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进程论文,因素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二十年改革历程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其经济形态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起点是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二位一体的独特的制度组合。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处于由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的制度变迁具有二重性特点：一方面是指由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即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就发展阶段而言，指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过渡，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就经济形态而言，又指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即经济发展。考察制度(Institutions)含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较清晰的目标框架和较明确的时间界限的，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创新过程。本文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的某些理论分析社会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制度与制度变迁
制度，“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力、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所组成”（诺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说明：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交往时所共同遵循的一套行为准则（舒尔茨），或者可以说是具体化了的社会契约。
与主流经济学将制度与偏好看作是固定的和各自形成的不同。社会学和人类学将其看成是可变的，并且研究其形成。考察经济发展现实，我们发现经济行为不能唯一地依据理性的和自主的个人来认识，增加社会学和文化因素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经济现象。亨特认为有必要走出经济学这一纯洁的堡垒，重视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非经济因素分析；佩鲁也认为，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经济、政治、社会各种制度的演变也是为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创造一种更好的社会环境。因此，贝克尔等建立了把社会学因素引入经济学描述的典范，主流经济学开始推广到对制度方面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制度、技术、政治及其它重要的社会组织形态描述为内生的变量，强调利益冲突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并运用交易费用学说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展开了新的演绎，这与中国的市场化需求是相吻合的。
制度功能在于：其一，告诉人们关于行为约束的信息，减少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其二，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建立交易规则和塑造发展动力来扩展人类选择，丰富经济发展目标的内涵；其三，通过创造出促进创新、界定产权与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性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可以大大推动技术创新。当某一制度建立和完善之后，随着内部矛盾的不断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各种制度障碍和制度摩擦不断发生，制度成本不断增加，出现了制度净效益非最大的制度非均衡，此时制度变迁便应运而生了。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我国属于后者，政府承担了改革和发展的组织者和主要实施者的角色。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所追求的是双重目标：一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二是通过使权力中心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诺斯）研究中国制度变迁过程，必须结合社会意识形态、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等社会因素。
二、社会意识形态与市场化
社会意识形态属于非正式限制，它对社会经济发展乃至社会整体变迁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因为非正式限制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沉淀，“文化是一代人通过教育和示范性传授给下一代人知识、价值，或其它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的过程”（包义德与理查森），非正式约束可以被理解成由文化过程和个人在某时刻以前所积累的经验所决定的标准行为（汪丁丁）。它虽不是有意制订的规范，而这种无形的“社会规范”深刻地影响着其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正式约束的运行和社会变迁的进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就制度体系的正式约束层面而言；而市场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体制，蕴含着极丰富的内涵，绝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要使作为制度的“市场经济”得到完整实现，其相当关键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在于如何建构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约束，包括经济伦理关系，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即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市场文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提供文化支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一方面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市场经济一般的伦理精神，如自由、平等、竞争、变化、开放、理性等方面意识。但中国几千年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和“西学东渐”以来的文化革命中包含着许多非理性因素，很难为上述伦理精神提供生长温床。具体说来，主要有三个层次：(1)来源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精神气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自闭、单一和消极心态为基础的，其中有许多朴素的农民意识，如绝对的平均主义、小富即安、重农轻商等，是无法与追求个体物质利益，强调自我预期、自我负责、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观念形态相适应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必定也含有与商品经济相容甚至相激励的因素，这一点只要考察日、韩等儒家文化圈内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即可。(2)统治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大众心理和人民的习惯性行为仍在与市场行为发生冲突。双重制度并行格局是中国改革过程的持续特征。中国改革是在试错中逐步扩大的，改革进程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企业以及经济主流的不同层次和方面，广泛地存在差异性，致使中国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着双重制度并行格局。在一定时期内这会减轻改革带来的震荡，使原有制度尚有活力与效率的成分发挥余热，并为新制度成长、发育和形成优势提供机会。但是，双重制度如果长期并存，则不利于形成统一的效率衡量尺度，制度间的摩擦、冲突与损耗经常会拖住改革步伐，使得许多设想良好的改革步骤延迟或走形变样，改革路径会比预想的还要漫长、曲折。(3)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恶性张扬和对人性的扭曲，造成极端怀疑主义和反文化倾向，以及人们信仰危机和理念真空难以弥补，在遭受了西方文明的再次冲击后强化了拜物教的个人主义文化，腐败现象更加凸现，社会风气趋于恶化，严重侵害了社会健康肌体。这一现象必须得到我们的重视和反思，并付诸于行动，重新规范社会的价值取向，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文化，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唯有如此，这个社会和其成员才能得到全面、系统而协调的发展。
三、传统社会结构与市场化
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以政治和行政权力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等级制度，其权力基础是以宗法关系为依托的道德权威和政治强制，以及对知识、技术及其他重要资源的垄断。最初的政治层序结构产生于亲族关系，当血缘纽带不足以构成日益庞大的权力体系的基础之后，其衍化物——宗法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等级秩序的依托，社会秩序是家庭秩序的放大。（张光直）权力中枢控制着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资源又成为政治的工具以维护权力基础。因此，权力分配影响利益分配。虽然不够明晰的产权也是财富的重要直接来源，行政权力却是获取并保持财富和土地的更为经常和主要的手段。此外，还有许多并非财富却有助于获得财富和土地的重要利益，如社会地位、声望等等，这些都与权力及主要由权力决定的身份直接相关，而与财富则相去较远。但是，虽然官僚权力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中心，官僚制度起着资源分配和保证社会运行的重要作用，传统中国社会在中央政府权力的有效性上却一直存在问题。总之，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1)中央政府一直具有资源分配功能。(2)政治和行政权力是资源分配的主要手段，从而成为最主要的利益来源；由权力决定的身份是利益分配的重要依据。(3)中央控制能力的有限性和权力、利益的相对分散化。(4)个人责任能力低下。由此也部分决定了我国改革前的传统体制诸如官本位制、人对组织的依附性等特点。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开始不得不选择边际改革，即增量改革，即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市场机制。（林毅夫等）然而，边际与存量之间双重机制并行格局使得政府行为和个人行为扭曲，产生了“干预陷井”和“离心循环”。增量改革和利益独立化导致一切社会资源均成为实际利益的来源。于是政府分配额度实际上成了分配直接利益即货币，行政权力好像具有了使资金增值的能力，这就是“权力资本化”过程。同时，政府、企业、个人行为的无规则性使得政府调节能力下降，从而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行政权力的使用和无规则调节，结果使自己的协调管理能力进一步下降，陷入干预陷井不能自拔。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改革改变了利益来源和利益结构，导致全社会的行为无规则，权力基础中道德权威作用下降，每个群体都认为中央政府对自己照顾不够等等，使得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下降，迫使政府进一步陷入干预陷井，而其管理能力的进一步下降，使得公众的离心化倾向更为严重。这就是“离心循环”。
目前，我国已进入存量改革阶段，社会传统结构终究能起到何种作用？应如何利用和改造？日本的某些经验或许值得借鉴。日本经济中的“三大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度，以及分层竞争和企业团体中以群体压力为基础的强制性协调等等，无不是建立在原本认为是严重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落后因素之上，如等级制度及其带来的不平等、人的相对不独立及其对组织的依附等等。可见，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结构特点走自己的市场化道路，待时机成熟后，再使旧制度让位给更先进更合理的制度。
四、政治力量与市场化
中国改革是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的统一，只有结合政治市场结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才能把握市场化过程的方向、深度等及其影响因素。从制度供给方面看，政府在决策和实施改革时，总是注重社会稳定，尽可能地争取社会支持或者说尽可能地减少反对力量。基于此，政府会通过不断试错，将政治改革与作为谋求政治支持的重要途径的经济改革的方面、形式、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其政治权威的限度内。从制度需求方面看，由于就某个部门、地区和企业而言，改革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差异，这就蕴含了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刺激了各集团为追求额外利益而普遍谋求改革的“饥渴症”，这种寻求改革租金的现象实际上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寻租行为在改革过程中的特殊表现，其结果是在中央决策者与各个集团之间产生一种互为支持的机制：中国决策者试图通过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而绝大多数行为主体试图通过谋求改革而获取货币或非货币利益。从积极方面看，这种机制可能有助于改革过程的信息反馈和逐步推广；从消极方面看，它也可能形成中央决策者与其它行为主体之间讨价还价的不规则机制，延滞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