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的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主义论文,陷阱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店里翻阅科技书的读书人
刚刚进入千禧年的第一个春天，人们便不断在各种场合听到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声音：如果不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美国人将为此后悔20年；
正当世界各大媒体纷纷猜测美国众议员们的表决态度之时，美国国会众议院以戏剧性的多数票，不无条件地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议案；
当欧盟贸易代表拉米在无数次穿梭于北京和欧盟总部之后，最终在北京签署了有关中国“入世”的中欧协议，镁光灯的一片闪烁仿佛照亮了中国跨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一道门槛；
……
有关中国“入世”问题的各种议论、报道甚至谣传，几乎每天都在挑战着我们的神经，不仅考验着我们的心理承受力，同时也直接流露、表达了现实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焦虑、急切和欲望。
然而，就在这种显在层面上具体体现为经济利益追求的焦虑、急切和欲望的背后，在这样一种作为社会集体的功利意志的后面，能够提供我们更多思考的又将是什么？
一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入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隐约感到的，是它所带来的更大层面的问题，乃是中国、中国人将如何可能成功地“迎接”今日世界的“全球化”。事实上，至少是对于所有经济不发达国家来说，所谓经济“入世”的过程，原本就是“全球化”话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当“整个世界同属一个集团”的经济幻景，因着不同国家和民族对“全球化”的强力追逐而迅速弥漫开来的时候，诸如中国这样的经济不发达国家便处在了一种似乎是无法等待的迫切而复杂的状态之中。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讲，经济上能不能“入世”，不仅直接意味着我们能不能很快地、最大程度地融入当代世界的经济活动之中，而且意味着我们能不能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尽快实现同整个世界的政治、文化秩序的对应或一致关系。也因此，“入世”的诱惑之所以这般令人充满想象的热情、神往陶醉，当然就不仅是因为“入世”之后我们能买到比现在便宜得多得多的小汽车、外国消费品……更主要的，通过经济上的快速“入世”，在一种想象性的层面上，我们似乎已经拥有了充分的可能性去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某种肯定比现在更为优越的前景：在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生活优裕的状态中与世界共享人类和平、幸福与欢乐！？
电脑信息包围着现代人
显然，这里的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一般经济学的范围。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中国能不能“入世”或什么时候“入世”，而是由经济“入世”所形成的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除了某种可能的直接经济效应以外，会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制约现实中国的文化实践及其价值本位？
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我们关注，仍然在于“全球化”的基本情势本身。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如今已成为世界性热点话题的“全球化”问题，我们都必须相信一点：“全球化”肯定不会只是一个经济事实；“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想象运动，始终包含了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权力意志，并且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内在地确定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这样的关联性目标。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全球化”根本上就是一种以经济行动策略来实现的新的文化整合过程，它的最终结果就是能够在某种“普遍性”设计中，瓦解任何一种保持自身特殊努力的文化自足体，进而完成对于世界文化前景的“普遍化”构造。正因为这样，像阿兰·伯努瓦这样的西方学者才会不断地强调区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性，认为“这两个现象相互交织，但并不完全重合”。（《面向全球化》）
当然，区分两种“全球化”在理论上固然值得尊重，但问题是，我们却始终不可能把“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当作两个东西截然分割开来看待。无论我们是不是愿意，“全球化”作为一种过程，总是强制着我们走入一种文化的“普遍性”之中，而这一“普遍性”构想又总是以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秩序、价值标准作为基本点，“全球化只是正在扩展而遍及整个地球的西方市场的帝国主义化过程，这是一种由全球化的受害者使之内在化的帝国主义。全球化是对西方经济行为的大规模模仿的结果。”（阿兰·伯努瓦语）因而，面对“全球化”，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弱势国家和民族，便也同时宿命般地面对了自身文化特殊性丧失的威胁。
这似乎是一个很不幸的悖论：寻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努力，使我们不断走近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圈套，就像我们现在急于“入世”一样；而经济“入世”的结果，不仅是我们被经济“全球化”了，而且也同时被“纳入”或“同化”到了同一种文化秩序、结构之中。
“后殖民”时代的文化逻辑，在经济领域以最直观的方式得到了体现。以经济“入世”为代价所获得的“全球化”认同，同时造就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可能性。
二
看来，真正的危险不是我们能不能“入世”，从而在经济上与整个世界进程保持“普遍的”一致性。我们应当意识到，同经济高速发展相关联的，始终还有一个文化立场与文化建设的基本权力、价值选择问题。这才是所有经济不发达的弱势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种以“大国”身份跻身当代世界舞台的不发达国家所必须正视的严重问题。
其实，只要我们稍微深入地想一想，就不难产生这样的印象：作为一种社会想象和文化想象的“全球化”，通过一个由西方资本运作需求和贸易准则所规划的“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将不仅是秩序井然的世界经济市场及其活动方式，同样也必然产生出内在于全球市场活动中的文化强制性。也就是说，全球一体的市场和经济秩序的建立，最终将大大促进和强化资本的国际间自由流动；而这种以资本的国际间自由流动为内核的统一的世界秩序，尽管标榜了自由贸易的名义，主张消除国家间贸易上的森严壁垒来实现全球经济市场的重组，但由于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然存在的严重不平衡，因而，重组全球经济市场所形成的，决不会是弱势国家和民族借助西方的经济强势而飞速实现自己的经济振兴，而是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通过自己先在的经济强势而实现对于弱势国家和民族的大规模控制——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化领域的控制活动。就像中国的烧饼、油条根本无力抗衡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WPS斗不过Windows，甚至，文化（即如人权观、主权观等等）在今天可以借助“经济制裁”的名义来产生出自己的咄咄气势（比如在伊拉克，在南联盟）——经济上的先在性决定了文化先在性的压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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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对于经济“入世”的弱势国家和民族来说，“全球化”也像一只潘多拉的盒子。
这个盒子现在已经被打开：“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内在化已成了“全球化”的衍生物。
这里，“扩张”与“内在化”实际是同一个文化过程上相互联系的两种运动形式：“扩张”意味着由重组世界经济市场所造就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巨大压力、掌控，以及强势文化话语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民族中的制度性权力的确立及其对后者文化发言权的虢夺，从而使强势国家和民族不仅成为世界经济的决策者，而且担当了全球文化的领导者；而所谓“内在化”，一方面是指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直接决定着弱势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结构，另一方面，在更大程度上，也表明弱势国家和民族因自身经济上的依附性所形成的文化内部的无力状态，特别是因经济自主能力衰弱所产生的文化自主性的急剧瓦解，及其对于那种由经济力量所决定的文化领导权的默认与服从，其结果则同样是弱势国家和民族文化发言权的丧失。
到此为止，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全球化”作为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实践，其内部实际上隐伏了一个很现实的逻辑：通过增强国家和民族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在逐步取消独特性、差异性的同时，强化经济发达的强势国家、民族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控制与压力；弱势国家、民族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的前途，就是“自动地”把自己置于一种由“他者”所规定的秩序和结果之中。这样，对于弱势国家和民族而言，“全球化”在“通过市场使世界同质化，从而消除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菲力浦·英格哈德：《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之际，实质上造就了一个外来的统治者或异族的参与者。
正因为这样，今天，“全球化”一方面是正在扩展而遍及整个世界范围的“市场的帝国主义化”过程，并且是一种由弱势国家和民族使之内在化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通过对于西方国家经济行为的大规模模仿，“全球化”中的弱势国家和民族不仅迅速出让着自己的市场，同时也正在丧失着对自身文化结构调整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全球化”塑造了以资本市场和强势经济秩序为统一性和一致点的世界经济繁荣表象，却又在经济和文化双重层面上巩固，乃至进一步增强了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势力。在这一情势下，经济不发达的弱势国家、民族必然在心理和文化上产生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固有文化的被削弱及其被重新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普遍性”世界之中，最终将演变出弱势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的被驱逐感。弱势国家和民族将越来越无法坚守他们自己的立场：新的文化整合将越来越强烈地导致他们传染上一种无法摆脱的文化空虚情绪。
由“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特征就是如此：弱势国家和民族既无法拒绝经济繁荣的诱惑，同时又麻木不仁地慢慢丢掉了自己的文化具体性和个性；世界既因为一致性的不断扩大而变得有序化，同时也培养出了一个新的文化极端——在这个极端上，始终具有统治权的正是那个以经济强势面目出现的“西方”身份。
三
今天，“文化帝国主义”的成功策略，就是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传统行为方式逐步沦丧的过程中，使各种文化趋向于一个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这一点，恰恰再一次在“普遍性”上证明了“全球化”的实践效果。
所谓“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主要不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成就，它是作为经济方式所带动的普遍的社会价值观、文化态度而出现的。它的基本取向，就是通过“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取消各个国家、民族建立在文化独特性基础上的各种自主管制形式，使肯定物质成就、肯定物质占有和享受的消费生活方式成为全球一致的存在立场。正是在这一立场上，原有的国家、民族间以传统行为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具体性和差异性，特别是弱势国家、民族的传统行为方式，被当作为无法整合到“全球化”进程中的“落后”东西遭到遗弃；在“全球化”为寻求每个社会在世界市场的整合而采取的大规模结构调整中，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特征的“消费主义”形态，被扩大为超越各个国家和民族传统行为方式的“普遍性”，最终取代了国家、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不同需求。如果说，在传统的行为方式层面上，不同的文化需求曾经保证了国家和民族间的特殊价值观、文化选择权利，那么，现在，由于“全球化”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行为方式的“超越”，因此，确立文化“普遍性”的追求就成了强势国家、民族引导世界文化潮流的最好借口，而弱势国家和民族在这场“全球化”运动中所获得的，只能是牺牲自身特有行为方式而建立起对于强势文化的回应和认同。
这是一个牺牲的逻辑，一个巧妙而堂皇的文化控制与服从的帝国主义逻辑。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上处于不发达境地的弱势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很快就将“入世”的国家，如何可能摆脱或反抗这种情势？即在不回避全球性经济结构调整的统一趋势、注重资本市场重新配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过程中，继续有效地保持自己文化上的独特性和社会价值选择权利，实现经济增长与文化连续性的同步发展。当然，这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至少对于处在强势地位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其经济“全球化”的觊觎决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全球资本重组和世界经济秩序调整上，而总是将体现出非常强烈、内在的文化意愿。
也许，认识到“普遍主义”的幻想特征并充分强调当今时代文化民主的必要性，是弱势国家和民族对抗“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帝国主义”各种权力企图的一种可行策略。事实是，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市场和资本重组中，对于弱势国家和民族而言，“文化帝国主义”扩张和内在化的最致命之处，就是在“普遍性”口号下取消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前提及其建构活动，使各种具有独特性的传统行为方式沦为一种单纯的信仰方式，亦即使得国家和民族间在文化上的差异归于某种无法获得自身确定性的、虚弱的东西，尤其是通过经济压力来迫使弱势民族和国家逐渐远离自身文化的基本存在实体，最终只能听命于某种以经济实力来确立的文化“普遍性”。可以说，“全球化”所普遍化的只是市场——一种与某一文化的历史具体性相对应的经济交流模式。由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只有直接进入这个被经济发达国家以强势整合的统一经济模式之中，才能被赋予“普遍性”，因而，这种“普遍性”的幻想特征便表现得再明确不过：作为一种强制体系，被“普遍化”了的只是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臆想出来的文化和经济结构——它在根本上是否定性的，是通过排除弱势国家和民族的存在利益所获得的无差异性，它充其量不过是经济领域的帝国主义逻辑以文化的抽象方式所实现的自我扩张而已——对于弱势国家和民族而言，“普遍性”并不包括他们在内。
而文化民主的内在追求，则从一个最基本的方面肯定了包括弱势国家、民族在内的全体人的选择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文化民主同样期待着普遍性的到来，但是在尊重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价值选择前提下所要求的普遍性，而不是以经济上的强势整合方式来决定文化的一致性归宿；尽管文化民主的实践同样需要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充分实现经济关系的不断调整，但它却不能盲从于单纯经济力量的静止的制约，而是强化着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包括语言和其他社会联系的创造性张力。如果说，文化多样性保障了各个国家和民族最基本的思想权利和价值选择能力，那么，文化民主的要求恰恰是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正因此，文化民主的实践并非弱势国家、民族进行自我保护的软弱的借口，它同时也是经济发达国家和民族重新回归自己文化传统的有力手段，因为正像吉姆·鲍吉拉德在《世界性和宇宙性》一文中所说的：“凡是将自己普遍化的文化都失去了它们的独特性并且死亡了。那些因为用暴力而使之同化的、被我们所毁坏的那些文化就是这样；而那些自称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也是如此。”
“全球化”无疑是一具双面兽。我们无意排斥“全球化”，但却仍然必须警惕：随着经济“入世”的步伐越来越快，我们在文化上也将越来越接近新的威胁。只是乐观“入世”的成果而不能同时看清面临的文化困境，其结果只能是把自己的命运通盘交给他人执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