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国学论文,费正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起美国的中国研究，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他的学术经历是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为了全面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对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做一探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
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当时，中国研究的中心仍然在欧洲，集中于传统汉学研究。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一般不研究现实问题，其研究视野受到传统框架的限制。这种状况同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强调研究的实用性的美国学术传统显然是不合拍的。因此，汉学研究很难在美国学术界扎根。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地区研究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逐渐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近现代中国研究就隶属于东亚地区研究。这种研究从研究的目的到研究的内容和手段都与汉学研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费正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力，早在1927-1929年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他就接受从英国来哈佛执教的查尔斯·韦勃斯特的建议，利用故宫所收藏的清季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历史。1929年秋，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得到了罗兹奖学金资助，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伦敦期间，他结识了曾经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马士。在马士的影响之下，他选择了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932年初，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为题，于1953年出版。费正清获得博士学位后，即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1977年，他从教职退休时该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述颇丰，其主要的著作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4th rev.edit.，1979；enlarged edit*
，1983)、《近代中国：1898至1937年中国著述指南》(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ed.with Kwang-ching Lin，HUP.，1950)、《中国共产党文献史(1921-1950)》(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50，ed.with Courad Brandt and Benjamin Schwartz,HUP.,1952)、《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HUP.,1954)、《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ed.with Su-yu Teng and Others,HUP.,1954)、《东亚：近代的变革》(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With E.O.Reischauer and A.Craig，HUP.，1965)、《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ed.,HUP.,197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Harper and Row，New York，1986)、《观察中国》（China Watch，HUP.,1987）。他还与人合作主编了《剑桥中国史》、《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建立了近现代中国研究基本框架和模式。费正清学术的一个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与他接受汉学训练有关。虽然费正清主观上对理论抱有戒心，但他的研究在客观上又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种特有的模式和框架，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冲击——回应”模式，费氏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6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充满西方人种族偏见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费正清对这一模式做了描述。他认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①
“冲击——回应”模式不仅被应用于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也被应用于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中，费氏专门把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作为研究的重点问题。保罗·H·克莱德(Paul H.Clyda)与伯顿·F·比尔斯(Burtond F.Beers)在其合著的（远东：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一书中则提出：“过去150年，东亚一直是一场革命的舞台，这场革命的广度与深度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它包括两个伟大的运动。第一个运动是西方文化生气勃勃地向中亚与东亚的古老传统社会全面扩展，这个运动从19世纪初开始，通称‘西方之冲击’。到20世纪初，就政治权力而言，它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不过此时这场革命的第二部分已经相当深入地展开。亚洲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开始是软弱无力、步调参差，方向不明的。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是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东亚”。
“冲击——回应”模式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在60年代末期开始遭到学术界中年轻一代学者的责难。后来，保罗·柯文(Paul A.Cohen)推出其批判性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系统地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标志着这一盛行于50-60年代的史学研究模式受到了历史的检验。尽管如此，“冲击——回应”模式还是影响着相当一批美国的中国学家。
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致力于中美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倡导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且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费正清的学术生涯中，中美关系史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在他的著述当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有很大的比重。费正清学术的这一特点使他的研究特别贴近现实。由于他比较公正地看待中国革命，力主中美关系正常化，因而受到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污蔑和攻击，甚至在麦卡锡时期遭到政治迫害。60年代末以来，又连续受到台湾右翼势力的围攻。
费正清有关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主要著述专门汇集成论文集《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Alfred A.Knopf Inc.，New York，1974)。其他著作还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4th rev.edit.，1979；enlarged edit.，1983)、《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ed.and Contrib.，HUP.，1968)、《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Chinese-American Interactions：A Historical Summary，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75)、《中美关系展望》(Our China Prospects，ed.and Coutrib.，Philadelphia，1977.)。
处理对华关系的实践，以及他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对费正清形成关于中美关系的基本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费正清在回忆录中曾经追求了自己在情报协调局任职期间两次来华的特殊经历和感受。他说：“这一段充满惊险事迹的插曲（从34～39岁），把我卷进了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并毋庸置疑地再造了我。就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从战争时的勤奋工作中得到的磨炼和成长，使我更清楚地懂得自己在想什么，自己怎样能够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战争从根本上提出了新的思想和组织问题，这些问题要求采取创造性的行动。”②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费正清一直持有较为明智、公正的态度。早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就对中国战场上国民党政权的现状有较为清醒的认识。1943年8月，他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情绪：“现存政权已无多大希望，因为它无法在感情上信赖人民大众，在行政上又效力太低，实际上无法为民众做什么有益之事，而骇人听闻的苦难和灾祸总是跟随它的踪迹。它之所以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只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民众拿起武器反抗它”。③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费正清时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1946年6月，他与妻子前往中共在华北的政治中心张家口访问。事后，他著文《一九四六：我们在中国的机会》，全面地探讨了战时的美国对华关系，阐述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后中国的政治现状给美国人制订对华政策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要不要做好迟早同中国共产主义妥协的准备？在中国，有哪些机会能使条件令人满意？在危机时代，中共会不会同俄国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清醒地和客观地估计我们的机会，必须懂得，极端的回答虽然来得痛快，却是于事无补。”④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冷战的局面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美苏两大对立阵营格局已经初见端倪。西方分析家往往很轻率地做出结论，把中国共产党视为苏联的“工具”和“傀儡”。费正清对此是很有看法的。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只不过在主义和理论上同苏联有缘，在实际上和程序上却未必如此”。他们“亲近苏联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在改造落后的农业社会方面，同苏联有类似的实际问题和经历，而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相似之处”。再有，“中共政权显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它是由清一色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20年来在没有什么外援的情况下对付中国的环境，历尽艰辛，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计划。华北不等于东欧”。他根据自己的认识做出了基本的结论：“同孤立或隔离政策完全相反，我们的最好机会在于充分发展和维持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
1949年夏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尽管蒋介石政权危在旦夕，人们对蒋介石统治已经完全丧失信心，国共两方的军事对比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仍然持怀疑态度，并且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认识不清。费正清则公开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美国东亚政策学术讨论会上强调“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并且对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告诫他们，“如果拒绝正视现实，我们就可能再次掉进我们面临的估计过低的陷井”。⑤他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它有意识地消灭地主与士绅阶级”，最大限度地发动农民，“提高他们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奉行“遏制和孤立”的冷战政策，中美关系长期恶化。特别是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更加剧了这种敌对关系，中美关系成为一个无人敢问津的领域。在60年代，又是费正清，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再次发出重新审查美国对华关系的呼吁。1966年，在美国参院举办的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费正清用提供证词的方式将自己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思考公布于世。他说：“10多年来，我们一直避而不谈中国问题，希望它会自行消失。可是它仍然存在，等待人们正视它。但要了解中国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对我们自己以及中美关系做历史的考察。”费正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出发，主张美国政府应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的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为中国进入国际舞台打开方便之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费正清的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这一点，他遭到了台湾当局和台湾右翼文人的攻击和谩骂。费正清回忆道：“1966年，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对华听证会上，参议员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竭尽努力以使广大公众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应邀出席作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自行解决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且不会构成对美国的严重威胁”。“1966年参议院举行的这些对中国问题的听证会，一连9天在台北成了轰动性的新闻。尤其是我和多克·巴奈特(Daok Barnett)，由于我们提出同北京接触的叛卖性主张而遭到台北公开的谴责”。⑦在对费正清表示谴责的人中包括数百名学术界和各界的名流。1966年以来，台北相继出版了一批攻击费正清的书籍，其中包括再版麦卡锡事件中麦卡伦委员会关于太平洋关系协会听证会的1951-1952年的14本书，还有中文版的著作《太平洋关系协会与费正清集团》、《费正清集团在台湾的大阴谋》、《费正清和毛共》，等等。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随之台湾问题显得越发突出。费正清在是年8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台北能与北京和平共处》一文，论证“北京统辖下的台北自治”的可行性，并且对于“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的力量表示怀疑”。这样，又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反费舆论再起。1977年，中美关系进一步恢复，费正清在台湾所遭到的激烈攻击几乎达到了项点。在费正清访台期间，台北方面由立法委员胡秋原等出面组织了批判费正清的所谓“反对费正清出卖自由中国座谈会”。反共理论家郑学稼、任卓宣、侯立朝及国际共产党问题研究社社长周之鸣等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座谈会”上，“来宾”的发言充斥着污辱、漫骂的语言。与会者攻击最为集中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有人形容会议的“发言者个人激昂慷慨义愤填膺”，“为着黄帝子孙气节，中华民国生存，而竭诚愿意贡献一切，牺牲一切”。⑧他们指责费正清是“出卖台湾的罪人”、“毛主义的文化特务”、“共党间谍”、“披着学者外衣的共党同路人”。当时对费正清的攻击也涉及到学术方面。相比之下，这方面的批判内容多少带有一点说理性。胡秋原、陈鼓应等学者主要从学术角度批判了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也同时批判了台湾内部拥护费正清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学者（这部分学者主要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如殷海光、王世杰、李敖等人，他们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台湾当局的文化政策提出过批评意见，被认为是“西化派”、“自由派”）。他们认为，费正清“不学无术”、根本不了解中国。他在中国研究中制造出所谓“亚细亚社会停滞论”、“东方社会落后论”、“中国革命必然论”、“传统与革命联系论”，贬低东方文化，抬高西方文化，附和“毛主义理论”。因此要激发民众抵制“全盘西化”，反对“崇洋媚外”，唤起民族意识。对于这些攻击，费正清事后做了一些辩护和澄清，对所谓的污蔑不实之词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些“对我的谴责都是歪曲事实或凭空想象的。例如，他们指责我宣扬威特福格尔的中国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停滞不前的观点（这既不是他的观点，也非我观点）。批评家们大幅度地编造了他们的费正清模式”。“总的说来，我觉得在紧张的1977年夏末，台北反对接纳我是多年以前麦卡锡主义歇斯底里逻辑的必然延续”。⑨
二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做出了贡献。首先，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创建了中国研究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早在1946年8月，费正清就在哈佛大学开始从事区域研究。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肆虐之后，中国研究已经完全成为一片“废墟”。恢复这一研究的工作异常艰难，而他认定，“对付麦卡锡主义的办法只能是办教育”。⑩有赖于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一些私立大学着手筹划中国研究。费正清于1954年开始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55年，首先建立了为期两年的“区域研究－东亚”硕士班，每年约培养14名研究生。1956年，招收了26名攻读历史和东亚语言联合联博士学位的研究生。50年代后期，研究中心逐渐开始有计划地出版书籍。到60年代，这项工作全面展开并且进入了高潮。据费正清统计，“在1970年和1971年成绩最为突出的两年中，我们总共出版43卷书，几乎达到一个月出版两本书的程度”。这使我们“进入一个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短短几年我们已经超过了斯坦福、伯克利和其他学校”。(11)
除了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之外，费正清还担任了许多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1959年，他担任了亚洲问题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1968年，他又出任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会长。鉴于麦卡锡时代所造成的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分裂，费正清做了很多工作促使对立的双方进行合作。
从实际的学术组织实践中，费正清深感在美国开展地区研究必须处理好政府、研究部门和基金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曾经举例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战时及战后，“华盛顿和各大学之间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央情报局和战略情报局早期的研究分析分局学术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同我一样重返大学工作；还有一些人则象伯顿·法赫斯一样仍在政府任职，法赫斯是国务院情报研究局(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东亚处的处长，他一直到50年代才去职他就，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科部主任。这个事例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部门、政府和基金会三者之间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美国人能进退自如，比起英国人和日本人来方便得多”。(12)事实上，费正清后来在区域研究中取得的成功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据统计，从1958年到1970年期间，由私人基金会和政府有关部门所提供的基金达4000多万美元。费正清在得到这部分基金后，很好地协调了各个方面的关系。
其次，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传统的汉学研究不同，汉学研究中心在欧洲，而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是美国，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开拓者，费正清一直崇尚“研究中国问题，要出去四处走走”的信条，“把中国问题研究看作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不断沟通自己和世界各地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联系，逐步加强与他们的合作。1952-1953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他回忆道：“在1960年和1964年我们的两次环游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共走访20多个国家。我对其中每个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的现状或不足之处都作了独立的评估。我参观了15-20个研究中心，这取决于你对研究中心这个词怎么理解，还作了上百次讲话，其中包括介绍、讨论、演讲等。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训练有素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并不多。我们的著述传播还不够广泛，但我们正在取得进展。而且，我们在哈佛有很多机会同世界其他地区志趣相投的研究人员进行交往。”(13)
第三，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负责主编了六卷本的《剑桥中国史(1800-1985)》。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尽管书中的很多观点还不可能完全被中国学者和读者所接受，一些美国学者对这套书的评价偏低。(14)但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这套书应该给予肯定，因为这部多卷本的专家论集满足了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一般需要，起到了“为非专业人员提供一种有关某个重大主题的易读的历史纪事书”的作用。(15)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他的研究集中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学者的批判。黄宗智认为，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常常有意无意地附和官方的立场和观点”。“费正清写的通俗性教科书《美国与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基本上否认帝国主义这个事实，企图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辩护。它把帝国主义视为‘现代文明’的使者，用‘两种文明的冲突’和‘打开门户’来解释鸦片战争。在这本书中，帝国主义侵略成了‘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主权的丧失被称为‘中西共治’。费正清一直到前年(1978)出版《剑桥中国史》第10卷时才正式放弃了这些看法，并因此受到部分右派学者的攻击。以费正清为首的这种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学术，同中国的范文澜所领导的反帝国主义的近代史研究，是一个鲜明的对照”。(16)正是由于费正清学术的这种局限性，阻碍了中国学的健康发展，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他的观点受到美国学术界的普遍批评。还应该指出，费正清的理论素养与他在中国研究中所处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不相信理论，只信任模式。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后世的美国学者。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象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以至于谈到学术理论问题，人们发现他留给后世的就只剩下那孤零零的模式。尽管有的美国学者把这种对理论的不信任态度看作是费正清治学的优点，认为费正清在其学术生涯中“没有花时间去做宇宙观的思索”，“甚至在做最一般性的概括时，他也避免固定的、严密的概念化”，是为了“避免其学术陷入意识形态的陷井”。(17)但在我看来，忽视理论思维的史家与没有理论支持的模式，必然使自己的研究难于长进。在费正清身上体现的这种缺憾影响了他的学生，也限制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深入发展。
如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费正清不仅是一位孜孜耕耘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费正清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这样，给人造成一种谁也无法理解他的印象，以至于连美国人自己也感到理解费正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保罗·埃文斯这样写道，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的中心人物，却又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人物。他的著述颇丰，但其观点经常引起争议，他的著述中的隐喻所引起的分岐甚至更多。他没有系统的学术理论，因而无法了解他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他强调文化的价值，却又极力回避信仰和意识形态。很少能有人理解他的真实思想，以至于人们认为研究“真正的费正清”就如同研究“真正的中国”一样困难，到处充满着矛盾”。(18)
这里还应当指出，在对费正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期，费正清和他的学术同时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攻击和批判，而这些不同方面又都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意识形态背景和学术背景，费正清可谓“腹背受敌”。我们姑且将其称为“费正清现象”。
早在50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加剧，美国极右势力制造反共舆论，导致麦卡锡掀起反共狂潮。在当时所谓的“忠诚审查”中，费正清被指控参与了“出卖中国的阴谋”，为“苏联和中共服务”，遭到极右势力的迫害，被排挤出中国研究领域。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史学界也在开展对费正清及其学术的大批判，将其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代言人”，“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揭露他代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在变本加厉地歪曲中国近代史”。60年代以来，费正清和他的中国研究又受到前苏联汉学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攻击费正清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学者”，是“北京政权的工具”。费正清长期从事美中关系史研究，竭力主张中美两国消除敌对状态，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就使得台湾方面对他大为恼火，多次有组织地对费正清进行围攻、漫骂、甚至于进行恫吓。70年代以来，在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批判费正清研究模式的批判思潮，矛头直接指向费正清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不能说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都是对费正清的恶意攻击，也不是说对费正清的学术思想不能批判，70年代以来出现的对费正清的研究模式的批判就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费正清本人对这种批判也是持欢迎态度的。来自前苏联方面和台湾方面的攻击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人们自然是一目了然。问题是来自中国学术界的批判就显得复杂化了。这里不排除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又不能完全归结于这种影响。我以为，这里还包含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影响。由于我们和美国学者处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不大了解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也不能体会在美国的学术文化背景和史境下美国学者的特殊感受。因此，产生某种误解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费正清本人又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
那么，对中国学者来说，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研究费正清及其学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却又是研究美国现代中国学无法避开的问题。
这里，我只谈一点很不成熟的看法，因为我的研究也处在起步阶段。我认为，对于费正清的研究要坚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对费正清做历史的和辩证的研究。所谓历史的研究，就是要以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为背景，把费正清和他的学术放到美国的史境上去认识。以此为基础，再回到中国的史境下认识他和他的学术。所谓辩证的研究，就是要从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待费正清。费氏的学术观点并非铁板一块，固定在特定的框架之下。尽管他没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论，但他确实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反思，修正自己的观点。对于费正清，还要考虑到他的经历、地位和个性等诸多因素。
三
每一位对历史负责的严肃学者都很重视对自己的学术历史进行反省和总结，费正清也是这样。在经历了60年代的思想动荡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学术、政治活动进行深刻的反思。到80年代初，他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从某种意义上讲，费正清的回忆录实际上是一部现代中国学的反思录。
费正清对中国学的反思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从研究史的发展过程着眼，分析了在中国学领域存在的“学术研究上的呆滞现象”的根本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冷战”。“冷战”把美中两国“弄得筋疲力尽”，它“使我们难以接受被我们感情用事地称之为把中国‘丢失’给共产主义这么一个现实，它使我们更加轻率地刺激中国介入1950年的朝鲜战争。接着这场中美朝鲜战争导致了我们与台湾结盟和对人民共和国实行一种希望它崩溃的‘遏制’政策，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拒不承认和长达20年的禁运”。(19)费正清很惋惜地看待这段历史。他说，其实“事情本来可以不必发展到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大可不必那样义愤、激烈、费心竭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如果我们对这场革命了解得更多一点儿，对自己的恐惧感的认识能更客观一点儿的话，我们本来可以更好地应付这一形势”。(20)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本来可以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比较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但麦卡锡主义破坏了学者与政府的正常关系，他们思想僵化，“在道义上拘泥于一种反共产主义立场而不愿思考”。(21)费正清的思考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美国的中国研究并不是一种纯学术研究（尽管很多学者在向这个目标努力），它同美国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受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冷战政策”的支配，也受到美国的那些易于感情用事的政治家的影响。因此，处在学术与政治的边缘状态，在夹缝中生存的现代中国学步履维艰是必然的。
其次，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方法论也做了一些新的思索，并且自我纠正了“冲击－回应”模式的偏颇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费氏严谨的学风。说到方法论，的确是对费正清研究的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他的浩繁的著述中，很少有专门谈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著作。他自诩讲实证，对任何理论都抱有戒心。因此，搜索其有关方法论的思索着实需要费一番苦心。
费氏晚年关于方法论的思索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费正清反对把中国研究整体化、概念化、简单化。他认为：“许多西方研究中国的人曾把‘中国’整个实体或‘中国文化’作为对象。对于世界上最大的人群，作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有几个来源：中国人对于帝国（至少是理想的）统一的传统观念以及同源于此的根深蒂固的儒家价值观；耶稣教传教士们、欧洲的大师们和早期汉学家们对这种思想文化统一体的肯定认识；以及现代西方人对于那种文化体系的兴趣，以为中国的东西就是最特异的。从外观上或从初步而相当无知的比拟上看，那种长久向往的中国政治领域的统一，也可以认为同样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中（当作一种典型或者理想）。文明和文化的会合，一开始时，的确要求我们认识一些粗枝大叶的实体，如什么‘西方’啦，‘现代世界’啦，甚至于‘现代化’啦，‘帝国主义’啦，更不用说‘民族主义’等等”。(22)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始终是从这些高水平的概括出发，“从宏观向微观推理，那么，我们在思想上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要相对地缺少特殊性”。(23)如果我们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地理、人口因素，孤立地把中国“称为‘中国’小宇宙，然后再看看法国、德国、墨西哥以至美国，把这些都当做一个基督教区的各个部分，等量齐观地看作同等的实体。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头脑简单到何等地步”。(24)
第二，费正清强调，对西方人来说，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不管是谁要试图了解中国革命而对中国的历史没有相当充分的知识，那就犯了在群山之间盲目飞行的错误”。为此，他从中西历史的差异性出发，批评了在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忽视中国历史特点的错误认识。他认为：“当代社会史学界流行一种风气，喜欢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怎样在一起生活。这当然是可欢迎的，对所有历史学者也是一种激励。但是如果以为我们懂得中国历史事件，好像我们懂得欧洲和美洲历史事件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当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历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制度的历史，还懵然不知的时候，就让社会史吸引住我们的兴趣。这就好像拿法国同江苏的农民，或者拿荷兰和四川的商人做个比较。在他们的耕牛回到家里以前，你完全不会知道它们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把戏呢。一个人要了解普通人，不在事件和事件领导人的事实基础上去理解历史，是没有别的办法的。”(25)
费正清的批评尽管是针对美国学术界的，但也应当引起我国学人的思考。我们同样存在着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史坛也掀起了一股社会史热，一时间社会史的著作骤增，这固然是对传统史学重政治史而轻社会史的传统观念的冲击，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是，社会史在史学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专门史的关系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就社会史自身来说，它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26)怎样从史的角度描述普通人的生活？也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史研究模式的生命力就极为有限了。
第三，费正清对自己所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了反省。他认识到，要分析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要把外部影响同内部作用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他指出，“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国而言，某些尚未解决而又需要阐明的问题，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先引起注意。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在近代中国，“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对这一过程的考察，是经过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27)我认为，费正清的反省虽尚留有余地，没有达到他的学生们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的认识境界，也没有完全否定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28)但就他个人的认识而言还是迈出了新的一步。毕竟他承认要考察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注意到内部与外部两者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性。同时，他也承认，“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29)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心理影响要比经济影响大得多，它“虽然是缓慢地积累而成，却是灼然可见的”，它直接“诱发了民族主义的兴起”。(30)因此，在评价费正清的史学认识时，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他的变化。
与对自己所倡导的模式进行反省相联系，费正清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表现了极度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与美国学术界崇尚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学术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费正清最担心的是用现代化模式研究中国。他指出，“现代化”概念“属于超历史范围”，“历史学家真要使用它们，就需要加以精确的界说和具体的例证。一般地说，帝国主义指外国的主动行动，现代化则是国内的进程”。(31)即使如此，也还有很多问题，“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包罗了主要为西方所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科的思想”，不一定适合中国。“社会科学力求客观，不受先人之见的束缚，但这种努力（指用于中国——引者注）却可能因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大受影响”。(32)“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现代化一词所固有的高度概括性”，它是“对各种进步思潮的概括，这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历史在内——都有具体的例证。现时代的各方面都在普遍成长，给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等可以分析的领域带来了复杂性、变化和发展。但是，上述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要断定有一个单一原则全面地适用于每一个领域，这就是进一步的信仰方面的事了。这样做在逻辑上可能是令人满意的，但历史资料既然如此混乱，这就不易办到”。(33)费正清甚至怀疑，“把形容词‘现代的’升级而成为‘现代化’这一抽象的统一体，真能提高我们的理解吗”？他进而担心：现代化“这个术语有可能成为一只方便的蓝子，象‘生活’这个字眼那样，用来盛放许许多多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的东西、未经译释的信息和没有解答的玄理。和任何术语一样，这个术语一旦被具体化为一种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34)从费正清对现代化模式的评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研究模式愈加谨慎，生怕由于模式的干扰，限制了自己的视野。他对模式的警惕也反映了老一辈中国学家对待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基本看法。在美国学术界，尽管这种结合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由于成功的研究范例并不多，所以对此抱怀疑态度的学者也是不少的。
费正清在反思中还对地区研究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思考。在“越战”中，美国对亚洲事务所表现的茫然无知及在外交上的迟钝，深深地触动了作为亚洲问题专家的费正清。在他看来，如果美国人真正懂得越南的历史，这场战争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当他在1968年12月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了题为“70年代的任务”的演进，他提出，美国史学界70年代的任务就是研究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及其所提出的问题。要以此为契机，推进东亚区域研究。他号召说，“我们历史学家必须给中国的兵家格言赋以新的意义，这条格言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35)费正清在这里的表述很明白，就是要求史学为现实服务，史学为地区研究服务。今天，当我们深入考察美国现代中国学时，我们不难发现，为现实服务已经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注释：
①John King Fairband，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I.
②［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③［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④〈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7页。
⑤〈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9，331页。
⑥〈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9，331页。
⑦［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84-485页。
⑧参见周之鸣编：〈我们为什么反对费正清〉，国际共产党问题研究社印行，第62页。
⑨［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532-534页。
⑩〈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33，437页。
(11)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33，437页。
(12)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83-484页。
(13)〈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76页。
(14)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宗智认为，这本书“只能算是官方史的结晶品”，没有容纳新一代学者的成果，而且由于出自多人之手，“文字和内容上都不能前后连费”，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第13页。
(15)［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553页。
(16)参见〈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
(17)Paul 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New York，Basil Blackwell Inc，1988，PP.5-7.
(18) Paul 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New York，Basil Blackwell Inc，1988，PP.5-7.
(19)［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83页。
(20)［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83、487页，费正清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坚持公正的立场，他并不否认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是根本的分歧，但他始终认为，要对这些差异和分歧采取妥协和容忍的态度。中美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通过相同的战略利益（象尼克松、基辛格所做的那样）。相反，是要通过文化差异的认同，接受这种差异，正象保罗·埃文斯所说，“费正清追求的是不同世界的缓和，而不是不同的世界力量的缓和，换句话说，未来的关键在于对差异的容忍。”这种认识对于今天建立新型的中美关系仍是有启迪意义的。
(21) ［美］费正清著：〈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483、487页，费正清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坚持公正的立场，他并不否认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是根本的分歧，但他始终认为，要对这些差异和分歧采取妥协和容忍的态度。中美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通过相同的战略利益（象尼克松、基辛格所做的那样）。相反，是要通过文化差异的认同，接受这种差异，正象保罗·埃文斯所说，“费正清追求的是不同世界的缓和，而不是不同的世界力量的缓和，换句话说，未来的关键在于对差异的容忍。”这种认识对于今天建立新型的中美关系仍是有启迪意义的。
(22) ［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页。
(23) ［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10页。
(24) ［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10页。
(25)〈伟大的中国革命〉，第11页。
(26)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内容问题，我国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学者针对社会史研究集中于社会生活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张静如认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我们“研究社会，必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考察社会组织，社会阶级和阶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社会史不是研究‘经过政治、经济提取后剩余物’，而是研究社会的全部”。“完全脱离政治而写非政治性的群众生活，那是毫无意义的”。参见〈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90-91页。
(27)［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导言第3页。
(28)费正清认为，帝国主义的概念“属于超历史范围”，它被中国学者扩大了，几乎扩大到19世纪以来的一切对外接触，在中国的旧秩序下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参见上书，第5-8页。
(29) 费正清认为，帝国主义的概念“属于超历史范围”，它被中国学者扩大了，几乎扩大到19世纪以来的一切对外接触，在中国的旧秩序下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参见上书，第5-8页。
(30) 费正清认为，帝国主义的概念“属于超历史范围”，它被中国学者扩大了，几乎扩大到19世纪以来的一切对外接触，在中国的旧秩序下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参见上书，下卷，第4页。
(31) 费正清认为，帝国主义的概念“属于超历史范围”，它被中国学者扩大了，几乎扩大到19世纪以来的一切对外接触，在中国的旧秩序下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参见上书，下卷，第5页。
(32)〈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第5页。
(33)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第6页。
(34)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第6页。
(35)〈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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