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意愿考察——对江苏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江苏论文,意愿论文,进程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是重要的微观基础。实证分析表明，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地区的农户的进城意愿不同，且影响他们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也存在差别。在二元经济特征基本消失的经济发达地区，农户的城乡意识已经淡泊，他们的收入状况、受教育状况和年龄状况都与进城意愿无关。在处于中等发达地区的农户进城意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总体上，年龄结构偏轻、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非农收入占比较大、已有一定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户家庭更愿意迁进城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进城的意愿主要受到非农收入的影响。因此，在发达地区政府的城市化工作以人口的就地转移为中心，在其他地区以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教育投入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等措施为重点。
一、引言
城市化是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国的必经之路。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时，产业结构会经历急剧的变动。第一产业的比重迅速下降，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而使以二、三产业为依托的城市得以发展，城市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中国的城市化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显著特点。1999年，中国的人均GDP 水平根据官方公布的汇率接近1000美元，而若采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这一数值则大大超过3000美元。同期中国的二、三产业比重合计已高达82.3％，而城镇人口比重仅为30.9％，二者相差51.4个百分点。这一差距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46个百分点）、印尼（47个百分点）和巴西（6个百分点）等发展中国家。 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过快、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农村购买力低下、农村社会环境差、二三产业难以进一步发展等社会经济不协调现象。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都能从城市化滞后中找到根源（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司，2000）。
已有众多的文献对中国农村城市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文献阐述了中国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意义（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司，2000；刘勇，2000）论证了城市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贡献（陈吉元，1994），进而从理论上分析了最优的城市规模（王小鲁，夏小林，1999）。大量的文献集中于探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政策措施，刘勇（2000）提出城市化的推进要具备3个条件：一是第一产业的支持；二是第二、 三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三是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网点。国务院研究室（2000）提出在迫切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加快小城镇发展的今天，必须调整和改变原先不利甚至阻碍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措施，尽早改变二元结构的城乡关系。具体而言，一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二要使农民愿意迁入城镇居住，三是使小城镇能正常运转和自我发展。
以上研究以规范分析为主，主要围绕中国推进城市化的必要性和政府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展开，但对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内在机理缺乏深入的研究。农民是城市化进程的最终实施主体，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如何将直接决定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政府政策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吸引农民自愿从农村走进城市，从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城市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因此，调查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意愿情况，分析影响他们迁入城市的决定因素，对揭示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微观基础、确定城市化的具体道路和途径以至推进城市化进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2001年对江苏9个县市实地调查资料为研究对象， 考察目前影响中国农村家庭迁入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从提高农民进城意愿的角度提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政策措施。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范围
1954年刘易斯创立的二元经济模型是研究乡村人口迁移的重要理论基础。二元经济模型将经济发展的过程归结为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与此相反，工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率相对较高，工资水平也明显高于农业。这样，受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异和工资差异的双重驱动，劳动力流动就表现为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假设基础上，忽略了城市中既已存在的失业事实，而此时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仍在继续。1970年托达罗对刘易斯的模型进行了修正，以“期望收益”的概念取代城市的实际收入，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他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我们所谓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城市原有的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以及自身蕴含的发展潜力不断创造出就业机会，吸引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但就业机会与就业能力之间常常存在着不协调现象，这就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收益与期望收益之间的缺口。
上述理论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一种抽象和概括，其核心是收入差异决定劳动力流动，如果期望收益高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收入，就会出现托达罗所谓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城市化进程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的形成从宏观上看与传统的城乡体制对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制约以及中国工业化中乡镇企业的布局等因素有关，但不可否认，“期望收益”概念也是解释这一现象的最重要的微观基础。如果农村家庭预计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非农收入并足以支付整个家庭的费用，则“期望收益”较高，进城的意愿也较强；反之亦然。因此，在不作个人偏好假定的前提下，“期望收益”与进城意愿的含义基本等价。从这一角度看，刘易斯和托达罗的理论仍是我们进行农村城市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研究中国农村家庭进城意愿和动因时，主要考察影响“期望收益”（包括“期望成本”）形成的诸多因素，主要包括农村家庭获取非农收入的现实能力、家庭成员的年龄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子女状况等，并试图判断各种影响的具体方向和程度。
本论文以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 这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江苏省1999年的城市化水平为28.95％，低于全国同期水平约2个百分点，而1999年江苏省的人均GDP为1286美元，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 因而城市化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十分明显。江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地区上的不平衡状况。按经济发展水平，习惯上将江苏全省分为苏南、苏中、苏北3大区域，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苏中包括扬州、泰州和南通，苏北包括徐州、淮阴、盐城、连云港和宿迁。1999年这3大区域的人均GDP分别为19313元、8453元、和5830元，其人口比例为31.7：24.4：43.9，面积比例为27.7：20.3：52。这3大区域在城市化水平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1999年苏南、苏中、苏北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41.45％、25.75％和20.94％。可以认为，江苏的3大区域实际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代表着较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3种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应的城市化水平。因此， 以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由此得出的结论将具有普遍意义。
三、方法与模型
（一）样本选择
首先按人均收入水平对3大区域的城市进行排序， 按随机抽样原则在每个地区抽出3个城市。其次，在抽得的每个城市中再抽取1个县或县级市，方法为按当地习惯的排列次序顺次编号，用随机数获取1 个样本县。再次，在每个县中随机抽两个乡镇。最后从每个乡镇中再抽出1 个村，从该村抽出10个样本农户。农户的抽取以本村农民负担名册为依据，采用等距离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得。抽样结果：苏南地区为句容、张家港、宜兴3县市，苏中地区为宝应、泰兴、海门3县市，苏北地区为赣榆、宿迁、涟水3县市。每个县市选2个乡镇20户农户作为调查对象，最后共获得调查样本180户。
（二）模型选择
本研究所考察的是农村家庭迁入城市的意愿，含义为农户是否愿意放弃土地和农业劳动，进入城市居住并从事非农业工作。结果有两种，即愿意和不愿意。设计模型时，我们以农民的意愿作为因变量，即0 －1型因变量，愿意进城定义为y＝1，不愿意定义为y＝0。设y＝1 的概率为p，则y的分布函数为：
在本研究中，上式的P[,i]是农户愿意进城的概率，m表示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的个数，X[,i]j是自变量，表示第j种影响因素。
（三）变量选择
在考察农户是否愿意进城时不仅仅要看户主的情况，其他家庭成员的情况对这一意愿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调查按户进行，搜集了该户所有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从事非农劳动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家庭成员的数据进行汇总并取平均值，相应地，变量所代表的是该户成员的平均情况。所选变量及其含义见表1。
在处理年龄变量时，由于老人和孩子的年龄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家庭中主要劳动力的年龄状况，从而降低变量的解释能力，所以我们按国家规定的劳动就业年龄（16～60岁），计算平均年龄时剔除16岁以下小孩和60岁以上老人。对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做同样的处理。家庭劳动力中从事技术性工作的人的比例（TEC ）这一变量用以反映家庭劳动力获取非农收入的综合能力，具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通常更容易找到工作和获得较高的收入。但这一变量与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EDU 和TEC两个变量不能同时进入模型。由于TEC反映了劳动力目前已经获得的技能和从事的工作性质，它比EDU更能体现劳动力的素质状况， 所以我们选择TEC进入模型。 但在苏北的数据显示当地家庭从事技术性工作的人的比例几乎接近0，样本数据的差异很不明显。但当地家庭16～60 岁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却存在明显的差异，可以认为在苏北地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从事工作的性质没有直接的联系。为反映不同素质的劳动力对进城的态度，在苏北地区我们用变量EDU代替TEC。
四、实证分析
考虑到3个地区在经济发展模式和城市化水平上的巨大差异， 我们分别对3个地区进行回归。将上述变量放入Logit模型，3 地区回归结果中男性成员的比例这一变量均不显著，可以认为家庭中的性别构成对是否进城没有显著影响，将这一因素从模型中剔除，重新回归。由回归结果（表2）可见， 在不同地区上述变量对农户进城意愿的影响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苏南的回归结果很不理想，所有的变量均未通过检验，整个模型也没有通过检验，这似乎意味着苏南农民的愿意进城和上述变量没有直接的关系。苏中和苏北的模型都通过了检验，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但不同的影响因素在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别。
在苏中地区，显著性较高的变量是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家庭中从事技术性工作的人的比例和工作年限，且符号为正，表明从事非农活动的收入、时间和工作性质是影响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且非农收入越高、有一技之长和一定工作经历的人越愿意进城。16～60岁家庭人口的平均年龄系数为负号，表明年纪越轻的家庭进城的意愿越强。家庭中上学子女数这一变量未能通过检验，但其系数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子女越多的家庭越不愿意进城。
苏北地区只有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这一个变量的系数为正，显著性也很好，验证了获取非农收入的可能性越大越愿意进城的假设。但苏北地区其余几个变量如年龄、受教育年限、上学子女数、工作年限的系数都为负值。年龄通过显著性检验，与苏中情况一致；上学子女数也通过了检验，即上学子女越多越不愿进城。虽然受教育程度在苏北没有通过检验，但其系数说明在该地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反而越不愿进城；工作年限的结果也说明从事非农工作时间越长越没有进城的意愿。
进一步比较样本资料的特征及考察3地经济发展模式和状况， 我们发现苏南地区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产业，占总收入的80％，每户的非农总收入为21010.73元，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苏南地区87％的人在本地从事非农工作。事实上，在苏南地区二元经济的特征已经很不明显。80年代乡镇企业在苏南地区异军突起，在当地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劳动力从农业向乡镇企业转移，城乡差别日益缩小。苏南地区”乡镇工业小区”、“乡镇工业城”、“农民商城”的涌现实际上就是农村工业化与乡村城镇化同步发展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二元经济模型”中所描述的收入差距现象已不复存在，因此劳动力迁移和城市化发展之间也就失去了必然的联系。在苏南地区，城市化已不再单一地表现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调查显示，苏南农村的乡镇企业现已吸纳了大量的中、西部人口工作、就业。事实上，苏南地区进行的是一种乡村城镇化过程，本地人口的迁移不一定简单地表现为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因此，以二元经济理论为框架建立的模型不能通过检验也是非常正常的。
苏中地区二元经济的特征比较明显，收入因素在决定农村家庭的进城意愿上起着重要的作用。除收入因素外，在苏中地区那些具有一技之长、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通常更愿意进城，他们有潜在的生活能力，也更向往城市生活。同时，打工年数越长，对未来发展的预期越稳定，进城的意愿也越强。
苏北地区又是另一种情形。该地区不仅二元经济特征明显，而且城市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非农就业机会较少，农村居民外出打工的比例远高于苏南，但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远低于苏南地区。影响苏北地区农村家庭迁移的因素就单纯得多，主要是非农收入。由于当地就业机会和劳动力市场缺乏，交通不方便，即便是受过一定的教育也不一定能找到非农工作，迁移到城市生活对他们还是很遥远的事，他们可能更愿意在家务农。苏北地区农村劳动力从事的非农工作几乎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体力活，有技术特长的农村劳动力只占7％。 虽然从事非农工作年限不短，但并不能增加他们进城的信心。此外，苏北地区家庭中有2个或2个以上小孩上学的样本户有16户，占47个有效样本的34％，说明苏北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比较落后。上学子女越多的家庭就越不愿意进城，因为除了教育成本的城乡差异外，很多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就学还有严格的限制措施。
五、政策建议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农户的进城意愿不同，且影响他们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也存在差别。在二元经济特征基本消失的经济发达地区，农户的城乡意识已经淡泊。因此，他们对是否进城甚至变成非农户口持无所谓态度，他们的收入状况、受教育状况和年龄状况都与进城意愿无关。就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城乡差别较大的地区而言，农户进城意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总体上，年龄结构偏轻、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非农收入占比较大、已有一定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户家庭更愿意迁进城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进城的意愿主要受到非农收入的影响，同时年龄结构偏轻的农户也更愿意进城，但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进城的愿望，而子女进城上学可能面临的困难使他们对进城望而却步。
基于上述结论，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1.创造就业机会、发展城市经济仍然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最重要推动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产业高度化”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城市化、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之间固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这是以市场的有效运作和产业间的均衡发展作为前提的。如果忽略我国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现实，盲目追求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必然下降，以此为重点加快城市化进程也只能是缘木求鱼。因此，应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产业布局和产业调整，重视就业机会创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制定政策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2.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城市化的重点不在人口和家庭的迁移，而应重视乡村地区自身城市化的作用。应将这一地区相当一部分乡村人口就地转为城市人口，同时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水、电、路、通讯和交通设施，吸引其他地区农村人口的流入，形成聚集效应。在统一规划、积极引导的原则下，使城市化沿着村——镇——小城市——中城市——大城市的次序逐步推进。
3.中等发达地区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一方面要加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容纳新移民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强化对“潜在移民”的技术教育与培训，使他们具有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实际上农民的求知欲很强，但一方面求学无门，另一方面难以承担高昂的学习费用。所以教育和培训应主要由政府提供，首先要抓好文化基础教育，努力提高农民子女的入学率，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再次，要加强专业技能培养，由农村基层组织根据当地情况设计和具体操作，如举办农民技工学校进行技术培训。
4.经济不发达地区应将重点放在营造城市化的外部环境上。首先，应通过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外出打工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熟人介绍，由亲戚一个带一个地带出去。农民难以获得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信息，不清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如何获得工作，更不知如何推荐自己。缺乏劳动力市场严重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当地政府可设立劳动中介机构，定期发布城市劳动力需求信息，建立本地农村劳动力档案。其次，应更好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虽然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在农家的房前屋后随处可见，但越落后的地区越是孩子多。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落后地区根深蒂固，导致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受教育的可能性降低，人口素质进一步下降，给城市化带来很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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