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康乐”伦理思想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思想论文,康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怎样才能生活得更美好？这不仅是人类在实践中永恒追求的目标，而且是人类从古到今探索的永恒课题。因为人类是自然界中最睿智最强大的智慧生命体，人类有别于其他生命体的根本所在就是：永远不满足于客观生存环境，永远保持着锐意进取的精神，永远有着提升自己生活品质的欲望和动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就定格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面，全世界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饶有兴致地为现代城市的发展和居住环境的改善献计献策，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类怎样生活得更美好”是人类的永恒关切。
西方人用well-being这个词表述“人类生活得更美好”的含义。在西方，well-being既是一个哲学概念，又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比如说，“人民的福祉”(well-being of human)、“妇女的健康”(well-being of women)、“康乐杂志”(Well-being Magazine)、“健身中心”(Well-being Center)等等。
对“人类怎样生活得更好”这个主题的研究视角是多维的，本文则从伦理的视角，介绍、解读和评论西方人对这一课题探索的理论成果。“人类怎样生活得更美好”的伦理思考与其他思考的区别在于：伦理思考不是改进和提高人的生活的具体方法措施，比如节能减排、科技运用，而是从根本上思考这一问题；它不是具体的操作层面的探索，而是一种理念的研究，是对人类怎样生活得更好的哲学把握，是从本质上探讨人类美好生活构成的基本因素是什么，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什么，以及评判美好生活的价值标准又是什么这样一系列重大的伦理学问题。
一、“康乐”的概念
什么是well-being?对于这个西方人的常用语，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医学的重要概念，一般中国人甚至学界都不太熟悉或不太理解，一般西方人也不能三言两语就解释清楚，它的含义很丰富，仅中文翻译就有健康、安宁、安康、康乐、幸福、安乐、福利、福祉、富裕之多。如果从字面直译，就是“好的生存状态”。
我们会发现，很难在中文中找到一个well-being的对应词表达出well-being的全部内涵，无论我们从以上十来种中文翻译词语中选择哪一个来表达well-being，都会感到不能完全涵盖其多元和深刻的含义。
Well-being在西方社会的日常使用通常与健康有关。各种同健康有关的机构和刊物常常冠以well-being的名称，例如“儿童保健诊所”、“男人健康俱乐部”。但哲学上的well-being的含义不只是健康，还指某人的生活过得怎样、他的生活状态。因此，健康只能是well-being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Well-being也不尽指人的良好生活状态。Well-being的哲学含义包括个人好和糟两种生活状态。如果某人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过的日子生不如死，他的well-being就是负面的。这同“福利”和“幸福感”这两个词类似，可以包含正面和负面两种情况，一个人的福利状况可以“很好”，也可以“一般”，也可能“不佳”，“幸福指数”可以高，也可以低，因此，well-being囊括了个人生活正反两种状态。但在一般情况下，well-being表示人的良好生活状态。
Well-being包含福利但又不等同于福利(welfare)。福利原来是指一个人的健康、幸福或幸运的状况。福利这个词之所以广泛运用得益于西方福利经济学。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伦理学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在福利经济学里，福利指个人的和群体的经济和生活境况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坏。后来，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里，福利变成特指员工工资以外的报酬和利益。Well-being同福利原来的含义比较接近，但由于福利后来成为经济利益的代名词，显然同well-being的本意渐行渐远。
Well-being与“幸福”(happiness)也不能画等号。它同“幸福”的区别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幸福”往往指人的短暂的、愉悦的精神状态，或一种满意的感受，例如说：“你今天看上去真幸福！”可是，“幸福”一词在哲学上是对整个生活的评价。
需要说明的是，well-being仅指人的幸福。尽管其他生命体也有感觉或类似感觉的特征，我们可以用拟人化的文学语言去形容它们，但是在西方伦理学上，动物的快乐不能用well-being这个词表达，Well-being专指人的幸福生活，这是西方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决定的。
Well-being有时也指人的美德，但又不仅仅指美德。Well-being与美德挂钩可能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是我的朋友，那么我的well-being与你密切相关。这句话经过引申成为：“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的一部分”。问题在于，为他人着想、为他人谋利益是一种美德，但是这个问题与我本人的幸福生活和他人的幸福生活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例如，盖茨、巴菲特等西方富豪要把自己的财产悉数捐给社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从中也获得“高尚”的“快乐”，但不能引出“捐款人的幸福完全取决于捐款助人这件事”的结论。因为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不单单取决于捐款这一件事，而是由其他多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的。
同样的道理，Well-being既是一种价值，又有别于其他一些价值，如审美价值或道德价值。西方人把它称为“深思的价值(prudential value)”，所谓“深思”，就是深入思考一般价值背后的价值——人生价值、伦理价值和哲学价值。例如，把钱捐给慈善事业是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也就是说，是好的行为。但是，捐款者追求的道德上的好是否对他们本人的利益也好，答案是不确定的，否则世界各地的富豪们不用动员都自动捐款了。即便捐款行为对捐款者本人也有好处，如可以省税和扬名，这些好仍然在概念上有别于道德上的好。因此，well-being的价值不同于其他价值，是需要深入思考才能作出判断的。
鉴于以上西方人对well-being概念的阐释，笔者在此选择用“康乐”这个词作为well-being的中文翻译，因为“康乐”这个词涵盖了well-being中包括的健康和幸福快乐的主要含义，它似乎比其它翻译形式更多地表达了well-being的含义，当然这个词仍然不是十全十美的。
对于康乐的理解，搞清“对……有益”(good for)概念是关键。究竟是世界上的事物充满价值，还是只有在对人有益时，它们才具有价值？例如，我们可能为一幅十七世纪荷兰著名画家维米尔的绘画所倾倒，是这幅画本身具有美学价值？还是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价值？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中，20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新实在论和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乔治·爱德华·摩尔站了出来，质疑“对……有益”(good for)的观点。摩尔论证说，把“我自己本身的好”与“对我是好的”二者等同起来，是有问题的。当我说，“愉快对我来说是有益的”，仅仅是指：或者“我获得的愉快是好的”，或者“我获得愉快是好的”。
摩尔的论点至少表达了两点意思：第一，价值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不是因为事物对人有益，它才有价值；第二，客观事物的价值和构成人类美好生活的价值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事实上，摩尔的论点是想证明他的假设：“好”的概念对人们的价值判断是必要的。例如，我从维米尔的画中获得愉快是件好事，从逻辑上可以推导出“维米尔的画是好的”的结论。这里暗含这样的观点：客观事物首先必须本身存在价值元素，它才有可能对人有益。
目前西方最著名、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道德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斯坎伦也对康乐的概念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想法。斯坎伦也认为，不能用功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判事物本身的价值。他认为，我们经常提及生活中美好的事情，而不涉及康乐的概念。例如，我聆听艾莉森的音乐是因为我喜欢它，这就足够了。我不会继续说，喜欢增进了我的康乐。摩尔和斯坎伦对康乐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学的理论问题：“什么事情是好的或坏的？”和“对人来说什么事情是好的或坏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偏重于人的行为，后者偏重于事物和人之间的关系。根据以上西方人关于康乐概念的讨论，我们对康乐概念的理解逐步清晰，不能仅仅从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来理解康乐，纯粹精神方面、物质方面或道德方面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康乐是集一个人的健康、生活、经济、精神、幸福、美德等方面于一身的统一体，正因为如此，康乐成为人类的理想王国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
二、关于康乐的若干理论
西方思想家们在对人类康乐的伦理研究历程中，形成了几种独特的理论，这些理论沿着各自的基本观点，不断发展，更新换代，日臻完善，延续至今，它们是快乐主义理论、满足偏好理论、本质善理论和目标清单理论。
(一)快乐主义(hedonism)理论
快乐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类要想生活得更好，就要不断地追求快乐，不断地增加快乐，减少痛苦。
最早提出快乐主义理念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反映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这一观点。古希腊后期的哲学家伊壁鸠鲁把快乐主义表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快乐是最好的，他所说的快乐既包括肉体的快乐，也包括精神的快乐，并认为这两种快乐没有高下之分。伊壁鸠鲁的快乐理论为现代西方功利主义开创了先河。①
现代功利主义使快乐主义成为一个系统化的理论，其代表人物边沁在《道德和法律的原则概论》一书中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主宰的统治之下，痛苦和快乐，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我们应当怎么做。”②对于“怎样才能获得康乐”的问题，快乐主义的回答是，使快乐最大限度地超过痛苦。这被称为最大快乐主义原则。若进一步深究：“为什么快乐是好的，痛苦是坏的？”快乐主义的回答竟然是：“因为快乐是快乐的，痛苦是痛苦的。”并论证道：“快乐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符合人类的本性。”③因此，快乐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好的、有利的。边沁用简单的方式论证快乐是康乐的实现形式，生活中的快乐越多，生活就更好，相反，承受的痛苦越多，生活就越糟糕。
这中间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衡量人们的快乐和痛苦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边沁提出了两个经典标准：持续时间和强度。
由于快乐和痛苦是一种主观感受，因而因人而异。有人对享受一顿饕餮大餐感到快乐，有人对观看一场歌舞表演感到享受，有人对周游世界感到过瘾。边沁虽然提出了衡量快乐和痛苦的两个标准，但还没有解决不同种类的快乐和痛苦如何比较的问题。正如托马斯·卡莱尔一针见血指出的：功利主义的快乐主义包含“猪的哲学”的成分，即简单快乐主义把所有乐趣放在同一尺度上，无论它们是最低的动物性愉悦或最高的审美活动。
功利主义另一个代表人物穆勒，发展了功利主义的快乐主义理论，提出快乐的感受有“高级”和“低级”之分。他在边沁“持续时间和强度”这两个决定快乐价值的要素上，加上第三个要素——质量。他承认，一些乐趣比其他的乐趣有更高的价值。例如，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的快乐，就比其他动物性的本能乐趣更有价值。穆勒还提出，“高尚”增加了快乐的价值。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穆勒没有说明“高尚”为什么快乐。
功利主义把增加社会快乐总量作为衡量康乐的指标，这就要求量化快乐和痛苦，以便人与人之间能进行快乐的比较，否则就无法总计或平均人们的快乐，也就无法衡量康乐。无论是合计或平均快乐，都要求在同一尺度上测量不同个人的快乐，或将一个人的快乐的增减同其他人的快乐增减作比较。比如，根据功利主义的方法，一个国家对保留还是减少或取消死刑这一刑种的决策，就要证明死刑是否比别的选择带来更多的总的或平均的快乐，就要看死刑能否有效遏制犯罪，免除死刑的罪犯是否会继续犯罪。这时，每个人的快乐和痛苦都要被计算在内。
快乐主义的康乐理论风靡一时，但旋即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
第一，必须厘清什么是快乐。不同的人对快乐的理解不同，生活中，有人酷爱阅读，有人嗜酒嗜赌；对于不同艺术形式的欣赏，有人偏爱经典，有人喜欢流行，有人青睐插科打诨，可以说，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快乐的理解莫衷一是。既然人们对快乐的看法不同，那么把追求快乐，不断扩大快乐对痛苦的比重作为康乐的标准，就成了问题。
第二，如何回答“体验机器”的诘问。19世纪的功利主义者如边沁、穆勒把效用看作是像幸福或快乐一样的精神状态。康乐是不是由精神状态构成的是有疑问的。有人想出一个诘问快乐主义的方法：假如发明一种能给人强烈的生理愉悦的“体验机器”，借助机器，人们可以登上珠穆朗玛峰，可以创作贝多芬乐曲，可以感受在现实生活中感受不到的种种快乐。能否说这些依赖“体验机器”的人的境况比实际生活中的境况要好？理性的人都相信，那些依赖“体验机器”的人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本质善，他们的“快乐”只是游戏而已，同实际生活的快乐是两码事。既然如此，就不能接受康乐是快乐的精神状态的观点。
第三，功利主义在统计总的或平均的幸福方面存在困难。个人的快乐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时并不一致。举例来说，一个国家根据国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从总体上考虑了社会资源和人口的平衡，因而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可是同时限制了千千万万家庭生养孩子的幸福和快乐，也就是说，许多家庭在这方面的幸福指数降低了。那么社会总的快乐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总的康乐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如何计量全体社会成员总的幸福和每个社会成员平均的幸福？显然功利主义无法圆满回答这些问题。
(二)满足偏好(preference satisfaction)理论
满足偏好理论兴起于现代福利经济学。快乐和痛苦存在于人的头脑里，很难衡量。所以经济学家开始从人们对偏好和欲望的满足来看待康乐。在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视康乐为偏好的满足，这是因为他们发现经济学里的需求理论和消费行为理论假定人们对拥有某些商品有稳定的偏好排序。
根据这一理论，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就是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一理论成功地避开了“体验机器”的诘难，它声称，和人的康乐有关的是他对全部生活的愿望的满足的整体水平。这个理论表明，人们的愿望满足得越多，就生活得越好。
如果康乐是偏好的满足，那么人与人之间康乐的比较就是偏好被满足的程度的比较。人与人之间偏好被满足的比较不是快乐和幸福感觉的比较，而是他们对生活的一些欲望被满足的程度的比较。例如，我想住别墅，我想开奔驰，我想年薪二十万，如果我的这些欲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就表明我是康乐的。
一时间，满足偏好理论成为现代社会广为流行的理论，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认为发现了一把打开康乐大门的“金钥匙”。然而自它问世以来，就一直伴随着质疑和否定的声音。
首先，每个人的偏好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合乎道德规范的。种族主义者、虐待狂和其他反社会者的偏好会损害大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法西斯分子、恐怖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偏好应当满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这些人的偏好被满足，大多数人不仅会丧失康乐，而且会陷入深重的灾难。
其次，一些人也许会偏好对他们自己不利的事，而他们却错误地以为对他们有利。戒毒不会给人快乐，但不吸毒使吸毒者非常痛苦。于是吸毒者就选择继续吸毒。问题是：选择继续吸毒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满足错误的偏好不是离康乐近了而是更远了。所以，满足偏好理论的基本命题“只要a偏好x而不是y，那么对a来说x就比y好”，是不正确的。
再次，人们的偏好会基于错误的信念之上。偏好和信念的结合会孕育出进一步的偏好。如果信念基于错误之上，那么信念就可能完全错误地反映了信念持有者主要关心的事，而植根于错误信念上的一系列偏好就会把人引向痛苦的深渊。例如，热播电视剧《蜗居》里的人物郭海萍，由于对楼市的信息进行了片面的解读，萌生了“晚买房不如早买房”的信念，不顾自己的经济能力，背上了沉重的买房“十字架”，不仅使她自己和丈夫都成了“房奴”，也几乎葬送了妹妹的幸福和前途。
最后，不同人和群体之间的偏好会发生冲突。斯坎伦指出，政策制定者在衡量社会救助的力度时，可能会面临捐助人和受捐人的偏好不相符合的情况。他举例说，贫困地区的人们宁可把救助金用于建造教堂也不用于建造居所和获得食物，然而捐助者只认可提供食物和居所的道德责任。如果决策者或捐助人不认为受捐人得到的东西是必要的，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那么他人就没有理由满足这部分人的偏好。他想说明，社会政策不应当考虑偏好的满足。
针对这些质疑，一些理论家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一是偏好应包含道德的因素。那些让社会付出昂贵代价的反社会偏好应该被排斥在偏好之外。二是主张康乐是“理性的”和“信息充分的”(informed)自我利益的偏好的满足。这一改变的意义在于，把康乐看成“信息充分的”偏好的满足，而不是任何偏好的满足，就是将问题的重点从偏好什么转移到什么是理性的偏好。理性的偏好一定是建立在掌握充分的资讯基础上的比较全面的、比较正确的、比较公正的、避免偏见、避免邪恶、避免思想僵化的选择。如果能做到每个人偏好幸福胜过痛苦，偏好美德胜过邪恶，那么作为满足理性的偏好的康乐将会具有包括幸福和美德在内的本质的善。三是主张康乐应是适当地排除个人利益的偏好的满足。这一点主张比上述主张更能解决实际偏好中出现的损人利己的、强制和被控制的、种族主义的、反社会的非理性偏好等问题。第二点修正着重强调偏好应当充分掌握信息和理性，这一点强调偏好不应当含有太多的利己主义成分。
以上三点修正中，第一点强调偏好要具有道德性，第二点强调偏好要具有理性，第三点强调偏好要具有利他性。偏好理论家以为，满足了这三点原则，偏好满足的理论就变得无懈可击了。
尽管满足偏好理论作了一些修改补充，把有损他人利益的偏好剔除出去，然而，把康乐视为偏好的满足衍生的问题显而易见，人们很难信服“只要人们的各种各样欲望得以满足，就能实现康乐”的论断。
(三)本质善(intrinsic good)理论
人们的快乐也好，欲望也好，其中一些对于达到康乐的目标不仅没有助推力，还有可能是背道而驰的。这就促使西方一些康乐研究者重新回到康乐的基本问题：人世间，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对人是好的？在对康乐基本问题的思考中，“本质善”的概念被提了出来。
康乐问题在任何道德理论中都起着核心作用，因为康乐在终极意义上，是个伦理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拉兹的“人本主义原则”提出，对任何善与恶的解释和辩护，最终源于它们对人类生活及其品质的贡献。这一原则可以被解读为，任何道德理性的力量、评判的标准最终构筑在康乐之上。人类社会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归根到底要以人类生活得更美好为终极目标。因此，康乐的概念必定同善的概念交相辉映。
在某种意义上，古代伦理学比现代伦理学更关心康乐问题，更多地思考康乐同道德之间的关系。对许多古代道德哲学家来说，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生活对人类是最美好的”。一个人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他们的美德构成的，或是从践行美德中获得的。西方古代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不同方式分别阐述了这一思想。苏格拉底提出“善就是知识”。认为一个人犯错误或犯罪的原因正是无知，人只有获得了知识，才不会犯过失。为了达到善的境界，我们必须具备知识，所以善也就是知识。亚里士多德在其浩瀚的作品中，提出了德行的理论。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描绘了人性的良性和恶性的肖像，他告诉我们，善就是幸福，我们会在善良的行为里面发现快乐。德行是达到一种目的(即幸福)的手段，幸福是由美德构成的。④
但是西方功利主义的利己主义理性观点认为，我的行为和选择的最大理由，永远是提升自己的福利。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利己主义是正确的，那么要求每个人树立道德的理由是什么呢？
功利主义的利己主义倾向遭致许多的批评。怎样帮助功利主义摆脱困境，令人信服地说明注重个人效用是道德行为的观点，成为功利主义后继者的任务。
一些伦理学家提出了“本质善”的概念，把康乐同“善”联系起来。康乐的理论被分为“形式的”和“本质的”两种。本质的康乐理论是说什么东西对于人来说本质上是善的，比如快乐主义认为康乐是快乐或幸福。形式的康乐理论只说明怎样发现什么东西对人是本质善的，但不说那些东西是什么。
本质善的概念是与工具善的概念相对的。什么是好的？不同的人看法迥异的原因在于工具性的善，即一事物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是其他事物的手段。例如，7号鞋对小个子男人是好的，而12号鞋对大个子男人是好的，两双鞋的服务目的都是好的，都服务于不同男人的脚。工具性的善，像尺码合适的鞋子，只有在它们服务目的是好的条件下才是好的。但如果没有自身的好，就没有作为服务于某种目的的手段的好，因此为了获得工具性的善，必须有本质的善。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确定什么东西对人类来说是本质的善。亚里士多德主张，幸福是唯一的本质善。当代一些哲学家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本质善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但西方人对于什么是本质善，没有统一的观点。一些宗教把终极善看作同上帝的关系，认为上帝能给人类带来永恒的幸福。许多人认为本质善是一种精神状态，但哪一种精神状态才是本质善，又有许多不同观点。边沁主张善是快乐，穆勒则认为善是一种“幸福”的多元化的精神状态，神秘主义者认为善是祈祷的精神状态，西奇威克说，善是内在合意的精神状态。
还有许多哲学家否认康乐是精神层面的事。尼采把伟大的成就看作终极的善。另一些人则把本质善看作从健康和亲密的个人关系到尼采所赞美的成就的一个大组合。康乐的理论五花八门，甚至对各式各样的理论进行分类都是困难的。
本质善的理论从思路上来说是好的，它把康乐的问题最终引进了伦理的殿堂。但是这一理论似乎还停留在理念和概念层面，缺乏深入的阐释和论证。
(四)目标清单(objective list)理论
本质善理论为研究康乐开了一个好头，接下去的问题是，如何使本质善概念细化，使它成为具体的能够把握的东西。目标清单理论就是在本质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理论是从说明哪些东西具有本质善着手的。首先，西方一些哲学家提出，本质善是客观的。这是因为什么对人是好的，不在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是好的，而在于它们事实上是好的。康乐的本质也应该是客观的，它的客观性不是指人的主观感觉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使康乐更容易被衡量。
所谓目标清单理论是列出和康乐目标有关的方面，这些方面当然不仅仅是快乐的体验，也不仅仅是愿望的满足。
目标清单上应当列出什么？每个目标清单理论家的清单上的项目不尽相同，但重要的是把每个和康乐有关的要素包括进去。根据目标清单理论家的观点，应当列入目标清单的项目，必须是有利于人性完美的。如果获取知识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知识就应该是康乐的组成要素。我们并不要求所有目标清单理论家在清单上列出的项目“英雄所见略同”，他们的清单可以各具特色，而正因为每一份清单都有独特之处，从而集思广益，为康乐理论增添光彩。
当代西方对康乐的目标清单作出贡献的人物是约翰·罗尔斯、阿玛蒂亚·森和努斯鲍姆。
闻名全球的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提出了一个社会“基本物品”的概念。他所谓的社会基本物品，是一个社会必须提供给广大民众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将康乐看成是理性的偏好的满足，但是他认为公正不应当集中在康乐上，理由是人们的康乐部分地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社会政策应当关注社会对其负有责任的福利的构成方面。罗尔斯提出，康乐的有关方面由“社会基本品”的指数衡量。这些物品是一切目的的手段，或者是你想要的东西。在此基础上的社会责任问题对康乐是重要的。罗尔斯提供了一个比偏好的标准更公平的康乐的视角。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一个非功利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表明，权利、能力和功能比幸福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他从人的“能力(capabilities)”和“功能(function)”这两个概念来说明康乐理论。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关联在于，“能力”是人所具备的生理和文化基础，是潜在的；“功能”是“能力”的发挥和展现。例如，识字是能力，阅读是功能；你能四处转悠，这是你具备的能力，你可以到处旅游，也可以呆在办公室里哪儿也不去，这是你的功能；了解西方伦理学、经济学是能力，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学是一些人的功能。像罗尔斯一样，森认为社会政策不应当直接与人的“功能”联系起来考虑，社会政策应当从人的“能力”上去考虑。
按照森的观点，社会政策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能力”上而不是在“功能”和“资源”上。政策不应当关注人的功能，即人们做什么，因为人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例如，某个人因营养不良而身体功能不全，这也许是由于这个人信奉宗教斋戒只吃素食造成的。政策也不应该关注资源，森批评“基本物品”的方法，因为个人的内在特质，造成他们选择的不同，对功能产生影响。因此，政策应集中于能力上和关注自由上。
先是和森分别进行，后又同森合作的美国当代杰出的女性哲学家努斯鲍姆，根据能力的概念发展出“人类自我发展”的概念。她关于能力的概念与森不同。她列出了人类的重要能力的目录，据她说，她的这一目录是经过许多跨文化的详细研究制作出来的。
努斯鲍姆列出了一张人类的核心能力目录，该目录包含十个方面：1.寿命；2.身体健康；3.身心完整；4.感觉、想象和思维；5.情感；6.实践理性；7.联系；8.其他物种；9.游戏；10.控制人的环境：A、政治的；B、物质的。
努斯鲍姆和森关于发展能力的方法之间的差别在能力的衡量方面。康乐的衡量需要以某种方法对每个人拥有的不同能力和功能作一个衡量。不同功能的重要性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努斯鲍姆认为，多元文化能够围绕她的目录中的能力的核心达到统一。她说，她的这个目录综合了人们对人类应有的完美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各种不同观点，能成为核心宪法的道德基础。
这一衡量和测量康乐的构成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些理解康乐的客观的方法，推动着对康乐问题的研究。当前使用最多的目录，即人类发展的目录，主要归功于森的观点。
目标清单理论让我们耳目一新，罗尔斯的社会基本物品、森对人的能力和功能的研究、努斯鲍姆关于人的核心能力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西方在研究人类康乐问题上迈出的一大步。在笔者看来，它使康乐研究从原来比较抽象的路径如快乐、偏好、本质善转到了具体实在的道路上，显示人的康乐不取决于某项因素，应当是一个集人类的身体健康、心智发展、精神愉快、自然和政治环境的改善和社会发展进步在内的集合体。然而，目标清单理论也不是人人说好，有人说这些清单是精英们闭门造车的产物，理论家们声称这个或那个项目对人有好处，但民众可能并不完全认同。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关于康乐的理论不仅仅是以上所说的四种，还有一些理论，如自由平等权利的理论，但影响没有上述四种大。
康乐理论在西方的研究已经留下了漫长的历史轨迹和丰硕的理论成果。康乐，不仅对西方人具有魔力，对东方人、对全世界的人都有无比的吸引力，因为它对于人类而言不仅具有理论的魅力，而且具有实践的动力。它是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人类如何生活得更美好？个人如何全面发展、幸福康乐？这将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吸引着无数学界人士去摘取这项桂冠。
注释：
①伯兰特·罗素著：《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55-156页。
②③J.Bentham,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J.Burns and H.L.A Hart(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④伯兰特·罗素著：《西方哲学史》，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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