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本里有阶级吗？①——电影和文化研究对阶级的压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论文,文本论文,文化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院身份政治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社会阶级问题被推到了电影及相关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的边缘。女性主义和其他性学研究、由有色人种发起或者代表其立场的研究项目，改变了人文学科。但是，尽管话语边界得到极大延展，阶级话题却完全变成不可言说之物，同样，认为社会主义有可能促成妇女、黑人以及实际上所有被压迫阶级共同斗争的想法，对大众和知识分子的想象的影响力逊于20世纪的任何其他时期。这里首先值得谈谈工人阶级遭受的全球性重创，因为学术思潮既反映又助长了它。②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前苏联支持的东欧政府的迅速倒台，到处被宣扬为西方冷战胜利的标志，而且是资本主义最终的、世界性胜利的标志。这些事件标志了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完全整合到已经加速发展了二十年的全球市场之中。现在只有种族迷信和宗教狂热可以中断这个得意洋洋的受美国资本支配(如果不是统治)的新世界秩序。
同时，过去的十年同样给西方英语世界的工人阶级造成伤害。在美国，右派的快速重建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在80年代的“富人叛乱”中趋于成熟：新政结束、里根经济政策的假民粹主义、工人阶级遭受20世纪前所未有的凶残打击。在里根总统的第一个执政期，削减福利和累退税政策(例如预收收入的最高税率从百分之七十降至百分之五十)让低收入家庭支出2.3亿美元，高收入家庭则收入3.5亿美元。③年收入超过二十万美元的家庭获益六万美元，收入低于一万美元的家庭则平均损失1100美元。加之国内经济70年代的转型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里根经济加大了收入差距，实际上造成了新的社会分层。第一世界工人阶级内部重新出现的中心-边缘关系把劳动力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少数技术型，另一部分是绝大多数的非技术型，这被看作是经济的“巴西化”，或者是把美国收入的金字塔结构改成沙漏形。前者就业稳定，享受有公司补贴的福利待遇，因此偏向资本家和高管，在利益上与他们休戚相关，后者就业时断时续，甚至长期失业，依靠无资金保障的国家福利金生活，由于大量资金全面受损，福利金已溃不成军。
工人阶级持续受侵害的关键是那些与低层最贴近的福利项目(削减食品券、儿童营养金、低龄儿童家庭补贴、低收入住房，但却不包括购房按揭的减税)受到攻击，还有就是对工会的特别打压。里根总统新当选时对“专业航空管制组织”(讽刺的是，这是唯一支持他竞选的工会)的破坏加速了70年代以来一直进行的打击：制造业被迁移到无工会的阳光地带，有工会组织的工厂被关闭，改为开放式工厂，利用工会和非工会员工的工资差别分化工人阶级。由于未能接纳60年代以后的黑人、妇女和第三世界的团结运动，而且受制于与管理层的合作关系，上世纪80年代，劳工组织损失了两百万会员，至80年代末工会会员只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高数目的一半。弃舰逃生，民主党(就像英国的工党)放弃了传统的选民，劳动人民也放弃了选票箱。
国内如此，国际上事实亦如此，所有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机会在客观减少，新社会运动在后60年代的身份政治中置换了阶级，这两者交相辉映。这些运动使那些能够进入资产阶级社会新开辟的成功领域的人员获益良多，但更多数的工人阶级妇女和黑人，与其他工人阶级一起踏上了通向贫困和无助的道路。在性别和种族身份政治取得重要的意识形态进步的时代，恰恰是“贫困女性化”(1980年的统计数字基础上女户主家庭继续上升，妇女在官方划定的成年贫困人口中占66%)；新黑人中产阶级溃退，城市非裔美国人社区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到1984年，所有儿童中有四分之一生活在贫困中，而黑人儿童是该比例的两倍)；非法和合法移民在血汗工厂受到剥削。资产阶级的身份政治学远未表明阶级划分已经过时，它事实上掩盖并加剧了日益严重的阶级分化。基于上述，这些发展标志着一个理性的、非异化的、非剥削的、完全参与性的民主梦想正在消退，这个梦想曾是马克思主义最具想象力的成就，本身是现代性的伟大思想成就之一。
文化研究压抑对阶级的思考正反映了上述的全球化发展，但最直接发挥作用的是学术本身，性别和种族身份话语出现的同时确保了阶级理论的沉默。上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以及彼此不合并导致左派分裂的微观政治学盛行于大学，直至个人政治被引入学术实践。由此，以女性主义为例，争取妇女普遍权利的斗争，争取提高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斗争，争取妇女成为文化生产者的赋权斗争，都在争取大学发展女性主义阐释学和历史学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都被看作是一个更广泛的、统一的文化倡议的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这些项目彼此依赖的路径和中介就是新的后现代主义话语，一种自传和批判相混合的模式，其基础——用利奥塔的话来说是叙事而非科学，其巨大的修辞和分析力量源自意识觉醒时发现的分享主体性传统。
由此形成的身份群体渴望建立自己的统一阵线，通过半学术机构传播的学术理论的进步既丰富了整个社会相关社区的进步，同时又受到它的滋养。但是尽管在学术界及相关领域，这些彼此依赖的学科对种族和性别身份的理论思考收获颇丰，但是，围绕学院政治利益开设学科专业的做法，实际上阻碍有关阶级的类似话语的出现。首先，不存在能产生相应的身份群体的关键社会机构；进入高校、包括进入从事理论工作的精英研究型大学的工人阶级的数量，不足以形成认同工人阶级主体身份的批评群体，从而发起使用阶级术语的理论攻势。④其次，赞助性行动专业偶尔把工人阶级妇女或有色工人阶级成员录取到这些机构，但他们不是作为工人阶级被录取(和被质询)的，而是由于性别和种族身份的名义，这些身份随后在整套的方法论、课程和其他机制里被调用和确认，其阶级背景则受到忽略，他们可能残留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忠诚都受到系统的阻止。
再次，所有其他身份都明显被资产阶级学术界吸纳，女性、黑人和酷儿享受着作为女性、黑人、酷儿学者的优厚生活待遇，作为一个社会身份的代言和形象，这样回报优越的事业对工人阶级成员来说即使从理论上说都不可能。当然，高校的公司化越来越依赖剥削研究生和流动兼职教员；但对获得终身教职的人来说，一生在大学里教学和研究很难说是异化劳动。尽管这样的工作有焦虑，但更多是资产阶级生活的回报和满足感，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紧迫和危险。⑤从这方面说，出身工人阶级的人最希望的正是远离工人阶级，在这种移位中既失去为工人阶级说话的可能，甚至也失去了为他/她自己说话的可能。⑥必须打破工人阶级身份的背景，跨越阶级迁移的鸿沟，达到这样的地位，其中骄傲和成功感总是受到疏离和背叛感的侵蚀。⑦
对工人阶级意识的体制性压抑并非偶然。正如萨缪尔·鲍勒斯和赫伯特·金提斯所说，历史上的美国教育体系改革一直是特权扩张。但是先前受排斥者的教育一直受他们在资本结构转型中的作用的决定：19世纪早期，公共日间学校代替家庭，配合了发展中的工厂体系；进步主义时期，中学扩张为满足职业主义意识形态牺牲了通识课程，给工人阶级子女的特别分班打破了工会对技能培训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接受更多的少数民族和女性进入高校同时满足了公司和国家对技术、文秘和其他服务性技能的需求。⑧有理由认为当前的课程改革和录取安排同样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不管它们现在看来如何出于人性需要，如何客观上起到好作用，不管它们如何赋权给少数民族群体的极少数优秀成员，它们同样起到如下作用：移置阶级意识，此外，让多样化的后现代经济的阶级结构合法化并得到繁衍。的确，尽管有局部抵制，但多元文化主义长久以来一直受大公司青睐。
我的观点并非建立以阶级为基础的学院身份政治。大学，有时高调，有时默默地维持着资产阶级的身份政治，只要大学现有功能不变，也就是说，只要现存社会秩序及其对剥削的制度性依赖持续不变的话，在内部产生工人阶级的身份政治就不具有结构上的可行性。无论如何，不管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支撑什么样不可能的身份，都会有别于所有其他身份；它不追求创造一个自身利益至高无上的社会，而是期待阶级本身的解体，用马克思自己的说法就是“真正解放的可能性”要求形成“让所有阶级解体的阶级”，或者用社会民主党1891年集会时所做出的已有百年历史的承诺，“不仅跟剥削和压迫雇佣劳动者做斗争，而且要跟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做斗争，不管它针对的是某个阶级、某个政党、某个性别或某个种族”。⑨这样的思想不仅被认为不可思议，而且到处遭到贬低，关于阶级社会里文化作用的任何研究一开始都会面临两大缺失：第一，不存在普遍接受的有关阶级以及阶级与其他结构性社会区分相关联的理论；因此，第二，不存在一套系统或完整的理论说明如何用阶级观点从事电影研究。作为对这些缺失的初步修正，或许有益的是概要介绍一下阶级概念包含的某些整体性问题，回顾一下阶级被排挤出电影学的过程。⑩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本人从未提出一套系统的阶级理论，事实上，在提出关键问题“什么构成一个社会阶级？”之后又写了几行，他就留下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手稿撒手而去。但是，在他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阶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根本上说，它指示着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某个位置。由于每个历史时期都以特有方式围绕物品生产的原材料、工具、工厂等(生产资料)组织物质生产，它导致了具体的社会区分，这些社会区分就是阶级。阶级间的关系就是社会形态的隐蔽基础，而他们之间的冲突与互动驱使历史经历了一系列阶段或生产方式。假设最后的阶段——即资本主义能以纯粹形式存在，从生产资料的角度看，它就会产生两种社会位置：拥有生产资料的少数资本家；除劳动能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多数劳动者，为了生活他们必须出卖劳动力，资本家则从中抽取、占有劳动力自身、再生产成本之外的多余价值。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社会由两个阶级组成，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设想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继续两者之间的冲突，直至无产阶级自己以公有形式掌握生产资料，最终创造一个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消灭所有阶级和一个无阶级社会”。除了历史具体的、颠倒的劳资关系这个前提之外，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论述几乎全部值得商榷。但是，有几个根本性的、反复出现的问题：除资本家和劳动者之外明显存在的其他阶级或阶级集团；某个阶级位置的主、客观之间的关系；经济领域之外、缘起于生产中的某个位置的活动方式。
马克思著书立说的时期还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是处于替代先前的生产方式即封建主义的过程之中，后者的阶级划分是地主和农民，不过，未来社会主义的征兆已经显现。前一个历史阶段遗存的阶级身份，以及下一个阶段的先行者，使社会分化错综复杂。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最后几页时，已经注意到尽管“中产和中等阶层甚至抹消了分界线”，但是“三大社会阶级”即“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依然存在。但是由于地主这个封建主义的遗存正逐渐被同化到资本之中，因此整体状况基本确认了三十多年前《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对立观点：“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分裂成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早在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预言阶级对立不可避免的观点就受到挑战，当时，主要由于劳工运动的结果，阶级冲突在西欧似乎开始减少，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境遇悲惨似乎越来越不可能。首先由伯恩斯坦总结的修正主义提出，资本家和无产者的阶级碎片化不会消失，反而会继续扩大。中产阶级的扩张暗示出早期资本的阶级冲突的调解，劳动者通过选举政治获得渐进改善——这种选举政治导致了社会民主传统。从更长时段看，阶级碎片化和社会改革的增长，加上工人阶级未能担当西方民主的革命性变革的代理人，这些都继续挑战马克思的目的论，同时证明了那些以阶级调和或非阶级的结构性划分为前提的社会运动的合理性。
对这些挑战，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提供了几种回应。尽管西方近期的非工业化以及服务业和高科技部门的扩张使小部分蓝领工人收入增加，但更大多数的原技术和工会工人则沦为非技术工人，甚至失业，由此造成了新型社会分化，出现了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很难接近的一个新的、高度分散化的工人阶级。无论如何，马克思对阶级分化日益加剧的预测是根据资本主义同化全球经济做出的预测，尽管他可能没有给予全面的理论阐释，但其他人，最著名的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做出了论述，他认为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是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手段。今天，重制造业从西方向东亚的转移组成了新的全球劳动分工，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甚至控制了一些残余的前工业生产，“新世界经济”和其他描述不规范的资本国际化的类似综合概念有可能暂时掩盖第一世界的阶级对立，但只有第一世界无产阶级遭受剥削普遍折射在中心-边缘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扩张中才会如此。因此，伊曼努尔·沃伦斯坦用了一个简单、客观的阶级定义(资产阶级是那些接受剩余价值并进行再投资者，而所有其他的人则是无产阶级)，他认为，全世界对雇佣劳动的日益依赖一直持续，因此，阶级对立“从历史的观点依然是一个正确的而非错误的假设，……假如我们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的计算单位使用”。(11)
对明显的阶级多元化的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是区分以下两个立场：一个是从生产角度出发的客观立场(比如前述的沃伦斯坦)，另一个是包含其他因素的立场，比如认为在阶级的实际历史组织中，经济关系和政治、意识形态过程，特别是具体历史主体的意识彼此互动的思想。(12)马克思对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为这种反应提供了基础，这个区分首次出现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他认为，工业化事实上“已经把大量农村人口变成了工人。资本的汇聚已经使这些人群有共同的处境，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已经是与资本相对的阶级，但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13)但是，围绕生产形成的社会聚合体在什么具体时刻变成阶级，意识形态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都没有得到充分阐释。因此，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中世纪法国小农做类似分析时，暗示阶级构成的适度稳定需要纯粹的经济领域之外的大量活动。他认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彼此隔绝，在政治上依然未开化，“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关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14)
在评价19世纪法国革命时，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和《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马克思探索了阶级如何从一个经济范畴转变为更复杂的政治范畴和功能范畴。这个过程包括重叠的生产方式造成的多重阶级分支(比如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知识分子精英、职员、农村人口以及1848年法国的无产阶级本身)、组成“统治集团”时这些分支之间的权宜结盟、这些集团以国家形式得到巩固、随后是国家的自主性程度以及它或明或暗地满足具体的阶级利益。
贯穿于所有上述思考的阶级意识问题总体上受到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决定的制约。同样，重要的论断非常含混不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1846)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控制生产资料的阶级也控制精神生产，结果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15)此外，《〈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对历史唯物主义总原则的总结性论断最为清晰，马克思强烈暗示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如果“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那么由于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社会存在，他们的意识也必然不同。
有目的的社会再组织要求有意识地反对既定现状，因此，马克思主义传统就历史变化的代理人的意识，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提出了一系列位置。存在一个强调这种意识重要性的传统。例如，罗莎·卢森堡认为，工人阶级能够通过自己的群众性政治行动产生自身的阶级意识；乔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尽管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真正获得自我认识的阶级，但从实际看，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阻碍了自我认识的出现，因此需要政党从外部建立它，这正是列宁充分发展的一种立场。另一方面，“黑格尔式”传统主张的这种自我意识的必要性或可能性，受到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否定，最著名的是路易·阿尔都塞和尼科斯·普兰查斯。引用后期马克思的反人道主义观点——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称他面对的个体“仅仅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经济范畴的体现或承载者，特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者”，(16)阿尔都塞把阶级概括为客观的社会结构，其本质和发展都独立于任何内在的主体性，即使工人阶级成员自己也是如此。
后来的具体政治历史和资本本性的转变强化了马克思的这些不确定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本文所述连最粗略的总结都算不上，但有三个问题值得提及：主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当代社会学有关阶级的争论；“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左派政治中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攻击。
三、其他的阶级理论
除马克思以外，阐述阶级问题的经典社会学理论的最主要贡献者是马克斯·韦伯(1864-1920)，他多少有些宽泛地把阶级看作是“生活机遇”的具体化，由市场关系而非生产关系中的位置界定，受到财产所有权和技术及教育程度的决定。他把多样化的市场状态归纳成四个“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技术人员、专家和低层管理者；财产和教育的受益者。除否定马克思的必要结构冲突的思想之外，韦伯还否定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立场之间的区分，由此否定了经济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了现代社会的起源，强调了意识形态特别是加尔文教的作用，它们生产而非反映经济的转型。对韦伯来说，考虑到另一种分类，即“身份群体”，经济意义的阶级划分更加受到限制，根据前者，个体的社会身份来自共同的文化类型，包括消费和其他生活方式的优先选择。
战后大部分社会学用不同方式综合了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提出了有关(客观的)阶级构成和(主观的)阶级行动之间关系的功能理论。比如，最著名的新韦伯理论家约翰·哥德斯罗普设计了一套阶级结构，非常类似于市场调研者和统计局所使用的手法，它结合市场和工作环境，划分七个层次，集中三大类：服务、劳动和中间阶级。后来，他以此分析为基础，探索了这些阶级位置如何产生能够做出社会行动、有实际人口统计意义的身份，追踪了这些阶级位置之间的社会流动性。(17)
另一方面，艾瑞克·奥林·莱特则坚持阶级位置在生产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的著作试图说明新中产阶级的多样性实际上有可能还原为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以此支持阶级分化的观点。除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根据是否拥有生产资料而提出的三大阶级立场)之外，他补充了三个矛盾的阶级位置：经理和管理人；小雇主；半自主的雇佣劳动者。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矛盾地相互决定着：比如，管理者不拥有生产资料，但他们既控制生产资料又掌握劳动力，半自主的雇佣劳动者不拥有或控制生产资料，但他们也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在接下来的著述中，莱特关注的重点从决定形式转向剥削过程，为此他不得不让职业结构中的阶级数目翻倍，并建立起越来越复杂的理论和统计程序，以勾画共时的阶级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流动性。尽管一直未能研究出一个能满意地解释多种中间阶级的模式，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整个计划或马克思主义基础。
这些韦伯式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强调经济因素，因此他们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反响甚微便不足为奇；但其他转向消费特别是符号消费的马克斯·韦伯式社会学家受到了关注，最著名的是皮埃尔·布迪厄的著作。(18)他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1984)自称是“法国的人种志”，它把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理解——阶级是依生产而定的客观的结构性位置和以主观价值为基础的广泛的阶层化体系相融合，大体上采用韦伯式观点关注符号实践，包括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职业类别提供主要的社会分层(工人、中产和上层阶级)以及分层内部的区别，但这些分层中的位置以及一般性的权力运作，由其他社会和文化因素支撑，布迪厄把它们界定为教育和文化“资本”。个体或社会群体对社会和文化资本的掌握造成一套独特的取向体系，布迪厄称之为“习性”(habitus)——即“阶级条件以及它蕴含的条件作用的内化”。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构成了阶级：“阶级不是仅仅受生产中的位置决定，而是受惯例上(也就是统计学上的可能性很大)跟那个位置有关的阶级习性决定。”(19)
布迪厄认为，一般说来，职业和趣味的等级是一致的；较高层的社会阶级会用更好的教育再生产自身，产生更多的文化资本，导致高等社会地位和权力，包括处理“合法”文化作品的更大能力。但在三大阶级的内部存在重要变量，不仅反映特定资本总量的不同，而且反映其“构成”，即经济、社会和文化形式的相对比例。这些变化导致每个阶层不同人群的不同趣味和消费习惯。例如，在主流阶级里，产业雇主的经济资本控制其文化资本，而知识分子的情况恰好相反；娱乐的时候，前者更喜欢高尔夫，“因为它有贵族礼仪，英语用词，巨大的独占空间，再加上一些外在的好处，比如说社会资本的累积”，而后者热衷于苦行，比如登山，因为它“以最低的花费提供最多的差别、距离和精神提升”。(20)
《区隔》一书以1963年在法国的调查为基础。在30年后的英语国家，无论是职业阶级模式——该书的基础所在，还是文化差异惯例都不那么清晰可辨；工人阶级喜爱《茶花女》，高级资产阶级青睐《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在两者都被诋毁为“高雅”文化的平面化社会环境里，显示不出两者的对比。此外，布迪厄对文化偏好的理解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尽管这一理解考虑到了阶级的细致等级化，而且尤其回应了那些从内部使职业范畴分层的文化因素，但是却没有为个体或亚文化提供抵抗它们或者跨越它们迁移的空间。不过，他说明了阶级状况不仅弥漫和控制而且实际上构成了所有的主体性形式，用布迪厄的话说就是阶级“条件”实际上“强加了条件作用”，他的观点依然有力挑战了流行于学院文化研究的阶级终结的意识形态。其中，厄内斯特·拉克劳和香塔尔·莫菲用后结构主义理论以激进政治的其他身份替代阶级的做法广泛流行。
在他们的《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拉克劳和莫菲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无力主导“新社会运动”，这导致马克思主义为其设定的历史角色的解体：
现在的危机是，整个社会主义概念都建立在工人阶级的本体中心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字母R大写的革命角色之上——把革命视为从一种社会转向另一种社会的开端，建立在对一个十分团结和同质的群体的虚幻期望的基础之上，它将使政治时机变得毫无意义。当代社会斗争多重多样的特点最终消解了这种政治想象的最后一块基石。(21)
他们的修正主义是一套极为复杂的话语理论，特别是引用了索绪尔、维特根斯坦、福柯和德里达，因此与众不同。他们以此为理论武器，解构地读解从伯恩斯坦到阿尔都塞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他们声称，他们的读解揭示了根本的经济决定论持续存在，它使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把本体首要性赋予了无产阶级，即使在提出阶级联合的社会分析中也是如此；尽管认识到社会角色的多样性，但对“真正的劳动阶级主体”的寻求迫使他们回到阶级政治。既反对本质主义，又反对无差别的多元主义，他们认为需要新的“社会逻辑，它们……在关联性的语境下获得意义，在该语境中它们总是受制于其他常常矛盾的逻辑；但是它们谁都没有绝对的有效性，即确定一个不会接着就被颠覆的空间或结构性时刻”。(22)
拉克劳和莫菲受到左派的一些抵制。(23)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重读被批评为还原论，是一种稻草人式的滑稽模仿，掩盖了经济与在其内部发展的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经济生产导致社会关系，因此阶级是先于其话语表述之前而存在的观点得到重申。他们在结论中规划的政治方案同样遭到否定，被认为只是一种新的多元论，太抽象和太模糊，实际上毫无用处。但是，由于他们所描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种危机在整个新左派传统(30年前C.莱特·米尔斯曾表述了它基本观点)和许多战后马克思主义(例如欧洲共产主义)看来几乎不证自明，因此，总的说来，学院派还是怀着宽慰和感激之心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激进民主”模式仍然必须包含一种社会主义维度，即“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阶级不再需要被看作是这个模式中的那个支配性的政治异性，这一观点已经沦落为放弃阶级的理由，哪怕只是抵抗范畴之一——他们随后的著作所赞同的就是这样一种特别的反工人阶级政治。这里我们不能探究政治思想领域的进程，但可以追溯一个大致相同的轨迹：阶级被移出新左派发起的两个文化理论，即上世纪70年代的电影理论和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研究。
四、阶级被移出电影理论和文化研究
上世纪30年代末，特别是共产国际采纳了人民阵线政策之后，在西欧和美国盛行多种平民电影文化，它们把阶级政治当作重要内容；但上世纪50年代激进政治复兴的时候，阶级的重要性大大减弱，美国尤其如此。(24)这一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不过除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可能性之外，显然斯大林的暴露以及随后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实际上已经破坏了马克思继续流行的可能性。除了著名的黑豹党和一部分抵制越战活动之外，上世纪60年代主要的社会活动，比如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两者是当代种族和性别身份政治的直接根源，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而不是相关联。但是在法国，随着学生和工人成功地在五月风暴中团结一致，向戴高乐主义发起挑战，文化批评的语言不仅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它的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阶级指向的。因此，一开始，紧跟1968年之后的时期是激进电影和激进的电影理论。随后阶级从马克思主义中蒸发，然后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总失败，这一失败回响在英美接受法国电影理论特别是路易·阿尔都塞的遗产过程之中。
阿尔都塞提出的各种观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实践的自主性；早期和晚期马克思思想框架的认识论断裂理论；用受到鲜活的社会结构决定的主体替换黑格尔式的、人道主义主体；其中对电影学来说意识形态理论影响最大。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早期的黑格尔式著作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竟会拾起《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一般意识形态模式，即在社会形态上具有普遍性、一致性的整体，而不是某个阶级的。早在1967年，他就认识到由此产生的局限；他“没有准备好恰当地处理某些问题”，而且他“没有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融合’，……没有考察这种‘融合’的具体存在方式(阶级斗争的组织化——工会、党派，这些组织领导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方法)”。(25)但是他从未弥补这一不足，除了某种被称为科学(或“理论实践”)的知识活动具有自主性之外，所有其他召唤主体存在的社会、物质和意识形态机器都被理解为一致地相互促进，完全贯穿所有阶级，达到一种总体的条件作用，甚至决定着无意识的结构。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借拉康的精神分析展开，它被电影学通过类似的本质主义加以利用；电影的意识形态作用被认为具有统一的社会性，因为它们是电影机器、电影发展的社会条件以及电影的所有运用所固有的——先锋派对基本的、使电影成为可能的机制即原初认同的有意破坏除外。
由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引进法国理论的时候，它的精神分析内容发展得最为强盛，因此在精神分析的主体理论像布谷鸟蛋一样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巢穴之前，上世纪70年代初对苏联电影再发现(也是模仿法国杂志)的关注就不会做得很到位。比如，1974年《银幕》的一期特刊中，重新把布莱希特看作是当代革命电影的榜样，但他把形式的断裂和否定当作批判的距离化手段的做法，是通过弗洛伊德而不是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得到重新表述的。《银幕》的“马克思主义”是记号学和精神分析的结合，特别是它让纯粹的拉康主体形成理论脱离先前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这些在英美受到挑战，第一种挑战来自关注工人阶级文化价值的立场；第二种挑战来自工人阶级的女性主义立场，其中《跳接》开始培育一种包括阶级意识元素在内的平民主义的激进电影批评。但是，随着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女性主义对弗洛伊德怀疑的减退，拉康的精神分析几乎完全控制了美国的电影理论。在这个过程中，电影理论可以显示的唯一的社会差别就是精神分析理论本身就能说明的东西，即性别差异。之后，既然历史具体的家庭结构都不能进入无意识或菲勒斯语言(或菲勒斯缺失)的结构之中，充当调停角色，因此，电影学的主流根本没有处理阶级问题的理论工具。他们也没有如此做的愿望，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左派传统所走过的大致类似的进程确认了这一点。
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维廉姆斯、E·P·桑普森致力于工人阶级政治，前两者本人便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早期批判的和史学的著作既充满政治抱负，又面向自己具体的“选民”，特别是他们通过参与工人阶级成人教育项目发现了这个阶级。这样看来，他们的研究类似于后来的女性主义实践，尽管个人因素被转换成小说和自传(比如维廉姆斯和霍加特)，而不是与批评相结合从而形成主客观混合模式——该模式曾让早期的女性主义写作十分有力。开始时，他们的研究与其说关注马克思主义阶级内容的压抑，不如说逐渐发现了欧洲马克思主义有时能为分析工人阶级文化提供语汇。桑普森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阿尔都塞主义和一般“理论”大加挞伐，提出了关联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的阶级理论，认为“当一部分人由于共同经验(继承的或分享的)把他们利益的一致性感受并表达为他们之间的，与其他人相对的时候，阶级这种东西就产生了”，除他之外，英国文化研究得益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英译：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葛兰西。上世纪70年代初，“向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决定性……突破”使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放弃了英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社会学，因此，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研究包括读解工人阶级生活的“鲜活意义”，对越轨的亚文化、教育、单位关系以及复杂的元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研究。这些都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在一个一般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内部提出阶级概念，而且它也缺少理论手段，无法用概念表达意识形态的抵抗，这使得它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当以文本为基础的符号学研究越来越与实际观众的社会学研究相关联时就更是如此。结果是“葛兰西转向”——即从整体性、实际上无法抵抗的意识形态决定论转向一个阶级统治下几个阶级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与《银幕》的问题格格不入。
罗莎琳·考尔德回应了伯明翰对阿尔都塞主义和“银幕理论”的含蓄挑战。她(有点太大方地)承认“《银幕》杂志本身很少做过明确触及阶级分析问题的工作”，但是，她认为该杂志的拉康主体理论使伯明翰中心的文章失去效力，因为在这些文章中“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都被还原为某阶级利益或立场的表达”。(26)伯明翰学派否认自己是还原论，它回击说，《银幕》坚持话语实践自主性观点，拒绝承认“其他层次的社会结构中任何的决定性、与其他层次的社会结构的关联性或相关的具体影响”，这使它质疑任何它原本有可能提出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人们猜测伯明翰媒体小组受到这种交流的刺激，因此第二年全年(1977-1978)研究《银幕》，重新评价它自身的前提，但却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让他们修正自己立场的东西。斯图尔特·豪尔的总结性回应再次攻击《银幕》只关注主体的精神分析建构过程，这种本质主义排斥历史具体的社会结构可能发挥的决定影响，使任何意识形态斗争概念变得毫无可能。在推动伯明翰的另类选择时，大卫·莫利引用了米歇尔·佩肖的话语间概念，根据这个概念，具体的话语实践的不同作用改变了原初的主体位置的统一性；但是，从实际的角度看，他的著作仍然以霍尔大概七年前发表的“解码”模式为基础。的确，他对英国电视新闻节目的接受过程的经验研究(与夏洛特·布伦顿合作)却是以自我统一的、人道主义主体为前提，而这正是《银幕》杂志努力解构的东西。
但是，这个进步过程和莫利的独立研究都不能不受到时下潮流的影响。早期对《全国》电视节目观众的研究明显与阶级有关，而且证明了阶级位置和解码模式之间非常清晰或者说直接的相互关系。(27)但是所使用的阶级结构模式不准确，莫利对此表示不满，本来这也许会激发他研究出一个更复杂的模式，但是相反，他放弃了阶级，转而只关注性别。他随后对电视接受语境的研究仍然以工人阶级家庭为主，但既然他们全都是工人阶级，阶级就变成了一个常量；它在所有分析中隐而不现，这些分析无论如何都没有尝试探索所研究的性别关系的阶级特性，或者把这些性别关系与那些更为优裕家庭的性别关系进行比较。尽管莫利最终认识到“性别分析比原本设想的更为单一，而且这个特定的元素孤立于其他元素，比如阶级和年龄”，(28)但他没有回到阶级上来。
否则的话，莫利试图把具有历史和社会具体性的符号学与非还原主义的社会学结合起来，试图在下列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既认识人们如何主动地、创造性地让工业文化为我所用，同时承认这些干预周围的限制，他的研究就可以说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媒体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总体而言，美国文化研究的主流不仅放弃了伯明翰对阶级的关注，而且也放弃了早期研究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内容。莫利自己所命名的文化研究“别着急，高兴点”学派(主要是美国)基本上变成了迎合派，沉溺于工业文化消费的肯定模式，把它当作一种赋权方式，抵抗之地。《银幕》的短期热潮蒸发掉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里根、撒切尔及后来的克林顿时代的政治失败和失败主义中间，志向更加卑微的文化研究把葛兰西里的马克思主义也排掉了。(29)
注释：
①此文包括部分先前发表过的文章内容，见大卫·E.詹姆斯等编：《隐蔽的基础：电影和阶级问题》，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6；《权力消失了：流行文化论文集》，伏索出版社，1996。
②当然会有例外情况；有些研究劳工史，较少研究文学批评。芭芭拉·福利对无产阶级小说的研究(1993)特别值得关注；还有些电影学论文。汉森和菲利普森(1990)汇编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基本论文。
③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数据分别来自美国社会历史研究(1992)；沙夫(1995)；戴维斯(1986)；费格森和罗杰斯(1986)。
④关于家庭收入导致高等教育分层化的调查统计数字，参见鲍勒斯和金提斯(1976)，209-213页。布迪厄指出法国教授中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只占6.7%。
⑤埃瑞克奥林·莱特(1979)调查了知识分子的不同阶级模式——有工人的，有属于几个不同阶级的，有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有部分是专业-管理层的，结论是他们所处的位置是矛盾的。
⑥布迪厄指出那些试图站在工人立场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既不能体验这一立场带来的限制条件，尤其也不能体会造成那些限制条件的必要性；但他同时指出，离开工人阶级同样使那些“出身这些阶级”的人不能“真实”再现工人阶级经验。他对统治经验决定工人阶级文化的论述十分重要。
⑦《天堂里的陌生人》(瑞恩和萨克雷，1984)是一本自传体文集，它典型地揭示了这一事实：“生为工人阶级，后来穿上大学教授的全套服饰，这样，在社会地位提升者的个体身上内化了阶级等级体系的冲突”。这个“隐蔽的阶级伤害”规律来塞内特和科伯著作的书名《隐蔽的阶级伤害》，科诺夫出版社，1973，该书描述了波士顿的工人阶级的经验。
⑧鲍勒斯和金提斯(1976)提出资本主义教育“再生产理论”，其总原则是对“教育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明显的批判关系”的“适当闸释都必须……以学校生产工人这一事实为前提”，这个理论认识到“威权的教室的确能够造就生产性工人，但也造成不适应和反抗”，但它没有提出替换性功能。鲍勒斯和金提斯的研究通常得到另一个不同传统的重要著作的补充，即保罗·威利斯的《学会劳动：工人阶级的孩子如何得到工人阶级的工作》(1981)，此书是工人阶级青年文化抵抗的人种志，但这种抵抗却保证了工人阶级的再生产。鲍勒斯和金提斯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创造工人阶级意识”代替“美国劳动人民分裂、分散的意识”中看到希望，跟这种功能主义相反，威利斯认识到“在社会和文化再生产内部的深刻断裂和严重张力”，它们为“挑战、颠覆和……威胁亚文化的论争留出了余地”，这种观点是对英国文化研究的葛兰西阶级的一大贡献。
⑨这里的第一段引文来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罗伯特·塔克尔编《马克思恩格斯读本》，第二版，诺顿出版社，1978年，第64页；下面的其他引文都来自此版本的马克思著作。埃尔福特采纳的原则宣言的全文1968年在莱德勒重印，233-236页。
⑩约翰逊(1979)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做了有用的综述，特别是它们对文化问题的影响。其他有用的介绍见波特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1983，74-78页)和克罗普顿的《阶级和分层化：当代争论概述》(1993，23-29页)。
(11)[法]E·巴里巴尔，伊曼努尔·沃伦斯坦.种族、国家、阶级：模糊的身份.伏索出版社，1991.128。
(12)普热沃斯基(1977)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这一立场的历史演变做出了特别有益的概述。
(13)[美]罗伯特·塔克尔编.马克思恩格斯读本(第二版).诺顿出版社，1978.218。
(14)同上，第608页。
(15)同上，第172页。
(16)同上，第297页。
(17)克罗普顿对社会学有关阶级争论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出色且便于使用的回顾。除了马克思和韦伯传统中归纳出来的理论性阶级图式之外，她还思考了其他的阶级范畴的指标，比如以职业和主观的社会身份等级为基础的“常识性”等级制。罗斯玛丽·克罗普顿.阶级和分层：当前争论介绍.政治出版社，1993.57-60，63-69。
(18)[美]布鲁贝克(1985)有效地概述了布迪厄的研究，但他低估了布迪厄的阶级身份模型中生产性社会位置的重要性。
(19)[法]皮埃尔·布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101、372。
(20)[法]皮埃尔·布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115、219。
(21)[阿]厄·拉克劳，香·莫菲.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伏索出版社，1985.2。
(22)同上，第142-143页。
(23)其中，特别有用的是伍德(1986)把拉克劳和莫菲断开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观点放在1970年代英美后阿尔都塞主义“从阶级撤退”的宏观背景之下，特别是巴利辛迪斯和保罗赫斯特的研究。
(24)一个明显的例外是维廉·阿波曼·维廉姆斯在维斯康辛大学促成的激进历史学家流派，1959年他创办了富于创意的杂志《左派研究》，关于左派历史学的回顾，参见琼·维纳：《教授、政治和流行性》，1991。这个学派的企业自由主义观点认为企业资本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大众抗议运动的拨付阻碍了它们专门从社会主义角度向资本主义本身发起挑战，这个观点的相关性与日俱增。
(25)[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新左派图书，1977.15。
(26)罗莎琳考尔德：《阶级、“文化”和社会形态》，《银幕》18，春季号，第75-105页。
(27)结论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解码模式受阶级位置的决定，决定它的是社会位置和个体位置在不同的话语形式联结的方式”。因此尽管不同阶级的人的解码有天壤之别，但阶级内部也有巨大差异。例如，他发现工人阶级在接受《全国》时，“那些不参加工会的或只是工会‘会员’的工人跟那些积极参予工会话语的群体有着完全不同的解码方式，尽管这两类人都有工人阶级背景……工会官员倾向于提出协商式解码：而店员则采取完全敌对的解码方式……那些不活跃的工会会员……倾向于重复主流的解码方式”。莫利这样的结论与前述布迪厄的一般模式非常接近，但在美国他的观点被看成是在说明解码和阶级之间没有相互关系。参见莫利在《电视、观众和文化研究》(路特莱芝出版社，1992)对这种误读的抱怨及对自己观点的澄清。
(28)[英]大卫·莫利.电视、观众和文化研究.路特莱芝出版社，1992.160。
(29)有关1980年代葛兰西主义中对批判性元素的抹杀的回顾，参见巴德等人的论文：《美国文化研究的肯定性特征》，见《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第7期，1990，第164-184页；大卫·哈里斯：《从阶级斗争到快感政治：葛兰西对文化研究的影响》，路特莱芝出版社，1992。莫利在《电视、观众和文化研究》(1992)也评述了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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