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能力与竞争优势关系研究——组织技术中介效应与环境不确定性调节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不确定性论文,竞争优势论文,中介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越来越多的企业期望通过信息技术(IT)投资来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但是许多研究表明，巨大的投资并未获得相应的回报，更遑论竞争优势，IT“生产率悖论”使人们对IT的运用无所适从。按照资源基础论(RBV)的观点，只有当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是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并无法替代时，才能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1-2]。然而，对于企业而言，IT正在日益成为无差异的大众化商品[3]，而无法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只有将IT投资转化成企业独特的IT能力，才能发挥IT的战略价值。IT能力是IT投入与产出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中间变量，这个变量以前一直被忽视[4]。
现阶段，我国正在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身处其中的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对于制造企业而言，要实现由传统制造向先进制造的转变，信息化是必然选择，如何提升和运用IT能力是当前企业面临的一个艰难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以IT能力作为研究对象，以珠三角制造业企业中的381位中高层管理者为调查对象，运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检验IT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以及两者关系中组织技术的中介效应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期望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IT实现自身制造技术的转型升级。
1 文献综述
1.1 IT能力的概念与分类
较早提出IT能力这一概念的是Ross等人(1996)，他们认为，IT能力是控制与IT相关的成本以及通过实施IT来影响组织目标方面的能力，并从资源基础观(RBV)的视角进一步将IT能力划分为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关系资源[5]。Bharadwaj(2000)认为，IT能力是调用和整合基于IT资源的能力，即企业动员和配置基于IT的资源，使之与企业其它资源相整合的能力，他将IT划分为IT基础设施、IT人力资源以及由IT激活的无形资产[6]。Tippins和Sohi(2003)认为，IT能力是企业有效利用IT管理组织内信息的程度，由IT知识、IT运作、IT实物三部分组成[7]。张篙和黄立平(2003)基于资源观将IT能力定义为一种调用和部署IT资源从而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社会复杂惯例，避免“以能力定义能力”的逻辑，他们将IT能力划分为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静态IT能力、动态IT能力、创造性IT能力，层次越高，竞争对手越难模仿[4]。曹明(2007)认为，IT能力是一种部署IT资源并与企业战略意图及其它优势资源相协调、匹配，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持续能力，由四大类资源构成：IT基础设施、IT人力资源、IT关联资源和IT无形资源[8]。对IT能力虽没有统一的定义，但都倾向于认为IT能力不仅仅是IT本身，更是IT与企业其它资源整合形成的组织能力，而非单纯的技术能力。这种能力确保了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能高效率地通过组织价值链，进而形成竞争优势，为企业带来利润。
本研究认为，IT能力是企业通过有效的管理与规划，运用IT及其相关资源高效率实现企业目标的能力，并从RBV的角度确认了它的构成：IT基础资源，主要指IT技术人员配备以及基础设施的充分程度；IT关系资源，主要指企业内部IT部门与业务部门的交流沟通程度；IT体系惯例，主要指企业中管理层对IT的重视程度、IT政策的一致性程度以及IT规划与战略规划的结合程度。
1.2 竞争优势的概念与维度
竞争优势成为战略管理理论的核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受波特(Porter)“竞争三部曲”的影响与推动[9]。所谓企业竞争优势是指一个企业超越其竞争对手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实现企业的主要目标——盈利与市场占有率的提高[10-11]。
蒋峦、谢卫红等人(2005)认为，现有的竞争优势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外部竞争优势理论和内部竞争优势理论[12]。波特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外部的市场结构，即企业想要获得竞争优势就要选择具有吸引力的行业[13]；而资源基础观则强调了企业内部独特的资源与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决定作用[14]。也有学者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不是单纯地由外部环境或是内部资源决定的，而是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15]。
波特认为，主要有两种基本的竞争优势：低成本和差异化，并且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两者兼容是十分困难的[9]。格林沃德(Bruce Greenwald)等则认为，竞争优势的本质是“能够做到竞争者做不到的事”[15]。希尔(Charles W.L.Hill)等认为，竞争优势包括效率、品质、客户响应和创新等4个维度[16]。蒋峦等则从企业的联系先动优势、大规模定制优势和品牌优势三个方面研究了竞争优势[10-11]。
本研究部分采用蒋峦等人的观点，重点从品牌优势和连续先动优势两个方面研究企业的竞争优势。品牌体现了顾客对企业产品或为其所创造价值的认可程度；连续先动优势强调企业通过主动的“创造性毁灭”，不断创造连续短暂的优势，从而保持企业持续的领先，在“超竞争环境”中[17]，这种优势显得尤为重要。
1.3 组织技术的概念及维度
所谓技术，是指用以将组织的投入(原材料、信息、思想等)转换为产出(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工作流程、技能、机器和方法[18-19]。可以看出，技术所指的是组织的生产过程，不仅包括机器设备，也包括了工作程序。也有人认为，技术是为了达到某些实际目的而对知识的组织与应用，不仅包括具有物质表象的工具和机器，同时也包括那些为解决问题或获取某种期望的结果而使用的智力技巧和方法[20]。这一定义是广义上的，包含了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技术。达夫特(Richard L.Daft)基于技术对于组织的重要性程度将其划分为核心技术与非核心技术，其中核心技术是指与组织使命有直接联系的工作程序，而非核心技术是指一个部门的流程，其对组织非常重要，但不直接关系到组织的主要使命[21]。而钱平凡(1999)则从存在形态上将技术划分为工具技术和知识技术。由此可见，技术的内容是非常复杂的[22]。
对于制造业组织而言，其核心技术就是制造技术，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工业社会学家伍德沃德(Woodward)就对制造技术进行了研究，她用技术复杂性(technical complexity)程度来对企业的技术水平进行描述，技术复杂性越高，表明企业制造过程机械化程度越高，反之，则意味着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起更大的作用[23]。此外，Perrow(1967)提出了考察组织技术的两个维度：多样性和可分析性，前者指工作中例外事件的数量，后者则是指工作可以分解为机械步骤的程度[18]。达夫特在此基础上认为，上述两个维度可以合并成为一个单项维度，即常规性/非常规性，这一分析框架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各种技术[21]。然而，传统的技术分析框架在快速发展的新技术面前已经显得无能为力。如伍德沃德的技术复杂性描述的是提供标准化产品的制造技术，而随着竞争的加剧，消费者变得更加成熟，传统的标准化生产方式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大规模定制才是21世纪的新趋势，而常规性/非常规性这一分析框架也难以体现新技术的实质所在。大规模定制的控制焦点是通过灵活性和快速反应实现产品的多样化和定制化[24]，这对企业的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从工作程序来看，要求生产过程中的流程布局具有灵活性；从机器设备来看，要求设备具有柔性。于是本研究采用一个新的视角来对制造技术进行评价，即从流程布局的灵活性和设备柔性两个方面来对制造企业的技术进行度量，这充分体现了大规模定制下组织技术的实质与发展趋势。
1.4 环境不确定性
顾客需求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以及竞争的加剧，使得企业组织面对的环境越来越动荡。环境的不确定性对组织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引起了相关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组织理论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对“环境不确定性”最为通常的三种定义是：(1)没有能力对将来的可能性赋概率值；(2)缺乏有关于因果关系的信息；(3)没有能力精确预测一项决策的结果会是什么[25]。得到普遍认可的是Milliken(1987)的定义，他将环境不确定性定义为：由于缺乏信息或者没有能力区别相关和不相关的信息，个体感到不能精确地进行预测[26]。他还具体把这种感知到的不确定性分为三类：状态的不确定性(State Uncertainty)、影响的不确定性或感知到的环境不确定(Effect Uncertainty or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和反应的不确定性(Response Uncertainty)。
Daft等人(1988)认为，“除非管理者感知到外部环境对组织的绩效有影响，否则不会对外部环境感兴趣的”[27]。Phua(2007)同样支持这一观点，指出在相同的客观环境下，不同的个体会产生不同的感知结果，只有当管理人员认为这些客观环境对他们重要时，他们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去应对[28]。所以，感知环境不确定性要比客观的环境不确定性更重要，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学者们普遍认同用管理者的主观感受来衡量。此外，对环境不确定性度量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不确定性的来源，二是不确定性的维度。
学者王益谊、席酉民(2005)总结了以往学者研究环境不确定性来源的观点，以往研究者认为，环境不确定性的来源主要有竞争者、顾客、供应商、技术以及法律政策和社会文化等[25]。环境不确定性的维度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较多的学者认同从稳定程度和复杂程度两方面来度量环境不确定性，Volberda(1998)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维度，认为环境不确定性应由动态性(稳定程度的另一种表述)、复杂性和难预测性程度来衡量[29]。谢卫红、舒采焘等(2009)则将其表述为动态性、复杂性、不可预测性三个维度[30]。学者王益谊、席酉民(2005)在研究中特别提到一个主观测量维度：管理者感知到的环境变化的重要性程度[25]。
本研究在借鉴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动态性、复杂性、不可预测性三个维度，并选取技术、供应商、竞争者和顾客四大因素来衡量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
2 理论假设
2.1 IT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一直以来IT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就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仍难有统一意见。20世纪90年代前的研究基本上认为，IT投资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则表明，IT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rynjolfsson和Hitt(1994)甚至宣称至少在其研究的样本企业中，截至1991年，IT“生产率悖论”已经消失[31-32]。但是Nolan(1994)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有的企业应用IT获得了成功，但是还有的企业则没有从其高昂的IT投资中获得应有的回报。他通过比较发现两类企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IT应用能力上的差异[33]。
Ross等人(1996)认为，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发展一种应对环境持续变化的IT能力，而不在于是否拥有独特的、最先进的IT系统[5]。Bharadwaj(2000)通过选取从1991年至1994年美国《信息周刊》上所列举的149家行业领导者企业作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是IT能力而不是IT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34]。Muhanna和Stoel(2010)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IT能力与企业的未来收益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发现IT投资对未来收益没有正向影响，证明了IT能力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35]。Bou-Wen Lin(2007)从企业盈利能力(含投资回报、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回报3个指标)、效用(含Toubin's Q和市场账面价值两个指标)以及价值创造总额(含经济增加值和市场增加值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从长远来看，IT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6]。曹明(2007)在巴尼研究的基础上，对信息技术能力如何帮助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构建了信息技术投资与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模型，他将IT能力作为IT投资产生竞争优势的中介变量，强调了IT能力的重要作用[8]。
此外，一些学者还研究了IT能力构成要素与竞争优势的关系，Mata等人(1995)认为，4类IT资源(IT资本要求、专有技术、IT技术技能和IT管理技能)中只有IT管理技能对竞争优势有贡献[37]。Dehning等人(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只有管理IT技能对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技术IT技能与IT基础设施与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没有关系[38]；Wade等人(2004)则从资源基础观(RBV)的视角认为，只有IT应用能力和IT技术资源同时具备价值性、稀缺性、适合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以及不可流动性这6个条件，因而更有可能成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39]。Bhatt和Grover(2005)将IT能力划分为3个维度[40]：IT基础设施、IT业务专有知识以及关系资产，同时通过以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IT资产对企业竞争优势没有显著影响，而IT业务专有知识和关系资产与竞争优势关系显著，特别是关系资产。
于是，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IT能力对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IT基础资源对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IT关系资源对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IT体系惯例对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组织技术的中介效应
一直以来，IT创造竞争优势的作用过程都是一个“黑箱”，IT能力的提出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光亮，即企业的IT投资要转化成为IT能力才有可能提升其竞争优势[41]。然而，另一个“黑箱”又产生了：IT能力创造竞争优势的作用过程是怎样的呢？很多学者认为，IT能力能够使得企业获得柔性，进而获得竞争优势。Palanisamy和Sushi(2003)以组织柔性、组织学习和信息系统使用程度作为中间变量研究了信息系统柔性(信息系统为回应来自组织的新条件、新要求或新情况而进行变革或适应调整的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影响，发现正向影响关系显著[42]。
对于IT能力与组织技术的关系，王晓健，蓝海林(2009)认为，IT能力对技术柔性有较大的贡献[43]，Byrd(2001)以制造业为背景，基于核心能力理论构建信息技术与竞争优势的因果关系链，认为核心能力是制造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信息技术能够有效支持大规模定制和快速进入市场两种核心能力[44]。此外，IT能力必须为生产设计部门所掌握，才能真正使组织技术获得提升，Pavlou等人(2006)认为，新产品开发部门有效使用信息系统的能力(IT能力)可以帮助其增强新产品研发能力[45]。
在技术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上，波特认为，技术与企业的竞争优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企业价值链的活动，从而创造竞争优势；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譬如影响进入壁垒、买方和卖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影响替代技术、改变现有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实质等方面来创造竞争优势；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技术领导与技术追随去获得竞争优势等[13]。有关组织技术的研究表明，它能使得组织确定问题和快速做出相应的决策，从而使问题得到更有效的解决。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先进制造技术(AMT)能提高生产效率，它能使得企业更有效和快速地生产出产品[46]。
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观点，在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要引入中介变量，通常要求中介变量与自变量有较强的关系，同时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也要有较强的关系[47]。按照这一观点，结合上述的理论阐述，本研究认为，组织技术适合作为IT能力与竞争优势关系的中介变量。再者，王念新等人(2010)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核心能力是IT应用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中间变量。对于制造企业而言，技术的柔性是其最关键的核心能力之一[48]。于是，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IT能力通过组织技术部分中介作用于企业竞争优势
2.3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任何企业战略都是从企业环境出发以获得企业竞争优势为目的，因而任何一种战略理论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环境与竞争优势的关系问题[10]。信息技术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作为战略信息系统的研究范畴，毫无例外也要考虑环境的影响。
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行业技术的更新速度很慢，供应商、竞争者的反应以及顾客的需求是可以预测的，企业关注的是创造竞争优势并将其保持下去。而在动态环境中，竞争优势可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一些富有侵略性、灵活性和创新性的竞争对手可以比较容易和迅速地破坏领先企业的优势而进入市场[17]。这些因素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和快速响应市场以获取连续而短暂的竞争优势，制造企业在流程布局上的灵活性以及设备的柔性是企业实现不断创新和快速响应的前提，IT能力在开发和培育企业的敏捷性和战略柔性上发挥着重要的驱动作用。环境越动荡，对企业组织技术柔性的要求就越高，企业为保持竞争优势，就越需要不断培育和提升自身的IT能力。
已有的一些研究也表明，IT能力价值的发挥不仅受到组织内部因素的影响，外部环境也将极大地影响IT能力价值发挥的程度。Pavlou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越动荡，新产品开发部门的IT利用能力越能支持企业的动态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45]。王念新等人(2010)的实证研究表明，环境的动态性在企业IT应用能力与企业核心能力的关系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同时环境动态性还负向调节企业核心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从而他们认为，环境动态性在IT战略价值实现过程中有显著的调节作用[48]。
综上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环境不确定性对IT能力与组织技术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H4：环境不确定性对IT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3 数据与方法
3.1 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样本界定为珠三角地区①的制造企业。预调查在广州市及周边城市几十家大中型制造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进行，正式调查则通过邮寄、电子邮件以及调查员登门访问等方式进行。
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800份，从除中山市以外的珠三角8市回收问卷512份，回收率64％。其中未填写或者填写不太完整的无效问卷94份，填写明显很随意或者规律性很强的无效问卷37份，有效问卷381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47.6％。所获样本分布在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专用设备、石油及化学制品、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家电、五金、森工造纸、医药、汽车、摩托车等12个行业，共有303家，占79.5％，其余为未明确填写；内资企业有213家，占55.9％，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138家，占36.2％，其余未明确填写；企业人数在300人以下者有117家，占30.7％，其余为300人以上；销售收入为3000万以下者为81家，占21.3％，其余为3 000万以上；资产额在4 000万以下的企业有89家，占23.4％，其余为4 000万以上。从样本特征来看，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主要变量量表中的问句均采用Likert 5分制量表。IT能力包括IT基础资源(共4个条目)、IT关系资源(2个条目)、IT体系惯例(3个条目)3个子量表；竞争优势包括品牌优势(3个条目)、连续先动优势(3个条目)两个子量表；组织技术包括流程布局灵活性(3个条目)、设备柔性(4个条目)两个子量表；环境不确定性包括动态性程度(4个条目)、复杂性程度(4个条目)、不可预测性程度(4个条目)3个子量表。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值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别检验变量的信度和效度，以评估数据的质量。一般来说，Cronbach's值大于0.70就表明信度较好，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实践中Cronbach's值只要大于0.60即可[49]。本研究的检验结果显示，只有部分量表中的观测变量的Cronbach's值小于0.70，但均大于0.65，并且各量表整体的Cronbach's值均大于0.80(见表4)，表明各量表的信度较高。
侯杰泰、温忠麟和成子娟(2004)认为，2/df值只要不超过5就可以。关于RMSEA的值[50]，学者黄芳铭(2005)认为，只要不大于0.10即可[51]。因而，各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拟合指数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见表1)。所有指标的因子负荷都大于0.40，且具有显著性(P<0.001)，故各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研究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结构方程等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所使用分析工具为LISREL8.70和SPSS16.0。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在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之前，首先对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描述，具体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比较显著。
4.2 假设检验
首先，运用回归分析检验假设H1，H1a～c。先以IT能力为自变量，竞争优势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IT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然后以IT能力的三个维度——IT基础资源、IT关系资源以及IT体系惯例为自变量，竞争优势为因变量再做一次回归分析。两次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3。
从结果看，IT能力、IT基础资源对竞争优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44，0.479，且在0.001的水平上达到显著；IT体系惯例对竞争优势的回归系数为0.152，在0.05的水平上达到显著，这表明IT能力、IT基础资源、IT体系惯例对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H1a和H1c得到验证。但是IT关系资源对竞争优势的关系是不显著的(r=-0.052，p=0.447)，所以假设H1b未获得支持。
其次，运用结构方程检验组织技术的中介效应，即验证中介效应模型。根据James等人的观点，在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时，要对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两个模型进行比较，而最终选择模型拟合度明显占优的一个；但当两者没有显著差异时，则选择路径少的模型[52]。
采用James等人的方法，按照完全中介和部分中介模型的假设路径图，运用结构方程方法进行编程和计算，为减少估计路径的条数和简化模型，在编程和计算时，分别以IT能力、组织技术和竞争优势的各维度作为观测变量。表4是两模型的拟合指标及其比较情况。
从表中的比较情况来看，部分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标情况明显优于完全中介模型，且两者具有显著差异，所以选取部分中介模型较为合适(如图1)。
从图1的结果来看，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间各条路径都是显著的。IT能力对竞争优势的直接影响效应为0.38，其通过组织技术对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效应为0.252(0.60×0.42=0.252)，于是IT能力对竞争优势影响的总效应为0.632。其中，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0.1％，间接效应占39.9％。上述结果表明，组织技术在IT能力影响竞争优势时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获得验证。
最后，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该模型因同时含有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而被称为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其拟合指标情况见表5。
从表中的拟合指标来看，该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高。各关系路径系数见图2。
而从图2的结果来看，环境不确定性对IT能力与组织技术的关系以及IT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均没有调节作用。但可以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与组织技术间的路径关系是显著的，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技术有驱动作用，其影响效应为0.26(p<0.01)。结果显示，假设H3，H4并未获得支持。
5 结果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组织技术为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运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检验了IT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得到了如下结论：
第一，无论是运用回归分析还是结构方程模型，本研究都发现，IT能力对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检验发现，IT能力中的IT基础资源和IT体系惯例对竞争优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IT关系资源没有。一方面，本研究的结果支持IT能力对竞争优势正向影响路径的存在，这种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证实了IT能力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另一方面，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IT能力中实际影响竞争优势的是IT基础资源和IT体系惯例，而非IT关系资源。
第二，组织技术在IT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证实了IT能力对竞争优势间接影响的存在。本研究的结果显示，IT能力通过组织技术对竞争优势产生的间接影响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接近40％，这表明只有将IT能力与企业内部其它的资源或能力结合起来，才能最大化地发挥IT能力的战略价值。
第三，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说明IT能力对组织技术以及竞争优势的影响都呈现出一定的刚性，它们之间影响关系的方向和强度不会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然而，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技术有显著的驱动作用，也就是说，环境不确定性会对企业造成压力，这种压力将迫使企业改善自身的技术水平。
5.2 管理启示
本研究为制造业企业，特别是珠三角的制造业企业如何运用IT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企业的信息化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从获取竞争优势的角度来看，对IT进行投资仍具有重要价值，但企业关注的焦点应从IT本身转向关注IT能力的培育。本研究的结果表明，IT投入转化为竞争优势，相对来说，IT基础资源和IT体系惯例较容易实现，而IT关系资源作为核心竞争能力较难实现，IT部门和各业务部门克服相互间知识背景、部门目标的差异，围绕项目甚至是组织整体目标，进行无缝隙、无障碍的沟通与交流，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因此，在进行IT基础设施投资和IT体系惯例建设的同时，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足够的时间去发展IT关系资源。
第二，企业要将IT能力与企业其它资源或能力结合起来，以创造更大的竞争优势。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制造技术是其核心技术，也即是其核心能力所在，企业若能够应用IT能力提升其技术水平，必将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第三，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企业中IT部门与业务部门的沟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初步的调研也发现，目前企业IT部门与业务部门的交流沟通存在障碍，这阻碍了IT能力战略价值的发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IT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深度交流。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发现了一些对相关的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本研究选取的样本局限于珠三角制造业企业，研究结论适应于其它地区和其它行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2)本研究属于横截面研究，对于研究中有待验证的问题，特别是IT部门与业务部门间存在的沟通问题无法深入地探讨，更为细致的研究需要更加缜密的实验设计和纵向比较研究。
注释：
①统计意义上的珠三角地区主要指珠江三角洲9市是指：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市区、惠东县。珠三角经济区包括珠江三角洲9市加上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四会市4个市共13个市。以下所称珠三角地区均为珠三角经济区共13个县市，其中：肇庆包括肇庆市区及其下辖的高要市和四会市。惠州包括惠州市区及其下辖的惠东县和博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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