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词史”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意识论文,词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史”是宋代诗学中的一个理论范畴，“词史”是清代在传统诗学启发下提出的一个词 学话语。诗学中的“诗史”说已经成为当前诗学研究的热点（注：近年论述“诗史”的代表性文章有：王德明《中国古代的“诗史”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6期；韩经太《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陈望衡《“诗史”辨析》，《东方丛刊》1998年第4期。），而词学中的“词史”说却只 在论述周济词学时才偶有涉及，连最近出版的《中国词学大辞典》都未将之作为专门术语单 独介绍，这和清代创作中大量的以词存史、以史入词、以“词史”品词的现象极不相符。近 年来，有论者已开始注意到清初词学中的“词史”意识，把清代“词史”说提出的时间由嘉 庆末年上推到康熙初年，这是关于清代“词史”说研究的一大进步（注：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第四章第一节，齐鲁书社1993年版。），遗憾的是对清初词学 的这种“词史”意识未能展开充分的论述，笔者试图在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注：笔者的有关论著亦涉及“词史”的问题，如《清代诗学》第九章第三节，湖南人民出版
社2000年版。）
，进一步梳理清
代词学中的有关“词史”意识，揭示其意蕴，分析其成因。
一
清代的“词史”意识，首先表现在词话词选的编纂上。词话中“词史”意识的表现，是指 有些词话记录了词的本事，保存了专集中未曾收录的词作与词人资料，读者据此可以了解作 者创作的背景，推测作者的书写意图。词选中“词史”意识的表现，是指编选者通过辑录和 评论词作与编辑词人传记材料，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如实地反映着社会人情世态，具有 “以词存史”或“以词观史”的积极意义。
清代词话和以前的诗话一样，经历了一个记述古今词人轶事，到关注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 过程。这里所说的具有“词史”意识的词话，主要是指那些记录作者创作本事的词话，因为 它比较具体地介绍了作者写作的目的、时间、地点及传播情况，便于读者较为准确地把握作 者的书写意图和历代传播接受的情形。尤侗《词苑丛谈序》说：
词之见于话者，如后主之“小楼昨夜”，冯延巳之“一池春水”，子京之“红杏枝头”， 子野之“云破月来”，东坡之“大江东去”，耆卿之“晓风残月”，少游之“山抹微云”… … 皆其脍炙齿牙者，风流相扇，不乏美谈，顾未有人集其成耳。……（徐釚）今复辑成《词苑 丛谈》一书，盖撮前人之标而搜新剔异，更有闻所未闻者，洵倚声之董狐矣！殆与《本事诗 》相为表里，予故重为之序。夫古人有“诗史”之说，诗之有话，犹史之有传也。诗既有史 ，词独无史乎哉？[1]（第1页）
尤侗认为词话中的本事，有如史书的人物传记，词话也就有似于史书，记录了作者的创作 背景和作品的接受情况，对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尤侗所说的那样， 徐釚《词苑丛谈》一书，的确有着以词存史的意义，书中卷六到卷九大量地记录了从唐宋 到明末清初词的创作背景，让今天的研究者很清晰地了解到作者的书写意图，特别是他所撰 写的《南州草堂词话》一书，更是为我们保存了许多明末清初作者的创作史料，是不可多得 的研究清初词学的重要文献。在《词苑丛谈》的影响下，当时的词话记录词本事成为一项重 要内容，如沈雄的《古今词话》、王奕清的《历代词话》、冯金伯的《词苑萃编》、张宗
的《词林纪事》都体现了这种“以词存史”的词史意识。不过，今天的研究者更注重它们 的理论价值，在我看来，它们在保存词的文献和搜集词的评论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
相对词话而言，词选中的“词史”意识更为浓厚，词话中的“词史”是指它保存了作品写 作的背景材料，而词选中的“词史”则是指它保存了大量的词作和有关的词评。词选中的“ 词史”意识可以追溯到南宋初年，当时出版了两部著名的词选，一部是《复雅歌辞》，一部 是《乐府雅词》。前者所选作品“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余首”。卷内载词 话本事，卷末附音律宫调，表征出保存一代文献的编选意图。后者在选词及词人的数量上不 及前者，但集中地展现了南宋以前曲子词创作的总体风貌。卷首冠以调笑绝句，为大晟乐之 遗音，卷末附录之词为“平日脍炙人口，咸不知姓名”者，朱彝尊揭示其意图是“所谓礼失 而求诸野也”[2]（卷40），正说明该词选是要保存不见经传的非主流文化。其后，元好问的 《中州乐府》、黄旸的《花庵词选》把这种潜在的“词史”意识，转化为明确的以词存史 的编选意图，有意识地将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词”与庄严的“信史”联系在一起。《中 州乐府》的显著特征是诗词并录，同为证史；后者的重要标志是以传隶词，词以人存；从有 关的词选编纂情况看，词学中的“词史”意识在南宋时期已基本成熟，只是还未曾有人将其 明确揭示出来，直到清初才为人们所重视，提出“选词其即存经存史”的理论见解。
明确提出“选词其即存经存史”的是陈维崧，他在康熙十年(1671)和吴本嵩、吴逢原、潘 眉合作编纂了一部大型“当代”词选——《今词苑》。他在《今词苑序》中说：“嗟乎！鸿 都价贱，甲帐书亡，空读西晋之阳秋，莫问萧梁之文武。文章流极，巧历难推，即如词之一 道，而余分闺位，所在成编，义例凡将，阙如不作，仅效漆园马非马之谈，遑恤宣尼觚不觚 之叹，非徒文事，患在人心。然则余与两吴子、潘子仅仅选词云尔乎？选词所以存词，其即 所 以存经存史也夫。”[3]（卷2）指出他编纂《今词苑》的宗旨，就是要起到存经存史的作用， 让词承担“经”“史”一样的责任。“经”在古代是指封建社会里的儒家经典，即《诗》《 书》《礼》《易》《乐》《春秋》，这些典籍记载着西周时期的社会习俗、审美思想和典章 制度，肩负着记载人类活动踪迹和传播人类文明的使命，故前人有“六经皆史”的说法，其 中《诗》和其它文化典籍一样是记载人类活动踪迹的。《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 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说的是，《诗》的记言记事的功能为《春秋》所承担，这也就是表明《诗》在《春秋》出 现之前是担当着后来《春秋》的角色的。钱谦益解释说：“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 》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人知夫子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 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4]（卷18）尽管后来“诗”“史”分工，前者言情，后 者记事，前者叙述人的心态史，后者记录人的行为史，但它们记载人类活动踪迹的功能是相 同的。陈维崧提出“选词其即存经存史”，实际上就是强调“词”和“经”“史”一样记载 入的行为和心态，有着保存一代文献典章制度的功用。
在清代编词选的风气相当浓厚，每一词派有自己的倡和结集之篇，如云间派的《倡和诗余 》、《支机集》，广陵词坛的《红桥倡和》，曹尔堪、宋琬、王士禄的《江村倡和》及南北 词坛的《秋水轩倡和》；不少地域性创作群体也有意识地从事结集汇编工作，有《柳洲词选 》、《西陵词选》、《松陵词选》、《荆溪词初集》、《国朝常州词录》等等；它们采取 以词系人的方式展现一时一地的“文采风流”，顾有孝为《松陵词选》作序称：“是编既成 ，采风渐广，十五国大观，予将拭目以待”。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编辑“当代”词选，实 际是想像当年孔子编选《诗经·国风》一样，让君王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起到“可以观” 的社会效果，这就将“以词存史”转化为“以词观史”。“以词存史”的观念更表现在清代 编纂的大量古今词选上，当时著名的词选有《词综》、《倚声初集》、《古今词汇》，这些 词选直接沿袭宋金时期词选的体例，或以传隶词，词以人存；或卷前系以词人爵里，卷内存 以词人词作；起着保存“一代文献”的重要意义。如朱彝尊的《词综》就体现了“以词存史 ”的观念，该书凡36卷，收唐、五代、宋、金、元词2 252首，词人659家。尽管朱彝尊在《 词综发凡》中声明自己编选的宗旨是宗奉南宋、以姜夔、张炎为准则，但他在实际编纂的过 程中还是遵循着以词存史的体例，按照作者年代的先后编排作品次序，选取有关逸闻、本事 及往哲评语附录其后，这对于后代的读者来说无疑有着以词存史或以词观史的积极意义。因 为自明代中叶以来唐宋词籍大量失传，人们对唐宋词的了解仅仅依赖《花间》、《草堂》二 书，对唐宋词的发展进程认识不清，《词综》的编纂刻印澄清了长期以来的混乱局面。朱彝 尊“以词存史”的传统为后继者所继承，如王昶、黄燮清、丁绍仪编纂的历朝词综：《明词 综》、《国朝词综》、《国朝词综二集》、《国朝词综续编》、《国朝词综补》，都是遵循 朱彝尊《词综》的编选体例，所选词人各系以小传，间附词话、笔记诸评语，以体现“一代 之词亦有不可尽废”的宗旨[5]（卷41）。
二
清代的“词史”意识，还表现在创作方面。它开拓出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新境界，超越了 明末词人单纯写情咏景的传统题材，“诸如……与国家民族利益息息相关的时政大事，以及 故国之痛、民生疾苦、天灾人祸、战争动乱、洋人入侵、贬谪充军、贫富不均、科举考试、 黄河决堤、壮丽山河、天上仙境、民族风情、历史人物、历史陈迹、题画咏物、胸中块垒等 等，以及日常生活细致、天伦之乐、朋友情谊、两地相思等都有反映”[6]（第7页）。其中最 具有“词史”意味的还是那些以史入词，或以词纪事，或以词咏叹时事的词，它们将当时重 大的历史如实记录下来，让词发挥着“史”的功用。
在南宋黄裳读柳永《乐章集》，认为柳词“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 ，无所不有”[7]（卷35），指出柳词与杜诗一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风貌。这一观点在清 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多数人认为词也如诗一样，可以反映社会习俗、时代风貌，在表现 题材方面完全可以突破“花间”“尊前”的模式，广泛地表现社会生活（过去、现在、未来） 。长期以来词被视为小道，乃是因为词的题材（量）局限于“尊前惜别，花底谈心”，如果以 现实生活入词就能达到突破词为小道的目的。近代闽籍著名词人谢章铤说：“窃谓自唐以来 ，词人日兴，而词量则犹未尽，夫曲为词之余，乃传奇诸作，佳者纪事言情，外可考世运之 盛衰，内足验人物之邪正，而词反靡靡焉，即素讲宗派，亦止争格调声律之幽渺。古云诗史 ，岂词毫不足以庀史耶，故曰未尽也。”[8]（卷1）谢章铤身处乱世，耳闻目睹社会动荡不安 ，特别重视词对重大社会内容的表现。他说：“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填词颇少见，是当 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偷减，则诗史之外，谓 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夫词之称为乐府，乐府多纪事之篇。词之流为曲子，曲子 亦有传奇之作，谁谓长短句之中，不足以抑扬时局哉？”[9]（卷3）既然称之为“词史”，就 必须具备“史”的基本特征，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看，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是指它的“实录 ”精神。那么，清代词学的“词史”观是怎样体现史的“实录精神”呢？
第一，以史入词，即借词咏史，或写历史事件，或咏历史陈迹。如吴伟业是清初“江左三 大家”之一，在诗歌创作方面擅长歌行体纪事诗，在词的创作方面则是大量的以史入词。《 古 今词语》载王士祯语说：“娄东吴祭酒长短句，能驱使南北史，为体中独创。”如他的《满 江红·白门》，咏叹金陵，实伤故国，感易代之悲，寄亡国之哀，可谓之词史。《梅村词》 所附曹贞吉评语曰：“陇水呜咽，作凄风苦雨之声。少陵称诗史，如祭酒可谓词史矣。” 再如他的《满江红·蒜山怀古》，由蒜山联想到王濬攻入建业，暗喻扬龙友于镇江抵御清 军之事，描写清军占领下扬州的一片荒凉景象。《梅村词》所附邓汉仪评语曰：“其声悲激 ，其情危苦，正须渐离之筑，正平之鼓，雍门之琴，白江州之琵琶以和之。”曹贞吉也是清 初能以史入词的一位有代表性的词人，他曾写有咏物词十首，分别咏隗嚣官磁盃、灌婴庙 瓦砚、延陵季子剑、朱碧山银槎、未央宫铜奁，表面上咏叹历史遗物，却寄寓着深沉的历史 感慨，故王士祯称之为“咏一物而具兴废之感”。他的《百字令·咏史》五首也是一组咏叹 伍子胥、高渐离、李广、诸葛亮、周瑜等历史人物的词，陈维崧认为可“置此等词于龙门（ 司马迁）列传、杜陵（杜甫）歌行”[10]（第103页），因为词中敢于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具有 重 要的史料价值。正因为清代创作中存在着大量的咏史词，以“史”的标准来评骘“当代 ”词人创作，便成为清代词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如陈维崧为任绳隗词集作序称：“然则斯词 也，以为《金荃》之丽句，抑亦《梦华》之别录也。”[11]（卷5）读史惟圆《蝶庵词》的《 沁园春》（漠漠尘途）阕后评曰：“磊落以取势，苍健以立格，如龙门（司马迁）作《伯夷列传 》。”又读曹贞吉《珂雪词》中的《满庭芳·和锡垞李晋王墓作》阕后评曰：“每读《五 代史》至《伶官传》，辄为涕下沾襟也。今于此词亦然。”
第二，以词纪事，以词的方式记叙时事，或以词的方式咏叹国事民生，或将自己的生平经 历以词记之。如陶樑的《红豆树馆司》五六卷，“举生平境遇，自系以词，寓编年纪事于 协律中”，即以词的形式记录自己的生平履历。特别是他的《百字令》（刀光如雪），记载了 陈 爽、陈文魁潜入宫中事，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二云：“时 宗伯（陶樑）以编修在文颖馆编校《全唐文》，贼持刀入，供事倪大铨、苏涛、戴杰暨茶房 李得均被子戕，家人骆升徒手格斗，贼砍其五指去。仁宗方狩木兰，仓猝间禁兵未集，宣宗 留守大内，发
毙贼，贼始惊。又值雷雨交作，遂遁。巨魁旋即授首。宗伯词作于道光中 ，故有‘当今天授’句。昔人称少陵韵语为诗史，此词正可作词史读也。”这里所说的“此 词正可作词史读”，正是指陶樑的词如实地记录了历史上发生的惊人一幕。不过，这只是 以词纪事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指它对国破家亡等家国大事的再现。这比较集中地体现 在清初词的创作里，当时人们身经明清易代，亲历清兵大肆屠杀无辜的悲惨场面，沉重地感 受着亡国的悲哀和受外族凌辱的伤痛，中国古代重实录的“诗史”传统再次得到崇扬。这不 仅仅是思想上或理论上的自觉，更是当时诗词创作的具体表现，如吴伟业的歌行体纪事诗便 以其反映了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成为这一方面的典范。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 称吴伟业：“所作《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雁门尚书行》、《思陵公主 挽诗》诸什，铺张排比，如李龟年说开元、天宝遗事，皆可备一代诗史。”诗如此，词亦如 此，如陈维崧的《八州甘声·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便反映了金声桓在南昌抗清失 败的悲痛史实，《贺新郎·新安陈仲献客蜀总戎幕，尝赎一俘妇……》借桓温西征灭蜀的历 史来揭露清兵入侵蜀地时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残害的暴行。这一时期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 特征，就是具有“史”的纪实性，真实地再现了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历史和重大事件。
人称杜甫的诗为“诗史”，主要是指其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动荡的社会现实，更指 它充满忧国忧民、悲世悯时的深刻内涵，在清代人们也把那些反映社会问题有忧国忧民之情 的词称为“词史”。如汪清冕《齐天乐》“劫灰堆里兵初洗”，写兵乱之后的破败荒凉，流 露出 深沉的历史感慨和乱世余哀，被谭献评为“浩劫茫茫，是为词史”。[12]（续编卷3）王宪 成《扬州慢》“水国鱼盐”，写扬州的往日繁华与今日的冷落，反映了鸦片战争给扬州带来 的毁灭性打击，也被谭献评为“鹾纲既坏，海氛又恶，杜诗韩笔，敛入倚声，足当词史”。 [12]（卷4）还有张景祁的《秋霁·基隆秋感》，写法军侵占基隆，将士无所用命，作者希望 有卫青、霍去病那样的英雄为国建功立业，衬托出作者怀思念远的意绪，被谭献称为“笳吹 频惊，苍凉词史，穷发一隅，增成故实”。[12]（续编卷2）而那些在作品里如实再现社会现 实的词人，也被人们称为“倚声家老杜”。如蒋春霖的《水云楼词》，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 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南京城的颓败和荒凉，谭献认为《水云楼词》是“清商变征之声”，“流 别甚正，家数颇大”，蒋春霖也因之被谭献称之是：“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老杜 。”[12]（卷5）特别是在内外交困的近代，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之中，外国列强对我华夏虎视 眈眈，这一时期的词坛涌现出不少表现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的优秀词章。如周闲的《范 湖草堂词》、黄仁的《姑射山房词》、周星誉的《东鸥草堂词》、许宗衡的《玉井山馆诗余 》，有不少篇章直面现实，或控诉英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或谴责清朝统治者丧权辱国 的罪恶行径，或真实地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壮大声势及清兵将士的腐败无能（注：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第一章第三节“鸦片战争前后的爱国词”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谢章铤评价
这一时期的创作说：“今日者，孤枕闻鸡，遥空戾鹤，兵气涨乎云霄，刀瘢留于草木，不得 已而为词，其殆宜导扬盛烈，续铙歌鼓吹之音；抑将慨叹时艰，本《小雅》怨悱之意。人既 有心，词乃不朽，此亦倚声家未辟之奇也。”[10]（卷3）认为这一时期的创作在题材上有了 重大的突破，或“导扬盛烈”，或“慨叹时艰”，开创了“词家未辟之奇”，以大量的极厚 重的作品证明词体地位较前比任何时期有了较大的提高。
三
“史”的完整涵义应该包括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也应该包括 民族情感发展史、文化心态史等精神文化的层面。而诗词记录的恰好就是传统的史学观念所 无法包括的一代士人的心路历程，是正史所不载的文化心态史。“诗史”或“词史”的深层 内涵可理解为“史外传心之史”，所谓“史外传心之史”，不只是指用客观写实的笔法记录 下社会现实中发生的具体事件和经历，以弥补正统的历史著作所带来的缺漏，成为后人修史 时可资考据的史料；它是指通过个体心灵真实感受体验的表现，所反映出的一代兴亡盛衰的 历史，它不是通常所说的社会史、政治史，而更应该是心灵史、情感史（注：参见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第2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周济所说的“诗有史，词亦有史”，正是指诗词中反映的士人心态史（心灵史或情感史）， 是指个体心灵真实感受体验的表现所展现的历史。《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 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 史，庶乎自树一帜矣。
这里，“绸缪未雨”语出《诗·豳风·鸱鸮》，“太息厝薪”语出贾谊《新书·数宁 》，是暗喻应预防世乱与挽救危亡的。“已溺已饥”语出《孟子·离娄下》，指拯民于水火 之中；“独清独醒”语出《楚辞·渔父》，指坚持清正的操守，不被浊世所污染。这些话都 是与时代盛衰相关的，周济强调“感慨所寄，不过盛衰”，便是要求人们通过词去洞悉作者 与有关国事民生相关的“性情、学问、境地”。周济的“词史说”是在嘉庆十七年(1812)提 出来的，在《词辨》里还未能充分展示出来，到道光年间他编选《宋四家词选》评论唐宋词 ，便极为重视唐宋词中作者与国事民生有关的社会内容。如称王沂孙《齐天乐》（“蝉”）表 现了“家国之恨”，辛弃疾《贺新郎》（赋琵琶）则表现了“谪逐正人，以致离乱”的内容， 抒写了作者对当政者“晏安江沱，不复北望”的感慨。
而要理解周济“词史说”的深层内涵，必须追溯到它的理论源头——张惠言的“比兴寄托 说”。在《词选序》中张惠言倡导“意内言外”，要求词与“诗、赋同类而讽颂之”，认为 唐宋词中皆蕴含着“微言大义”。他的弟子金应珪《词选后序》进而指出，诗词两种文 体异体同源：“乐府既衰，填词斯作……然乃琼楼玉宇，天子识其忠言；斜阳烟柳，寿皇指 为怨曲。造口之壁，比之诗史；太学之咏，传其主文。”说明词中寄托如同诗中“比兴”， 有寄托之词可比之“诗史”，蕴含着“主文谲谏”之义。在清代政治高压的环境下，人们是 无法在诗词中直抒性情的，往往借助比兴寄托的方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隐微曲衷，这就是 清代词学比兴寄托说在近代广为流行的社会背景。詹安泰先生说：“能于寄托中以求真情意 ，
则词可当史读。何则？作者之性情、品格、学问、身世、以及其时之社会情况，有非他种史 料所得明言者，反可于词中得之也。”[13]（第125页）指出有寄托之词，映射着人的性情、 学问及品格，是人的心态的真实写照。
一部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文人心态史，一部清词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清代词人的心态史。詹 安泰先生说：“盖我国士夫，素以词为末技小道，其或情意不能自遏，不敢宣诸诗文，每于 词中发泄之。此种不容不言而又不容明言之情意，最为真实，其人之真性情、真品格，胥可 于是观之焉。”[13]（第126页）那么，清词展示了清代词人的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这里特地 拈出清初词进行具体分析。在清初人们身经明清鼎革的社会大变动，改朝换代的痛苦及不甘 屈 服异族统治的民族情结盘亘于心中，始终无法消解，遂托之于词。杨凤包《书南山草堂遗集 》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其旧国旧君之感。” 具体地说，这种“旧国旧君之感”又因为作者的身分及经历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一部分 人始终坚守民族气节而于词中写亡国的悲哀，一部分人出仕新朝却又后悔不已，故于词中多 表现其痛悔失节的贰臣心态。
代表前一种情况的是一大批遗民词人，如王夫之、屈大均、金堡、徐石麟等。在清军进入 湘中后，王夫之曾组织义兵抗清，后依附于当时在肇庆的桂王永历政权，当复国的希望落空 后便隐居衡山。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说：“（船山）知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窜伏穷山 ，四十余年，一岁数徙其处，故国之思，生死不忘。”他的《金人捧露盘·和曾纯甫春晚感 旧韵》、《绮罗香》、《青玉案·忆旧》，便是有寄托之词，或咏景、或叹事、或咏物，皆 于隐约中表露了他对桂王的伤悼之情。屈大均为明末诸生，在清兵陷广州时，参加了陈邦彦 、陈子壮组织的反清起义，失败后辗转至肇庆。后时释时儒，或游或隐，尝远涉秦、赵、燕 、代，慨然有复兴明室之志，所至均写有痛哭明帝或伤悼故国的词章。他的长调《念奴娇· 秣陵吊古》及短调《梦江南》《木兰花慢》，或吊古伤今，或咏物寄怀，皆深托故国之思和 伤悼之情，故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后》称屈大均为“愁绝庾兰成”，他的《 道援堂词》抒写的是“江南哀怨”。
代表后一种情况的可以宋征舆、龚鼎孳、吴伟业为代表，他们在明末就是才华出众的诗人 或词人，却走着和矢志抗清故友完全相反的道路，入仕清廷后也大多是历经宦海风波，故而 愤懑中有不平之气，伤感中有痛悔之心。如吴伟业少年得志，才华横溢，深得崇祯皇帝恩宠 。入清后因陈之遴、陈名夏的举荐而出仕新朝，但不久即结束三年左右的再仕生涯，多次在 作品中表达自己为世所累、不能以身殉国的愧疚心态。他的《贺新郎·病中有感》正是这种 心态的真实写照，上阕以“天年竟夭，高名难没”的龚胜做对照，表达了对自己不能慷慨赴 死的痛恨之情；下阕赞死者的奇节，愧生者的偷活，深感自己名节既亏，一钱不值。再进一 步说明，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极端痛苦，即使是用“艾灸眉头瓜喷鼻”的奇妙疗法，也无 法排解自己失节的过错。最后，赞人责己，对自己的失节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这个角度 讲，这首词可以说是一首至情之作（注：参见艾治平《论清初词的民族情结》的有关分析，《清词论丛》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吴伟业能从仕途中及时抽身而出，而大多数仕清的江南文人却是在官场上备受挫折，或贬或迁的经历加深了他们对清朝统治的认识，在他们的作 品里也明显地流露出怨愤及自伤自悼的情思。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康熙四年(1664)的湖上倡和 词里，是年曹尔堪、宋琬、王士祯三位仕清文人都刚从狱室里释放出来，相同的经历和感受 使他们相遇于西湖，湖上的美景和压抑的心绪绾结起来，便在三人间形成共鸣，于是有了这 次《满江红》调的湖上倡和活动。徐士俊《江村倡和词序》称：“盖三先生胸中各抱怀思， 互相感叹，不托诸诗，而一一寓之于词，岂非以诗之谨严，反多豪放，词之妍秀，有足耐寻 幽者乎？”这种“足耐寻幽者”就是“搀和着余悸和庆幸，隐寄以怨愤和颓伤，表现尘世的 勘透，但求于山水中顾养劫后余生”[14]（第48页）。
四
一种理论的形成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和创作前提，清代词学从“词史”意识的出 现到“词史”说的提出也是有其具体的理论背景的，这就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 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第一，清代词学话语是借鉴了清代诗学话语的，词学中的“词史”说正是诗学中“诗史” 说的移用。清初特定的社会背景，为“诗史说”的复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温床，清初的 诗人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归庄、杜浚都是“诗史”说的倡导者，他们要求诗歌创作反 映民生疾苦和暴露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清代词学正是在“诗史说”的启发下而提出“词 史说”的，如尤侗说“诗既有史，词独无史乎哉”，周济说“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 一帜矣”，丁绍仪说“昔人称少陵韵语为诗史，此词正可作词史读也”，他们都是联系“诗 史”而讲“词史”的，因而在“词史”和“诗史”的审美内涵之间划上了等号。
第二，推尊词体是清代词学对传统词学的一大贡献，而“词史”观念的提出是和尊体说联 系 在一起的。在宋明时期词是被视为小道末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词的表现题材仅仅局限于“ 花间”“尊前”的男欢女爱。谢章铤说：“词之兴也，大抵由于尊前花间、花底谈心，情事 多亵近，数传而后，俯仰激昂，时有寄托，然而其量未尽也。故赵宋一代作者，苏、辛之派 不及姜、史，姜、史之派不及晏、秦，此固正变之推未穷，而亦以填词为小道，若其量之只 宜其此者。”[8]（卷1）如果拓展词的表现内容，将历史、现实大量阑入词中，就能转变词“ 小道”“末技”的地位，而“词史”说的提出正是从内容题材的拓展方面对尊体意图的强有 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