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数量被暗杀的原因_史量才论文

论历史数量被暗杀的原因_史量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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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13日,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史量才被刺杀于沪杭公路。舆论为之哗然,海内外惩凶呼声不断。虽然直接的凶手到底是谁一直是个谜,但有一点已成公论:刺杀史量才乃蒋介石亲自授意,戴笠精心策划,蓝衣社特务奉命所为。

蒋介石为什么要暗杀史量才呢?过去的研究仅限于《申报》上登有反蒋言论,特别是《剿匪评论》触怒了蒋介石,但是深究下去,原因并不那么简单。史量才被刺事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也指出:“如果仅是《申报》有反蒋言论引起CC不满,便不会由军统去暗杀,而要由CC的中统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统闹摩擦,不会为中统效劳”(注:沈醉:《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经过》, 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65页。)

(一)

史量才,名家修(1880~1934),江苏省江宁人。早年放弃科举,在上海创办了女子蚕桑学校,为江浙一带丝织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史量才参加了上海光复运动,这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开端。1912年,《申报》经理席子佩因经营不善,出售《申报》,张謇、赵竹君、应德闳、史量才、陈景寒五人以十二万元的代价购进,由史量才出任总经理。1919年,史量才出资购买了其他人的股份。(注:关于史量才购买《申报》的资金来源,普遍传说,辛亥革命时,史有一位好友担任沪军都督府军需,隐瞒华侨捐款,被都督陈英士枪杀,其次妻沈秋水携赃款避史家,史人财两得,后来那位朋友的儿子声称要报仇。史案发生以后,也有传说这是报私仇。但根据案情,一般认为这是一桩政治暗杀案,报私仇之说是南京政府放出的烟雾。见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章士钊:《申报与史量才书后》,陶菊隐:《新闻报发家史》,分别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23、4辑。)

号称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报《申报》,在史量才刚接办时,销量只有七千多份,但自此以后,业务蒸蒸日上,十年之后,发展成销数五万,实力雄厚的现代化大报。

1921年,南洋侨商,“糖王”黄奕住汇款七百五十万元,开办中南银行,全权委托史量才经营,史量才遂成为金融界有力分子。

同年,史又发起民生纱厂,后来又协助项松茂扩大五洲大药房和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在实业界扩张实力。

1927年,史量才买下《时事新报》,派张竹平出任总经理。

短短的十几年,史量才由一个生计困难的知识分子发展成拥有报馆、工厂、银行等众多事业的大资本家,这一过程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以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大背景的。史本人是1911年至1927年上海一大批迅速崛起的民族资本家中的普通一员。

如果说没有上海财阀的支持,就没有南京国民政府,这是丝毫也不夸张的。上海资本家慷慨解囊就是希望蒋介石建立起来的政府,既能打倒共产党,又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有利于中国实业家、银行家和商人的发展。

但是,蒋介石很快令民族资本家感到失望:“商人和绅士阶层的态度正在不断地发展成对肆无忌惮的横征暴敛给他们造成极大苦难的国民党的反对力量。”(注:P·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在政治上,南京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参政要求置之不理: 1930年6月21日,新的上海市商会成立了,原总商会的代表不足三分之一。总商会的让位是上海资本家企图在南京政府中获得发言权的重大挫折。上海总商会曾经是中国最老和最强有力的政治机构,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新的上海商会行使职权,“一举一动在法律范围内决对不能自由”(注:《申报》1930年3月1日,1930年3月14日,1931年9月20日。)“新的上海市商会仅仅是当地政府的影子而已”(注:《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以商会的力量作公开强硬的对抗,只能借助舆论工具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在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商会之前,《申报》经过多年的奋斗,发行量达到所能盈利的最高水平上,1928年达到十四万份,以后几年又增至十五万份(注:《Bioc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Ⅲ》P127b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军阀混战的威胁相对解除,执政的国民党又控制不严,上海的新闻事业在1927年至1931年间有长足的发展。史量才憧憬着报业发展的美好前景。但是不久,《新闻报》股权风波就使报业资本势力同国民党政权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初露端倪了。

国民党当局之所以对史量才收购新闻报股权一事大加干涉,是因为史量才掌握《新闻报》资本,恰恰同他们在新闻界推行的各种政策背道而驰。国民党自执政之日起,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加强对新闻界的控制。如何控制上海新闻界,本来就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史量才收买《新闻报》股权,掌握申、新两报,就会变得更加难以驾驭,等于在国民党之外,形成一个独立的舆论力量,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史量才最终在此事上做了一定妥协:推出三百股,使其控制的股份不超过50%,汪家兄弟主持《新闻报》,全馆人事一概不动。但我们知道,对一家企业(包括报馆)的控制,并非一定要达到或超过50%的绝对多数,只要控制的股票达到一个相对多数即可,所以史量才控制申、新两报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实现了。这时史量才在上海的报业,甚而在全国的报业中,俨然是报界权威,更由于《申报》的机构在租界里,蒋介石政府不能直接奈何它,使之能够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于蒋的内政外交进行批评,力图在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上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如1930年,中日关税条约签订以后,《申报》就愤怒发文“前清条约最惠国之恶例,重见今兹,我工商业希望脱离几十年之束缚, 将完全绝望矣”(注:《申报》1930年3 月1日, 1930年3月14日,1931年9月20日。)。

综上所述,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大潮,史量才以本人的才干,凭借时代的潮流,在报业、实业界、金融界都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尤以《申报》为大宗。当时《申报》尚处于发展阶段,史量才在这一时期埋头于报纸的经营,在政治上比较稳健。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申报》的言论基本上是支持蒋的。而国民党政府为了建立一党专政的新闻统制,对有独立资本的民营报纸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渗透和控制。无奈统治之初,只能容忍民营大报在一定程度上扩充资本和经营规模,保持独立言论。但是,史量才与政府间不是没有隔阂与猜忌的,这在《新闻报》股权风波中,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

(二)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对日侵略上,国民政府企图用外交手段解决,极力拖延。11月30日蒋介石在外长顾维均就职宣誓会上训词:“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注:《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显然,在剿匪还是抗日上,蒋介石首先选择了前者。

而民族资产阶级却认为国民党的外交政策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很明显,由于日本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失去东北、华北的广大中国市场。并且更令他们忧虑的是,他们的大本营上海也正在岌岌可危。民族资产阶级希望蒋介石能够以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对抗外来侵略,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事业。而蒋介石的北伐,他与粤、桂、冯、阎等新军阀的混战,所用军费大多压榨上海的资本家。上海资本家除了对巨额的军费提心吊胆之外,还忧心于来自东面日本人对他们事业的直接威胁。

“九·一八”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各地迅速兴起,所有的反蒋政治力量,均卷入了抗日浪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史量才的政治活动并不活跃,只是个抗日救国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的普通成员。他得到沈阳失陷的消息后,还对黄炎培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独有的,要你一个人起劲”(注: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P191。),《申报》提出的四条救亡方针的第一条就是“持以镇静,勿轻举妄动”(注:《申报》1930年3月1日,1930年3月14日, 1931年9月20日。)。

1931年底,宁粤两派矛盾激化,国民党统治出现了危机。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在上海,随着12月10日市长张群的辞职,市党部全体执临委跟着辞职,气焰一落千丈。上海日报公会趁机宣布以后各报绝对不受任何检查和干涉;冯少山、王汉良等集合一批追随者,成立商人运动委员会,企图接管市商会,恢复总商会。国民党在上海的严密统治松懈了。

在此情形下,《申报》言论开始逐步激烈起来。12月20日,《申报》全文刊登了《宋庆龄之宣言》,宋庆龄在宣言中愤慨地宣称:“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它早丧失革命集团的地位,名誉扫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厌弃和痛恨”,轰动了舆论界。《申报》敢于刊登宣言,表明了它对于现政权的态度。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公会的会议上公开说:“国父孙中山夫人的宣言,我们的报纸为何不能发表?”(注:《简明中国新闻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P185。)。蒋介石不敢对宋庆龄有何举动,迁怒于《申报》是可想而知的。

1932年1 月,日本制造一系列挑衅事件作为借口准备发动军事进攻,孙科政府不仅仍旧对日隐忍退让,还企图将危机转移给上海民族资产阶级。1月12日,孙科、吴铁成等在上海开会, 决定暂时停付公债本息六个月。各资本家奔走相告,愤怒抗议,咒骂此举“自害害民,自杀杀民”,孙科政府只能暂时让步。

这场风波以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恶感加深了,反抗的勇气也加强了。从1月14日起,史量才于哈同路寓所, 约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主要领袖人物二十余人,组织壬申俱乐部,讨论国事,商议对策。其成员频频集会,酝酿成立作为上海资本家核心团体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申报》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日趋激烈。

1月28日,日本悍然向闸北进攻, 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遭到日军野蛮的洗劫,战火驱走了民族资本家妥协苟安的幻想,惨痛的损失反而使他们抱定与汝偕亡的决心,正如章乃器所说:“闸北工商业精华之所萃,既已付之一炬,吾人创痛之余,或转觉速死之为快”(注:《大晚报》1932年3月23日。)。《申报》也于第二天发表时评: “我国至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之防卫”(注:《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抗日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9月版。)。

1月31日,史量才约集各界人士,宣告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史量才亲任会长。会议宣称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宗旨为: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联络军民、支援抗战。史量才遂不到申报馆工作,全力主持该会会务。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区别于其它众多抗日团体的显著特点就是它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影响广泛的舆论工具,并且在黑社会的支持(杜月笙、张啸林都是它的理事),因此维持会在整个淞沪抗战中实际担负起国民党地方政权放弃了的那部分职权,日益显示出它的能力与影响来。

我们可以看出,在上海资本家原有的组织上海总商会被国民党强行解散后,新的上海市商会事实上并没有能够代表上海资本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取得他们所希望的政治权力。即使“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国会,也仅止于发出通电与呼吁;其领导的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等均有国民党市党部的暗中支持。直到“一·二八”抗战爆发,上海资本家的生命财产遭到直接的损失,国民党在上海的地方政权处于半瘫痪状态,丧失了原有的权威与能力,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才依赖自身与民众的力量,聚集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这一组织下,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史量才本人通过地方维持会与国民党左派、与十九路军、与黑社会等各界联系密切,并在上海以至全国民众心中赢得了极高威望,日益成为独立于国民党政权外的金融界、舆论界的代表,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

(三)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议》签订,5月24 日上海成立淞沪战区善后委员会,吴铁成任会长,虞洽卿、史量才任副会长。

1932年6月,《申报》记者据实报道了南京中央大学学潮, 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盛怒之下与想控制申、新两报的上海市教育局长、CC首要分子潘公展两人出面,分别向蒋介石江西行营直接告发:“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注: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真相》,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P153页,温济泽主编。)。蒋立即下手令禁止申报发行。事实证明,1932年8 月的禁邮风波是蒋介石利用行政权力钳制史量才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1932年8月,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突然命令禁止《申报》邮递。 几经周折,蒋表示可以恢复邮递,但应撤换总编辑等人,并且由中宣部派员指导。史量才表示可换总编,但坚决不允许中宣部派员指导。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一面允许《申报》恢复邮递,一面再伺机摆布史量才。此时已是11月份,而10月份,史量才被聘为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并兼任了农村复兴委员会会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蒋介石当时对史量才又拉又压,并未下决心要谋杀他。

与此同时,颇耐人寻味的是,在1932年,国民党所控制的新闻事业,如《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均在改革上有较大动作,形成了国民党的宣传网,在上海以外的其它地区,国民党报纸都依靠权势夺得了当地报界的领导地位。此外,国民党还颁布了日渐苛刻的新闻法令,首先在上海实行出版前原稿审查。

就在国民党加紧推行新闻统制政策的背景下,1932年11月30日,在《申报》刚刚恢复邮递不久,《申报月刊》赫然登出了《申报六十年革新计划宣言》。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申报》也曾刊登过《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两相对比,三一年宣言比较笼统、含糊,而三二年的宣言则具体得多,向左转的倾向也明显得多,公布了十二点具体计划,宣言最后还特意指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必须“传达公正言论,诉说民众痛苦”;“本报以六十年悠久历史,每日读者至少在百万以上”“尤其需要政要的爱护与扶掖”(注:《申报月刊》1931年11月30日。)。

《申报》的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作为在全国舆论界最有影响的一张报纸,《申报》素有“公正报道,不偏不倚”的盛誉,它的向左转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后果可想而知。史量才本人的影响也非常大:《申报》主要面向文化界,《新闻界》主要面向工商界,销数均号称为15万份以上。同时史量才还拥有英文《大陆报》,《申报》与天津的《庸报》、华南的《循环日报》都有协作关系。另外,史量才又与曾任《申报》经理的张竹平合办了《时事新报》、《大晚报》,还创办了申时通讯社,用电报发送新闻,对全国舆论起着重大影响。同时,史量才又是实力雄厚的中南银行董事长,在实业界也有一定实力。政治活动有这样的金融实力作后盾,不能不使蒋介石嫉视。

1932年的申报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史量才培植并显示自己势力的一种示威,可以将此事视作对国民政府控制新闻界,禁邮《申报》的反击,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在1932年7月到1933年底的多事之秋, 史量才有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妇女补习学校、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出版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申报地图集等一系列举动。

申报的这些举措在全国,尤其是青年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申报《自由谈》副刊得到了许多进步作家的支持,《申报》销量大增,成为史量才经营以来最兴盛的时期。

可能这一时期申报事业的发达,也使史量才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过低地估计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势力。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多次要求史量才撤换《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史量才毫不客气地答复说:“我想诸公也未必愿意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注: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吴等闻之色变而去。据载,有一次史量才在南京受国民政府要人的盛宴招待,席间有人故意宣传当道威力,谓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量才说:“我只能在报言报,约略估计,有数千万读者拥护”(注: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合座为之默然,类似记载也见于徐铸成所著《杜月笙传》,稍有出入。

无论史量才有没有说过上述话,在什么场合,我们认为当时史的舆论势力确实与蒋的政权形成了对立局面。各种反蒋势力纷纷以《申报》作为他们的舆论阵地,这更增加了史量才对自身力量的幻觉。而事实上,“千万读者”与“千万雄兵”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当时蒋介石的政治力量的控制能力仍很强大,足以镇压被他视为危险的资本家的行动,正如当时的专栏作家王仲芳指出,若企图抵抗,则“生命和财产将遭到严重危险”(注:P·M·小科布尔: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这一点已被后来所证实。

(四)

史量才积极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最终激怒了蒋介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17日,由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领导,不仅具有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而且具有特殊的社会威望和影响。史量才虽然未公开参与这个政治机构,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与同盟有着密切的联系。

蒋介石对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是非常敏感而忌恨的,不惜采用暗杀其领导人来达到破坏同盟的目的。

蒋介石是何时下决心要杀掉史量才的?目前尚无充足的资料证明。一般认为是在1934年夏秋之间戴笠领旨(注: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6月版,P260。),亲赴上海布置,终于在11月13 日于沪杭公路得手。

蒋介石于此时下手,这与当时国际、国内的紧张局势分不开,原因有三:

一、1934年6月份,美国颁布了白银法案,银价大幅度上涨。 随之而来的金融恐慌震动了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实行银本位的国家,中国白银走私猖獗。白银的大量外流给国民党的财政造成极大混乱,社会秩序也随之剧烈动荡,国民党急需制造一些政治事件来加强政权的威慑力。

二、1934年夏秋之交,正是蒋介石“剿匪大业胜利在望”之际,蒋介石需要集中一切力量取得第五次围剿的胜利,这就要求沪宁一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势,在已产生的经济动荡之外,不允许有任何政治动荡发生。

三、史量才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这一阶级自“一·二八”以后,“不仅已从国民党的同盟者或国民政权的支持者,转变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既不附和革命也不附和反革命的独立力量,而且还暂时地成为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反对派。”(注:朱华:《一·二八战争期间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权态度的转变》, 载《档案与历史》1989年4月。)史量才作为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公开提出“停止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对蒋介石的一党统治无疑是个威胁,况且“当时在社会上有少数熟悉政局的人中间,曾传说史量才正在酝酿一个政党,参加的人有黄奕住、胡文虎等,甚至孙科长也参与其事”(注:许德良:《史量才之死》,载 《社会科学(上海)》1980年第5期。),结合国民党一直想劫夺申、新两报的野心,史量才便成为暗杀的最佳人选了。

追究史量才被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三十年代初,随着日军入侵,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南京国民政府的矛盾急剧激化。以史量才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趁蒋介石统治危机的出现,将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要求同抗日愿望结合在一起,利用舆论的极大威力,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权威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了极大的质疑,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

史量才被刺也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抗日反蒋潮流下,对自身力量的估计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自以为有能力凭借本阶级的独立力量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具备控制中国政治的力量。史量才被刺之后,凶手逍遥法外,史案不了了之,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呼吁惩凶之外,再也没有其它作为,以史量才生前的影响和威望,这确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本身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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