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试论论文,误区论文,中国新闻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学者们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可说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相反，从现存的问题看，仍有一些误区和难点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探索。
一、从革命史化的问题说起
首先，从现有问题来看，中国新闻史研究确实存在着革命史化的状况。中国新闻史无论在史观、整体思路、历史分期、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不少学者在新闻史分期中几乎照搬或沿用了中国革命史的分期方法，这就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吴文虎，2003：P.206)而这种革命史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新闻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以阶级分析方法统领新闻史研究总体的趋向。阶级分析往往成为新闻史研究中的唯一方法；对政治立场的过分关注，妨碍了对新闻事业自身规律的认识；有些可以超越政治派别与立场的有益的经验，却因政治原因被忽视或被挡之门外。
其次，不仅在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分期上存在着革命史化的问题，而且还表现在处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强调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对新闻业的直接影响，缺乏从新闻业自身、新闻活动本身出发去做认真、深入、细致的探究。就近代中国革命史而言，它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10月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这109年间的中国历史，其中有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件，又有深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一般来说，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变革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也与此发生直接的关联，这些都是不容置喙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行业的发展、所有思想的演变都得一律按此对号入座，产生某种趋同现象。比如，中国近代报刊业滥觞于1815年在中国境外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离开鸦片战争相距20多年，而且没有发生在中国本土。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刊物是1833年8月1日由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早于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最近又有研究把中国境内报刊出版时间，推前到同年4月由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创办的《杂闻篇》。(林玉凤，2006：P.72)那么，当时那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报纸以及整个中国新闻业，又该怎样同革命史挂钩呢？又如，假定革命与报业发展产生必然的关系的话，那就意味着革命兴则报业盛，革命败则报业衰。事实是这样的吗？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湖南等地农民运动高涨，而那时报业的重镇却在中国东部的北京、上海和广州，但后者报业的蓬勃兴旺的发展态势肯定超过了前者。再如，抗日战争爆发前是中国报业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据统计，1936年国民党统治区报刊共有1763家，其中国民党党政军报刊约占三分之二(梁家禄、钟紫等，1984：P.287)。而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前，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刊约有160多种，其中大小报纸有34种。(毛泽东，1934：P.34)两者相比，报业发展的强弱不言而喻。这是因为，当时在国民党军队的五次“围剿”之下，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和经长征后逐步走出低潮。各个革命根据地都要想方设法筹粮筹款去维持民生、开展武装斗争，没有多少经济实力和精力去筹办和发行大量的报刊。与此同时，在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农村中也不会拥有很多识字读报的农民读者。可见，报业的发生、发展和兴盛，直接依赖于当时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整体状况，而不是直接或单一地取决于革命的进退或兴衰。
以上这种新闻史研究追随革命史研究的亦步亦趋的走向，其严重的后果之一是使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的本体研究十分薄弱，现有的新闻史研究，难以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本体。相反，在一些著作和教材中，对与本体有关但并非本体自身的问题却不惜笔墨予以渲染。如长篇累牍、不得要领地对相关而非新闻活动本身的事件加以叙述或陈述，对传统媒体(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等)的创办、兴起和消亡的一般过程则以大量篇幅予以罗列一通，相反，对报刊等媒体的宣传实质、手段、具体实务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却缺乏分析或一笔带过。更有甚者，此类教材或著作鲜有个人的独立见解，难得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新的发现。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曾经指出，在改革开放以前近三十年的那一段时期：“受‘左’的思想的禁锢，在如何对待传统继承的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史和论的关系上；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新闻史人物的问题上，有很多束缚思想的框框和禁区。其结果，使写出来的新闻史，议论多于史实，缺少史的特点，缺少有关报纸编辑、采访、评论、广告发行和经营管理等新闻业务活动的内容，缺少对新闻界人物活动及其影响的介绍和评价，缺少对报纸作为传播工具，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从事思想启蒙活动等方面所起作用的论述和分析，也缺少对各个历史时期共产党机关报刊和左翼报刊以外的其他政治倾向的报刊通讯社的研究。视野狭隘，乱贴标签，因人画线，无限上纲，夸饰溢美，随意贬低，用一棍子打死，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具体分析等情况，所在多有。”(方汉奇，2000：P.59)以上论断虽事隔多年，但试问直到今天，情况是否已得到彻底改善？此外，还有一种误解，以为跑马圈地式的研究可以填补空白，可以占领新的平台，殊不知，这种研究只是初期的研究模式，在数量上虽有所增加但与质量的提高并不直接相关，真正的空白即历史真相的披露和本体的探求以及原始资料的挖掘，很难说已经毕其功于一役。其结果，自然是喧宾夺主，大量堆砌非本体史料及陈述造成边缘越位，导致了新闻史本体的缺失。其实，这一状况，另一位新闻史专家宁树藩教授早就切中要害地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碰到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研究中抛开本学科的特性，使中国新闻史完全依附于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新闻史本体意识淡薄是其根本原因，而这也是制约新闻史研究走向深入和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障碍。要克服它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它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并且演绎出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研究方法。……如果缺乏学科的本体意识，新闻学(含新闻史)研究就有可能失去自我，成为相邻学科的依附品。”(宁树藩，1997：P.496-497)可惜，10年前他的这一番忠告，并未引起新闻史学界太大的重视和深省。
那么，什么是本体论和历史本体论呢？
二、本体论和历史本体论
本体论作为一个哲学范畴，首先是由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而对它的含义和具体解释则各有不同。我国学者大体上有三种看法。一种是主张本体即本源，从本源论出发，把本体论看作是研究世界的起源和构成的学问。如单正平、曾镇南、刘晓波等，主张“哲学的本体论，即是研究对象(世界)的本源(构成)的学说”(单正平，1987)；本体论“这个术语一般用于对世界的本源、世界的统一性进行探究论说的场合”(曾镇南，1988)。另一种则认为本体即本质，如于茀主张“本体是关于世界本原或第一原因的最高范畴，因此，哲学本体论就带有一种终极性，或者说，哲学本体论是关于世界第一原因的终极关怀。”(于茀，1993)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并非不可协调。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本源是指“本质之源”，“本源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一件东西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如其所是。使某物是什么以及如何是的那个东西，我们称之为某件东西的本质。某件东西的本原乃是这东西的本质之源”(海德格尔，1997：P.1)。我国著名著名学者鲁枢元也认为：“‘本质’是对复杂现象中共性的抽象，‘本体’则是一种实在，一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实体”(鲁枢元，1998)。据此，苏宏斌进一步归纳说：“本质只是指本体的最根本的特征，除此之外本体还包含其他非本质的特征”；“本质是本体的主要内涵，它与偶性、特性一起构成了本体”(苏宏斌，2006：P.81)。请留意这里所说的“偶性”(偶然性)和“特性”，它们对分析历史本体论和心理本体论、文学本体论等等的不同处是很有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看法。亚里士多德曾准确地指出“是其所是”是“本体”的最主要的意思之一。对应这一观点和西方哲学对“是”的诠释，我国学者俞宣威在全面、系统研究本体论后认为：“所谓本体论就是运用以‘是’为核心的范畴、逻辑地构造出来的哲学原理系统。”(俞宣威，1999：P.27)在由中西学者共同编著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中“本体论”条目的定义是：“作为形而上学的一般性的或理论性的部分，作为‘是’的一般理论，本体论常常用以指整个形而上学。本体论关注‘是’自身(即亚里士多德的作为‘是’的‘是’)的本质特性，其主要问题包括‘什么是‘是’或什么存在？’‘什么样的事物在第一意义上存在？’以及‘不同的‘是’如何互相联系？’。”(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2001：P.708)这里的“是”，超出了汉语中用作系词的内涵，而兼有“存在”、“实在”、“有”的含义。而从中国文化角度理解本体论的是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他从1989年起就倡导本体诠释学，认为：“‘本体’是中国哲学中的中心概念，兼含了‘本’的思想与‘体’的思想。本是根源，是历史性，是时间性，是内在性；体是整体，是体系，是空间性，是外在性。‘本体’因之是包含一切事物及其发生的宇宙系统，更体现在事物发生转化的整体过程之中。因而‘道’之一词是本体的动的写照，而‘太极’之一词则为本体的根源涵义。”(成中英，2005：P.5)他的见解，有助于我们把本体论的理论观点和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研究联系在一起。
什么是历史本体论？对此，学者们也有许多不同的诠释。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童超研究员认为：“所谓历史本体论，就是一般所说的历史理论、历史思想，它是指关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客观规律的理论体系”；“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本体论不同，前者反映的是历史认识过程与历史研究过程的主观性，后者反映的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性。”(童超，1987)他的诠释，清晰地表明了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本体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北京大学何兆武教授则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何兆武，2006：P.57)很明显，这两位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在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他们都归结到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关系上。当然，何教授可能对历史理论说得简单了一些，因为历史理论不仅是像他所仅指的有关过去事件或史事的理论，而应指按照整体历史的本来面目去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与规律的理论，“事件”或“史事”的说法显然是狭窄了一些。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何教授所展开的正是第二层意思。事实上，过去不少史家也多半从认识论出发去研究历史的。梁启超就曾经说过：“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梁启超，1999：P.1)他所说的记述人类活动的观点似乎是客观的，但他却从主观角度进行分析：“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梁启超，1999：P.2)“僵迹”即“陈迹”，梁任公的意思是，还得靠历史学家把它们“活化”起来，予以一一再现。这样，岂不是所有历史都要在历史学家脑中和笔下才能“妙手回春”吗？可见，这一看法是有偏颇的。说到底，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研究方法论都离不开历史本体论，因为后者是前者赖以依存的理论基础，缺乏对客观历史本质或本原的反思，没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又如何去认识和研究历史呢？
李泽厚所著的《历史本体论》无疑是有关历史本体论的最厚重的论著。他觉得：“‘历史本体论’本是平易道理，毫不高深，因之也就直白道来，而不必说得那么弯弯曲曲，玄奥难懂。”(李泽厚，2003：P.5)书中，他着重论述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雄辩地论证了“工具—科技本体”，指出实践是人类生存的本体，科技对人类生存的本根性将持续不变。由此，进一步引申出：“‘人类如何可能？’来自使用—制造工具。其关键正在于掌握分寸、恰到好处的‘度’”。(李泽厚，2003：P.9)而且，他还把使用—制造工具的“度”界定为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李泽厚，2003：P.10)就此，他建立了一条历史本体论的主线：工具主体—心理本体—历史本体。二是在论述历史本体论时，揭示了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李泽厚处处注意在论述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见解。这一点，可说是和成中英的诠释遥相呼应。他还严厉地地批评了“新历史主义”：“因为它干脆甩开承认有最终所指的实在，将历史归结为文本”；“文本是由人写定的，甚至包括各种‘实物’、遗迹，也都由后人在不同地解说着。任何历史只是当代史，都是被‘当代’的权力话语所驱使。有的自觉、明显(如上述帝王、史臣)，有的不自觉、不明显(如现代某些‘史学家’、新闻报道者等等)。新历史主义凸出而极端推演的这一观念，在戳穿理性主义历史观所宣扬‘价值中立’、‘客观真理’、‘科学研究’的虚伪方面，大有裨益。”(李泽厚，2003：P.29)这一点，颇有发聋振聩、针砭时弊之意。
三、历史本体论对研究中国新闻史的意义
从历史本体论出发，进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虽说只有一步之遥，但却是十分艰难的历程。因为从历史本体出发，就势必要十分重视以新闻业和新闻思想为主体的新闻史的发展状况和规律，势必要重视史料和原始资料的积累和挖掘，势必要勇于放弃对通史研究过分热衷的投入，势必要更自觉地展开对新闻史种种问题的探讨和争鸣。也就是说，既要志存高远，又要脚踏实地。新闻史的研究绝无捷径可走，既不是某些人想像的那么容易一步登天的“报史研究轻松论”，也不是某些人感到相当悲观的“报史无可研究论”。正如新闻史学家卓南生所指出的，前者“主要是误把某些毫无新意的报业通史、概论或重抄前人写过的论文与报史研究划等号”；后者则“以为前人已经把报业史研究得‘一干二净’，后来者没有研究的余地和空间，除了旧调重弹，不会有其他的作为。”(卓南生，2006)
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重视历史本体论的指引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有已故著名新闻学家王中教授对《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的独到而有深度的研究。40多年前，王中先生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雄健的笔力，撰写了5万字的长文。他着重指出：“我们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既要注意同盟会是多种政治力量的反清联盟，内部有其复杂派系，同时也要看到他们运用报纸武器斗争经验的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也要注意到出版地点政治条件的不同(如国外、租界、清政府直接统治)所给予的影响；不仅要注意他们的政治纲领，而且还必须注意他们用什么思想作为武器进行斗争，如何宣传，亦即他们的宣传思想和办报思想。”(王中，2004：P.132)这段话，很能体现王中先生尊重历史本体的正确态度，对我们后学者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指引。在《〈民立报〉等报的“迂回宣传”》一文中，他还特别强调：“写作本文的用意，一是在试图突破那种把报刊史写成政治史、思想史的苏联模式，寻找按照报刊史本身的特点进行研究的问题；另外，也想对过去很少注意的革命党人的宣传策略问题试作探索，这个问题如果不弄清楚，对革命党人的一些思想主张就会作出错误的估计。”(王中，2004：P.189)令人折服的是，王中先生不仅就“迂回宣传”这一宣传策略的论题写出了8000多字的佳作；而且还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要知道，在当时(上世纪60年代之初)的社会氛围中，发表这些见解，是要有很大的学术勇气的。再说，这些远见卓识直至今天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还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最近，我们还高兴地看到了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李秀云撰写的《中国新闻学术史》。她摒弃了以往的新闻史分期方法，将中国新闻学从1834年至1949年百余年演化过程划分为：前新闻学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立、战时新闻学的兴起、纯粹新闻学与大众新闻学的分野四个阶段。尽管她提出的新闻学术史的分期仍有商榷之处，如对“前新闻学的历史”的界定不够清晰等。然而，瑕不掩瑜，正如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所肯定的：“该书不囿陈说，超越学术界一般按照政治史分期研究中国新闻学发展过程的现有理论格局，突破阶级分析的传统理论框架，具体以新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按新闻学理论形态的变迁为基本线索，以新闻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原理为分析框架，……从而揭示了新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令人耳目一新。”(李喜所，2004：P.6)可见，新闻史分期问题，究竟是沿袭革命史的分期方法、还是按照新闻学自身发展规律去探索并正确划分新闻业与新闻学的阶段，这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涉及到史家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新闻史研究中，更需要重视的是，从什么样的史观和方法出发和使之贯穿到新闻史研究中去的大问题。
这里，我们还要着重讨论这样一种观点。有些学者往往强调历史从来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古为今用是理所当然的；历史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去写历史。他们推崇的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似是而非的。上文提到李泽厚说“任何历史只是当代史……”的那一段话，是带有嘲讽意味的。如果要认真解读克罗齐的这句名言，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克罗齐是在批评形形色色的伪历史(语文性历史、诗性历史、演说性历史、实用性历史和倾向性历史)时提出这一观点的。举例来说，倡导者声称历史学家有权利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历史写作。而所谓现实需要，可以是政治的，比如爱国主义；也可以是个人目的的，如为了说服别人而专门引用某些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克罗齐把前者归入“实用性历史”，把后者归入“演说性或修辞性历史”。所以，他不可能用自己的话去随声附和他所反对的东西。二是克罗齐的本意是想强调历史的当代性。正如他的忠实追随者、博学多才的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是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在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柯林武德，1997：P.286)可见，“当代”在这里不仅是时间概念，而更多是一种与时代维系的思想概念。克罗齐说得好：“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它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生活的光辉所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克罗齐，2005：P.15)三是克罗齐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历史是精神的运动和发展过程。葛兰西曾经指出：“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是实践；对于克罗齐来说，历史还只是思辨的概念”。(葛兰西，2005：P.9)虽然，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克罗齐的论述中确实也有不少真知灼见值得我们研读，但也要明白克罗齐的基本观念有别于历史本体论。
事实证明，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取向和作派。因此，我们要坚持以历史本体论作为导向，注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所谓广度，不是指一再重复通史的撰写，而是要改变以往研究范围狭窄的问题。要区分报纸史、媒介史、新媒体发展史和新闻史的不同内涵与外延；着重开拓断代史、专门史(新闻思想史、新闻理论史、新闻史人物志、媒介产业经营管理史等等)和众多新闻专题的研究。所谓深度，就是不能满足于一般化的陈述和一而再的内容重复与材料堆砌，而是要致力于发掘和研究新的史料，在“以史为鉴”上狠下工夫；以前论多于史，现在却是论的成分太少了，令人不知道到底要借鉴些什么和如何去借鉴。总的看，中国新闻史研究在我国史学界中地位的确立还有待大家的不懈努力。
同时，既然要做到还历史以事实的本来面目，不断反思历史的本原，我们就理应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勇于探索和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比如，外国人在华办报是中国近代报业的滥觞这样一个命题，本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因传教士办报和列强文化入侵等问题而予以遮掩。相反，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肯定，进而深入探索和分清其中的矛盾和复杂之处。又如，什么是1949年建国前中国的主流报纸和有影响的报纸的问题，我们也不能仅凭谁能代表先进阶级的报纸就轻率地给予认定。那些初创时期发行量极低、影响面极小的“无产阶级”报刊，恐怕就不能列入有影响的报纸的范围之内。还有，《申报》、《大公报》在它们处于巅峰状态时期能不能算是中国的主流报纸，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再比如，在怎样研究和重新评价新闻史人物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在树立正确观点和掌握足够事实的基础上，先易后难地逐一加以深入分析和研讨。现在看来，盖棺论定并非易事，何况，那些未盖棺就要论定的人和事，更来不得半点轻率。
以上所说，也只不过是略举数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课题林林总总，需要大家一起动手，共同开掘。但，无论如何，还是要牢牢地站在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认真而细致地进行反思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