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高尔的“抽象的法”：重读《变形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里论文,抽象论文,高尔论文,变形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阐释线索和前提 “法”(Gesetz)是卡夫卡的中心问题，不仅《诉讼》直接关系到“法”，卡夫卡所有作品中都有“法”的影子，或者说都涉及“乡下人”①如何进入“法律之门”的难题。而“法的抽象机器”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卡夫卡：为了一种小文学》中的说法，意思是卡夫卡的动物故事仍未摆脱抽象的隐喻策略，未真正呈现“法”的具相。他们认为，在《变形记》等以动物(或人变动物)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中，仍存在着主体与客体、欲望与法的秩序、板块与板块的分割对立，故一时的“去辖域化”(déterritorialisation)尝试总是被重新纳入既有秩序，自由终归无法实现。但在长篇小说中，主人公的行动投入社会系统运作，和无限的内在性场域融为一体，在持续运动中实现了真正的去辖域化，从而逃离了传统的主体性的束缚。在《诉讼》中，画家提托雷利为被告K揭示了三种出路，一是明确获释，二是表面的获释，三是无限期拖延。“法的抽象机器”的运作对应其中第二种情形： 事实上，它可以定义为流(flux)的相对、极(p
les)的更替、阶段的相继——一次法的反流动回应一次欲望的流动、逃跑的一极回应压迫的一极、一个危机阶段回应一个妥协阶段。我们可以说，形式的法(la loi formelle)有时会撤回到超越性(transcendance)中，而暂时给欲望之物让出一片空地，但有时又会让超越性发射出等级化的本质之物(les hypostases hiérarchisées)，它们能够阻止和压制欲望。② “法的抽象机器”可以简称为“抽象的法”，因为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法”本来就是作为“机器”(系统)而存在。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法的抽象性是和欲望的现实性相对的，而抽象性源自超越性的诱惑。超越性导致了法(作为超越性的化身)和欲望的区分，也导致了法(作为本质之物)对于欲望的压制。有此区分和压制，欲望的流动才总是招来法的反向流动，而逃跑极和压迫极、危机阶段和妥协阶段看起来就像是不同事物。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立场上承本雅明20世纪30年代对卡夫卡的开创性解读，又下接阿甘本的生命政治阐释。作为哲学家，他们有时会忽略语文学细节，造成主观性误读，但他们对卡夫卡的激进性和现代性的关注，也有助于我们跳出由浩如烟海的《变形记》阐释所织成的密网，重返卡夫卡思考的中心，即本文涉及的两个问题：权力如何压制身体？解放如何实现？如果将身体的彻底麻痹视为虚无，那么这两个问题就可合并为虚无和反抗虚无的问题。沿此中心轴线，本文将重新检视《变形记》接受史上的几个争议点：如何理解格里高尔的失败？如何理解“Ungeziefer”的词义？如何理解主人公的死亡？如何理解妹妹格蕾特的角色？如何理解卡夫卡不满意的结尾部分？ 本文的阐释线索首先来自几位哲学家：1、德勒兹和瓜塔里“抽象的法”的概念构成破解《变形记》之谜的钥匙——悲剧的基础乃对“法”的错误理解。2、福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揭示了权力系统在《变形记》中的运作方式。系统强加给个体一套错误的认识工具，同时不让其察觉到这一点，由此实现管制的有效性，而个体之所以无法察觉，是因为管制和“生活/生命”(Leben)融为一体。3、本雅明和阿甘本对于抵抗虚无的设想激发了重新思考变形者的解放路径。管制既然彻底融入生活/生命，解放也只能透过生活/生命而发生。由此，本文既反对基于道德形而上学立场的异化说，也反对把变形看成存在的本真显现。从生活/生命整体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从负面批判异化机制，还是从正面赞扬变形者的回归存在本性，都是在理想和现实、存在和表象之间进行人为区分。而《致父亲的信》则是重要的互文参照，因为它不但代表了卡夫卡对他和家庭关系的自我理解，而且和《变形记》具有“一致的无意识策略”(homologous unconscious strategies)③。 在正式解读之前，要提出两个阐释前提。其一涉及卡夫卡对“罪”的认识：《致父亲的信》的中心命题是“我们俩的无辜”(unser beider Schuldlosigkeit)④，这意味着卡夫卡的故事和“罪”无关，所谓“统治者”和“受害者”都是无辜者。信中反复出现的“罪”、“纯洁”、“羞耻”概念，属于道德和宗教范畴，而在真实的、既非道德也非宗教的生活/生命层面，一切都是无辜：“在这一点上，你虽然应该像我一样相信你的无辜，但应该通过你的本质和时代环境来解释这种无辜，而不是用外在因素来解释。”⑤同样，如本雅明所强调的，对于卡夫卡的阐释原则既不能是心理学也不能是神学，其根据正在于：卡夫卡关注的是作为系统的生活/生命整体。这个整体，一方面比神话世界还要古老⑥，另一方面又平淡自明，无需任何阐释。生活/生命的根本特性在于，它的起起落落、此消彼长使一切范畴区分都显得多余，故对于生活/生命整体的执著保证了“去辖域化”，也就是对一切概念性区分——主与客、内心与外界、个体与社会、罪与无辜的消解。由此，卡夫卡的作品才成为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超级现实主义”(Kafka：127)。 其二涉及叙事的不可靠性。卡夫卡的叙事是不可靠的主人公视角的第三人称叙事，既不同于由第一人称叙事方式造成的完全主观视角，也区别于由全称叙事造成的纯客观叙事。毋宁说，卡夫卡的叙事方式是要制造暧昧性，而这种暧昧性首先源于所模拟的对象生活/生命世界的暧昧，其次源于主体认知功能的丧失。格里高尔是现代人问题的化身，而非寄托了理想的英雄。 二、格里高尔：失败的身体 《变形记》描写一个人的挣扎和死亡，但确切地说，失败的是一个身体。格里高尔的身体在变形前，处于社会系统的全面管制下，内化了的条令无需任何中介，直接塑造和影响其身体本身。但即使变形也无法造就一个新的身体，管制照旧，效力不减。格里高尔的身体严格按照条令运作(错过了五点和七点的火车，就应该设法赶上八点的火车)，也以系统指定的僵化规则应付变化了的现实世界。他胆敢放弃人的身份，却又小心谨慎地背负着蜗牛的重壳，随时准备缩回这个庇护所，这构成了卡夫卡作品特有的喜剧意味。小说情节展开的三个阶段即三次碰壁，第一次是职业算计的失败，第二次是性竞争的失败，第三次是精神超越的失败，一次比一次后果严重，整部作品表现为失败的阶段剧。 变形后的第一阶段，主人公仔细检验自己新获得的生理特性，算计变形给个人带来的影响。然而，格里高尔的身体并不属于自身，变形虽说是一种讨厌的感觉，但实质性后果只能由工作情况来检验——要是能及时赶上火车，不耽误生意，就证明一切照常，今天的变故不过像偶尔的感冒一样无伤大雅。听到秘书主任驾到，他不顾一切滚下了床，要冲出门去，给上司一个圆满解释，他的想法既精明又幼稚：“他很想知道，那些现在如此渴望见到他的人一旦看见他时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们给吓住了，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什么责任，就可以心安理得。但是如果他们对这一切泰然处之，那么他也就没什么理由要大惊小怪，只要抓紧时间就真的可以在八点钟赶到火车站。”⑦其中的逻辑是，要么真变形了，也就是病了，那睡过了时间赶不上火车，“责任”(Verantwortung)就不在他；要么就是在别人眼里一切正常，他也不用为变形的怪事操心了。“责任”不过是系统条令的内化形式，是否能履行“责任”，成为变形者认识自身状态的唯一标准。可见，在资本系统的全面控制下，格里高尔的身体机能早已失去了自主。 变形后第二阶段的中心事件是腾房间行动，以格里高尔被苹果砸成重伤而告终。一般认为，苹果是对儿子的俄底浦斯反抗的惩罚。事实上，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性也被视为身份竞争的一部分，是身体建构的主要因素，代表着身体和外界的直接沟通。⑧但是很明显，《变形记》的结局是性的失败，正如《判决》中主人公以性为手段(向父亲展示婚姻计划)挑衅权威的失败。格里高尔在变形前，以其赡养者的身份，一度成功地取代了父亲在家中的地位。被逐到边缘的父亲疲沓不堪，当儿子晚上从公司回来时，总是身穿睡袍坐在靠背椅里迎候，却“压根儿就不太能站得起来，而是只抬一抬胳臂表示高兴”(《变》：137-138)。而现在，父亲恢复了往日权威，他身板挺直，目光活泼而专注，穿一身银行仆役的笔挺蓝色制服，浑身散发的巨大能量让儿子惊奇不已。面对父亲的攻势，格里高尔只能节节后退，如果不是母亲的干预，肯定要被复苏了的父亲用苹果打死。以下这一幕结束了俄底浦斯冲突： 母亲抢在尖叫着的妹妹前头跑了过来，身穿内衣，因为为了在她失去知觉时好让她呼吸舒畅些，妹妹已经将她的衣服解开了，他还看到，母亲随后便向父亲奔去，在奔跑的路上她那已经解开的衣裙一件接着一件滑落到地上，绊着衣裙向父亲扑过去，抱住他，紧紧地搂住他……双手抱住父亲的后脑勺请求饶格里高尔一命。(《变》：139) 这里有一个细节，格里高尔在溃退中，竭尽全力保住了一幅剪下来的女人画像，即故事开始时提到的格里高尔房间里的画像，这是他和性世界的唯一联系。德国日耳曼学者芬格胡特认为，这一幕具有双重的性意味：一方面，他整个身体趴在画像的玻璃框上，粘得如此紧，简直都分不开了；另一方面，母亲为了保护儿子，冲向父亲，将他紧紧抱住，她甚至在这种保护性姿势中就出卖了儿子。在俄底浦斯争夺中，儿子只赢得了一个象征性的性对象，而父亲作为胜利者展示了对母亲的实际支配权力。⑨双方地位的消长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男性身体也是由这个功能社会构造出来的，经济功能的丧失导致了男性功能的衰退。而此消彼长抹去了一切悲剧色彩，所谓压迫者和受害者不过是角色的互换。 最后一个阶段中，格里高尔不由自主地爬出房门去听妹妹拉琴的一幕，除了带有乱伦色彩的性要求，还有精神超越的意味。过去他毫无音乐感受力，在工作过程中通过赡养家庭证明自己作为人的身份，却不能感受音乐。现在处在毫无用处的虫的状态，他反而感受到了高级人性的召唤，那种不知名的食物的需要。然而，音乐梦想最终并未打开“获取久盼的不知名的食物的途径”(《变》：147)，为身体提供难得的滋养。表面的陶醉下盘踞着固有的意识结构，这一结构体现为赤裸裸的占有欲；而物化的占有欲又通过物质引诱得以实现：“他不愿意再让她离开他的房间，至少只要他还活着就不愿意……然后他就要向她透露，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让她到音乐学院去学习，倘若不是横遭不幸，他早在去年圣诞节——圣诞节已经过了吧？——当众宣布这一计划了，任何反对意见他都将置之不顾。”(《变》：147-148)把妹妹送进音乐学院成为向妹妹提出权力要求的资本，反过来，音乐也并未阻止妹妹首先提出和变形者划清界限。 失败的原因常常被归结为家庭成员或社会对于变形者的抛弃，但这只是表层现象，并未深入事情的实质。从文本中很容易读出家庭成员间的隔膜：父亲当年生意破产，为了帮助家人摆脱困境，格里高尔选择了他不喜欢的旅行推销员职业，也因此进入了一种社会性联系，即以货币为中介的联系。金钱的赋予和接受，成为他和家人交流的唯一渠道，这种关系背后显露了掩饰不住的冷漠。⑩更可怕的是，叙事者向我们透露，牺牲源自一个错误前提，因为格里高尔透过房门听到，父亲从破产的生意中抢救出来的财产，比他知道的要多。换言之，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造成了山穷水尽的假象，使格里高尔承受了多年辛劳。 如果坚持第二个阐释前提，即叙事的不可靠性，就会产生如下怀疑：读者是否受到了误导？透露家庭的真实财政状况，让人认为格里高尔遭受了家庭的压榨，是不是对逃遁的自我辩解和推卸交流失败的责任？要知道，即使在《致父亲的信》这样一份纯粹的控诉中，也不难看出叙事者通过修辞手段为自身开脱的痕迹。儿子承认，对父亲的控诉是“一种自我维持的不中用的手段”(《致》：251)，这也是在推卸自身的责任：“你在生活上是不能干的；但为了把这一点解释得舒服、无须忧虑、无须自责，你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所有生活本事，并塞进了我的口袋里。”(《致》：281)站在父亲的立场来看，儿子的退缩和包容也是一种进攻策略，他简直就是高明的“职业军人”(Berufssoldat)。父子双方视角的补充构成了一种“矫正”(Korrektur)，由此达致让双方都心安的“真相”(Wahrheit)。(11)这一矫正代表了卡夫卡的反思和交流能力，而《变形记》中没有视角的矫正，只是儿子的视角在主导叙事。考虑到这一点，就能从更深层面去理解格里高尔失败的性质。格里高尔惯于自欺，也不具备客观观察的能力，这是他三次失败的共同基础，也是失败的身体的深层含义。 格里高尔高估了家庭对他的依赖程度(这当然是责任压迫的另一种表现，格里高尔既为责任所苦，也为责任而骄傲)。变形后的第一天晚上，他还沉湎在过去对家庭的贡献中，一面为自己能让父母和妹妹在这么好的住房中过上这样的日子而自豪，一面又充满羞愧，想象着如果现在这一切都可怕地结束了，那可怎么办呢？然而，事实上家庭幸福并不完全依赖于他。家里人有条不紊地应付眼下的窘境，辞退佣人、母亲自己做家务、父亲和妹妹都在外面工作，适应生活看来并不困难。他拒绝接受已被排除在外的这个事实，罔顾人和虫的巨大差别，这是因为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情感利益上赢得的份额。按照格里高尔的看法，妹妹体贴周到地照料着发生了不幸的自己，家里人中至少她是和他站在一起的。可是妹妹的行动和姿态却说着另一种语言： 但是妹妹立刻惊愕地发现那只盆仍还是满的，只是在四周泼洒了一些牛奶，她立即把盆拿起来，不过不是直接用手，而是用一块破布，把它端走了。格里高尔极想知道，她会拿来什么替代的食品……她考虑得很周到，她知道，格里高尔不会当着她的面吃东西的，所以她急忙离去，甚至还转动钥匙，让格里高尔明白，他可以舒适安乐地随意进食。(《变》：125) 细心的读者自然会问，妹妹为什么不能直接用手，而非要用布裹着手端走盆子，又为什么用扫帚不光把他吃剩的，也把根本没碰过的食物扫成一堆带走，“仿佛这些没碰过的食物也不再可以食用了似的”(《变》：126)。她一进房间，就直奔窗户，连用点时间把门关上都顾不上，“仿佛她要窒息了似地猛一把打开窗户”(《变》：130)。这些细节足以让读者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 放弃交流，更是失败的深层含义。格里高尔念念不忘责任，却忽略了自己对参与和维持交流场应负的责任。变形者和家里人的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交流的缺失。家里人想当然地认为他应该听不懂他们的话，也没想过去进一步证实，但格里高尔也从未尝试澄清这种误解。显然，这只特殊的虫是能理解人类语言的，只是缺乏积极交流的意志，这正是生命力枯竭的表现。 美国日耳曼学者罗伯特·魏宁格认为，即便格里高尔的嗓音没有发生变化，交流仍然没有可能。他指出《致父亲的信》中的一段话，证明在卡夫卡心目中，父亲的压制早就让他丧失了语言能力(12)：“由于不可能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于是另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产生了：我把讲话的本领荒疏了……最终我沉默不语了，首先是出于抗拒心理，再就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能思想也不能讲话。”(《致》：246-247)这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父亲在客观上导致了儿子的失语(儿子并未失语)。毋宁说，这是一种强烈的失语意愿，暗示了格里高尔不愿意说话是基于他的先入之见：他们不可能实现有意义的交流(“不可能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 其实，尽管格里高尔丧失了正常的语言能力，文本中仍存在某种交流的萌芽：“因为连他由此而引起的那个小小的响声也让隔壁听见了，这响声竟让所有的人都沉寂了下来。‘现在他又在干什么了？’稍过片刻父亲说，这话显然是对着门说的，随后这中断了的谈话才又渐渐恢复。”(《变》：129)他在腾房间行动中被重创后，出于无意识的补偿心理，家里人甚至一致同意作出了强化情感交流的姿态：他们每到傍晚时分便打开起居室门，让格里高尔能从黑暗中看到家人的生活情况，可以倾听他们的谈话，“这是得到全体应允的”(《变》：140)。格里高尔没有做出有效回应，因为他以和“抽象的法”的交流代替和他人的交流，沉湎于自己制造的心像，难以自拔。和《乡村婚事》中的拉班一样，格里高尔指望以变形摆脱日常的交流环境，这意味着在家人抛弃他之前，他就已经抛弃了家人，又由于放弃了交流，板块分隔变得更坚固而僵化。故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逃跑意向虽由动物变形得到了暗示，但是并没有真正展开逃跑路线，“逃跑线”完全依赖于系统本身流动性的实现(see Kafka：156)。 三、抽象的法 格里高尔是谁？简单地说，是一副丧失了内在属性的纯粹身体，即一个中性的“它”(es)，其所有身份都是外界附加的，故“格里高尔”并不是“它”。妹妹在激愤中道出了真相：“你必须设法摆脱这样的想法，以为格里高尔就是它。”(den Gedanken loszuwerden suchen，daβ es Gregor ist)(13)愚钝的老妈子也道出了真相：“它完蛋了。”(es ist krepiert)(14)《乡村婚事》中的拉班，也就是格里高尔的前身，欲变形为“甲虫”(K
fer)，而格里高尔的新形态却是“虫”(Ungeziefer)，字面意义都是“虫子”，内涵却完全不同。“Ungeziefer”这一中性称谓不同于甲虫、鹿角虫、金龟子、屎壳郎，它并非任何一种具体的虫子，而是无属性的虫子。它是无属性的身体的“比喻”(Gleichnis)，精确标示了丧失积极功能、无法适应环境的空洞身体。这一身体非虫亦非人，而是“虫-人”的中间状态，它是系统暴力造成的结果，也代表了一切既定秩序和范畴的终点。正因为超出一切秩序和范畴，“虫-人”状态实际上无法以形象去描述，故而当沃尔夫出版社要为虫绘制封面图时，卡夫卡坚决反对。 “虫-人”就是现代主体的真相，相当于阿甘本集神圣和卑贱于一身的“牲人”(homo sacer)。现代世界中，社会性的权力规则早已渗入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其直接表达就是“责任”。责任让个体变得既神圣又卑贱，既是“主体”(Subject)，又是“臣民”(subject)，责任和身体彻底融合，无处可逃。格里高尔和拉班却都相信虫和人分离的可能性，德国日耳曼学者威廉·艾姆里希的如下总结毋宁说是格里高尔自己的想法：“动物是对于所谓‘人类’世界的绝对扬弃，尽管它其实是人‘自身’。萨姆沙的生活世界和萨姆沙的甲虫形态之间的分裂，乃是‘表象’和‘存在’之间的分裂。”(15)但这一定义并不准确，动物并非“人‘自身””，人自身只是“虫-人”。无论变形前后，格里高尔的真实身份都是“虫-人”，他的意识却摆荡于抽象的“虫”和“人”两端。变形前，格里高尔以为自己是人，但人的身份意味着压抑性的社会和家庭责任。于是他想逃入虫的形态(16)，变形为虫的意义就是《乡村婚事》中拉班的梦想：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分离，灵魂以甲虫的形式获得不受感染的存在，而穿上衣服的身体被打发去乡下，去应付世俗责任。(17)然而格里高尔无法真正变为虫，他是虫的身体，人的思维，在新环境中处处碰壁。 困境源于对世界的深刻误解。首先，格里高尔误解了压迫的性质。现代世界中，压迫并非源于某一当局或某一社会形式，而是一种弥漫性的、无名的系统权力，索勒姆、本雅明和阿甘本都相信，卡夫卡作品中权力的本性“毫无意义，却有强制力”(Geltung ohne Bedeutung)(18)。权力直接作用于身体，不经过任何中介。在此情形下，真正的反抗也应是直接的身体反抗，然而格里高尔却选择了以变形超越整个系统——对他来说就是公司和家庭。可是，超越的幻象本身就是中介，它阻碍了身体直接面对环境和直接抵抗系统，而所谓超越性理想最终不过是旧的权力机制的变形。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激发生命感觉的手段，一是经济价值，二是性，两者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激发器，反过来也是对他进行惩罚的媒介。 其次，格里高尔误解了家庭契约的性质。他之所以敢于逃离，是因为仍对家庭怀有美好的幻想。变形之初，他毫不怀疑家里人会帮助他克服困难，适应新的环境。当笨重的身体让他无论如何也起不了床时，他就想：“如果有人来帮他一把，这一切将是何等的简单方便。两个身强力壮的人——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和那个使女——就足够了。”既然希望的落实无可置疑，他也就不急着落实，而是让它留在原地，充作默然的鼓励，“想到这一层，他禁不住透出一丝微笑”(《变》：111)。然而，契约的实质是利益的调配，利益要求义务的履行。义务和权利密不可分，停止了义务，就不再有权利，家庭契约也不例外。这里涉及主体观念的变化。福柯指出，英国经验主义带来了利益主体的全新观念，主体的内涵不再是自由，不再是灵魂与身体的对立，不再是基于原罪的观念，而是基于不可转让、不可化约的利益选择。(19)世界在丧失了宗教的超越性而成为内在性的系统之后，主体只能以利益主体或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形态存在。格里高尔的心目中却残存着一个古典法学家所说的权利主体，其核心是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20)类似地，批评家通常的“异化”视角设定了一个理想人性(自然权利)作为批判标准，格里高尔由此被视为物化机制的牺牲品。然而，天赋的自然权利只是“抽象的法”的幻象，依照福柯的观点，对于物化的批判毋宁说体现了典型的古典经济学立场，它把劳动者化约为以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力，却忽视了其生产性、创造性的一面，故而必然推导出对资本系统的单方面控诉。的确，格里高尔从来就不是单边地付出劳动，他也在生产自己的安全感和自我意识，生产让个体满足的家庭和谐关系。变形前他和家庭的畸形关系，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经济或某一特定的生产关系，这也是不良的交流关系的外部症状。格里高尔严格说来并非异化的受害者，而仅仅是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利益主体(就像一个失败的微型企业)，他的被迫害妄想症不应成为批判现实的客观依据。同样，他的隐遁并未超出利益机制，恰恰相反，他所要求的“无私的利益”乃是最大利益，是对从前履行的义务的最大补偿。 最后，格里高尔误解了罪和无辜的关系。他坚持罪和无辜的板块对立：工作世界是有罪的，家庭应该是无辜的。然而无辜和罪都属于受权力秩序支配的道德化范畴，在此范畴内没有逃跑的可能，要么控诉他人，要么控诉自己。文本中，格里高尔不断以主观性的阐释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实现对他人的控诉；但同时，当他反躬自省时，又成为自己的控诉者。父亲和妹妹所惩罚的并非格里高尔，而是虫或怪物。真正的惩罚还要由格里高尔自己来实现，是经济和性通过罪感的形式在施行惩罚，以至于最后判处身体的死刑。 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句话道出了谜底，格里高尔的悲剧是“再俄底浦斯化”的结果，“再俄底浦斯化”导致了他的死亡(see Kafka：66)。“再俄底浦斯化”即“再辖域化”，也就是回到旧的秩序和范畴。变形从表面看来是逃避家庭义务，实际上是以极端的方式回归家庭，希望恢复“无辜”的家庭关系。“无辜”体现于能对抽象主体(它无需说话，无需和外界交流)提供无条件支持。德勒兹和瓜塔里又不无夸张地说，格里高尔未选择精神分裂的兄妹乱伦(incesteschizo)，而是滞留于俄底浦斯的恋母乱伦，在脖子被毛皮领掩盖的照片中女人和脖子裸露的妹妹之间，他选择了前者(而就在这一刻，妹妹由盟友变为敌人)(see Kafka：121-122)(21)。本德·诺伊曼批评这一说法“纯属臆测”(22)，却忽略了“乱伦”概念的隐喻性。去掉精神分析的术语迷障，这里的“恋母乱伦”实则指的是格里高尔退回旧秩序，用俄底浦斯的方式展开欲望，而无法进入新型的人际交流，创造出新型的主体性。俄底浦斯幻想将欲望封闭、化简于和唯一能指“母亲”的关系，同样格里高尔也向往着在家庭“母亲”的庇护下变得更幼稚，剪断一切社会和政治联系。 格里高尔的世界图式是抽象的静态理念，而非动态的交流过程。它其实是一个二元结构，包括一系列二项对立：公共对私密、外界对内心、形式对质料、肉体对灵魂、欲望对法，每一系列的后一项代表了超越的层次，显然这一结构不符合当代现实。当代现实的实质正是卡夫卡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领会格里高尔悲剧的关键。当代是以“内在性”(immanence)为基本结构的系统运作，彻底的“内在性”破坏了一切二元的垂直结构，造成公共即私密、外界即内心、形式即质料、肉体即灵魂、欲望即法的情境，《诉讼》、《城堡》中描述的就是这一状态。当代现实的结构性即卡夫卡如此关注的“法”。德里达说，法就是延异(23)；德勒兹和瓜塔里说，法就是欲望(尽管看上去和欲望对立)。要说得更直接的话，法就是世界，就是生活/生命整体。正因为法即世界本身，故法和乡下人本为一体，永远可望不可即。 但法的机制使法必须同时和乡下人相分离——以便让乡下人得到一个法的幻象从而展开追求，造成世界系统本身的运转。故法有抽象和具体之分。具体的法就是作为系统在运作的世界整体，就是流转中的生活/生命。抽象的法则是推演出的世界的本质(“人”或“虫”都是本质的代表)，但任何本质显然都只是法的幻象(本雅明称为对于真实事物的“谣言”)。格里高尔——作为乡下人——眼中的法就是“无辜”的家庭关系，为了达到它不惜放弃人的身份，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自始至终都在法的系统之内，孜孜以求的美好家庭只是法的幻象。格里高尔的行为倒像是宗教性的追求，宗教性体现为对世俗关系的彻底拒绝——他脱离了家庭去追求家庭。这也意味着他的任何权利要求都显得不切实际，原因很简单，对家人来说，他已不再处于关系场之内。 四、死亡和生活/生命 格里高尔的死去是创造性匮乏的体现，因为空洞身体已经丧失了一切创造能力。格里高尔第三次出房间，是为了和房客争夺妹妹的青睐，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归社会的努力，三个房客作为格里高尔三位亲人的投射和抽象，代表了总体社会环境。(24)回归的失败意味着旧的可能性已然耗尽。在妹妹作出划清界限的声明的第二天，他就死去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给别人带来的痛苦： 他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在钟楼上的钟敲响凌晨3点之前，他便一直处于这种空洞而平和的沉思状态中。窗户外面的朦胧晨曦他还经历着了。然后他的脑袋便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下，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些微弱的气息。(《变》：152) 然而，抽象性同样体现在死亡结局上。格里高尔的死亡也是主体性意志的表达(“他的意见”)，它是意愿的具体目标，也是抽象的法的具体代表。问题是，通过死亡仍然不能得到神圣的法，死亡不能导致“去辖域化”，恰恰相反，死亡体现了“再辖域化”，因为死亡意志停留在旧的范畴中。 死亡首先是为了在道德层面消灭“罪”，证明“无辜”。其次，死亡显示了一种隐秘的怨恨，格里高尔通过死亡来对家人进行谴责。变形后的他并未置身于权力密网之外，他过度的软弱和周围人过度的进取无非同一权力诉求的不同策略。死亡的双重权力意味在于，他以消灭自身身体的行为来克服环境压迫，彻底解决认识能力和陌生环境之间的矛盾；他以死亡来对抗他人的权力行为，不仅使之失去对象，还转而让其针对自身，引起他人内疚。有意思的是，无论社会系统还是格里高尔都漠视身体本身的权利。格里高尔对虫的身体的厌恶，间接反映了社会对身体的敌意。 由理想的抽象性角度，就能认清一向难解的结尾部分的功能。显然，格里高尔之死并非故事的结局，真正的故事没有结局，最后一部分的意图正是要打破“抽象的法”，让抽象性融入生活本身。这一部分的引人注目之处，一是新生的开始，二是妹妹的新变化，中心问题则是“生活/生命”概念的内涵和妹妹在“生活/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如果说“生活/生命”充当了“抽象的法”的对立面，而妹妹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一向被视为负面人物的妹妹和格里高尔的关系就处于新的光照之下了。反之，由生活/生命的立场来看，格里高尔的自怨自艾显得过于片面。诺伊曼曾提出这样的猜测：“作者卡夫卡的确在考虑，也许对于市民日常生活的妖魔化——虽然鉴于格里高尔的可怕结局而显得如此合适——不过是写作者本人犯的一个视角错误。”(25)也许卡夫卡也在怀疑，在应付心理危机方面，究竟是格里高尔的悲剧性逃遁，还是家里人平庸的解决方案更好。 理解妹妹这个角色，首先要理解卡夫卡对愚钝人物的态度。本雅明注意到卡夫卡生活中的一件轶事：在和布罗德谈到希望问题时，布罗德怀疑当今这个堕落世界是否存在希望，卡夫卡却讳莫如深地说：“噢，有足够的希望，无穷多的希望——不过不是我们的。”(Franz：4)本雅明指出，卡夫卡把救赎的希望放在了“助手”(Gehilfe)这类愚钝人物身上，《失踪者》中的大学生、《城堡》中的信使、寓言中的桑丘·潘沙都属于这一类型。在给索勒姆的信中，本雅明详细解释了卡夫卡的“希望无穷”命题。他说，在卡夫卡那里谈不上智慧，而只有智慧的两件残余产品，一是对于真实事物的“谣言”，一是“愚钝”。卡夫卡作品中的“愚钝”“虽然在不断损害智慧所特有的内容，也保存了那份完全脱离了谣言的可爱和镇定”，且“对于卡夫卡来说无疑是：首先，一个人要想能有所助益，必须是一个愚人；其次，只有愚人的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26)。“助手”能赢得世界，体现卡夫卡的“弥赛亚范畴”(27)，是因为他们放弃了格里高尔等现代“大都市人”的“智慧”。他们从不通过算计或宗教憧憬，也就是“抽象的法”的两种表现方式，逃避世界的虚无，而是和虚无完美结合，取代了、赢得了生活/生命。生活/生命是“绝对的具体”，因而呈现为无法呈现的虚无。本雅明相信，这就是卡夫卡的“欢乐”之源。 妹妹通常被视为格里高尔的背叛者、冷漠的家庭环境的代表。反过来，有人提出，妹妹是家庭算计的下一个牺牲者，从开始的“不安的梦”到结尾父母的“新梦”，形成一个恶的循环。(28)但也有一种意见是，妹妹体现了希望。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她视为去辖域化的象征，而脖子被毛皮遮盖的照片中女人则代表了旧的俄底浦斯情结。柏林自由大学的日耳曼学教授彼得·安德烈·阿尔特认为妹妹体现了“活力”和“美”，与格里高尔的“沉沦”和“令人厌恶”相对照。(29)英国日耳曼学者伊丽莎白·波阿认为，妹妹是格里高尔的另一个自我，她拒绝成为后者幻想的妻子，却是“另一种走向的最清楚的路标”，“作为‘新女性’承载了更多的未来”(30)。在此基础上，笔者推测，妹妹可能迈入了“助手”行列。她虽然积极参与了之前的家庭施暴，但在格里高尔死后，又在某种意义上承载了解放的希望，毕竟她是格里高尔最亲近的家庭成员，正如奥特拉是卡夫卡最信赖的亲人。妹妹面临着和格里高尔同样的危险，被社会暴力剥夺人的自然的规定性，但她并非后者的简单重复，两者的区别在于：她是一副“年轻的身体”(junger K
rper)。格蕾特的意识并不发达，只是凭本能应付生活的要求，故而能像《饥饿艺术家》中的小豹一样蓬勃生长。变形是格里高尔抗议的方式，但是“羞耻”萦绕不去，意味着他无法摆脱责任的束缚。(31)“羞耻”是本雅明早已发现的卡夫卡“最强烈的姿态”(”Franz“：28)，《诉讼》即以“羞耻似乎要在他死后继续存在”终结。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感觉，因为意识到绝对正确的“抽象的法”，才会时时感到羞耻；习惯于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观看自身，才会感到羞耻。而妹妹格蕾特从未受到“羞耻”的袭扰，从无情地揭穿不幸者的真实属性“它”(Es)、要求和“它”划清界限，到见到格里高尔的尸体时动情地说出“你们看，他(Er)多瘦呀。这么长时间里他什么东西也没吃”(《变》：153)，仅时隔一夜，没有任何过渡。妹妹旺盛的生命力和直截了当应付问题的态度，让她在文中做到了一件懦弱的哥哥难以想象的事情，即(通过照顾格里高尔)和父母争夺权力。叙事者透露，促使妹妹提出腾房间要求的真实原因，是“孩子气的倔强”和“最近如此意想不到和含辛茹苦获得的自信”。她向父母挑战的底气就在于，除她以外，家里没有人敢进入格里高尔独霸的房间(详见《变》：134)。还有一件事情虽然在文中没有发生，却已充分暗示了其可能性，即她将要结婚、拥有独立的家庭。(32)这是卡夫卡本人的最高理想，而在他的妹妹奥特拉1920年结婚时，卡夫卡写信告诉她：“我们俩都不应该结婚……由于我们俩当中你是更合适这样做的人，你替我们俩做了这件事……而我为我们俩保持独身。”(33)换言之，卡夫卡把奥特拉的结婚看成一种代理行为。阿尔特认为，奥特拉的结婚除了要摆脱父母的束缚，也是要摆脱与哥哥卡夫卡的亲密关系，“格蕾特·萨姆沙已经长大，步入婚姻生活，而哥哥却孤独地留下”(34)——阿尔特明确地将奥特拉的婚姻和格蕾特的新生相联系。 事实上，结尾所展示的家人的新生活和妹妹的新生命，具有强烈的类型学意义。《判决》中，主人公的投水和父亲的猝死，淹没在代表生活的交通与人流的喧嚣中；《饥饿艺术家》中，艺术家黯然离世，旁边笼中的小豹正处在生命力的上升阶段。一切个人的沦亡在生命流转中都是不足一提的必然环节，根本没有悲剧发生。卡夫卡的目光指向生活/生命本身，在此意义上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卡夫卡对《变形记》结尾一再表示不满(35)，可能是因为新生和死亡的对照多少还带有人工的痕迹而让他感到不满足。 五、如何思考解放 格里高尔为“抽象的法”所惑，误以为“虫-人”状态(生活/生命)之后还会有一种更人性的境界(法)，而《变形记》的批评家也往往陷入同一陷阱，把生活和法的人为分离看作救赎的途径。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设想了一种纯粹的虫或人的状态，以此理想层次为参照，来对格里高尔的非虫非人表示惋惜或进行批判。纳博科夫曾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得意地宣布，这样一种甲虫应该属于有翅目，可是格里高尔就从未发现他背上的硬壳下有翅膀。(36)言下之意，变形者的问题通过简单地“飞走”就能解决。可是，真正的“飞走”是遁入另一个(非人的)语言领域，如此一来，还有这一篇小说吗？换言之，这样一种“私密语言”对卡夫卡本人来说也不存在，因为卡夫卡和我们分享共同的语言。而纳博科夫的隐喻所表述的，正是美国日耳曼学者索克尔(Walter H.Sokel)为格里高尔设计的救赎之路，那就是顺从来自无意识的逃避愿望，抛弃一切社会责任，彻底地变成一只寄生虫：“由此可见，医治变形的办法是有的，这就是格里高尔顺应自己罪恶的欲望；然而他的良心却不容许他这样做。格里高尔对职责的忠诚和逆来顺受的性格，使他失去了自救的可能。”(37)索克尔认为，格里高尔不应该指望在无意识和社会要求之间达成和解。然而，不能达成和解不意味着能放弃任何一边，非人和人的状态之间没有并置的可能，这才是现代人的真实宿命。按照索克尔准确的理解，外强中干的虫作为隐喻，聚集了反抗和惩罚两种情结，这正是卡夫卡一生的心理写照。但这样一来，索克尔的乌托邦方案就显得自相矛盾：彻底委身于虫性的格里高尔就不再是永恒盘踞卡夫卡内心中的那只虫了。 同样，艾姆里希的阐释也基于分离之上，他把虫视为存在，和现实世界的表象相对，因此变形就带有特殊的英雄意味，即通过回归本体，揭露人类世界的假象：“‘如果你们自身变成比喻’，真相就会显现。萨姆沙的‘变形’即他的自我进入了比喻。在那里它变成了‘真实’，摧毁了人类世界的谎言。”(38)批评家认为格里高尔有逃脱的可能，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变形通向某种本质状态，这一本质状态是可认知的，这就重复了格里高尔对于“抽象的法”的徒劳追求，而忽视了格里高尔和卡夫卡在视角上的重要区别。(39) 卡夫卡很清楚，父亲是无辜的，所有人都是无辜的。卡夫卡创造格里高尔作为自身生活难题(40)的验证，并不代表他对后者的认同，恰恰相反，他是要揭穿格里高尔的自欺，从而打破自己的逃遁幻想。卡夫卡也始终渴望出逃，争取婚姻或反抗婚姻，移居柏林或巴勒斯坦，都是他计划出逃的形式。(41)然而他还是选择留在家庭和公务员职业中，这并非简单的性格软弱所致，认识上的原因也不可忽视：他能够意识到，理想就是生活/生命本身。1912年发表的《和祈祷者谈话》中的一段，揭示了卡夫卡的生活/生命的形而上学： 真的，您不相信吗？啊，听我说吧：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我睡了一会儿午觉，醒来后睡眼朦胧地听到我的母亲以自然的语调从阳台上向下问道：“您在于什么，我亲爱的。天气这么热。”一位妇女从花园里答道：“我在绿树下吃野餐。”她们不假思索地说，而且不太清楚，仿佛这是人人都该预料到似的。(42) 这段话是年轻的祈祷者对“我”说的。像邻居妇女吃东西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行为，在卡夫卡看来代表了世界的本质。故最后“我”承认，他也会说出同样的话，作出同样的回答，“这种事情毕竟是完全自然的”(43)。这种对于绝对具体的追求才能解释卡夫卡特有的对一切包括从工人运动、俄国革命到犹太复国主义的乌托邦方案的拒绝。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准确地描述了生活的悖论：“这就有如有个人被囚禁了，他不仅怀着逃跑的意图(这也许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还要同时把这座监狱改建成了一座避暑行宫，但如果他逃跑了，他就无法改建；如果他改建，他就无法逃跑。”(《致》：277)格里高尔无法忍受和悖论共处，选择了退出生活(监狱)本身，这并非简单的资本主义异化的悲剧，也不是纯粹艺术家的个人悲剧，而是认识和生活相分离造成的悲剧。在动物变人的变形故事《致科学院的报告》中，人猿红彼得给出了更符合卡夫卡本意的教训：没有真正的解脱，只有暂时的出路。 “生活/生命”概念在本雅明、德勒兹和瓜塔里、阿甘本那里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福柯的“经济人”分析的合理性也正在于它符合生活/生命的内在逻辑。生活/生命成为克服“抽象的法”的关键，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卡夫卡成为当代生命政治分析的重要参照。 从卡夫卡的作品中，本雅明看到在“律法”(Schrift)(相当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形式的法”或“抽象的法”)之外，还有一个“生活/生命”概念，它是超越了认识的律法：“不管学生是遗失了律法还是无法参透律法，都是一回事，因为没有相应的钥匙的律法不是律法，而是生活。”(44)他也意识到，卡夫卡的世界结构排除了一切“秩序与等级”：“谁也没有其固定的位置、明确的和不可变换的轮廓；无人不是处于上下起伏之中；无人不可以同自己的敌人或邻居易位；无人不是耗尽了时间，却仍然不成熟；无人不是精疲力竭然而还处在漫长过程的开端。”(”Franz“：15) 如果生活/生命不容超越，就必须重新思考解放的路径。无论本雅明、德勒兹、瓜塔里或阿甘本都同意，解放的希望不在于分离，而是生命、欲望和法融为一体。本雅明不仅第一个发现了卡夫卡的乐观主义，还从分析卡夫卡发展出一种反抗虚无的策略。他认为卡夫卡的寓言故事包含了一种“颠倒”(Umkehr)，而这一颠倒的意义在于将生命转化为律法。(45)同样地，他设想，我们身处其中的“非常状态”(Ausnahmezustand)虽说是当代社会的常态，却可以在未来转化为一种“真实的非常状态”(wirklicher Ausnahmezustand)(46)。受此启发，阿甘本进一步阐明了法和生活/生命的关系。现存的“非常状态”是律法变成生活/生命，从而造成“毫无意义，却有强制力”的权力形式，“真实的非常状态”则是向另一个方向的融合，是生活/生命变成了律法，变成了书写文字。(47)阿甘本由此找到了突破法的控制的另一种方案，它既有别于格里高尔的色厉内荏，也不同于批评家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激进的被动主义。他强调，虽然乡下人屈服于看守，没有贸然闯入法律之门，而是在门前的苦守中耗尽一生，但苦守即斗争，看守最终为他关闭了大门，从而解除了法的威力。这里的奥秘就在于，法的威力源于既敞开又不许进入的暧昧状态(即“毫无意义，却有强制力”)，法律之门之所以无法进入而成为永恒禁令，正在于门本来就敞开着，而敞开着从本体上说是无法进入的。(48)同样，“助手”们的共同点正在于，他们完全顺从了世界的诡计，而且将它推向极致，最后导致了惩罚机器的自我解体。 格里高尔不能像一些批评家期待的那样进一步变形，因为“虫-人”状态就是现代人主体化进程的起点、生活/生命的本来面目。“飞走”不恰当地超越了故事本身，超越者和格里高尔一样，被“抽象的法”诱惑而逃避了虚无。可是对于格里高尔命运的切实思考，乃是留在故事框架之内，在不能飞走的前提下思考解放的可能性。换成社会学批评的术语，即是说，解放的路径不是超越物化，而恰是穿越物化，在物化内部实现人的自由，因为物化乃是现代人自己加于自己的命运。而格里高尔的悲剧在于没有意识到，在权力系统规定的责任之外，还有一种生活/生命的责任：这一责任的第一要求，是留在系统之内却能抵抗系统条令的管制。 ①“乡下人”是卡夫卡长篇小说《诉讼》中的一则寓言“法律之门前”中的角色。乡下人来到法律之门前，寻求进入，却遭到看守的阻拦，他在门前苦守一生，最终也不得而入。 ②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Kafka.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Paris:Minuit,1975,p.94.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Robert Weninger,"Sounding Out the Silence of Gregor Samsa:Kafka's Rhetoric of Dys-Communication",in Harold Bloom，ed.,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8,S.97. ④Franz Kafka,Hochzeitsvorbereitungen auf dem Lande und andere Prosa aus dem Nachlaβ,Hrsg.v.Max Brod,Frankfurt: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83,S.155. ⑤卡夫卡《致父亲的信》，收入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本文所引卡夫卡作品译文均出自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个别处为了突出德文原意，直接从德文译出。后文出自同一文章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文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⑥Walter Benjamin,"Franz Kafka Zur zehnten Wiederkehr seines Todestags",in Hermann Schweppenh
user,Hrsg.,Benjamin über Kafka.Texte,Briefzeugnisse,Aufzeichnungen,Frankfurt:Suhrkamp,1981,S.15.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⑦卡夫卡《变形记》，收入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⑧日耳曼学家本德·诺依曼特别指出，卡夫卡、布罗德等当时布拉格犹太知识分子对女性(尤其是雅利安女人)的痴迷，也是弱势族群寻求融入统治民族的间接路径。他在论文中提到“那时布拉格(犹太)知识分子中盛行滥交和猎取女色”(Bernd Neumann," Der Blick des groβen Alexander,die jüdische Assimilation und die 'kosmische Verfügbarkeit des Weibes':Franz Kafkas letzter Roman Das Schloβ als das Ende einer 'neuen Kabbla'?",in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2[2005],S.329)。 ⑨See Karlheinz Fingerhut,"Die Verwandlung",in Michael Müller,Hrsg.,Interpretation:Franz Kafka.Romane und Erz
hlungen,Stuttgart:Reclam,2001,S.51-52. ⑩如：“家里人也好，格里高尔也罢，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嘛，人们感激地接过这钱，他乐意交付这钱，可是一种特殊的温暖之感却怎么也生不出来了。”(《变》：128) (11)See Franz kafka,Hochzeitsvorbereitungen auf dem Lande und andere Prosa aus dem Nachlaβ,S.161,S.162. (12)See Robert Weninger,"Sounding Out the Silence of Gregor Samsa:Kafka's Rhetoric of Dys-Communication",p.110. (13)Franz Kafka,Ein Landarzt und andere Drucke zu Lebzeiten,Frankfurt:S.Fischer,1994,S.150. (14)Franz Kafka,Ein Landarzt und andere Drucke zu Lebzeiten,S.153. (15)Wilhelm Emrich,Franz Kafka,Frankfurt:Athen
um,1964,S.127. (16)芬格胡特也强调变形在心理学上的逃避意味：“中心剧本是家庭的场域，家庭的赡养者放弃了他的社会角色，因此被排斥出去，中心剧本也是资产阶级的工作世界，有人梦想逃离它，为此付出了代价。”(Karlheinz Fingerhut,"Die Verwandlung",S.45) (17)详见卡夫卡《乡村婚事》，收入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1卷，第310-311页。 (18)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trans.Daniel Heller-Roaz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tity Press,1998,p.51. (19)详见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1-242页。 (20)详见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243页。 (21)事实上，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救赎希望即在于欲望的精神分裂式增生，和妹妹(以及女佣、妓女)的乱伦是欲望增生的象征性手段。 (22)Bernd Neumann,Franz Kafka:Gesellschaftskrieger.Eine Biographie,München:Wilhelm Fink,2008,S.419. (23)See Jacques Derrida,"Before the Law",in Derek Attridge,ed.,Acts of Literature,New York:Routledge,1992,pp.202-203. (24)See Fernando Bermejo-Rubio,"'Diese ernsten Herren':The solution to the riddle of the three lodgers in Kafka's Die Verwandlung",in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1(2011),p.120. (25)Bernd Neumann,Franz Kafka:Gesellschaftskrieger,S.418. (26)See Walter Benjamin,"Benjamin an Scholem,12.6.1938,in Benjamin über Kafka.Texte,Briefzeugnisse,Aufzeichnungen,S.87. (27)弥赛亚范畴(messianische Kategorie)意为和救赎相关的范畴，本雅明相信：“卡夫卡的救赎范畴是‘颠倒’(Umkehr)或‘研究’(Studium)。”(Walter Benjamin,"Benjamin an Scholem,11.8.1938",in Benjamin über Kafka.Texte,Briefzeugnisse,Aufzeichnungen,S.78) (28)See Fernando Bermejo-Rubio,"Truth and Lies about Gregor Samsa:The Logic Underlying the Two Conflicting Versions in Kafka's Die Verwandlung",in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3(2012),p.455. (29)See Peter-André Alt,Franz Kafka.Der ewhge Sohn.Eine Bographie,München:Beck,2008,S.337. (30)See Elizabeth Boa,"Figurenkonstellationen:V
ter/S
hne-Alter Egos-Frauen und das Weibliche",in Manfred Engel and Bernd Auerochs,Hrsg.,Kafka-Handbuch.Leber-Werk-Wirkung,Stattgart:Metzler,2010,S.472. (31)在《变形记》中和责任相连的“羞耻”如：“妹妹17岁还是个孩子……难道要妹妹出去挣钱吗？只要一谈到这种出去做工挣钱的必要性，格里高尔便放开门，一头扑到门旁那张凉丝丝的沙发上，因为他羞耻(Besch
mung)和伤心得浑身燥热。”(《变》：129-130) (32)萨姆沙夫妇发现，格蕾特已“长成一个美丽、丰满的少女了”。他们想到：“现在已经到了也为她找一个如意郎君的时候了。当到达目的地时，女儿第一个站起来并舒展她那年轻的身体，他们觉得这犹如是对他们新梦想和良好意愿的一种确认。”(《变》：156) (33)Qtd.in Peter-André Alt,Franz kafka.Der ewige Sohn.Eine Biographie,S.545. (34)Peter-André Alt,Franz Kafka.Der ewige Sohn Eine Biographie,S.545. (35)《变形记》手稿于1912年12月6日完成，但是作者对结尾不满意，故一直迟疑着，没有把副本寄给出版商沃尔夫。1913年10月20日和1914年1月23日的两次重读，卡夫卡都认为结尾“无法卒读”。 (36)详见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23页。 (37)索克尔《反抗与惩罚——析卡夫卡〈变形记〉》，收入叶廷芳主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51页。 (38)Wilhelm Emrich,Franz Kafka,S.124. (39)正是因为自信能认识格里高尔的问题，德国日耳曼学者、卡夫卡专家哈特姆特·宾德尔才会批评卡夫卡1915年对于甲虫插图的反对：“像变形的格里高尔这样的生物当然可以描绘，也是可以从远处展示的，无法理解的首先是，卡夫卡为什么会拒绝对这样一只昆虫的画面呈现，同时又认为他的语言描述就是可能的。”(Hartmut Binder,Kafkas "Verwandlung".Entstehung,Deutung,Wirkung,Frankfurt:Stroemfeld,2004,S.195)这一戏剧性姿态显然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批评家和卡夫卡的视角差异。 (40)其时，卡夫卡的主要问题包括：写作的瓶颈和公务员职业的矛盾、与菲莉丝的恋爱造成的心理紧张、和父亲因为工厂义务的争执以及妹妹奥特拉在这件事上对他的指责等。 (41)瓦根巴赫在其传记中列举了卡夫卡的两次逃离尝试，一次是1914年和菲莉丝在柏林订婚，一次是1915年和1916年申请应征入伍(详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周建明译，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02-108页)。 (42)卡夫卡《和祈祷者谈话》，收入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卷，第257页。 (43)Franz Kafka,S
mtliche Erz
hlungen,Hrsg.v.Paul Raabe,Frankfurt: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5,S.191.《卡夫卡全集》中译成“这种事情毕竟是非常符合人类天性的”(卡夫卡《和祈祷者谈话》，第259页)。 (44)Walter Benjamin,"Benjamin an Scholem,11.8.1938",S.78. (45)See Walter Benjamin,"Benjamin an Scholem,11.8.1938",S.78. (46)Walter Benjamin,"
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in Tiedermann et al.,Hrsg.,Gesammelte Schriften,1.2,Frankfurt:Suhrkamp,1974,S.97. (47)See 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p.55. (48)See 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pp.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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