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潜力论文,前景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一些学者(伍晓鹰，2013；Wu，2014)发表的研究成果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我国以往高速追赶过程中贡献很小，而且，最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升速度放缓，令人担忧。通过搜集大量的相关文献，并结合我们自身的研究，我们认为，生产率提升在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升速度放缓，很大程度上是追赶型经济体普遍经历的规律性现象，是逐步接近世界技术前沿、走向成熟的标志；未来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充分释放生产率提升的潜力，推动经济平稳持续增长。 一、生产率提升是我国高速追赶的重要动力 (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生产率的快速提升 经济增长的两个源泉是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升。在具体的经济增长核算中，要素投入涉及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这些要素投入的加权之和，被称为全要素投入。经济增长扣除全要素投入的贡献之后的余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往往被作为技术进步的近似衡量指标。通过比较全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相对大小，可以粗略地判断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是要素投入，还是技术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扣除要素投入之后的余额，其核算的方法论上有一个特点，即要素投入核算覆盖面越广、核算越精细，则经济增长当中可以用要素投入增长来解释的部分就越大；相应地，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就越小。正如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的构造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曾经指出的那样，全要素生产率所核算的，不过是经济学家无知和无能的程度。意思是说，对要素投入的理解越全面，核算的精细程度越高，则需要诉诸全要素生产率加以解释的余额就越小。 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动力的实证研究，始终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其中不乏国际和国内权威学者的研究(李京文等，1993；李善同等，2002；张军等，2003；郭庆旺等，2005)。这些研究有的核算国民经济整体，有的核算特定产业；有的涉及时期长，有的涉及时期短；有的涉及劳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3种要素，有的仅涉及前两种要素；绝大部分研究以GDP为核算对象，要素投入中不包含中间投入，极少数研究则以总产出为核算对象，并在要素投入中包含了中间投入。此外，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等等的核算办法，也是五花八门。 我们搜集的实证研究文献中，绝大部分认为，尽管资本投入是我国以往高速增长的首要推动因素，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哈佛大学Perkins等(2008)年的研究认为，1978-2005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达到3.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40%；长期跟踪分析我国生产率问题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Brandt等(2012)，根据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的研究发现，加入WTO使得2002-2007年期间我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达到了11%～16%。加拿大华人学者朱晓东(2012)基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rescott的框架发表的研究成果则更是认为，1978-2007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78%，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持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根据我们(何建武，2014)的最新测算结果，1978-201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37%，这一结果与大部分研究结果的平均水平相当。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方法论的内在缺陷，会使得发展中国家测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低估其实际的技术进步速度。具体而言，全要素生产率核算无法刻画内嵌在投资品和中间产品中的技术进步。也就是说，通过进口高技术投资品和中间投入所带动的技术进步，在增长核算中会被归入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不会被归入全要素生产率。根据WTO(2011)的研究，我国出口中包含进口比例由1985年的8%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37%。如果把这个因素纳入考虑，则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将比上述40%左右的水平更大。 (二)我国生产率快速提升主要原因是技术追赶和要素跨部门流动 我国过去30多年的追赶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技术追赶。距离前沿国家技术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得我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更低的风险和更快的速度提高技术水平。而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开放发挥了巨大作用，吸引外商投资使得我国在利用国外资本的同时也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得我国可以更加容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对国外市场的开放不仅扩大了我国市场，促进了分工深化，也提高了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的技术水平，使得出口商品整体技术水平得以提升。2011年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五大专利许可支出国和全球第三大专利技术净输入国。2011年专利许可支出达到147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专利许可支出总额的35%，占全球专利许可支出总额的8%。 过去30多年，要素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流动，也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一项重要源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osworth等(2008)的一项研究发现，1978-2004年间我国劳动力的再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都在1个百分点以上，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总水平的30%左右。我们的研究(何建武，2014)也发现，过去30多年1/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来自结构变化(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种结构变化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年均贡献1.6个百分点。 (三)少数认为我国过去生产率提升缓慢的观点并不可取 虽然绝大部分研究认为我国过去30多年生产率提升速度较快，但也有极少数研究(伍晓鹰，2013；Wu，2014；Young，2003)认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贡献不大。如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伍晓鹰的研究认为，1980-2010年我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只有0.5%，对总产出的增长的贡献不足5%，远低于相似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该研究对我国生产率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比较，并不科学。理由有二。第一，该研究对要素投入进行了精细的核算和估算，而所对照的其他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研究，则未进行同样精细的处理。第二，该研究根据作者自己的理解，调低了我国官方公布经济增长率。而这些调整方法本身存在很多缺陷，因而研究结论也缺乏可信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根据伍晓鹰的研究，我国成品/半成品制造业生产率水平实际上是比较高的。所以，该研究与其说强调了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生产率提升速度慢，毋宁说强调了我国竞争性的成品/半成品制造业的高生产率，被受保护的能源和基础材料行业的低生产率抵消了。 二、近年来我国生产率增速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增长阶段转换期的规律性现象 (一)我国近年来生产率提升速度的确呈放缓态势 虽然在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比较快，但是，与许多其他研究一样，我们也发现近些年来我国生产率增长速度出现了趋势性下滑的现象。我们的研究结果(何建武，2014)表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比之前二三十年平均水平下降了1个百分点以上。而近两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迹象。正确、全面地看待我国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放缓，需要对照正反两方面的国际经验。 (二)现阶段生产率增速放缓很大程度上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规律相吻合 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表明，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技术水平逐步接近发达国家，追赶型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将规律性地放缓(林毅夫等，2007；郑玉歆，1998)。特别是，当收入水平接近高收入门槛、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低速增长阶段转换的时期，这一规律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刘世锦等，2011)。之所以有这样一条规律，有许多原因。比如，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和技术的追赶，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距离前沿国家越来越近，前者技术边际改进的速度会不断放慢。再如，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趋于完成，经济结构会出现重大变化，技术进步速度较慢的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并超过技术进步速度较快的工业比重。 对比其他成功追赶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可以发现，最近几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放缓，符合经济追赶的一般规律，是经济由快速追赶状态迈向成熟状态的前奏。为说明这一点，我们选用目前国际上公认程度最高的、跨国和跨时可比性最好的“宾州大学世界表”(PWT8.0)数据集，进行了比较。该数据集是一批权威学者基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国际比较项目的调查数据而测算出来的。从该数据集可以发现：(1)美国等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对比较稳定，一直保持在1%左右。(2)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日韩等后发追赶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出现由较高增速向较低增速转变。日本在1960-1973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5.58%，而随后则开始大幅下滑，1973-1980年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出现负增长；韩国在1980-1990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接近3%，之后回落至1%以下。(3)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日本和韩国等成功的后发追赶国家表现出同样的趋势。1980-2007年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超过3%，2007-2011年下滑至1.6%左右。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与日韩基本一致，这表明我国近些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规律性现象。虽然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之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但至少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并不比日韩在相似的发展阶段表现得更差。这与伍晓鹰的结论明显不同。 (三)我国近年生产率增速放缓也有一些其他影响因素 除了上面的后发追赶的规律性因素之外，也有另外一些次要的规律性因素，和我国自身的特殊要素，共同影响着我国最近几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从次要的规律性看，经济下行时期通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都比较低，即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顺周期的特点。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需求增长速度突然大幅下降。 从我国自身的特殊因素看，金融危机之后实施的大力度投资刺激政策，使得产能过剩问题愈加突出，设备利用效率大幅下降。 (四)我国近年来生产率增速放缓与拉美国家的情形有着根本区别 正是因为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一些学者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是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表现，并以拉美国家作为重要案例。然而我们的研究(刘世锦等，2011)表明，导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生产率下滑，与我国当前阶段的情况并不具有可比性。首先，从发展阶段来看，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明显早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拉美国家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就陷入了债务危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大幅下滑，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时这些国家人均GDP仅达到4000国际元左右。而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明显已经超越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我国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更加符合日韩增长阶段转换时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其次，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也与我国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的原因大相径庭。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是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进口替代战略降低了国内产业创新的动力，加之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空间狭小，受保护的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工业化进程难以推进，大量劳动人口长期滞留在传统经济部门，无法分享发展的成果，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另外进口替代战略还导致拉美国家大量对外举债，同时国内企业效益偏低，政府财政收入匮乏，最终诱发了债务危机，最终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工业化已经趋于完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主要源于结构变化潜力的规律性缩小。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来推断我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三、今后我国经济高质量地增长将更加依靠生产率提升 (一)新阶段要求生产率逐步接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 前文分析的日本、韩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还表明，虽然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会随着收入水平接近高收入门槛而放缓，但并不是持续下滑，而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且能够逐步接替放缓的投资增长，而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由此可见，我国今后能否平稳、顺利地保持相当一段时期的中高速增长，关键点之一就是能否避免生产率持续过快下滑，并着力使之逐步接替投资而成为经济增长新的主动力。为此需要寻找今后生产率提升的潜力和源泉。 (二)今后生产率提升需更加注重原始性创新和部门内部的竞争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技术水平将进一步接近前沿国家；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业转移劳动力的潜力将越来越小。这些支持生产率提升的传统因素虽然仍有潜力可挖，但必须更加注重提升生产率的新渠道。 首先，需要更加注重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再配置的效率。我们的研究发现，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要素边际产出存在较大差异。研究结果(龚关等，2013)显示，过去20多年我国制造业内部行业之间资本边际产出价值的变异系数平均达到1.3左右，而美国只有0.3左右。这说明我国制造业内部资本的错配程度要远远大于美国。如果以美国作为标杆，我国未来通过降低要素错配程度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仍然很大(Hsieh，2009)。这种差异不仅仅表现在行业之间，还表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子行业内不同的企业之间，如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出口型和非出口型企业之间，大中型和小微企业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企业之间。如，大量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资本边际产出价值比国有企业高；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比非出口型企业高。消除这些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的企业之间资源的错配，将是未来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 其次，需要更加注重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企业之间通过竞争不断淘汰低效率的落后企业，而高效率的企业得以存活下来，这种持续的企业进入和退出机制是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Foster，2008)。过去30多年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不断改进。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又称“企业更替”)所形成的优胜劣汰效应，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表明近10多年来该效应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贡献率在20%以上。尽管如此，由于我国的企业退出机制仍然存在很多缺陷。仍然存在许多“僵尸”企业，其本身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能力，却依靠政府或者银行“输血”的方式生存，致使有限社会资源被无效地占用，大大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完善企业的竞争和退出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将是今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渠道(毛其淋等，2014)。 再次，需要继续引进和吸收新技术。经历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各行业技术水平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个别行业或企业的技术水平甚至已经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但从整体来看，我国与世界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除了资源禀赋差异外，国际市场上各国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技术的竞争，制成品出口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占出口额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之间技术水平差异。根据经合组织对全球价值链(GVC)最新测算结果，我国出口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只有67%，而美国、德国和日本则分别为89%、85%和73%。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这也表明，我国仍然可以通过引进和吸收那些“非前沿的新技术”，提升自身生产率水平。 最后，需要更加注重原始性创新。随着我国技术水平日益接近前沿国家，原创性的技术进步显得越来越重要。只有更加注重原始性创新，才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保持长期较快增长，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多的附加价值，进而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根据Global Fung的研究，目前我国生产一件销往美国的西服只能从最终售价中获利5%。全球价值链的最新研究表明，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目前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更加“凹陷”，意味着单纯制造环节的获利水平越来越低，而价值链的两端附加价值越来越高。这表明除了生产制造环节的效率和成本竞争力之外，产品设计和各种商业模式创新活动在价值链上分得的份额更大了。 尽管当前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较过去有所下滑，但是今后我国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和潜力仍然较大。释放这些潜力，促进生产率和经济持续较快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更加公平的企业竞争环境，更加有效的要素配置环境，更加有活力的创新孕育环境。 本文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生产率问题研究”课题研究成果整理而成，疏漏之处由作者负责。标签：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生产率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中等收入陷阱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