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目前两种城镇化模式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07)01—21—03
一 中国社会的发展的关键主要是城镇化问题
一般说来，城市化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到2004年底，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1.76％，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40％，相对于发达国家高达70％的城市化水平而言，中国还有占全国人口58.24％的近7.6亿的农村人口，这部分农村人口的聚集、转移和提升有待于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是，笔者认为，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和占国土面积极为广大的农村，城市这只手显得有些软弱无力、鞭长莫及，中国目前的发展问题主要是城镇化问题。为什么呢？
首先，中国的城市在国土面积上分布极不均衡，区域性差异较大。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11-1部分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表中东部地区按照“七五”计划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西部地区按照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范围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和广西12个省、市、自治区。)
从表1、表2可以看出，各级城市数量在全国的分布极为不均，以东、西部的地域划分来看，区域差异极大，全国平均城市化水平对全国发展水平的代表性值得怀疑，各地各级城市对全国城镇和农村所发挥的辐射和拉动也极不均衡，地域差异极大。
其次，相对于城市化在点上的发展不均衡和区域差异性，城镇化更多覆盖了面，更均衡也更紧密地联系着中国最为广大的农村和农民。表3和表4中，东、西部在乡镇级区划和镇的数据比较说明了这一点。
上述二表中反映出，乡镇级区划和镇在全国的分布较为均衡，在数据上，西部略多于东部，但是相对于西部国土面积大于东部国土面积来说，这一分布是相对均衡和合理的。因此，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城镇化问题显然比城市化问题更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中国的发展问题主要是城镇化问题，只有把握并且解决了城镇的发展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真正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
二 两种类型：聚合型城镇和分散型城镇
城镇化的一般定义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而城镇化的“化”主要是指产生、发展和优化的过程，而不是衰落、退化和消亡等相反的过程。在享有现代要素方面，近二三十年来，现代要素更多地体现在受到城市化大规模推动、拉动作用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城镇位于中心城市的辐射区内，城镇化的进展迅速。而那些远离城市并处于城市吸附效应之下的城镇，其传统社会功能由于受到农牧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影响而逐渐衰落；其简单的交换和交流功能也被交通、传媒这些现代要素所取代；此外，其行政功能由于国家与地方关系淡化，尤其是在取消农税、农村村镇直选、撤乡并镇等一系列政策之下，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过程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迁：其城镇的地位和功能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削弱。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向何处去，其中包含着怎样的共通性的发展问题？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城镇化问题至少包含了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城镇的发展问题，即位于中心城市辐射区内的城镇的发展问题，即聚合型城镇的发展问题，和远离城市的传统城镇的发展问题，即分散型城镇的发展问题，两种不同城镇的发展要求两种不同的城镇化模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聚合型、分散型两种城镇并不完全对应东部城镇和西部城镇，聚合型、分散型城镇的界限在于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及是否得到中心城市的辐射和拉动。诚然，由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远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聚合型城镇相对较多，而西部地区的分散型城镇相对较多，尤其是在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发展面临尴尬境地，传统城镇的农牧资源、文化资源优势正在丧失，另一方面，它们在试图融入现代主流社会的过程中又遭遇到语言、习俗和文化等方面的巨大阻碍和鸿沟。
三 两种城镇化模式：城乡一体化和第三社区
(一)城乡一体化是当前聚合型城镇的发展模式。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城乡一体化能解决中国这一类城镇化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1.城镇发展需要城市化的拉动。城市的吸附效应是导致城镇弱化的基本原因，因此，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镇发挥对农村的聚合效应，城镇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及农村精英和资源的集聚，都需要靠城市这只手来进行。中国的大城市都具有广大的行政管辖范围，由城市来担负其辖区内广大城镇的发展重任，使城镇分担辖区内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的聚集、提升和转移，不但可以发挥城市本身的辐射和拉动能量，而且也具有制度优势和行政管辖优势。因此，这一类城镇的发展可以期待和依赖中心城市社会经济功能的进一步分化和重组，将城镇化定位为中心城市的功能分区，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之中来考虑聚合型城镇的发展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城乡一体化模式。
2.城市化也需要城镇化。目前，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是其文化和地域特色的丧失，即受到普遍反映和谴责的“千城一面”的问题。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文化塑造、旅游开发及经济发展。重建城市特色只有依靠城市周边尚未被完全毁灭的城镇文化的发掘和利用，通过对城市周边城镇古老文化品牌的修复、重建和保护，来恢复城市的文化特色，增加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增强文化交换的吸引力是发展旅游休闲经济的重要策略，如乌镇、周庄等城镇在发展中就注意了文化品牌的树立。此外，这些文化品牌所在的城市周边小城镇，在制度上属于大城市的管辖范围，不论是在政策导向还是财政扶持上，都享有近水楼台的发展优势。
3.城市功能的重新布局和扩张性的分解，将会使聚合型城镇面对重大机遇，如专业市场、特色产业的出现和发展。所谓专业市场是指由多个主要以批发为主，经营单一种类商品的主体(摊位、店铺)聚集在一块相对固定的场地内，由此形成大型市场，如生产资料市场、汽车市场、装修市场和二手市场等。由专业市场所形成以同类产业区域性集聚为特征的“块状经济”格局和区域内部相对集中的特色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专业型城镇，这是在温州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模式。大、中城市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仓储费用不断增高，最终必然导致仓储模式的转变，占地规模较大的专业资本和市场被排挤出城区。而聚合型城镇有着较低廉的仓储费用和较近的交通距离，正是发展专业市场和特色产业的理想地点。如何立足于城镇的原有基础，形成与城镇自身特色相符合、相呼应的专业市场是这一类城镇规划和建设要考虑的问题。此外，随着汽车时代的来临，交通和居住压力使中心城市不堪重负，传统布局的休闲消费也受到挤压，从而产生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度假中心，城区与郊区城镇进行了闲暇消费的日常消费功能的交换，如“农家乐”、自驾车郊游等休闲方式的出现，成都的“红砂村”、“幸福梅林”就是城乡一体化的典型案例。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入，这样一些功能势必要从城市中分化出去，被高架桥、地铁搭建起来的现代交通模式重新构建。在此发展思路下，传统的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型，将向立体交通构建的城郊功能区发展，即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二)那些远离城市辐射区的城镇怎么办？这些地区，中心城市分布稀少，城镇绝对数目大，但覆盖的区域也很大，是发展的难点和焦点，上面所说的城镇化问题主要是这个问题。表4反映出，西部地区的乡镇级区划的数量是东部的1.41倍，镇的数量是东部的1.01倍，但是西部地区的国土面积却是东部的3.53倍。西部的大部分城镇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分散型城镇，如何让这一类城镇发挥出与聚合型城镇相同甚至大于聚合型城镇的拉动能量，解决其覆盖的幅员广阔的农村的发展问题，是我们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分散型城镇的弱势是缺乏利用、发掘资源的制度动力。农税减免了，基层乡镇完全吃财政饭，从上自下的拉动也断裂了，县域经济的提升问题成为焦点。这一类城镇本身的发展动力和造血功能就相对虚弱，只有通过中央和省在制度上对县域经济的扶持，直到让这些传统城镇达到一个能够进入市场经济起跑线的时候，才能放手，这才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因为正是传统的这一类城镇在安抚和拉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只有调动制度发展因素，才能优化中国城镇的发展结构，避免两极分化。
2.在经济方面，现代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公路、铁路和高速公路的结构改变并重新构建了分散型城镇的经济支撑模式。过去这些传统城镇是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一片土地就可以养活、支撑一个城镇；现在，交通体系的发达和完善促进了分散型城镇的资源开发，但也加速了其自然生态和传统文化的破坏和消失，由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在很大程度上沿着交通线路流失到了城镇之外，流向中心大城市及其辐射区。因此，在这一类城镇化中需要特别注意资源开发的产权和经营本土化，引导和利用交通、通讯所带来的枢纽作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资源型产业转变为生态型产业，化产业外力为产业内力，构建新的劳动力转型、升级的培育模型。
3.分散型城镇中那些远离现代要素、人口稀少、生态脆弱、自然地理环境险恶、灾害频繁、生存压力极大、现代化成本极高的高山峡谷、干旱农区、高原牧区如何发展，这一类城镇如何进行城镇化，我们认为，“第三社区”是唯一出路。即先将这些城镇保护起来，发掘其传统文化价值，将这一深刻的文化内蕴赋予旅游市场经济，在不破坏其自然生态和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把这些城镇改造、建设成为休闲和消费的适宜空间，作为中国的后花园，甚至是全球休闲阶层的特色休闲胜地或者永久性的居住环境。青藏铁路全线建成带来了巨大旅游经济和社会效益，也为其沿线城镇构建第三社区创造了条件。第三社区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结合资源限定规模，多样性对全球化的交换优势，生活方式的互动参与。以第三社区的理念来重新布局这一类城镇发展是必要的。
4.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国策让一些分散型城镇中的农牧民为中国经济发展付出了丧失生产资料的代价，受益者主要是中下游发达城市和城镇，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政策带来的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因此，建议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指标，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扶持这些城镇进行产业升级和基础建设。同时考虑到西部缺失大、中城市的经济拉动，中央的战略布局应考虑在西部边境地区发展中心大城市，增强城市的区域辐射能力，尤其是利用边境开发和重大项目开发这两个热点，迅速形成口岸型城市和城镇，促进分散型城镇的发展。
我国城市和城镇在地理空间上分布极为不均，出于距离城市远近、是否受到城市辐射和拉动的划分，可以将我国的城镇区分为聚合型与分散型两种，在发展的过程中，两种城镇类型由于内因、外因的不同，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差异和距离。前一种城镇化在发展中方向不明，定位不清，容易造成文化特色丧失、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城乡一体化模式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方向；后一种城镇化在发展中出现退步，衰落与变革的趋势同时存在，如何在不破坏其自然生态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布局和建设这一类城镇，是本文，也是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鉴于这一类城镇所处的地区先天条件恶劣、生产力低下、发展内力缺乏、文化多样性、特色资源丰富等情况，本文提出了可能的出路和发展模式：在中央和省市的扶持下，以第三社区理念构建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