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中国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0)07-0004-06
新中国60年创造的辉煌，将史诗般地载入史册。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否有“中国模式”，如果有又是什么，是怎样形成的，对此，人们迄今仍见仁见智。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试图揭示和阐明“中国模式”的形成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矛盾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模式”应是一个有目标、任务和路径的有层次的结构系统。我们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在深化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完善“中国模式”，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
一、“中国模式”是一个有目标、任务和路径的有层次的结构系统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创造的发展奇迹，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球。金融危机巨大的冲击波使发达国家一片狼藉，宣告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连声称共产主义已经失败，市场和民主将一统天下的《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福山，在他的新著《出乎预料》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的崛起将是未来的一大趋势。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中国虽然难以独善其身，却凭藉自己的经济实力，用4万亿元投资应对危机的大手笔，联合世界大国携手共克时艰，赢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好评，于是“中国模式”再次引起关注，成为广泛热议的重大课题。
“中国奇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在此之前还有“北京共识”，是当前世界对中国热议的同一课题。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国内外出版的相关著作就已多达几十种。“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目前学者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美国学者帕金斯就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从原因看并非奇迹，因为中国所做的都是经济学标准教科书所说的内容。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则认为，中国创造的奇迹是迄今西方流行的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所以要另辟蹊径。美国另一位学者斯蒂格利茨则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堪称是很好的经济学教科书。而“中国模式”的肯定论者则从不同侧面揭示和阐明“中国模式”的内容。其中，美国比较经济学家布莱克提出的“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颇具有特色。他认为，前现代化是改革前中国留下的遗产；新科学技术革命和经济、文化及科学各领域的发展则提供了可能性；拥有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一批具有创新品格的社会精英治国，推行经济市场化、政治制度化、文化世俗化、社会生活多样化和对外国际化，形成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遵循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在发展的动力、时序、路径、方式和手段等方面保持自己的特点。[1]而许多外国的政要和学者却固守他们原有的思维，或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不无担心地认为，如有来自中国的威胁的话，那肯定不是政治、军事和地缘政治，而将是被忽视的“中国模式”。香港前总督彭定康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中国的崛起不是中国制造和它的产品占有市场，而将是证明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现代化模式的存在。”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不是单个矛盾形成的单项的任务，而是由多个矛盾形成的多项任务，矛盾的复合性和任务的多重性，决定了“中国模式”应是一个有目标、任务和路径构成的多层次的结构系统。从工业化层次上说，要解决工业化与前工业化、后工业化的矛盾，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从社会主义层次上说，要解决在发达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后发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矛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从民族复兴层次上说，要解决时代精神与民族传统反差的矛盾，实现新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这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按照“北京共识”提出者美国学者雷默的说法，“中国模式”从一个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不成熟的改革过程已经转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改革过程。在他看来，“北京共识”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第二，是要建立一种将可持续与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因素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第三，是自主保持稳定国内和国外均衡的能力。最后他提出，“北京共识”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将证明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存在；其次，它会在学习它的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再次，对许多依赖贸易赚钱的国家既是博弈也是双赢。[2]
二、工业化对全世界仍是未竟课题，中国必须在跨越式发展中实现工业化
进入近代，西方国家凭借天时、地利的优势，捷足先登，经过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工业革命、19世纪的技术革命和战后的新科学技术革命，迅速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到了上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又提出后工业革命，指的是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不是终点，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在我国，近代化姗姗来迟，工业文明和科学、民主成为奢侈品。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处在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救亡图存的重大课题。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不可能用长期稳定的发展来完成资本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也会阻止中国获得独立发展。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斗争获得胜利后，艰难地走上发展经济的道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无论是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还是战胜国的英国和法国，都遭到重创。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世界潮流，大批国家重新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少数国家甚至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经过战后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新获得优势，相反，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中遭受重大的挫折。后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新老自由主义不断鼓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政治上推行多党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内也有少数人鼓噪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国不但受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压力，还要顶住重新倒退到资本主义的严重干扰，因而一再陷入困境。
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面前，我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跨越式发展的正确道路。首先，坚持非均衡的跨越式发展，后来者居上是普遍规律。马克思指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3]但不同社会类型具有不同发展道路是和社会发展过程的跳跃相联系的。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以前曾长期在较原始落后的发展阶段徘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更有可能实现某种跳跃式的发展”。所以，恩格斯曾把圣西门提出的法国大革命也是无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认为“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4]我国的现代化就是要把信息化与工业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起来，实行跨越式的发展。
其次，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工业文明和价值文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工业文明和价值文明的始作俑者，社会主义的后发国家除了从它们那里学习和借鉴以外别无他途。西方的价值文明是为它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它又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有的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战后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实行全新商品生产的同时，自由、民主和人权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有了拓展的空间，民主有了选择的余地，人文和科学有了新的发展，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吸收和借鉴的可能。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不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而是在工业化发展历史进程中必须经过的重要环节。
最后，借鉴是为了缩短差距，跨越是为了迎头赶上，最终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早不再把资本主义作为选择，而把社会主义作为发展道路的是晚年的孙中山，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则是不后退到资本主义的底线。国外后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分崩离析，是在全球金融资本的流动、新军事技术的竞争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下，处理不当造成的。应当指出，这种见解可能要比把苏联解体仅仅归咎为市场化和私有化，要深刻得多。在我国正是充分利用了党领导革命胜利的巨大政治优势及其领导下的强势政府，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逆势而上，在跨越式的发展中成为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最大赢家。
三、解决在发达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后发国家的实践相脱节的矛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和成功的实践者
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资本时发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的核心——英法等国发生，但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加剧，俄国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使革命在外围经济落后的俄罗斯率先爆发并取得胜利，以后中国等其他经济落后国家也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些国家胜利后，都面临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在进行交往中发展市场经济，以及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然而，在发达国家实现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后发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相脱节，又使它们一再陷入追求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困境。
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通过反思后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仅限于西欧各国，如果把《资本论》揭示的这个理论绝对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5]后来，他在给俄国人查苏利奇的信中对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造的革命首创权理所当然合情合理地属于俄国。”[6]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后，马克思更加认识到，不能完全机械地用欧洲社会发展的模式来套广大非欧洲社会特别是东方社会。他最后指出，俄罗斯只要吸取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它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获得新的生命，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7]在马克思之后，列宁成为寻找这条道路的推进者和实践者，他首先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提出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战争，作出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胜利地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更重要的是，内战结束后，列宁已认识到在俄国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估计过高，按革命前的设想实现共产主义不可能的问题。所以，在军事共产主义受挫后，他便毅然实行新经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开启了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先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堪称是贯彻跨越“卡夫丁峡谷”和“新经济政策”的开山之作和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他认为，在中国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完全的空想。这成为改革开放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历了“大跃进”、“文革”的挫折和苏联解体后，把可能变为现实。邓小平从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诸方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他指出我国革命胜利后面临经济落后的状况不可能迅速改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和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落后之间的矛盾是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所以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结合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其次，改革开放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主题。邓小平一再申明，“不相信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存在根本矛盾”。他作出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强调对市场经济要加强宏观调控和进行有效管理。坚持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采用渐进形式，贯彻先易后难、梯度推进的方式，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模式。
再次，邓小平晚年已觉察到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个问题”。[8]经济发展了，公平正义缺失，城乡、地区和不同群体差别拉大，有悖于改革的初衷，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继江泽民强调党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后，胡锦涛提出要关注民生，实现文明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飞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总体布局，促进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我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实践者。
四、解决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断层形成的巨大反差，在把握时代精神与民族传统相结合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类社会进入近代起源于西方，历经矛盾的激变，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后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成为现时代的特征。发展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主题，世界一体化在不断加深中进行，世界格局的分化重组越来越成为大趋势。进入近代，我国未经过工业革命，经济没有经历市场化和社会化阶段，未经过启蒙运动，科学、民主是个未竟的课题，社会断层造成时代精神与民族传统巨大的反差，社会矛盾不断加深，民族危机重重。
中国人民为此进行抗争，前仆后继，奋斗了一百多年。先是兵战，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都失败了。紧跟其后的是商战，帝国主义入侵后在中国倾销商品，后进行资本输出，开办工厂，洋买办和官僚资本结盟，民族资产阶级是很难打败这个结盟的，最终变成他们的附庸。最后是贯穿整个过程的学战，开头以为被人家打败是器物落后，就搞洋务运动，后来又认为是制度不行，才有变法图治，而用封建文化对抗近代的西方文化，经历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学东渐的过程。在一百多年里，我们对外国文化的传入，先后经历了拒之于国门之外，被动地学习和吸收，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自觉吸收和借鉴。其中的代表人物，早期有林则徐和魏源，洋务运动时期有李鸿章和张之洞，戊戌变法时期有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及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邓小平提出要坚持改革开放，加快融入世界的步伐。他指出，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自觉把时代精神与民族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历史新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第一，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迎头赶上，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全球化既是生产力的全球化，又是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优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发难，使他们面临严峻挑战而陷入困境。但全球化形成的资本、产品和技术在全球流动，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进入近代以来，我国多次与工业化擦肩而过，对失去机遇有切肤之痛。所以，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又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0]
第二，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价值文明，经过改造和超越为社会主义服务。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产品和技术从来就是能为全人类所用的共同的社会财富。商品生产已历经了几个社会形态，市场过去为资本主义所用，现在也能为社会主义所用。而私有制和剩余价值迄今仍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服务，我们引进外资，利用资本主义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实质“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11]至于价值文明，情况要复杂得多，作为工业文明产物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有成为人类发展共同的财富的一面，但它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迄今仍为资本、议会和传媒所控制。
第三，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过长期的吸收、批判和继承，许多思想已经成为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的灵魂，是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脊梁，是团结全国人民的强大的凝聚力。首先，是以实践为基的知行统一观。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的丰富内容，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法宝。其次，是以民为本的价值观。我们党批判吸收“民贵君轻”和“载舟覆舟”等传统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人心向背的风标，吸取朝代更迭周期律的教训，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最后，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坚忍不拔、矢志不渝的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态度，铸造了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品格，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腾飞。
五、把马克思主义、西方工业文明和我国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推进“中国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已取得重大成就，我们几乎是用了60年就走完了西方用两三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但它积聚起来的矛盾已经显露，改革进入了攻坚的关键时期。经过60年的探索，“中国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其优越性已经显现出来，但在当今世界要创造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成熟的发展模式，并非易事，还需要长期的探索和不断的实践才能完成。“中国模式”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确立，但要构造一个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的崭新的发展模式，并不断发展和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至于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时间还会更长。
我们已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西方工业文明和我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更是一个开放系统，其生机活力在于创新。黑格尔说过，世界精神总要由某一个特定的民族来承担。要把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代精神、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创造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已经变化了的新实践，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
其次，西方创造的工业文明和价值文明，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成为人类进步的共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它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理念是维护资本主义和为资本家服务的，我们与它们之间存在制度以及工业化与后工业化阶段的区别。西方学者李凯尔说过：“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考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考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在一百多年的抗争中，中国的一元、仁义和群体文化曾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抗中败下阵来，但随着西方的多元、功利和个体文化被绝对化而局限性凸显时，实现一元与多元、义与利、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则成为东西文化优势互补的重要体现。
再次，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把世界文化分为八大类，并认为当今世界最有竞争力和活力的文化无非就是基督教文化、穆斯林文化和我国的儒家文化。我国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和为贵、求真务实的价值观，国家统一、民族至上、天下一家的爱国情怀，仁义主体、以民为本、中庸之道的义利观，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开放态度的文化传统，应当为我们所继承。但我国古代文化是良莠相杂、瑕瑜互见的混合体。所以，应当把积极、进步和革新的精华与消极、落后和保守的糟粕相区别。在马克思主义、工业文明和传统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吸收工业文明和继承文化传统，不是要否定和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今以借鉴西方价值文明为名，用以解读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西方的一个学派，或片面夸大儒家文化的作用，用它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儒家化，这些现象值得注意。
尽管时下对“中国模式”的阐述不尽相同，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的地方，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在今天，这个实践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我国现时代的鲜明特征，我们过去的成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只能在改革开放中解决。改革开放提出了“中国模式”的任务，也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完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锻造了实践的主体力量。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需要“中国模式”的指导，以赢得社会共识和形成社会合力，这关键是要用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把推进“中国模式”的发展和完善，当作重大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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