实践与建构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基础上，黄子平对“革命历史小说”作为一套革命话语的话语特征做出了有原创性的解读与归纳。如：什么样的内容“应写”、“可写”与“不可写”以及“怎么写”；线性的时间观与历史进化论；去性化与生活内容的“圣洁化”；与传奇小说和宗教修辞的隐蔽关联等。
而夏志清所说的“姻亲家族故事”是以明清古典白话小说为源头和蓝本的一种文学话语类型，鲁迅先生称之为“人情小说”或“世情书”。鉴于这类小说大都以家族生活为背景，或许称之为“家族世情小说”更为准确。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高度意识形态化明显不同，这类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描摹事态，见其炎凉”[5]168。
《三家巷》意在“反映一个新的中华民族的诞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新的中华民族的诞生”，属于对革命的起源性叙事。为了完成这一“宏大叙事”的使命，作者将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阶级搁置在三家巷、震南村、上海、圣地延安、大后方重庆等宏大的空间结构中，以时间为经，编年史式地将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广州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重大的历史事件编织为一个有机的历史链条，细致地表现了三大阶级的复杂纠葛与相互矛盾，无产阶级由一个弱势的、被压迫的阶级，成长为一个先进的、主宰了历史进程的阶级。这一宏大的时空结构与情节结构形成一个以必然性为结论的历史阐释机制和无产阶级挽救中国的意识形态结论。这一宏大的时空结构与情节结构是《三家巷》的“骨架”，它的阐释机制与蕴涵其间的意识形态结论，体现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典型特征。
但是，《三家巷》在这一“骨架”之内还有更为细密的“肌理”，这就是“三家巷”中三个家族之间复杂的血缘、亲情、爱情纠葛以及围绕三个家族展开的生活环境的描写与日常生活的叙述。血缘、亲情、爱情以人性为根基，悲欢离合是它展开的主要机制与主要特征；生活环境的描写与日常生活的叙述是“描摹事态”的需要，使文学作品获得真实性与审美特质的主要因素。就《三家巷》的实际情况来看，上述两种使作品变得肌理丰满的因素，其想象资源、运思的逻辑主要来自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家族世情小说”。对人性复杂性的呈现以及对生活环境与日常生活的细致绵密的描述(很多人将后者指认为“地方性”，在我看来，“地方性”是为了强化生活样态的真切可感，即它的真实性，其根本目标在文本的审美性，将“地方性”作为目标或评价尺度是不合适的)显然增加了《三家巷》的分量与厚度，使它在“革命历史小说”这个家族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但是“人性”与阶级性、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平白叙述、古典传统与现代性叙事之间是有距离的，分属于不同的话语类型，它们之间的相互融合并不能水到渠成，“骨架”与“肌理”也很难做到水乳交融般的契合。这里主要就不同话语之间相互矛盾、相互龃龉造成的话语“裂缝”与意义相互拆解的地方指出几点。
(1)阶级论与人性论(个性论)。上文已经说过，《三家巷》宏观的阐释机制是以阶级论为思想根基的，三家巷中的三个家族周家、陈家与何家分别代表了城市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与官僚地主阶级，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土改，这三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其历史命运，主要是以其阶级成分与其相应的阶级意识来划定的。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三家巷的年轻人，以换贴的方式表达共同的理想，“我等盟誓：今后永远相互提携，为祖国富强而献身。此志不渝，苍天可鉴”。但是，沙基惨案以后，受阶级利益的主导，三家巷中的三个家族之间就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曾经宣誓共同提携的那群年轻人再也无法以情同手足的兄弟相处，“祖国”这个一度将大家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让位于阶级利益，阶级成为作者划分人物阵营，决定其思想意识，安排人物命运的决定因素。
但是，三家巷中三大家族之间又有复杂的血缘和婚姻关联，血缘关系、亲情关系、爱情关系纵横交错。如何理解、处理复杂的人性、人情与阶级论的关系是这部小说面临的巨大挑战。受制于小说创作的语境，我以为作者无处不在的阶级论观念还是将人际关系、人性、人情简单化了，尤其是相对小说开始时所铺陈的人物社会和家族关系的复杂、深邃而言，小说越到后来越以简明的阶级论遮蔽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复杂性。相应地也造成了小说结构的僵硬、人物性格的简单化或者是扭曲，以及人物关系设计上的人为痕迹，从而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感和审美性。如作品为了保持阶级冲突的框架延伸到结尾，让李民魁与何守仁这两个代表敌对阶级政治力量的人物总是出现在周炳出现的所有场合，从广州、到粤北山区，从重庆到解放区，这样的安排显得异常僵硬。陈文娣、陈文婷姐妹对周炳兄弟的爱情是真挚的，交织着爱情、志趣与情欲的复杂性，两对青年男女的分分合合尽管在小说中被处理得相当复杂，但是，我们仍然感觉得到，资产阶级的小姐不可能下嫁无产阶级的穷小子这一阶级观念把他们的关系和他们的内心世界简单化了。区桃是被广大读者喜欢的一个人物，对于她的过早牺牲很多人表示不理解。欧阳山解释为：让区桃在沙基惨案中牺牲是为了暴露帝国主义的凶残，“我想通过区桃之死，引起读者对帝国主义的仇恨”[6]4118。作者写作的这种政治理念显然伤害了人物美学性格的丰富性。
(2)身体叙事对宏大叙事的颠覆。“革命历史小说”有自己的题材阈限，即什么是可写的，什么是不可写的。与革命历史有关的“重大事件”是可写的，而儿女私情由于其个人的、私密的性质则是不可写的。但这是就一般的规范而言的，对于那些了解创作规律与读者阅读心理的作家来说，文学作品不仅有“可写”与“不可写”的规范，而且还有“可读”与“好读”与“耐读”的规范。因此，进入具体创作过程的作家必须考虑写什么、如何写以及作家拥有的文学资源使写作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像许多“革命历史小说”在讲述革命历史的话语中杂入爱情话语一样，《三家巷》将讲述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作为使故事更具可读性的主要策略。但是，在如何吸纳既有爱情话语资源以与革命话语相融合方面，《三家巷》似乎比任何一部“革命历史小说”都更复杂一些。一男多女的爱情关系模式、“宝、钗、黛”都让我们重温古典家族世情小说的熟悉场景。周榕与陈文娣离家私奔的故事是五四新文学中“娜拉出走”故事的翻版。而周炳与胡柳、胡杏的关系则是典型的革命话语中的“同志加爱情”。
黄子平指出：“‘革命’的浪漫特质在其经典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转换并维持在一种‘崇高’的僵硬姿式上。‘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爱情描写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4]13就《三家巷》来说，爱情话语与革命话语不能榫合的地方更显突出，尤其是那些来自古典“家族世情小说”中爱情构思、想象与修辞方式更突出了对革命话语的“破坏性”。如一男多女的构思就极大地加重了主人公周炳成长过程中与情欲的搏斗成分，相应地，“党的引导”这一线索就被削弱了。又如，“革命历史小说”中爱情描写的普遍趋势是“去性化”和“圣洁化”，革命者的身体是力图被叙述所回避的，因为身体的自主性、私密性、情欲化与革命的圣洁、纯粹是不一致的。《三家巷》尽管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出格的情欲化描写，但由于在人物形象的想象方式与描写策略上对革命者的身体投入了过多地关注，如对周炳、区桃、胡柳、胡杏等容貌、身体特征的反复的描绘不能不突出爱情关系中的身体与情欲的成分，从客观上对革命爱情起到“贬损”的作用。
二、周炳：“英雄成长”的变体
戴锦华在她那篇对电影《青春之歌》进行“重读”的论文中，将当代电影对革命历史的叙事概括区分为两种基本范型：一为历史、革命史的搬演与呈现，其基本的叙事范型为：战斗/挫折/牺牲/胜利；二为英雄的故事，或曰英雄的神话，其基本的叙事范型为：反抗/追求/考验/命名[7]148。这一概括几乎完全适用于“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只是当我们将这两种范型还原于创作时会发现，几乎每一部“十七年”的经典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均是这两种范型的混合运用。因此可以说，上述两种范型分别构成了革命历史叙事的经语与纬语：前者从时间与因果链条上将革命的历史进程横向铺展开来，后者则对历史的主体在纵向历史进程中将其精神的成长立体化、空间化。“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各自在故事形态、主题意向上的大致区别，是对上述两种叙事范型的不同程度的侧重与倾斜造成的。
由于林道静特殊的知识分子和女性身份，她的成长道路与一般的英雄成长有所不同，戴锦华因此将它命名为“英雄成长”的变体。如果我们将《三家巷》读做一部“成长小说”，能够发现，周炳甚至比林道静的成长更为复杂、更艰难。如果模仿戴锦华的命名方式，将周炳同样视做“英雄成长”的变体，那么，周炳这一形象的复杂性、特殊性何在？围绕他的成长作者使用了怎样的叙述策略，动用了哪些话语资源？这些话语在小说整体的意义生成中又是什么关系呢？
作者本人将周炳定位于“手工业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8]4。如果仔细阅读作品并认真的厘清周炳的身份，他甚至比工人与知识分子的结合体还要复杂。他出生在手工业工人家庭，被过继给买办资本家陈万利当养子；既在五行八作中有众多的朋友，又是大家闺秀们的宠爱对象。他工、农、兵、学、商五行俱做，虽行行不精，但作者煞费苦心地让他去经历这一切，显然不是无意之举。如果说林道静身上既有黑骨也有白骨，被杨沫赋予一个复杂的血缘论起点的话，周炳在童年、少年时期的曲折经历，显然是被作者赋予了驳杂的社会与家庭身份，这种无法抹去的经历与记忆，成为他日后成长过程中必须跨越的沟沟坎坎。因此，他的成长注定了比一般的英雄成长更艰难、更复杂、更特殊。
此外，周炳除了和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的实际身份以外，还有一个“虚的”、来自想象和话语层面的身份必须被强调。那就是，类似贾宝玉在《红楼梦》中的身份：入世历劫，看破红尘而后大彻大悟的情僧。手工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周炳当然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情僧贾宝玉，但是，在作者的想象系统与意义表述系统中，周炳与贾宝玉非常相似，是要经历肉体和思想的艰难考验而省悟的思想者，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作者自己思想的形象化身。而且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女性与情感也是周炳经历考验的、必须突围的“大观园”。尽管周炳的这种身份是虚幻的，来自前文本的暗示与影响，是一种话语身份、想象身份，但无疑地，来自前文本的这一话语资源参与并影响了周炳形象的书写，与革命话语纠缠在一起，塑造出一个多少有些“另类”的成长英雄——又一个“英雄成长”变体。
作为知识分子这一边缘性的历史角色，周炳通过自己在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等历史事件中的实际行动培养了自己的阶级意识，逐渐成为一个无产阶级英雄——历史的主体。但这一主体确立的过程又是在人性、伦理、情欲领域对“自我”与“个人”不停反省、否定与超越的过程。
小说的第8章“盟誓”与第9章“换帖”在文本中的位置非常重要，它同时描写少年周炳所经历的两个至关重要的事件：一是亲眼目睹陈文雄、何守仁等人受五四精神的鼓舞，宣誓为祖国富强而献身，为志纪念，以换帖方式互相勉励，对他们产生了由衷的崇拜之情。二是与表妹陈文婷的关系由两小无猜进入到金钱、爱情等复杂因素纠缠在一起的“漩涡”中。此后，当他有意识地走向革命道路的时候，就不得不在精神领域里面对两重障碍：陈文雄等“精神偶像”的羁绊和感恩、情、欲(陈文婷)的撕扯。
在小说中，区桃这一形象及她在“沙基惨案”中过早地牺牲在其功能上是象征性的。这个容貌与心灵都异常美丽的姑娘，像一面闪闪发光的镜子，照出了官僚地主何五爷和买办资本家陈万利丑陋的情欲(都想占有她为妾)，照出了陈文婷的偏狭与自私。她的死——美的被毁灭，一方面像“末日审判”一样宣告了那个世界的堕落与反人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周炳的痴顽与不觉醒——寄希望于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也来革命的虚妄。因此，区桃的死成为他走向革命的主要契机。此后，他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以促成自己的“成长”。一条战线是与帝国主义和军阀作战，与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地主阶级作战，检讨与三家巷的关系，在经济、感情与精神信仰上摆脱对陈家与何家的依赖，并最终将他们宣布为自己的敌人，从而作为一个“阶级战士”站立起来；另一条战线是在反复的受挫中回味与陈文婷、陈文英的情欲关系，慢慢摆脱情欲纠缠，像贾宝玉在经历红尘历练后大彻大悟一样，周炳也需要在感情历练中去除“病态”——一种缠绵的、泛人性(不分阶级的)的爱情，建立一种与阶级身份相称的清白状态，为日后的革命爱情(与穷苦农民的女儿胡杏)做准备。
来自古典话语资源的后一条线索显然使《三家巷》具有了一般“革命历史小说”所不具有的含混性与复杂性，使周炳这一“成长英雄”具有了“另类”的性质。尤其是在具体的描述策略上，作者似乎是有意地造成与《红楼梦》的互文性“照应”，如他的漂亮与憨傻、他的人见人爱、他的多情与缠绵、他的忧郁多思，都赋予他某些贾宝玉的特质，与革命话语所惯常塑造的、读者大众期待视野中的无产阶级英雄有些格格不入。在20世纪50-70年代对文学主题要求简明纯粹的语境中，周炳的贾宝玉式的气质特征以及《三家巷》在叙事话语上的复杂性让这部作品受到诸多批评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另外，周炳忧郁多思的气质，主要通过自我反省完成心灵与人格成长的成长模式，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英雄成长的一般模式：反抗/追求/考验/命名。因为，在英雄的考验/命名过程中，尤其是知识分子成长为英雄的故事中，作为“引路人”的共产党员形象是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尽管在周炳的成长过程中，作者塑造了周金、周榕、冼鉴、麦荣等诸多的共产党员形象，但是，他们对于周炳成长的意义主要是伦理性的，是哥哥对弟弟的帮助，而不是像江华与林道静的关系那样，作为一个精神上的父亲对她进行引导和命名，其意义是意识形态性的，是具有宗教和神话色彩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三家巷》更多具有写实的、原生态的话语的多样性，还缺乏《青春之歌》(尤其是经过几次修改后的)的成熟的寓言和神话品质。
三、结语
夏志清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中曾谈到这样一种观点，即曹雪芹世界观和哲学、文化资源的复杂性使《红楼梦》在思想上具有更深刻的蕴涵[9]272。从事20世纪文学研究的人也大都有这样的体会：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思想与文化思潮纷然杂陈的时代，相应地，文学文本中也存留下更为纷繁、复杂、深刻的思想踪迹。50-70年代，对作家开展的频繁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以及文学叙事模式上“一体化”的努力，使文学想象与文学思想的资源相对单一、僵硬、枯萎。文学的最大魅力或许在于，一旦进入文学的想象世界，进入对生活本身的描述，经验本身的复杂性，想象的自由本性，是很难用一种思想、一种理念去规范和约束的。欧阳山抱定的基本信念是“反映一个新的中华民族的诞生”，其基本的文本机制是以阶级论为基础的，但进入讲述状态的《三家巷》却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文学话语资源。对家族日常生活的描绘，也是作品最为洋洋可观的部分，其描述方式、神韵主要来自《红楼梦》为代表的“家族世情小说”。在讲述革命斗争生活时，作者稍显笔力不逮，这时他又动用了《水浒传》等英雄传奇故事的话语资源。《三家巷》故事的主体架构：将家族关系、爱情婚姻关系放置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讲述，悲欢离合的故事因素与主人公心灵、思想的内在性成长相结合，使之成为故事有机体的经语和纬语。这一结构模式，是欧洲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主导形式，也是“革命历史小说”追求史诗性的主要目标。由于对非理性主义的普遍恐惧，“革命历史小说”在人物内在性的开掘方面是有局限的。相比之下，《三家巷》对周炳成长过程的描述，让我们分别看到了贾宝玉式的情僧、五四青年、安德烈(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式的思辨者、拷问者、无产阶级英雄等复杂的多侧面的性格因素。《三家巷》是一个复杂的话语场。
任何一种文学话语都与产生它的历史、社会、文化关联在一起。一个复杂的话语场串联起来的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场域。正是这个原因，它才会引起如此之多的争论，才会一再地被改编，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对话的底本。20世纪80年代初，在“新启蒙”的背景下，《三家巷》丰厚的人性因素、五四个性主义的话语成为同名影视剧改编中突出的要点。而在21世纪初，城市、资产阶级、世俗性、欲望化成为文化消费的热点，根据《三家巷》改编的电视剧《风雨西关》于此用力甚巨，甚至煞费苦心地添加进某些欲望化的因素。因此，《三家巷》还是一个复杂的、敞开的思想文化对话的场域，与它有关的争论、跨文体对话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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