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研究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道家论文,理学论文,关系论文,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状况与趋势调查组指出：“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等问题虽已有前人之研究成果，但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将会带来更引人注目的成果。”在对基础研究应予以资助的11个项目中，该报告列出了“儒释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宋明理学的思想源头及其流变”、“儒家与宗教”三个课题（注：《关于中国哲学史发展状况及其趋势的调查报告（讨论稿）》。参见：郑家栋、叶海烟，《新儒家评论》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7 月出版，第356、357页。）。我们认为，该报告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对宋明理学与佛、道二家的关系，现在确实该提上研究的议事日程了。尤其是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更是研究得比较薄弱的地方。
一
研究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首先涉及到宋明理学的渊源。关于宋明理学的渊源，建国以来，主要有两种观点。多数人认为，宋明理学是在经学、佛学和道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理学三教合一的实质，一种观点认为，理学是“以儒家的理论为中心，吸收了佛教、道教的一些宗教修行方法。”（注：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这是以儒家为本的三教合一的观点。 也有与此不同的观点。如有学者指出，理学是“以儒家的面貌出现，骨子里渗透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注：邱汉生，《宋明理学与宋明理学史研究》。）这是所谓以儒为表，以佛道为里的观点。其中还有“阳儒阴释”之说。如有学者认为，“二程的理，其实是套自禅宗的真如佛性，……所不同者，道学家的理更多地具有封建主义品级结构里的道德律令的性质。”（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第575 页。）在这种观点看来， 理学主要是佛教禅宗的翻版， 理学其实是异学，本质不是儒学。对理学究竟怎样实现三教合一，孙以楷认为：“宋代理学之所以能够独尊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保留了儒学热心研究政治，重视人伦道德教育及践履的特点，又效法佛道对天道物理的精深思辨，因而既克服了儒学的庸浅，又摈弃了佛道的空寂，构造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注：孙以楷，《朱熹与道家》，《文史哲》1992年第1期。）这可谓儒学之用与佛、 道的思辨结构的结合。贾顺先则主张宋明理学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为核心，佛学的思辨结构作骨架，吸收了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而建立起来的。（注：贾顺先，《儒释道的融合和宋明理学的产生》， 《四川大学学报》 1982年第4期。）另外一种观点认为， “我们不必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外，再去寻找它的渊源，它既不是希腊哲学中某种概念的翻版，也不是佛家的所谓真如佛性。”这是否定佛教与理学的渊源关系。“理学是儒学的传统，理学的正统也是儒家的正统，儒家的正统是子思、孟子一派，宋明理学是继承了思孟一派的儒家思想并有所发挥而建立起来的。”（注：杨尚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731、769页。）但道家、 道教毕竟也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这种观点显然没有意识到道家、道教对理学的影响。
与总体上的讨论有别，一些学者则具体讨论了一些宋代理学家个人的思想渊源。
关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多数学者围绕着《太极图》究竟确否是周敦颐所自作，如不是他所作，则其学派渊源是什么展开了争论。由于资料的匮乏，这个问题自宋代开始就争论不休，迄今为止尚未取得共识。大体而言，一种观点认为，《太极图》是周敦颐所自作。这以宋代朱震等人为代表。另外的人则认为，《太极图》不是周敦颐创作的，至少不全部是。这以宋代陆九渊为代表。如果它不是周所创作，那其思想渊源是什么？对此，有学者主张是来源于五代末年陈抟一系道教内丹学派。持这种观点的人占多数。另外也有学者不同意，认为是来源于佛教禅宗。
对邵雍的思想及其渊源，研究者历来就不多。对其思想的学派定位，一些学者持正统的观点，认为它是儒家。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认为它是道教。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邵雍的思想属于儒道兼综的类型。
二程的思想来源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一种观点如前所述，认为它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最近，蔡方鹿提出新观点，认为二程思想深受道家、道教的影响（注：蔡方鹿，《道、玄与二程理学》，《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辑。）。
由于朱熹哲学在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地位，对其思想来源的研究也稍多一些，自古至今有六种说法：其一，儒佛道三教合一说，多数学者持这种观点。魏琪指出，朱熹哲学体系的核心“天理世界”及哲学的组织原则“理一分殊”均受启发或借鉴于华严宗，哲学认识论“格物穷理”、“居敬持志”来自于佛教的“渐修”和“顿悟”以及道教的“主敬”；理论、心性论则受佛性论的影响。但朱熹哲学不是宗教，它在其中援用佛、道教学说，在于改造和复兴儒学，使之重新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占据优势。（注：魏琪，《朱熹的哲学与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4期。）徐刚认为， 朱熹的许多重要哲学观点与佛道有相通之处，吸收了佛道的思想成果。朱熹对老庄自然天道观进行了批判和利用，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有机宇宙观。此外，在本体观念、思维方式、认识论上，他都不同程度地参照佛、道思辨材料进行改造和发挥。同时，他对道家的修身炼气和佛家的禅养功夫及气功方法极其推崇，且身体力行。（注：徐刚，《佛道与自然哲学》，《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1992年第5期。）其二，阳儒阴佛，儒表佛里说。 郭朋持这种观点：“程朱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儒而内佛的”。他认为，程朱关于“理”、“格物致知”、“心性”等等的论述均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很深。（注：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下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第64—88页。）其三，以儒家为主，道、佛二家为次说。 李约瑟认为：“理学得之于佛教的远远少于得之于道教的。它作为一种综合学说，实际上是同后者携手的；前者的影响主要在于促使中国人深信‘必须有所作为’。”（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第486页。）他认为，朱熹哲学同道家一样，是一种有机自然主义哲学。它对中国的科学世界观作出了贡献。（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第486页。第525页。）其四， 以道家、道教为主说。如潘平格认为周、邵、程、朱近道，陆王近禅。他说：“朱子道，陆子禅。”（注：李塨，《恕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引潘平格语。）其五，阳儒阴法说，如宋恕所说的“宋元阳儒阴法之说”，不合于孔孟忠恕、仁义之教。其六，以儒为主，其次为佛教，又其次为道教。如蔡尚思持这种观点。（注：蔡尚思，《朱熹思想的来源、核心和评价》，《哲学研究》1988年第4期。）
二
在佛道两家与宋明理学的关系中，相对而言，对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研究得很少。最近几年，由于围绕道家主干论的争论，道家研究大大深入了，道教研究也在缩短与国外的差距的呼声中异军突起，取得了持续的进展。这为研究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并刺激了研究的开展。
崔大华着重强调了道家中《庄子》思想对理学的影响。他认为，“在理学的自然哲学中，或者说在理学的宇宙图景中，充实着的实际上是源自庄子的思想观念。”理学阵营内的两派在论述理学主题时的两个共同的、基本的思想观念，即“理一分殊”和“存天理灭人欲”，与庄子思想一致或有某种关联。理学家用理学的伦理道德哲学来否定庄子的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对庄子进行了批判。但是，在最低的层次，理学家常常把《庄子》的名物典故作为文学素材引进自己的诗文中；在较高的层次，理学家自觉地援引并改造《庄子》的某些概念、观念、意境，用以表述、说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在最高的层次，理学家自觉地把庄子的理论观念或思想作为自己可以认同的思想观点直接地加以援用，这主要表现在理学家对佛家思想和功利之学的批判中（注：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第457—478页。）。
魏晋以后道家被道教取代，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应该说道教比道家更大。学者们对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探讨较多。蔡方鹿、黄海德认为，道教“以图解《易》”的传统对宋代理学影响极大。二程和朱熹吸收了道家、道教以道为宇宙本体、“道生万物”的思想来完善儒家的本体论。他们吸取了道家、道教清静无为和主静的特色。提倡居敬、主静，通过习静的修养而“去人欲，穷天理”。道教与理学既排斥，又互相融合。融合的方面表现在，二者所使用的哲学范畴大致相同，在对一系列范畴与命题之间的关系的解释上，也是如此。（注：蔡方鹿，黄海德，《道教与宋代理学》，《学术月刊》1988年第7 期。）李大华认为，理学“博杂”、“遍求”的学术风格乃是唐代儒学内部守道与开放两种学术路向的兼综重构，而这两种路向却包含了对道家、道教兼容风格的认同。理学家是从道教那里学习“物之理”，从而开始从事本体论建构的。理学合理与气为一体的二元本体论与道教的道气二元本体论有着完全的一致性，理学家的发明之义是给自然宇宙本体论赋予了人伦化的内容。理学家在认识论中大讲性命原则，是接受了唐代道教的影响，尽管理学与道教在对性命的阐释上不尽相同，但把认知问题与身心超越及其安身立命联系起来，则又是一致的（注：李大华，《北宋理学与唐代道教》，《道家文化研究》第八辑。）。
道教的宇宙生成论与宋明理学的宇宙生成论的关系，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刘国梁认为，陈抟的《无极图》被周敦颐改为乾上坤下，并参考唐代道士的《太极先天之图》和后蜀彭晓的《水火匡廓图》和《三五至精图》而制成《太极图》。陈抟以伏羲六十四卦中自复至始的循环往复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这对理学的宇宙生成论有影响（注：刘国梁，《试论陈抟思想的渊源及其对理学的影响》，《吉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刘国梁，卢贤祥认为，道教学者将九宫、 四季与五方、八卦，以及早期的道教元气论结合在一起，并采用象数学的形式，以“生数”、“成数”相配去说明万物的生成，这种思想及与之有关的“先天图”影响了两宋理学宇宙生成论，从而奠定了宇宙生成学说的基础（注：刘国梁，卢贤祥，《试论道教对宋代理学宇宙生成论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4期。）。
在探讨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对宋明理学的学派性质的定位提出了新观点。冯达文把宋明理学定位为儒道家，他的理由是：宋明理学的哲学本体论架构就是道家（或假道于道教和佛教），宋明理学的“内圣学”所标示的精神境界、所开创的途径，也来源于道家（或假道于道教和佛教）。程朱理学的人性论是道家式的。程朱理学在认识论上强调“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分立，以为完全绝对（“全体大明”）的德性之知不可能从零碎、相对、有限的“见闻之知”中给出，这种观念同样深受道家（与佛教）的影响。程朱理学的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的背离，也是受道家的影响。（注：冯达文，《回归自然——道家的主调与变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7月版，第107—146页。）他认为：“孔孟儒学是从世俗日常心理情感引申出自己的伦理——政治主张的。程朱理学贬落情而凸显理，走出主观而走向客观，建构了知识论又超越了知识论，终于为儒学营造了形上学，从而使儒家的伦理——政治主张获得了一种客观必然性意义。然而，程、朱之所以有可能把儒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实得力于老学的基本思路与本体论的基本构架。理学把理置于气物之外、之先，强调理不可分的整全性与无对待的具足性，‘主静’，倡‘灭欲’，在把握形而上的层面上排斥知性，这些，都十分明显地表现了老学的基本特征。”（注：冯达文，《程朱理学与老学》，见《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吴重庆则直接把宋明理学定位为“新道家”，其理由是三个方面：在对人与万物的关系及人性的看法上，理学是站在道家的立场而非站在儒家的立场；理学依照道家的“天成秩序观”，把礼义人伦自然化、无为化；理学采纳道家的“明镜说”，建立“内圣外王”的理论体系（注：吴重庆，《论理学的道家化》，《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
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陈荣捷在《朱子新探索》中分“儒道之比较”、“解老”、“评老子”、“老子亦有所见”、“朱子赞扬庄子”五个专题，归类整理了朱熹与道家、道教的关系的部分史料，对他人研究提供了方便。他还指出，朱熹思想与老子的“生生”之观念有关。（注：参见：陈荣捷，《朱子新学案》，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印行，第605—632页；陈荣捷，《朱学论集》中之《朱子评老子与论其“生生”观念之关系》，学生书局1982年印行。）黄广琴提出，朱熹吸收老子的道本体论思想论述了宇宙的本原，继承了王弼的体用、本末论来解释精神、物质的关系，在邵雍先天象数学和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基础上阐述了宇宙生成过程（注：黄广琴，《朱熹的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范寿康认为，朱子的一生，受道教的影响不小，表现在五个方面：对河图、洛书极为推崇；朱子对所谓太极图以及阴阳五行等也甚重视；对于先天图以及象数之学亦认为具有学术上的价值；朱子对于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颇感兴趣，曾加校正和注释，写成了《周易参同契考异》；对《阴符经》也写成了一部《阴符经考异》。（注：范寿康，《朱子及其哲学》，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第197—201页。）孙以楷认为，朱熹吸收并修订了被周敦颐儒学化了的道教先天太极图和陈抟的无极图，修改了周敦颐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在更高的程度上回复到“无极而太极”，奠定了其哲学的基石——有无统一的太极观。“无极而太极”意即无形与有理的统一，道家思想的痕迹仍然很明显，因为它源于老子的无形而有物、有无相生的思想。在以气为化生万物的本源材料方面、在变化观方面，朱熹则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的形成也得力于道家“归根曰静”的思想。（注：孙以楷，《朱熹与道家》，《文史哲》1992年第1期； 孙以楷，《朱熹与〈太极图说〉》，《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刘仲宇认为，朱熹钦慕成仙，信念保持了一生。 朱熹中年后颇热心于对来源于道教的先天图进行捍卫和探究，并曾经引起宦海风波。他采拮道教哲学，即吸收《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这些渊源于道教的东西，阐述了先天学的义蕴，同时深入地探究了与之有关的《周易参同契》，并对先天图进行了改进。朱熹吸收了先天学中的思想充实了自己在人格培育、德性修养方面的理论，发挥了先天图中蕴涵的辩证法因素，对发展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作出了贡献。朱熹研究道教经典，晚年更为辛勤（注：刘仲宇，《道教影响下的朱熹》，《中州学刊》1988 年第1期。刘仲宇，《朱熹与先天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
秦家懿简要介绍了朱熹对于《老子》、《庄子》、《易经》与《参同契》的看法，对于长生术的兴趣与实践。他认为，朱熹对于道家、道教的态度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斥责离开社会的消极性的避世思想，与缺乏理性的盲目追求长生不死。另一方面，他却接受道家思想与道教长生术中的合理部分。道教对于朱熹的影响是有限的，主要是宇宙论与有关长生术的修养论，而且他把它们改造为自己思想系统的一部分。一般地说，朱熹对于佛教的攻击，远甚于他对于道教的批判（注：秦家懿，《朱熹与道教》，汤一介编，《国故新知——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第337—346页。）。
詹石窗还研究了朱熹对他之后的道教的影响。他说：“不论是从当时的道教组织来看，还是从道士、道教学者对基本经典的注疏看，朱熹都备受推崇。事实证明：朱熹的影响渗透到道教基本教义的许多重要方面，成为南宋以后道教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朱熹对道教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同他本人生前对道教胜迹的考察、与道士的交往以及对道教经籍教理的探索活动具有密切的联系。”（注：詹石窗，《论朱熹对道教的影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关于王阳明与道家、道教的关系，也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唐亦男指出，就形上学言，阳明对宇宙万物及其本质的看法与道家同，但他所采取的态度及立场则是儒家的、道德的、有心有为的（注：唐亦男，《阳明“出入佛老”辨析》，见《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徐仪明指出，阳明一生钟情于道教内丹术，在其著作中处处把“致良知”说与道教内丹理论加以比拟，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实为内丹学的太虚，致良知的功夫也就是内丹学的功夫（注：徐仪明，《道教内丹学与王阳明“致良知”说》，见《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陈少锋指出，王阳明的良知说基于本体与主体合一的原理，并经良知的自然发用而完成体用合一的圆融方法论，其哲学结构与方法受道家（尤其玄学）哲学的影响清晰可辩，其道德哲学智慧化与道家殊途同归（注：陈少锋，《王阳明的良知说与道家哲学》，《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此外，熊铁基等人也提及了王安石、苏辙、朱熹、吴澄的老学思想（注：熊铁基等著，《中国老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综上所述，随着道家、道教研究的深入，必然会刷新此前人们对道家、道教与儒、佛的关系的看法，并进一步影响到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关系的看法，从而推进对宋明理学的渊源、形成和发展，乃至对其理论架构、理论实质的研究，形成新的看法。我们认为，以朱熹研究为重点，可以起到举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为此，拟解决的中心课题是：道家、道教思想对朱熹营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究竟在哪些方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子课题主要是：鲜明地融合《易》、《庄子》是唐宋道教的一般特点。宋代思想类型是《易》、《庄子》、《老子》与《孟子》、《荀子》思想的融合。周敦颐、二程、邵雍、朱熹的哲学思想都是顺着这个潮流而建立的。在致思逻辑和模式上，朱熹思想的理气论、人心论、人性论、境界论、功夫论上都深受道家、道教的影响，但在思想内容上又与道家、道教思想有重大的区别。在朱熹思想乃至其他思想家的定位上，必须谨慎，为此得深入思考，中国古代哲学学派划分的标准是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简单地定位某一个哲学家是儒家、道家、新儒家、新道家的说法，都是难于令人满意的。同时，要深入探讨道家、道教与宋明理学的关系，还必须认真研究清楚道家、道教的差异和共同点，对这二者的关系有一个妥善的处理。此外，思想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和阶段，朱熹思想又是“综罗百代”的集大成体系，如何贯彻好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如何做到既保持整体观点的一贯性又保证在微观上比较、论证得充分？这也是要处理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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