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政治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要性论文,县域论文,可行性分析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秦朝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以来，作为一级政权的县，始终是我国行政体系中最基本的层次和最完整的经济单元，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国家政治行为和经济发展的聚结点，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基础和保证。县域政治发展在我国政治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推进县域政治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县域经济的加快发展，迫切需要推进县域政治发展与之相适应。
1.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思想在中国的具体实施。与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总体小康相比较，全面小康不仅是较高标准较高水平的小康，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小康。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加快经济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物质文明上不去，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有失去基础的危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但是，经济发展不能等同于社会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也不能代替其他方面的发展。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扩大基层民主建设，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使我们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2.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方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人的全面发展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因为政治发展是以人为核心的，是人的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政治生活方式的正向变迁，其终极目的是人的解放与发展。它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政治发展将促进人在政治上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政治发展意味着从宪法和法律方面赋予民众广泛的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自由、民主监督等等。这些权利的法律化、制度化从根本上保证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的实现，使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从而获得政治上的发展和解放。另一方面，政治发展将促进人的管理国家事务能力的提高。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通过为人们提供参与的条件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机会，从而有助于提高其参与国家管理的能力，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积极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有助于使生活在广大乡村地区的占全国70%以上的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发展，从而推动广大乡村地区民众的全面发展。
3.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是推动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社会发展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经济和政治的互动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必将伴随高水平政治发展的需要；高水平的政治发展，又必将推动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特征在现代社会更加明显。随着县域经济的高水平持续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县域政治发展。没有政治上的变革和发展，经济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遇到某些障碍。正如阿尔蒙德所说“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注：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18页。)。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县域经济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也要看到，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较弱，缺乏竞争力；经济规模较小，发展速度偏慢；县级财政增收乏力，收支矛盾突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乏力；县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过大等现象普遍存在。这些现象的存在，既有自然条件的因素，也有体制方面的因素，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体制因素尤其是政治发展方面的因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政府职能没有根本上改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人事制度改革没有真正破题，四平八稳的选人用人机制抑制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政府内部关系没有真正理顺，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推诿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政策的制定民主化程度不高，降低了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乡镇政权体制设置不合理，县乡（镇）财政负债沉重，加快发展投入不足等等。基层政权中存在的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积极推进县域政治发展，不仅是完善政治体系本身的要求，也是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
4.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是突破乡村政治发展体制性障碍的唯一选择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创举。十余年来，村民自治制度唤醒并不断强化了农民的利益诉求、民主愿望和法治意识，促进了乡村政治的发展。但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遇到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凸显出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体制性障碍和制度性缺陷。
从乡镇政权来看，其体制上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乡镇政权体制存在的诸如党委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现状与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及乡镇长负责制之间的冲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权力一定程度上的虚置；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被肢解，政府功能和权力残缺不全等等。
从村治方面来看，其体制性制约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实现对农村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级正式组织中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可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以国家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以全体村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的。两者权力来源和职权不同的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到农村政治的统一性。二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从国家立法来看，村民自治是村民的一种自我管理形式，它在某种程度上彻底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农村组织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行政权力对村委会的管辖权限及行为习惯等问题，也必然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权威，国家权力与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必然存在。这些体制性障碍，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才能较好地解决。
5.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是我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首先，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是由其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所决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2861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居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最重要的国情，也是我们探讨政治发展最主要的前提。“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7～78页。)。同样，中国政治能否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县域政治是否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县域政治发展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础。没有县域政治的大发展，就不会有全国政治发展的实质性进步。其次，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扩大基层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民主知识、熟悉民主程序、体验民主生活的可靠途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政治发展的本质飞跃，有赖于全体公民理解它、熟悉它。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民主习惯、民主能力决定着民主的实现程度。“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注：《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经济发展水平不强、自由民主文化传统不深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抽象的民主理论灌输只会事倍功半，他国模式的简单照套，只会适得其反。只有通过逐步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县域政治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民主实践中学习民主知识，体验民主成果，养成民主习惯，方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最终推动我国的政治发展。再次，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扩大基层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的稳健之路。推进我国的政治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同时又要求国家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调控，即要正确处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要在稳定和秩序中推进民主和自由，推进县域政治发展，增量发展基层民主不失为最佳选择。因为从基层做起逐步向上扩展，既符合先易后难、风险小收益大的要求，又易于为制度供给者所接受，不致出现政局失控的局面。
二、县域政治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政治发展始于近代。20世纪初，一些希冀中华民族繁荣与复兴的有志之士为了寻求中国的发展，开始了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探索。然而，由于没有找到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因此，他们对政治发展的追求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盲目照搬上，也就是盲目地引入西方的制度，定宪法、搞议会、行选举。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没能使这些制度在中国真正扎根，并解救中国。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开始了以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行依法治国为目标的新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从而为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治国理念发生根本性转变，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极其恶劣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国共产党本着快速、有效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本着快速建成高度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进行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此相应的政治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实施对于度过战后初期的困难和迅速集中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与新时期的建设不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传统的治国理念逐步发生了变化，国家逐步简政放权，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展开。
2.政治制度化水平有较大提高，党政关系日渐规范
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系统及其组成部分按既定的政治制度处理政治关系、进行政治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也是政治制度获得实际价值并内化为政治角色的行为模式的过程和结果。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是衡量政治体系制度化水平高低的标准。一个政治体系如果具有较高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也就意味着它具有吸收转换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压力的能力，并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以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
改革开放以后，基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认识和对政治发展的认知，我们党开始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20多年，通过全党的共同努力，我国的政治制度化建设大大加强，法制化水平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制度逐步完善，党政关系日渐规范，制度化水平大大提高。
3.执政合法性大大增强，执政能力明显提高
执政合法性是执政党在现实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所谓执政合法性，主要是指民众对该政党统治的认同、信任和支持。一个政党拥不拥有合法性，主要看其是否得到民众的拥护及拥护的程度如何。执政合法性是维持其有效统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有当执政党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自愿的支持和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其社会才更稳定。反之，则会造成政治动荡、政局不稳、政权更迭。因此，对于执政党来说，统治的有效性是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如果一个政治制度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注：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因此，发展经济、满足利益需求、提高生活质量、推动社会发展，就成为执政党能否赢得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巩固历史和意识形态赋予的合法性基础的同时，加大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的建构，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健全民主与法制，使广大民众不但经济上得到很多实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而且政治权利得到了更大保障，从而增强了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大大提高，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大大拓展，执政能力大大加强。
4.县域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显著增强
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是一种共生的社会现象，二者在发展的过程中互为前提、交互作用。当然，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政治发展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国家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尤其是农村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废除了集体经营、集体管理的生产队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实现了经济上的自主和自由，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六大以后，在“壮大县域经济”精神的指引下，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县域经济取得了更大发展，县域经济总量不断扩张，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运行质量普遍提高，民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据统计，2003年，全国县域经济GDP达6.45万亿，占全国GDP的55.15%，尤其是涌现了如浙江、广东和江苏等省的一大批经济强县，其县域经济GDP已经占全省GDP总量的70%以上，其县城经济已经成为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源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教育文化水平得到较大改善，政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愿望日益迫切，政治参与意识显著增强，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提高。
5.乡村政治发展稳步推进，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逐步提高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农村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政治管理体制方面，逐步废除了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政社合一的行政命令型管理体制，在乡镇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在农村废除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下放权力，建立村民自己的组织——村民委员会，进行了群众自治和基层直接民主的新探索。经过20多年的摸索和实践，乡村政治发展取得较大成功，初步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项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村民自治和直接民主制度。乡村政治的稳步发展，为广大乡村民众提供了一种适宜的民主实践形式，使广大民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实践锻炼，民众的政治知识逐步增加，政治参与能力和参与技巧逐步提高，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县域政治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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