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影响^*
——基于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分析

石 娟

(湖北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摘 要] 文章利用1996—2017年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实证层面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劳动关系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影响存在阈值，小于该阈值，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有利于改善劳动关系；大于该阈值，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导致劳动关系恶化。为了实现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协调发展，各地区应结合实际情况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强企业的法律意识。

[关键词] 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关系；收入差距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无疑得益于持续高水平的资本投入。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自1978年以来，我国资本形成率一直维持在30%以上的水平，2017年更是达到了44.4%^①，说明高投入是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与此同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但是，在“强资本弱劳动”的劳动关系格局下，处于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水平低的问题十分突出，这也使得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冲突不断升级。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成为当下政府部门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完善政府、工会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由此可见，提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的比重，是缓解当前劳资冲突的有效措施之一。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保障社会底层劳动者合法劳动权益的公共政策，其制度的完善与否以及制定的标准高低，将直接影响底层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并间接影响劳动关系。近几年，随着我国政府部门对最低工资制度重视程度的提升，各地竞相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频率和幅度也在不断加快。那么，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是否会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关系产生影响？本文将利用收集到的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考察，以期为政府后续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一、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市场产生的影响，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方面。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tigler 1946年提出最低工资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来，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其中，Neumark和Wascher坚持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负面效应^[1]；而Card和Krueger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不仅不会对就业产生负效应，甚至还能促进就业增长^[2]。在国内，由于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时间较晚，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最近几年才逐渐丰富起来，但也存在不少的争议。王延中、王国洪认为，总体来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但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所以不同地区和体制内外人员的就业效应还是存在较大差异，有正有负^[3]。张玉柯、陶永朝、张超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建筑业的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建筑业就业具有正效应，而且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存在阈值，小于该阈值，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减少就业；大于该阈值，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增加就业^[4]。

如图2所示，在成孔施工过程中，确定好支盘施工位置后，先进行土方开挖，待下一节护壁施工结束，且护壁的混凝土达到一定强度时，在上下两节护壁之间安装支撑，支撑数量应不少于4个，以确保护壁不会沿桩壁滑落。

当然，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就业这一个方面。近年来，随着全球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最低工资标准对收入分配和劳动关系的影响。Houller,Joumard和Pisu等人认为，工作报酬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不断扩大的工资差距会导致收入不平等问题恶化^[5]。为了避免劳资矛盾持续升级，国内外不少学者鼓励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缩小收入差距，不少研究成果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如，Autor，Manning 和 Smith利用1979—2012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美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并得出结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会产生溢出效应，缩小了工资差距^[6]。在此基础上，王一楠、任巍和黄嘉欣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确实能显著降低国内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可以有效缓解劳资矛盾^[7]。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但是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关注度还是不够。在当前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劳资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是否有利于缩小工资差距，从而改善劳动关系，缓解劳资矛盾？为此，笔者下文将基于1996—2017年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二、模型设定与指标选择

(一)模型设定

2004年新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中已明确提出，各地方政府应参考当地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保证至少两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由此可见，最低工资制度实行的是动态调整机制，较其他规章制度而言，灵活性更高，所以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比较复杂，主要取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如果最低工资标准过低，就有可能激发社会底层劳动者的不满情绪，引发劳资纠纷；如果最低工资标准过高，为了维持利润空间，企业往往会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削减其他福利待遇、减少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这同样也可能会激化劳资矛盾，致使劳动关系恶化。此外，考虑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溢出效应，不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会导致社会工资水平整体偏低或偏高，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因此，在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时，有必要引入“劳动产出”这一关键因素。为了使模型更加接近现实，本文除了控制劳动产出以外，还对可能影响劳动关系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等变量进行了控制。设定的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在具体分析前，本文使用冗余固定效应检验和Hausman检验对模型进行了识别，结果显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计量分析的全部结果如表1所示，所有计算均通过EViews10进行。

2.解释变量

(二)指标选择

3)劳动产出的提高会导致劳动关系恶化。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经历了“补涨”阶段。工资的上涨，一方面通过要素替代效应、技术创新效应等机制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也不可避免地激化了劳资矛盾。

除了最低工资标准会对劳动关系产生影响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相关因素也会对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为了加强模型的解释力度，还需要对其他重要变量进行控制。首先，考虑到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强弱与其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本文利用收集到的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结构数据，以现行的学制年限为系数，计算得到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以此来度量人力资本水平(EDU )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另外，前面已经提到，劳动产出是影响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范围有限，主要对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产生影响，在此使用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RLP )作为劳动产出的代理变量；其值由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除以非农产业的就业总人数计算得出。此外，本文还使用时间虚拟变量(TIME )来控制2004年新《最低工资规定》的颁布对劳动关系产生的影响。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从理论上讲，工会也会对劳动关系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工会组织很大程度上依赖所在企业，基层工会组织“官方化”“资方化”的情况比较严重，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发挥其调解劳动纠纷、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所以，本文未将反映工会作用的代理变量加入到模型中。

其四，描写节日盛况的婉约词，它宛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风俗画。这里有灯火璀璨、鱼龙飞舞的元宵夜，有着幡袅袅、梅香柳绿的立春日，有“红帷卷月，泠泠一水会双星”的七夕会，有：“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的中秋，也有“淡荡金风”的重阳景。词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它的民俗价值，而是作者婉转而又深刻的即景抒情和借物言志。

3)户用沼气池生命周期的经济收益为835元，主要来自沼气的商品能源替代效益占总收益的89.8%，沼肥的能量替代效益仅占总经济收益的10.2%，沼气池的成本回收期为3.69 年，比印度国同体积沼气池的成本回收期多2.55年。

4)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为正且非常稳健。虽然2004年新《最低工资规定》颁布后，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明显提高，但最低工资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逐年递减的趋势未能逆转。如图1所示，与1996年相比，2017年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劳动力市场的摩擦也会进一步加剧。

3.控制变量

劳动关系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本文使用各地区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来反映当地劳动关系的和谐程度。

小型水库一般靠近聚居地，下游一般有村镇，风险人口较多。在遭遇溃坝等重大应急事件时，这些风险人口属于需要紧急转移安置的人员。而水库突发事件人员转移的社会及经济影响较大，如新疆八一水库、卡马水库均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有必要对此划定标准。根据已有资料与报道，近10年的部分水库出险或溃坝应急转移人口分布见图2，平均转移人数约5 663人。

三、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我国1996—2017年的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最低工资标准数据根据各地方政府公布的相关文件整理得到，其他数据则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

其中，i 表示地区，t 表示时间，ε 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MW 表示最低工资标准，EDU 表示人力资本水平，RLP 表示劳动产出，TIME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

1)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能显著减少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缓解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全国范围来看，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每提高1个百分点，劳动争议案件数将减少9.579个百分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最低工资标准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与最低工资标准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为U型曲线；当最低工资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高于0.528，且继续提高时，将会导致劳动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实证结果与前面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不谋而合。

诸如此类，群众觉得“事难办”的问题仍然存在不少。这样的问题如果不下大力气去整治，即使群众去办事时觉得机关单位“门好进”了、办事干部的“脸好看”了，但往往还是觉得“事难办”。因此，群众需要的，不仅是“门好进”“脸好看”，还要“事好办”，这才是真正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应有的姿态。

2)人力资本水平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也在增强，从而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数更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主要有两个：一是最低工资标准变量(MW )；二是最低工资标准的平方项(MW ²)。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文以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来反映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对水平。此外，根据前面的分析，最低工资标准设定得过低或者过高，都有可能对劳动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只有当最低工资标准处于合理的水平时，才有可能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产生促进作用。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存在拐点。因此，在实证研究中还应加入最低工资标准的平方项。

总之，微课是一种技术手段，可以弥补传统教学技术的不足，让教师曾经无法企及的目标可能唾手可得。如，实现学生重难点内容的反复观看和根据需要的选择性观看，实现哪里不会点哪里；微课是连接线上和线下桥梁，和翻转课堂、在线慕课的结合使用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增值效应。微课是一种思想，需要教师用包容的教学观去接受、去开发。

5)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当我们重新安排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后，MW 和MW ²的系数符号以及显著性均保持不变,说明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针对机械臂电子拾取装置运用模糊控制法进行工作控制仿真，通过分析仿真曲线图6可以看出，对系统运用模糊控制之后系统超调量为4%，相对而言非常小了，并且系统运行过程中在约2.3 s就已经调节就位，系统的调节时间大大减小，这就使得机械臂拾取系统既保证了工作的稳定性又提高了生产效率，说明模糊控制在此系统中的控制效果是比较理想的。系统控制性能的好坏，主要在于模糊控制器各参数的论域、模糊规则及模糊推理的合理性，只要参数的论域、模糊规则确定合理，系统的控制性能完全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表1 计量估计结果

图1 1996和2017年我国各地区最低工资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不含我国港澳台数据)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我国劳动关系和谐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存在阈值，当最低工资较低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会明显改善劳动关系；但是当最低工资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超过临界值后，继续提高最低工资将会导致更多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不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因此，为了实现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与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协调发展，我们给出如下两条建议。

(一)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当最低工资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超过0.528时，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才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摩擦。而目前，我国各地区最低工资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均低于0.528，甚至连0.4这一国际通行水平的下限都没能达到(如图1所示)。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其与职工平均工资的相对水平，反而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减少冲突，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各地区相关部门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应结合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二)增强企业的法律意识

工资的上涨虽然可以倒逼企业转型并最终提高生产效率，但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却不可避免。在我国，由于“资强劳弱”，企业在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补偿不到位、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从而导致矛盾激化。据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劳资争议案件数量正在急剧攀升，要求经济补偿成为普遍诉求，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更加关注解除合同后的补偿问题^②。因此，为了缓和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必须增强企业的法律意识，对不遵守相关法律、侵害劳动者权益的雇主，可以通过高额罚款、公布黑名单等形式进行惩罚，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从而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

注释

①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

②根据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参考文献

[1]NEUMARK D,WASCHER W.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com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5):1362-1396.

[2]CARD D,KRUEGER A B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772-793.

[3]王延中,王国洪.最低工资标准、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就业效应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1):33-45.

[4]张玉柯,陶永朝,张超.提高最低工资是否影响就业:建筑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5(1):3-11.

[5]HOELLER P,JOUMARD I,PISU M,et al.Mapping income inequality across the OECD[J].World Scientific Book Chapters,2015(2):13-42.

[6]AUTOR D H,MANNING A,SMITH C L.The contribution of the minimum wage to U.S.wage inequality over three decades:a reassessment[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6(8):58-99.

[7]王一楠,任巍,黄嘉欣.最低工资制度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影响——基于2003—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J].企业经济,2016(6):112-117.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Raising the Minimum Wag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Analysis

SHI J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Huangshi Hubei 435003)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non-equilibrium panels from 1996 to 2017,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increase of minimum wage on labor relations from the empirical level.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is a threshold for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adjustment on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If lower than the threshold,raising the minimum wage will help to improve labor relations;If going beyond that threshold and continuing to raise the minimum wage would lead to a deterioration in labor relations.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the government should steadily raise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in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legal awareness of the enterprise.

[Key words ]minimum wage;labor relations;income gap

[中图分类号] F24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662(2019)05-0030-05

[收稿日期] 2019-05-23

*[基金项目] 黄石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2019y175。

[作者简介] 石娟,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DOI编码: 10.3969/j.ISSN.2095-4662.2019.05.006

(责任编辑 尹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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