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育红[1]2002年在《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思维方式建构》文中研究指明国内外都兴起了全球化研究的热潮。对全球化，中国目前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者甚众，从思维方式，哲学，教育等角度作具体分析者甚寡。但究其实，越是转型的社会越是需要思维方式的科学化，现代化。为促使我国经济，社会与国际接轨，并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还要使世界朝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不断迈进。我们理应做好思想上的准备，重视建构与全球化时代相应的思维方式，并用来指导实践、推动实践。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一种社会现实，它从科技，经济领域开始，全方位地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断渗透和全面深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实践维度和价值观念。它既表现出历史进步性，也激发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全球化内涵的哲学诠释主要表现为越来越明显的多元化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等“相互INTER-”之意，其中既有正相关，和谐一致，也有负相关，对立冲突等。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这种现实，只能参与，并努力推进公正，合理基础上的全球化的实现。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实践新维度要求人们的思维运作方式必须与之相适应。 思维方式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规范着人们思维活动方法、过程和结果的范式。它标志着人们理性认识的方向和趋势，从总体上给出人们认识事物和分析问题的总思路，具有普遍指导性和范例性。思维方式，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因素，而是和时代特征，科学发展，民族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应抱着开放的态度，批判传统思维方式的封闭性，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自觉地进行思维方式的更新。思维方式是在一定的理论世界观指导下运行的，因此从哲学层面来思考这一问题，关键是要依据于一种科学的理论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的“叁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指示，可以说为全球化视野下的思维方式建构勾勒出了一个基本轮廓。这就是：(1)0。目霎目Z】柏十生什，＞了＼”v。、、·。／MASu8 二卜叁〕Z立足全球现实，面向世界，不断反思实践，着眼于解决现时代主要矛盾与问题； （2）立足“世界历史”，面向现代化，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吸取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扬弃传统思维方式——既反对形而上学；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现代化进程，继承与超越，创新与学习并举。（3）立足 “人类生活”，面向未来，确立普遍的价值尺度——人道主义准则，全球规范，促进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 全球化思维方式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基本范式：全球化视野下的思维方式是以全球范围各种实体及其相互矛盾为思维考察对象，以辩证法认识论原则为思维运作（操作）指南，通过对考察对象的系统化分析与综合，比较与确定，把握各种现实对象的基本性能，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走向与趋势，并以此作为参照，进而提出适合于主体环境条件的发展决策这样一种新型的科学的开放式，前瞻性思维范式。2．主要特征：思维视角——多维的，动态的，开放的。思维取向——“和而不同”的多元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辨证的有机的综合的系统模式。即人，自然环境，社会的协调统一，局部服从整体，人类适应环境，全方位，多层次，最有效，最优化的思维抉择与把握。思维运筹——整体性，开拓性，创新性，前瞻性。
毕红梅[2]2006年在《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对人之生命的一种建构方式，作为人之生活的一种创造方式，在全球化的视野中重新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的生存境况及其时代特征，并进而理解人和社会、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采取相应对策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使命。思想政治教育要自觉地担负起面向全球和植根本土的双重抗争，进而在这种抗争中谱写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话语。因此，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指向是通过与全球化的关系得以彰显的。本文从全球化视域出发，对全球化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和走向进行了话说。本文主要是从理论和现实的两个视角，以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挑战——思想政治教育对策为主线来进行追问和诉求的。本文以全球化概念为切入点，通过阐述学术界对全球化的多义理解，凸现了西方和我国关于全球化的论争。对全球化涵义、本质、特征进行梳理和再认识，拓宽拓深了全球化的研究，通过这些角度的把握对于全球化整体的研究的可以达到管窥的效果。本文依循历史轨迹追溯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作为解读全球化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观照现实，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多维透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价值指归。本文从全球化与人类社会生存状况的关系质态出发，论述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是多维度的，重点阐释全球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价值观念冲突、国家主权削弱、文化安全受到威胁等方面的严重挑战。本文认为极端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全球化和本土化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很有可能以“一”淹没“多”，甚至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话语霸权模式和垄断模式，这本身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同时也违背了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多元化诉求；后者则有可能以回归传统的方式消弭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现代性”的追求，乃至退缩在一隅之中拒斥或背离现代文明的发展路径。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应有自身鲜明的特征和特殊的规律。这些鲜明的特征是：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个性化和社会化的统一、国际化和民族化的统一。这些特殊规律包括：动态平衡规律、和而不同规律、开源引流规律、整合超越规律。本文论述了全球化背后又的确隐藏着西方文化霸权和殖民扩张，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种种危机。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面向全球的同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国家独立，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因此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全球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本文认为目前人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的时空架构中，交往作为全球化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贯穿于全球化和人的发展过程的始终。鉴于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实质性的缺失，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并且呼唤新的理论反思，作为全球化时代核心和基本特征的交往，直接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当代视野。因而，只有把交往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相结合，找出二者的内在关系，并探究交往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才能将两者内在地结合起来实现更高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整合，从而把握当代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因此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交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转换：植根于生活世界；主体间进行对话、理解、共享，相互自我建构。
王琳媛[3]2014年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作为公民政治社会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大学生受到学校、家庭、朋辈、社会、大众传媒等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同时又外化为其政治参与和政治行为，直接作用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传承和沿革。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中，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方式和生产格局极大地促动了学校教育的全方位发展、家庭教育理念以及家庭成员关系的变化、朋辈交往方式和沟通渠道的多样化、媒介技术和传播模式的创新以及政治生态各方变革等，其必然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产生极大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本文就将研究视角锁定在全球化背景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系统解读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实结构构成，尝试根据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构建更为系统、完整和立体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体系，不断促进政治系统和大学生个体间的协同互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高校中进行问卷调研和访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将不能够直接测量的变量作为潜在变量进行因果判断，最终通过竞争性模型筛选确定了四个作为“因”的外因潜在变量高校政治教育μ、家庭政治遗传μ、朋辈群体政治影响μ和政治生态μ，两个作为“果”的内因潜在变量政治认知μ和政治参与μ，并将全媒体政治传播μ作为同时具有外因潜在变量与内因潜在变量属性的中介变量，形成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构方程模型μ。2.全媒体政治传播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中起到了最为凸显的作用，形成了显着的中介μ效应。这也证明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信息技术的变革，加速了全媒体格局的形成，大学生不仅享受着全媒体带来的便捷，但同时也为媒体现实μ所困扰，特别是新媒体政治舆论环境的复杂、媒体道德的弊端、境外媒体的滋扰以及全球媒体霸权所带来的去文化μ和再文化μ的趋势，都阻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3.高校政治教育着重作用于大学生政治认知图式μ的形成，高校也为大学生政治参与创造了各种途径。然而，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对于政治类课程尤其是理论类课程学习差强人意，导致了政治信息的传递失效；在校园政治参与中，大学生政治观见习阻力较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在理想信念教育、国防教育等方面工作思路仍较为局限；大学校园文化中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还不足；高校中政治权威形象与大学生仍相距较远，全员育人多停留在口号和理念，大学生与高校教师的关系并不利于人际转移等。4.政治生态已经成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生态构成了大学生的经验性的政治知识库存。大学生对于国家能力、政治职能、各类政治事件、民族文化、社会团体有自身的判断和考量，并对国家濡化能力的提升，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的政府角色塑造，避免经济类、外交类事件的负面影响，发挥民族文化的感召力，鼓励社会团体开展公益类、志愿服务类活动等提出了希望和要求。5.家庭政治遗传主要作用于大学生政治认知的形成。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的父亲和母亲的政治关注度、家庭教育、与子女的亲疏关系等都积极作用于家庭政治观的形成以及代际间的传递。然而，家庭也因其现实状况，形成了家庭政治动机，家庭政治动机与大学生自身的政治人动机产生了矛盾，对大学生的政治人心理造成困扰，因此对大学生政治参与产生了逆向的作用，造成了家庭政治遗传的不完全。6.朋辈群体在大学生政治参与中起到显着作用。他们对于政治类问题关注度低，沟通力不强，造成了政治认知相互影响小，但是他们在政治参与中会形成同化μ作用。7.根据以上研究，积极构建全球化背景下双进程圈μ互构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体系：（1）建立以自构μ为视角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圈，强调从大学生主体性出发，侧重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所必须的政治心理的完备以及政治能力的锻炼，即包含大学生政治兴趣、政治人心理以及政治效能感的提升，除必须具备的政治学习和政治实践能力，提出必须提升大学生媒体素养以应对全媒体的挑战。（2）建立以他构μ为视角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圈，主要从大学生所处政治环境、政治生态角度出发，提出强化核心价值引导，加强全媒体政治舆论环境治理，凸显国家、政府、政党的终极关怀，发挥重大事件和社会团体所产生的正向政治影响等举措。（3）将自构μ进程圈与他构μ进程圈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互构，提出要始终以培育健全、理性的政治人μ为目标导向，形成建制化政治学习和经验化政治学习的互耦系统，提升全媒体在双进程圈μ互构中的中介μ作用等举措，以此切实保障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有序、有效推进。
李妍妍[4]2011年在《儒学的现代建构与反思——兼论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与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儒学的现代价值何以可能"是新世纪儒学研究中的核心命题,目前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归纳为"内在超越说"、"生命意识说"和"面向生活说"叁种学说形态,它们分别从宗教性精神、类现代性批判精神和日常生活批判精神这叁个方面阐发了传统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功能性涵义,这既体现了现代人的价值评判与选择的自由,同时又反映出儒学自身所具有的巨大文化张力,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儒学救世论"、"多元理论模式"和"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问题也呈现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及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王来金[5]2001年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文化》文中认为本文主要探讨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试图通过对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发展趋势及内在矛盾的考察,对未来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路作一宏观思考和把握。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是对全球化的考察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第二章主要通过对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内在矛盾的揭示,对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般趋势作一阐述。第叁章,通过对全球化过程中民族文化关系的考察,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作一阐释。第四章,立足于以上分析,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问题作一宏观思考。 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化概念的起源、主要流派及当今全球化的特点。根据以往研究和马克思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全球化的本质是市场经济的世界一体化,它既是生产力发展从国内走向国际的结果,也是资本追逐利润无限扩张的结果。全球化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并将被否定的过程。当今的全球化的特点是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同时进行,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第二章主要探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势问题。本文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是可能的。从文化的客观受动性看,文化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球化一体化必然要在文化观念上反映出来。从文化的主体性看,文化是人们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和手段。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必然要求人们在对现实公共问题的解决上采取一种共同立场,形成一种全人类意识。为了解决共同的问题人们必须要达成一定的文化共识。文化全球化的现实表现,一是在文化价值观念上,全球文化的趋同。在经济上对市场经济的承认,在政治上对民主、人权观念的承认,在思想上对道德正义的共识。二是在文化内容上,文化共识的出现。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经济、政治规则体现的都是一种文化共识。叁是在文化思维方式上,世界共同体意识的出现。例如各种以解决生态失衡、人口、世界和平等全人类问题为宗旨的世界民间组织的出现。文化全球化并不是指出现一个存在于具体民族文化之外的新的文化,而是指立足于具体民族文化之上的一种文化共识的出现。文化全球化的概念有着严格界定和区域界限。第一,它只存在于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第二,它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原则而不是一种具体的文化规范。在全球化中永远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有着具体模式的世界文化,谁在那个领域内对世界问题的解决提供的文化共识最多,谁就在这个领域代表着世界文化。 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文化依然有着存在的合理性和内在根据。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文化的民族性。它改变了民族文化地域生成的狭隘性,实现了文化意义的世界生成;它打破了民族文化历史演进的孤立性,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全
訾大丽, 周军[6]2016年在《在全球合作体系建构中消解中心—边缘结构——服务型政府建构的全球化视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和世界化的进程中,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日益凸显,并形成了两个存在"位差"的国家集团,它们分别是中心地带的国家和边缘地带的国家。建基于这种"位差"之上的世界结构则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这种结构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人类社会几乎一切形式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上,甚至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都表现为这种单一结构模式。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一结构几乎成了一切不平等、非正义的根源。随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框架的冲击以及人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形成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模式的质疑,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全球合作体系的建构中消解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并将这一解构和建构过程的落脚点定位在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变革上。
韩健鹏[7]2012年在《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与对策》文中指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出发、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出发、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需要出发，侧重研究苏东剧变以来尤其是新世纪西方意识形态的最新变化及其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与应对战略，为寻求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道路提供基础支持。在对意识形态研究的基本理论进行梳理和评估的基础上，分析全球化、多元—多极化和新科技革命给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带来的新变化及其深层意蕴，对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过程进行系统深入的结构性考察分析和征象性解析，从多维度、多向度全面深入地对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进行分析，最后深入思考战略对策。本论文的内容共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的意义与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整体结构安排等；第二章，基础性研究：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梳理与评估；第叁章，结构性研究：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过程探析；第四章，征象性研究：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表征解析。围绕问题谱系、时空视域和具体表象的角度，从学术和理论层面的新变化等六个方面来分析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表现，剖析西方跨国利益集团不仅主导着国内的教育塑造、意义生产和话语传播，而且主导着全球性的意义生产；第五章，关联性研究：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第六章，对策性研究：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应对；第七章，结论。本论文提出了以下一些新见解：1.对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应主要从整体性、结构性、关联性角度进行研究。其整体性体现在调节性作用、联动性调适和体制性建构，其结构性体现在制度结构、生产结构（意义生产、话语生产、文本生产）、组成结构、传输结构、回馈修整结构。同时，现代是一个多元话语和文化并存的时代，我们研究的思维应是或此或彼的；2.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综合过程，是整体性和局域性统一的过程，是建构与解构互动的过程，是自变量和因变量结合的过程，是意义生产与话语制造融合的过程。在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影响和冲击下，被动应付、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必须重视思考长期的总体性战略安排；3.在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影响中，内含着全球化、现代化和民族化的主题论争。“西方化”与“反西方化”或者说“美国化”与“反美国化”以及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成为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两个极端，而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其本身。这种极端的滥觞扰乱了问题的本原；4.全球化中的意识形态传输和权力扩张更具隐秘性、欺骗性。西方通过网络、传媒、话语权等形式潜移默化地推行意识形态霸权；5.全球化加剧了民族文化间的激荡，深刻冲击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价值选择。要增加中国意识形态的针对性、适应性、包容性，使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动态均衡，使意识形态形成多圈层积极互动和良性循环，坚定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方向。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1.建立新的研究框架。从基础性研究、总体性研究、结构性研究、征象性研究、关联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等几个方面，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新颖的解释、研究和理论分析体系；2.创新概念和术语。创新性地提出并运用了多个概念和术语，如异变性、模糊性、背离、制导等等，探讨比较前沿。另对有些术语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运用；3.提出了多个比较独到的新观点；4.提出创新性对策。从针对性和操作性角度，创新性地提出了五条战略对策：普遍化、特性化、整体化、均衡化和制度化。本论文的意义和价值在于：1.选题具有重大前沿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存与发展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必须认真深入研究以更好应对。是在长期跟踪研究基础上确立的选题，抓住了重大的前沿性理论课题；2.满足了迫切而又长远的现实需要。这是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基本起点和战略依据之一。有助于掌握新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现实思考，更有助于中国制定新的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和文化发展对策，也有助于中国在自由主义霸权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双重现实威胁以及新的民主主义浪潮挑战面前，注重宏观的长期的战略思考，并据此制订政策措施；3.目前国内对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及其应对，尚未作出深入全面的理论说明，这一重大问题将扩展为学术界倾注巨大注意力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4.深刻分析了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背景、过程、特点、实质及其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深层意蕴，从对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的整体性、结构性、关联性分析中，形成高度概括的理论观点，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较前沿的学术性。在提出对策时注意了操作性和层次性；5.在研究中注意了相关性和前瞻性，既有助于推进相关课题的研究，也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比较全面地提出了长期性的基础对策和针对性的战略对策，对实际工作部门和决策者将具有多层面的咨询、参考和帮助作用。
陈明辉[8]2017年在《转型期国家治理与宪法学的应对》文中研究说明自1840年卷入现代化潮流以来,中国不可逆转地处于转型的过程之中。一百多年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惟有改革开放之以后,随着国家治理基本方略的转向,中国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才真正开始飞速发展。叁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现代化面貌。但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转型也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针对改革和转型中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不仅意味着改革的持续推进,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的转型已经到了一个促进质的飞跃的端口。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决定了中国能否整体性地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能否实现一百多年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以转型期中国的国家治理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宪法学的视角对当前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展开研究。宪法作为法治体系的核心,作为国家制度文明的承载者,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的要求,理应充分发挥其根本法的地位与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如何在宪法理论和现行宪法制度框架内解释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宪法学应当作出的智识贡献。本文作为将国家治理作为宪法命题加以研究的尝试之作,国家治理如何构成一个宪法学命题?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宪法学如何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宪法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这些构成了本文所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的导论部分论证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构成一个宪法学问题,并通过对既有研究的回顾,指出既有的国家治理研究的成就与不足,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第一章是本文的总论部分,其目标主要是奠定本文的整体框架和结构。该部分先是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出发,指出国家治理包含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这两个层面的任务。通过经验材料的梳理和归纳,本文指出了转型期中国国家治理在这两个层面均面临危机。而要解决转型期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需要完成叁项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国家认同的现代化重铸。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危机,而国家认同主要应对的是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危机。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认同也构成了本文的基本框架。与此相对应,本文从宪法学的视角提出叁种不同的应对策略——将宪法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结构、将宪法作为治理思维和治理方法、将宪法作为国家认同纽带,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叁种不同的宪法理论,由此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国家认同的现代化转型。第二章针对的问题是如何从宪法学的视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如何打造有效政府和法治政府,而不是为了治理的有效性一味地牺牲现行宪法所确立的法治框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种种问题,可以从实际建立和运行的治理体系未完全遵循宪法确立权力和资源分配结构中找到部分答案。因而要完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优化,首先要回归现行宪法确立的治理体系之中。当然,以现行宪法约束国家治理体系仅仅是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法治化要求。对于如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本章提出了“宪法分权”的概念,试图通过宪法分权来激活各类宪法主体的活力,从而提升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宪法分权是法治分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具体是指各类宪法主体凭借宪法的授权而取得相应的宪法权力和宪法地位,从而拥有与其他宪法主体相对抗的自主领域。宪法分权理论能够强化国家治理体系各项制度之间的制度间隔,为各项治理体系找回自主空间,从而起到激活其治理主体地位的功能。用宪法分权理论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具体包括叁项内容:一是央地分权,以此优化国家治理的纵向结构;二是横向分权,以国务院行政分权为例优化国家治理的横向结构;叁是社会分权,寻找在宪法框架内赋予社会组织一定的自治权利,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第叁章针对的问题是如何从宪法学的视角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概念汲取了西方国家能力概念的内涵,但又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情景化改造。简单来说,国家治理能力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各类治理主体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与业务能力。既然能力是人意志和力量的体现,是人为实现特定的目标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据此,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容又可划分为作为主观条件的治理思维以及作为客观条件的治理方法。再根据国家治理结构中政府与公民的地位差异,将国家治理能力划分为政府能力和公民能力。由此将国家治理能力问题转化为政府治理能力和公民能力两个子问题。其中,政府治理能力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政府治理思维和政府治理方式,公民能力划分为公民意识和公民行动。这也构成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理论框架。对于如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民能力,本文提出了宪法作为一种思维和方法来解决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所谓宪法思维和宪法方法就是运用宪法思考并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具体来说,宪法思维和宪法方式包括了权利思维与权利方式、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民主思维与民主方式以及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四项基本内容。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坚持宪法思维和宪法方法的四项内容能够提升治理能力,改善治理绩效。第四章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用宪法重铸国家认同。国家治理不仅应当关注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的问题,而且应重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针对的主要是有效性问题。尽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也能够强化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能够解决的仅仅是“治理”的合法性问题,而“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尚未纳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来。“国家”的合法性即国家认同,是指政治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一种想象和心理依附,集中体现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治理危机,世界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困扰。转型期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当前的港台问题、西部边疆问题、国际移民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等即是明证。本章指出,诱发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转型过程中支撑中国国家认同的诸要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消散,而国家没有及时有效地提出替代性的认同纽带来重塑国家认同,从而造就认同真空,诱发认同危机。对此,需要以宪法作为新的国家认同纽带,用宪法爱国主义作为理论指导,重铸国家认同。具体的方法包括:(1)理想塑造认同,即用宪法中确立的共同政治理想——“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塑造国家;(2)利益塑造认同,即通过人权保障和民主制度凝聚人心,强化国家的向心力;(3)象征塑造认同,即以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为契机,推动宪法的国家象征化,增进国家认同。
王爱金[9]2008年在《王润华现代华文文学观的论述与实践》文中指出作为着名的华文作家、学者的王润华,其文学生涯从马来西亚出生地的后殖民华文文学启蒙,再到台湾接触白话文文学的早熟情境,后来返乡短暂教学,又到美国经验世界宏观的文学研究,重返南洋,再拾教鞭及学术研究,由此启动了全球化观点之后殖民本土化华文文学中心的理想。王润华的文学观形成,从华文创作与翻译开始,再到华文古典诗论研究,接着研究比较文学,再返回华文创作与文化研究,最后驻足全球化多元观点的文学路线,推展新马后殖民本土化文学。他的文学素养汇集中西两大源头。从比较方法研究了晚唐诗人司空图的诗论,因此平衡了西方新批评的弱点,即排斥作家生平背景的解读。并结合儒家人文传统而研究鲁迅、沈从文、老舍、郁达夫等现代作家及作品。近期王润华强调边缘文学的自我建构,努力藉着“南洋想像”重建南洋华文文学中心,并以新加坡为典范。其论述重点是从后殖民观点,利用“双重传统”、“多元文学中心”看全球华文文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推展“越境跨国”的种种“本土性、全球化”的文学理论。王润华混合中西治学方式,把历史人文的考证与作品并重、新批评的精读、比较文学的结构理念、现代心理学、文化研究等综合一起。王润华一面强调各地华文作家与文化中国的人文关系必须变新,一面藉论述,建立本土性文学美学的创作本质,他同时又在东南亚各地为提升文学创作水平和提拔新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被公认为南洋地区的华文文学的典范学者与作家。
方爱武[10]2016年在《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形象学是属于比较文学领域里的概念,形象学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侧重于对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或"异族形象"研究,本质上它是一种借异域文化而进行的自我言说或隐喻而已,它显然不能也无需完整地呈现被观照国度的真实形象。要想从形象学视角全面了解一个国家形象,就需要借鉴形象学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一国形象的自塑,这体现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与研究中显得尤为必要与意义深远,因为现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还存在很多误判与误读的现象。本论文选择了王蒙、莫言与余华这叁位在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中都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作为例证,通过对他们经典作品的解析,以期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建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四章和余论叁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论述本论题选题的研究意义、概念探讨等相关问题,主要阐释在全球化视野中,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研究切入到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领域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以及本论题研究探讨的可能性与空间。第一章综论主要从史的角度梳理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以来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嬗变及存在问题。在中国现当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发展浪潮中,文学中的中国想象历经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从现代期的自我异质化与自我东方化的并峙,到当代期的从单一偏至渐趋多元立体,这些中国形象的建构承载着太多中国人发展求变的中国梦,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属于自己的一定影响力,但更多的是遭遇到了很多挑战与困惑。第二章主要分析王蒙作为主流创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王蒙作品中国形象建构经历了从本土他塑到本土真正自塑的发展过程,展现出主流政治中国真正中国化形象的最终确立,这种中国形象显然有别于形象学领域里异质化的中国形象的存在。作为主流意识的创作,王蒙作品在国内的主流影响与国外相对边缘的位置反映出了中国主流作品所面临的跨文化挑战。第叁章主要探讨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影响。莫言的创作总体来说是作为老百姓的民间创作,他在作品中用极具新颖的表现方式建构了为中国正史所遮蔽的体现着纯粹民间情怀与民间精神的中国形象,它是东方化的,而这种中国形象同时又是本土性与普世性的高度融合,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高度认可。但莫言获得诺奖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走进了世界文学,中国民族文学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被认可远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第四章主要阐释余华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余华的创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他的小说无论是之前的先锋创作,还是后来的现实创作,通常具有鲜明的寓言色彩。余华创作着意展现的是一种立足于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生存思考,这种思考超越了形象学意义上的有关中国人的套话束缚,展现了一定的中国人的主体化生存认知,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余华的跨文化传播经验值得借鉴。最后部分余论是反思与探讨未来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发展问题。在当下全球化的发展新形势下,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我们要努力走出历史的沉疴,勇于借鉴与开拓,在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间建立均衡的交流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与时倶进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1]. 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思维方式建构[D]. 邓育红.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2]. 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毕红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3].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D]. 王琳媛.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4]. 儒学的现代建构与反思——兼论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与发展[J]. 李妍妍. 齐鲁学刊. 2011
[5]. 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文化[D]. 王来金. 中国人民大学. 2001
[6]. 在全球合作体系建构中消解中心—边缘结构——服务型政府建构的全球化视野[J]. 訾大丽, 周军. 党政研究. 2016
[7].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新变化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与对策[D]. 韩健鹏. 吉林大学. 2012
[8]. 转型期国家治理与宪法学的应对[D]. 陈明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
[9]. 王润华现代华文文学观的论述与实践[D]. 王爱金. 复旦大学. 2008
[10]. 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D]. 方爱武. 浙江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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