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基于“资源诅咒”机理的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论文,机理论文,产业结构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直被认为是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市场疲软，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开始显现，国内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持续上升，“出口”红利逐渐消失，这就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而这一过程中，中西部资源型地区的结构转型更为重要，因为这不仅事关这些地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会通过影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来影响宏观经济大局。对此，学者们从经济环境、制度安排以及政府角色等角度纷纷献计献策，但是却忽略了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对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①本文借助20世纪后期发展经济学提出的“资源诅咒”理论假说，探讨资源开发在中西部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作用。
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中究竟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一直颇为关注的问题，对此学术界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并由此产生了“资源优势论”和“资源诅咒说”这两个发展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学说。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则分别提供了与两种理论学说相吻合的案例。20世纪60年代前，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一直认为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工业化起步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引擎，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也给出了很好的证明。但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自然资源丰裕国(如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与自然资源匮乏国(如日本和新加坡)在经济发展表现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然资源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资源诅咒说”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从实际观察来看，“资源诅咒”现象在我国内部区域层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呈现。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自然资源较为匮乏，而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但从发展现状来看，有着丰裕自然资源的中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增速还是发展质量方面都落后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东部沿海地区。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自然资源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正常的产业结构演进受到抑制，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许多资源丰裕地区不仅没有因此而致富，反而变得越来越贫困，出现了“富饶的贫困”。要回答如何使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中西部地区抓住发展机遇，将其丰富的资源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和后发优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客观上需要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地区产业结构演进间关系进行考察。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于缩小国内区域间发展差距以及促进资源丰裕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由于“资源诅咒”传导机制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加上我国区域间的特殊性，使得传统的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能不足以甚至不适合用来解释我国国内区域层面的“资源诅咒”现象。现有文献大多从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和教育投入、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等角度对“资源诅咒”现象进行解释，而对资源开发如何影响产业结构演进这一重要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②即便一些文献有所涉及，也大都侧重于理论分析，缺少经验证据的支持。而本文将产业结构演进这一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纳入“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中，并利用我国自然资源丰富的中西部19个省区1998～2009年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资源开发强度与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对现有理论的一种有益补充。
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演进：“资源诅咒”的生成机理
产业结构演进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自库兹涅茨提出现代经济增长概念以来，大量的文献从理论或实证的角度论证了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观点认为，与技术进步和内生经济增长通过提高部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不同，产业结构演进是通过将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平衡要素在不同部门的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演进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由此产生的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所以，如果在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进行高强度的资源开发阻碍了产业结构的正常演进，制约了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资源丰裕地区陷入了依赖不可持续的资源型产业来维持经济增长的陷阱，“资源诅咒”现象就会在较长的时期内显现。自然资源开发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影响：
1.自然资源与产业布局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高度分工的社会形态下，每个经济体都会自觉地按照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来进行劳动分工并从中获益。地区产业结构的形成也必然要受到社会分工的影响，与本地区的资源禀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连。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开放经济系统中，资源禀赋是决定地区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相比较而言，资源丰裕的地区通常都将资源开发、加工等资源依赖性较强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而资源禀赋较低的地区在发展资源型产业方面不具备优势，所以在社会分工中通常选择资源依赖程度较低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于资源较为贫乏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更倾向于选择资源型产业发展战略，并且这种理念会对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较为深远和持续的影响。③尽管制造业在发展初期的收益率相对较低，同时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资本，但是制造业的“干中学”效应会推动技术的迅速发展，因而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地区最终能够获得持续的经济发展。所以，从社会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自然资源禀赋会通过影响产业布局来影响地区产业结构，从而在起始阶段就对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产生作用。
2.资源开发与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对“资源诅咒”现象的具有代表性的解释之一，即高强度的资源开发会对储蓄投资、人力资源和教育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行为等产生负面作用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相比，资源型产业对于人力资本的要求要低得多，因而资源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容易使当地政府忽视人力资本投资，造成人力资源储备和教育投入与资源开发强度呈现反向关系。同时，资源型产业大多属于劳动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对技术和知识的要求相对较低，从长远来看，资源型产业的发展会抑制企业进行研发和创新的积极性。不难看出，挤出效应所涉及的人力资源开发、教育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行为等，无一不是影响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一个地区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那么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产业结构的正常演进。
3.资源开发与制度环境
自然资源丰裕度或开发规模对一个地区制度环境具有重要影响。丰裕的自然资源容易导致寻租腐败行为，进而降低政府管理的效率，最终影响经济的发展。④同时，在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容易产生一系列的制度和管理问题，包括制度和政策安排不合理、产权不合理、政府机关的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等。而无论是制造业还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更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此外，政绩考核制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国的政绩考核主要以经济总量指标为主，在地方经济锦标赛式的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官员过分关注任期内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官员的短视行为。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总量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加分，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政府官员有动力去发展见效快的资源型产业。
资源开发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分析
1.模型和方法
在实证方法的选择上，国内学者大多使用面板回归模型，而国外学者通常采用横截面回归模型。方颖等认为横截面模型适合考察长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面板回归模型则适合考察短期因素的作用。⑤由于“资源诅咒”通常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呈现，因而研究这类问题时宜采用横截面模型，但截面数据的小规模样本容易影响实证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决定采用面板协整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因为：(1)协整分析不仅可以分析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也能够反映短期动态关系；(2)与利用时间序列进行的协整分析相比，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可以使用样本规模较大的面板数据，从而能够保证结果的可信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反映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演进关系的模型做如下设定：
2.变量和数据来源
关于资源丰裕度或资源开发强度的度量，国内学者使用较多的指标主要有三种：一是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值；二是采掘业就业人数与当地总就业人数的比值；三是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但是无论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还是工业总产值，都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而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当地年末总人口数的比值来衡量资源开发强度。由于人口数相对比较稳定，因而能够有效避免错置资源丰裕程度的问题。采掘业的投入规模不仅可以反映自然资源的综合禀赋状况，而且能够体现该地区对待资源型产业的主观态度。
关于产业结构的演进本文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一个是三次产业层面，即配第一克拉克定律揭示的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另一个是资源分配在某一产业内部各部门间的变化，典型的如第二产业内部从附加值低的采掘业向附加值高的制造业演进，即钱纳里所说的产业结构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的运动规律。本文用工业化程度(Manu)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Service)这两个指标来代表产业结构的演进。具体来说，工业化程度以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来衡量；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为1998～2009年我国中西部地区19个省区的数据。本文主要的数据来源包括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年末总人口数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3.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为提高检验的准确度，本文分别采用IPS检验、Pesaran检验以及ADF检验等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对变量绝对值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除了ADF检验显示Mining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之外，其余各变量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因而是非平稳的。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并再次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差分后的各变量都高度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Mining、Manu和Service均服从 I(1)过程，满足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接下来，
(2)在检验资源开发强度与第三产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时，无论有没有考虑时间趋势，所有的统计量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资源开发强度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之间确实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变量Mining与Manu、Mining与 Servic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4.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
利用我国中西部地区1998～2009年的省际数据，我们对反映资源开发强度与产业结构演进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估计。为了获得更准确的结果，分别采用组平均估计(MG)、混合组平均估计(PMG)以及固定效应动态面板估计(DFE)这三种估计方法。具体的估计结果呈现在表1中。表1的第一行(Mining)是自变量Mining的估计系数，分别反映了资源开发强度对工业化程度以及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长期均衡影响。第二行(ec)是误差调整系数，体现了变量在偏离了均衡之后向均衡点调整的速度和方向。第三行(D.Mining)是变量Mining一阶差分项的估计系数，反映了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利用Hausman检验法对不同的模型进行选择并确定最终的检验结果。根据检验结果，在检验资源开发强度与工业化程度间关系时，采纳DFE估计的结果；而在考察资源开发强度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间关系时，采纳MG估计的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在对工业化程度和资源开发强度进行面板协整分析后显示，变量Mining的系数为负值，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工业化程度与资源开发强度之间存在负向的长期均衡关系，资源开发强度的提高会抑制工业化进程。误差调整系数为-0.94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短期调整系数为正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源开发强度对工业化程度的短期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资源开发强度的增加在短期内会促进工业化程度的提升。在对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资源开发强度进行面板协整分析后显示，变量Mining的系数亦为负值，证明第三产业发展与资源开发强度之间也呈现负向的长期关系，资源开发强度的提高会对该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资源开发强度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并不显著。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西部地区是我国自然资源的相对富集区，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但是，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开发是否会通过抑制该地区产业结构的正常演进使得该地区经济陷入“资源诅咒”陷阱，是现阶段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将产业结构演进这一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纳入“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同时采用我国中西部地区19个省区1998～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协整检验，主要的结论有：(1)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内，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强度与工业化程度以及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负向的均衡关系，资源开发强度的增加不仅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程度的提升，而且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2)从短期来看，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对工业化程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资源开发强度的增加会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但资源开发强度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总体可以看出，资源开发强度的提高阻碍了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以上的结论显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特别是在我国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纷纷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之一，在此过程中必须弄清中西部地区产生“资源诅咒”的机理，并在今后避免类似问题重演。根据前文所阐述的资源开发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机理，可以看出造成我国中西部地区陷入“资源诅咒”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产业布局上的原因。我国一直以来都将中西部地区作为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即使改革开放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了落实区域优先发展战略，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定位基本没有做多大的调整，从而客观上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布局。(2)挤出效应方面的原因。由于资源型产业投资相对较少，而且能够在短期内获得较大的收益，在锦标赛式的政绩考核制度下，资源型地区的政府“乐于”鼓励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这就会形成强烈的产业发展政策导向。与此同时，在人力资本方面，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比，资源型产业对于人才素质的要求要低得多，其最直接的后果是一方面忽视了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积累；另一方面则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孔雀东南飞”现象，造成了资源型地区人力资本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失去了人才和技术的支撑，无论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还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其发展都无从谈起。(3)制度环境方面的原因。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政府管理的水平和效率较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这势必制约产业结构升级。
那么，如何使我国中西部地区走出“资源诅咒”的怪圈，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笔者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在产业布局规划上，将中西部地区由资源开发型和输出型地区转变为资源深加工型和利用型地区。例如，加大自然资源的深加工；加快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制造业发展；因地制宜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尤其要重视以与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技术和知识为主要特点的现代服务业的培育和发展。(2)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鼓励与资源开发相关的研发和创新，从而增加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打牢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同时，中西部资源型地区也要转变自身的发展观念，在产业政策、人才培养制度以及技术创新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3)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政府管理，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特别是要处理好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寻租腐败问题和产权安排不合理问题。(4)通过征收环境资源税的方式给予中西部地区合理的资源开发补偿⑥，构建合理的资源补偿机制，增加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增强这些地区的发展能力。
注释：
①方建中、周建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向与路径视角的考察》，《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②黄溶冰、王跃堂：《资源型经济如何摆脱“资源诅咒”——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
③Auty R.M.,Kiiski S.,"Natural Resources,Capital Accumulation,Structural Change and Welfare",in Auty R.M.,Eds,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④Brunnschweiler C.B.,"Cursing the Blessings?: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Institutions,and Economic Growth",World Development,2008,36(3),pp.399～419.
⑤方颖、纪衎、赵扬：《中国是否存在“资源诅咒”》，《世界经济》2011年第4期。
⑥李慧凤：《中国环境税制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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