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历程——兼论两种马克思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两种论文,中国论文,曲折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从清朝末年传入中国以来，已近百年。这100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国外学者，特别是外国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此有许多误解。三年来，我主编并参与编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一书，对这个课题有一些认识，写出来就教于学术界。
一、中共历史为什么左右摇摆、曲折多变
1921年中共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停留在理论上，而且夹杂在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潮”中，被视为救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一种药方，不适合于中国。中共成立后，才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从此，中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且每一届中共领导人，都认为自己实行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中共历史上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
中共成立以来，已经换了七批中央领导人。除了江泽民是继承邓小平理论路线之外，前面几批都是后者否定前者，即在前者的理论路线发生错误并使革命或建设受到挫折和失败时，才由后者代替它，并推行新的理论和路线，使中共的历史呈现出曲折性。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中国托派以及斯大林、第三国际和1953至1976年的毛泽东所持的，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种观点认为阶级斗争是绝对的，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的人类文明史说成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还要不断地进行打倒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此基础上，建设单一公有制和全社会统一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邓小平和1927至1952年的毛泽东，所持的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主张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中，应该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即他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各国的国情相结合”，就是说，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要不断地改造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合各国的斗争，并使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反对简单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词句，这只能使革命和建设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中国已经经历了（马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学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样五个发展阶段。
外国人看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对为什么左右摇摆，曲折多变，往往从中共内部不同的派别集团争权夺利上去解说。其实原因很复杂，但从根本上考察，原因又很简单：主要就是以上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反复较量，其次是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左”与右）之间的斗争。
1921年中共成立时，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企图直接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宣布“推翻资本家阶级所有制”、“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只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还不懂得发动农民、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样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镇压的鲜血，很快结束了这种革命模式。
1923年开始，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进行所谓“国民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由于这时的中共是弱小而幼稚的，而国民党是比较强大而老练的。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中共本身没有形成自己的路线，大政方针都来自遥远的共产国际的错误多于正确的指挥，服从于莫斯科的外交利益（在它的东方边疆上迅速出现一个亲苏政权，以摆脱它被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和包围的局面），事事对国民党资产阶级妥协让步，结果使中共和中国革命又造成一个曲折，即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呈现出复杂的状况：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运用时的城市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由非武装的合法斗争、议会斗争过渡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逐步创造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是通过八一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许多失败和成功的实践经验中摸索到的正确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同时，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战、运动战的军事路线，也是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原理，很好地与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如水泊梁山、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相结合的结果。
这条道路在政治思想路线上，集中表现为“新民主主义论”，其核心内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有时甚至包括大资产阶级）采取联合的政策。不仅允许他们的政治代表参加政权，而且允许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共和国中发展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的基础（政治、经济和文化）太落后，要发展到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利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发展政治民主与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是有限度的：在政权中，他们的代表不能与共产党平起平坐，更不能凌驾于共产党之上。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也要接受公有制经济的指导，更不能超过公有制经济，在这一点上，对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思想有一定的继承性。
另一方面，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博古为首的连续三届中共中央，坚持欧洲革命模式，以城市为中心，并把资产阶级和富农当作革命的对象进行排斥和打击，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时，就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了僵死的教条，中共把这称作为“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1927至1934年的红军运动，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结果，证明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从而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起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由于当时按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扭转了李德制订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使处于灭亡边缘的共产党和红军得到挽救。不仅如此，接着通过抗日战争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实践，又使全党确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从而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正式确认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外国有些党派和学者，不承认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共学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以下内容：
1)解放工农大众，推翻反动腐败的剥削阶级统治。解放全人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2)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3)用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的生产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代替阻碍社会进步的旧生产关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4)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革命的规律，即一切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在实践中不断修正错误，检验理论，发现真理，即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本原理。
5)符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承认物质决定精神，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也重视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即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以上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学它的个别原理和词句，而是学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以上毛泽东思想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正确的。否则解放战争不会胜利，中共不能掌握政权。
二、毛泽东为什么从正确走向错误
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论，从各个根据地开始，实际执行到1952年就结束了。从195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虽然采取了对资本家赎买的温和政策，实质是一场典型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共与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局面，表面上继续维持着，实际上在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绝对化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正式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拿定息的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主党派）甚至知识分子（不管是旧社会培养的还是中共培养的），都成了不断受到批判和打击的对象。而且连个体私有者如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房基地和住宅周围的树木、都要消灭或归公；家养牲畜（鸡、鸭等）都被禁止。这种批判、打击、禁止和消灭，是从1957年开始在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的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进行的。其中著名的如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1962年的反对黑暗风和翻案风运动、1964年的四清运动和1966至1976年的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企图通过这种不断革命来不断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实践结果是把中国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变得更加贫穷和落后，不仅与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更大了，而且与40年代亚洲一些水平相差不大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的距离也拉大了。
所以毛泽东想建立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要生产力高度发达、轻视科学、轻视知识分子的空想、落后的社会主义。它虽然含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因素，但它却违背了战争年代自己创造的一系列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原则。
1957至1976年（实际可延伸到按毛泽东“既定方针办”的1977、1978年的华国锋时代），整整20多年，中共和中国大陆的历史，又发生了一个大曲折。其根源就在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和运用上。这也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是毛泽东由正确走向错误的根源。
至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原因更详细的分析，请参见本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一书第五编第6章《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与误解》。
三、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两种社会主义观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实行改革开放路线，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等著名论断，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特别重视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重视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于是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又提到战略的高度给予重视；不仅允许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允许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发展；不仅吸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设备、商品和资金，还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和开设银行；不仅在经济上包容资本主义，还在政治上包容资本主义，创造了“一国两制”的模式。
邓小平的这些重大的令世界震惊的完全反传统的决策，根据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今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以区别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总结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经验，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大大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因为，虽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是没有资本主义的，但是，以下几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理论是坚持的：
1)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但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使人民群众重新陷于贫困。——这是与马克思的“解放全人类”、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致的立场。
2)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发展，但不允许超过公有制经济，不允许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这是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一致的原则。
3)实行市场经济，但不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即不允许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整个经济仍由国家所领导。
4)维护和扩大民主党派甚至私营企业的代表参加政权，改革政治体制，建设民主政治，扩大民主权利，但不允许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更不允许建立反对党制度，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除了这四条外，以上毛泽东实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辩证唯物论和实践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切经济试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原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所以，我们认为：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并且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如40年代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样。
可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不一样的，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却是一致的。
邓小平的这种包含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划时代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在过去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那四个时代里，除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有我无你。但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时代里，二者是可以合作的。从哲学上来说，斗争与合作都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与结果。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消灭资本主义。《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曾经给人类社会带来过的文明成果给予高度的评价。过去，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曾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有利，为什么要加以排斥呢（自然，在合作中也存在着斗争，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相反，今天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对资本主义继续采取绝对排斥和绝对斗争的路线，那么只能带来更加严重而可怕的后果。
从世界范围来考察，邓小平理论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推动社会进步、人类幸福；如果还坚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对抗与冷战”的方针，那么对世界只能带来毁灭，这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所要追求的目标。
综观以上七十七年中共历史和两种马克思主义观斗争的历史，可以看到，两条路线、两种观点分歧和斗争的焦点是对待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问题。持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的人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而邓小平与1927至1952年的毛泽东正确处理了这个问题。
有些外国共产党和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变质论”。这种批判完全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禁锢在马克思时代或列宁时代，只承认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承认包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们不懂得，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发展，永远封存在马克思列宁时代，那么对于今天的世界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在今天运用时，不允许作任何的改变和创造，那么给各国革命和建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将永远是挫折和失败。如此，马克思主义除了成为历史博物馆中的古董之外，没有任何价值，而这正是一切资产阶级政客所希望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中国今天贯彻邓小平理论，对资本主义采取这样的政策，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历史的选择，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瓦解了，中国得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结果，要不是邓小平及时扭转方向，中国也早已是第二个苏联了。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僵死的教条。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这是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观。
这两种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共和中国历史上有，在世界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四、关于修正主义问题
在探讨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时候，不能回避修正主义问题。从第二国际后期开始，直到50至60年代的中苏论战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曾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近代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现在回过头来看，修正主义实质上是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果一个共产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上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即不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是为少数人谋取私利；不是搞唯物论、实践论，而是搞唯心论、唯意志论；不是用辩证法，而是用形而上学。这样的党派还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那就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大胆地抛弃已经过时或不适合本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和词句，就不是修正主义，而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过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在发展中，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与修正主义错误是不同性质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除了教条主义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这种认识上的错误，是想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成功。所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带有悲剧的色彩。
40至60年代，被斯大林和毛泽东批判的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苏联等国共产党的现代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不允许兄弟党在本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或作这样的探索。铁托在被斯大林制裁的情况下，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设备，搞工人自治和企业私有化的试验；法共、意共提出的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等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应该是可以的，不应该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早在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时，就鼓励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制订革命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利用这个条件，才最终战胜当时在党内还有相当影响的王明教条主义势力，取得整风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最终克服毛泽东晚年错误，也是这个武器——即“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为什么不允许别国共产党也这样做呢？
所以，邓小平虽然参加了50至60年代的反修斗争，但在改革开放年代，对这场斗争持否定态度。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这就说明各国共产党有权根据本国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如果犯了错误（比如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和苏联的瓦解等），也应该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别国共产党无权干涉，更无权指责和批判。中国实行邓小平理论而改革开放后，日本共产党（左派），发表了一系列决议和重要评论，用当年中共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完全一样的口吻，严厉批判中共是当代“最大最危险的修正主义”，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并且在1983年和1986年，分别以日共（左派）中央委员会和其中央理论机关报《革命战士》编委会的名义，出版了两大本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检讨——清算现代修正主义》、《现阶段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及其教训》。这就暴露了他们自己教条主义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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