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空间理论与文学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观念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纷纭复杂的西方当代学术往往被人们描述为各种“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身体转向”、“空间转向”等等。其中所谓的“空间转向”还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是这一转向同样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最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Wegner）指出“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上”，在其罗列的对“庞大的和多种形式的”空间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中，既有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师，也有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① 他所勾勒的这些空间理论家说明：一方面，空间问题的确成为了西方当代人文学术知识的重要话题；另一方面，所谓“空间转向”从根本上是与西方学术知识的其他转向相互交织的，一定意义上，对“空间”的关注是西方学术总体上的跨学科趋势的重要组成。
本文试图以西方传统中的空间观念为切入点，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当代空间理论的形成路径和基本理论内涵作大致的考察，进而分析其与当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的关系。
一、西方传统中的空间观念
就常识而言，人们普遍言说某一事物，并不意味着这一事物在此之前不存在，而是指这一事物对言说者来说成为了问题。当代西方对“空间”的普遍关注，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没有“空间”，也并不意味着理论家和思想家从没关注过空间，而是说明在当代生存体验中，人们对“空间”出现了与传统不同的体验，成为了与当代人类生存切身相关的问题。
菲利普·韦格纳在其长篇论文《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Spatial Criticism:Critical Geography,Space,Place and Textuality）的开篇引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关于“全世界是一个舞台”的著名诗句后指出，这“有力地说明了在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盛行的一些关于空间与空间性的占支配地位的设想：空间被看成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容器，其本身和内部都了无趣味，里面上演着历史与人类情欲的真实戏剧。”② 这种对空间的“占支配地位的设想”并不仅仅是“在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盛行”，而且也是整个西方传统展开学术知识建构的一个逻辑预设：在“空间转向”之前，空间作为“容器”其自身是不成问题的，人们关注和思考的是“容器”之内的问题。因此，“空间”在整个西方古代和现代传统中都没有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而成为学术话语。
古希腊传统中，柏拉图预设了“感觉世界”和“理式世界”，并进而建构其三等级的“理想国”城邦空间和三成分的个体灵魂空间。对柏拉图来说，无论世界、国家还是个体都是一个固定的“容器”，其思考的中心是这个“容器”内的等级或成分如何形成和谐的秩序。亚里士多德虽然是对柏拉图的批判，但其“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的区分，仍然以指向“永恒实体”为目标，这样其“四因说”从根本上也是在思考事物在“容器”化的空间中如何形成、变化、组合为和谐的实体。综合了古希腊传统和古希伯莱传统的基督教，把世界划分为“此岸”与“彼岸”，而彼岸又有天堂和地狱之别。此岸空间中人类现实肉体生存的表演直接决定着其未来灵魂的安顿空间。因此，基督教所关注的中心是人如何在现实空间中修行以让自己的灵魂进入未来的天堂空间。戴维·哈维在谈到欧洲封建主义时期的时间和空间时指出：在封建主义相对孤立的各种世界里，外部空间通常被概念化为由某种外在权威、超凡主人或神话与想象中更加凶恶的人物所占据的神秘宇宙论，在有限的场所中，“不朽的时间”是无限和不可知的，中世纪的教区制度和迷信强化了这一点。③ 哈维的分析同样符合西方的古代社会。可以说，西方古代、近代传统主要思考的是在预设的空间内各种事物之间、人类群体以及个体（肉体与灵魂）的和谐秩序问题。
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人”取代“神”成为万物之灵长。正如哈维所言：“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追求一种更加美好的社会。他们在这么做时不得不关注作为必要条件的空间与时间的合理安排，以建构一种确保个人自由和人类幸福的社会。”④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的西方现代性规划是以人自身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在这样的规划中，空间概念要么是笛卡尔式的——空间是一个不同于主体（精神实体）的客观的同质延伸（物质实体），要么是康德式的——空间被作为人类活动在其中展开的一个空洞容器。西方现代传统主要思考的是在作为舞台的空间中各种事物以及人类如何在时间和历史的纬度上演化、进步的问题。思想家们往往把某些理想化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当做真实的，这具有把人类体验与实践活动的自出流动局限于理想化结构的危险，因此，福柯在这之中发现了启蒙运动具有向新的监视和控制的压迫性转折。西方现代传统中的空间概念具有过渡性：它在对古代等级制空间构成挑战的同时，其自身又逐渐成为新的对人的控制力量，蕴涵了新的转向。在西方现代和古代传统中，空间都处于被时间和历史所支配的地位，差异仅仅在于——古代对空间的预设以外在于人的“理式”或“上帝”为依据，而现代对空间的预设则以人自身为依据。
由此可见，米歇尔·福柯所谓的“空间贬值”实际上可以上溯到整个的西方知识传统。在“空间贬值”的传统中，福柯认为“空间被当作死寂、固定、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⑤ 概括地说，西方传统中的空间观念具有从属性和同质性的特点：相对于时间的优先权而言，空间从属于时间，是时间演绎的容器；就空间自身来说，追求空间内部各种成分、各种事物、各种活动的秩序性、和谐性，以形成有机的同质性整体。
这从根本上是一种“沉湎于历史”的空间观念。在时间和历史的优先权前提下，尽管历史的想象从来就不是完全没有空间，但是空间仅仅被设置为舞台。文学作为历史想象的方式之一：一方面，不管是古代的“模仿说”，还是近现代的各种“主义”，其自身均被预设为“模仿”、“再现”或“表现”历史的舞台，“而历史的任性制作决定着动作，并规定着故事情节”，⑥ 差异只在于舞台的主角——历史——是来自于“理式世界”还是“第一实体”世界，来自于“神”还是“人”，来自于“人生活的现实”还是“人的精神”；另一方面，从古代的“和谐为美”到现代各种理论对文学文本有机整体性或结构的强调，文学对历史的想象成果都突出文学内部空间的同质性、统一性。由此，对文学的研究和阐释往往也就以外在于文学空间的力量来对文学文本有机意义进行追寻，并以对这种预设性的唯一有机意义的追寻作为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目标。
二、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空间理论形成的基本路径与基本内涵
“沉湎于历史”的知识传统往往扼杀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空间性的批判敏感性，这在19世纪突出的历史决定论中达到顶峰。随着20世纪逐渐走向终端，随着西方物质语境和思想语境的变化，随着福柯等思想家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当代西方学术中出现了一种广泛的“空间化”趋势，对漠视空间的古老传统展开了极大的挑战。
菲利普·韦格纳指出，当代思想家不同的空间规划“是对启蒙运动和笛卡尔式的空间概念的共同挑战……这些不同思想家们的著作以令人惊讶的多种方式表明：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⑦ 从时间和历史的笼罩下发掘空间的本体地位，这是西方当代空间理论的重要企图。而这一企图的实现一方面建立在对西方当代现实语境的空间化分析基础上，另一方面又是通过西方当代文化—意识形态的空间化来体现的。
（一）当代西方空间理论形成的基本路径 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王文斌译为爱德华·苏贾，本文正文一律用爱德华·索亚，涉及王译的注释用爱德华·苏贾）把西方学术知识的“空间转向”区分为三条相互交织的途径：“后历史决定论”、“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后历史决定论”的途径“植根于对社会存在的本质和概念化进行一种根本性的重新阐述，这实质上是一场本体论方面的斗争，企求重新平衡历史、地理和社会三者之间可以阐释的交互作用。”⑧ 这是在西方当代语境下回答“空间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空间化”途径。这条途径从本体论的角度挑战“历史决定论”，寻求空间—时间—存在在本体论上的三位一体，这是西方当代思想或哲学观念语境的空间化。“后福特主义”这条途径“直接附丽于物质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或更具体地说，依附于资本主义的‘第四次现代化’，这是紧随着战后持续性经济繁荣结束之后所产生的最新一轮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空间重构活动。”⑨ 可见，所谓“后福特主义”的空间化途径实质上是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针对西方当代社会中空间凸显为一个涉及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而进行的理论分析与抽象，换句话说，是对西方社会现实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的空间分析。“后现代主义”的途径“寓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新变革、对现代性的经验性意义进行不断更新的界定、空间和时间的一种全新的后现代文化的崛起。”⑩ 这条途径的空间化主要是对西方当代现实语境的思考所呈现出来的空间化，或者说主要指西方当代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空间化。在作了这三种区分后，索亚指出：“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和划时代的概念，后现代主义相应于后历史决定论和后福特主义。”(11) 在我看来，这包含了两层意义：第一，“后历史决定论”、“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西方当代“空间转向”的理论话语，或者说，是从不同层面对西方“空间凸显为问题”所作的理论表述；第二，这三条途径的共同参与并一起建构起了西方当代新型的空间理论，同时，前两种空间化一定意义上又构成第三种空间化的思想语境和现实语境，第三种空间化是前两种空间化的文化征兆或意识形态反映。索亚对西方知识传统“空间化”的相互交织的区分与描述大体上勾勒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西方当代空间理论形成的总体风貌。
（二）当代西方空间理论的思想先驱 西方当代空间理论的最重要的思想先驱是法国的亨利·勒菲弗（又译：亨利·列斐伏尔）和福柯。勒菲弗比较早地突破了传统的空间观念，把空间与人的生存和主观感知、设想联系起来思考，认为空间从根本上是一种与人的创造性相关的主观空间，是人的存在方式。他在1974年的法文版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社会空间并不是一种在其它事物之外的事物，也不是在其它产物之外的产物：确切的说，它纳入了所生产的事物，包含了它们在共存和同在中的相互关系……它能被降低为某种简单的物体……它本身就是过去行为的结果，社会空间允许某些行为发生，暗示另外一些行为，但同时也禁止其它一些行为。”(12) 空间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空间的征服和重组，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他说：“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13) 这样的空间决不同于传统思想中的空间观念——或只关注空间的客观纬度，或只关注空间的主观纬度。勒菲弗提出了一种三度空间模式，认为任何由社会生产出来的空间都是由“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呈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呈现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辩证地混合而成的。(14) 因此，当代语境下的空间不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容器”，而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充满了矛盾的过程，是各种力量构成对抗的场所。
福柯对当代空间理论的贡献源于他对权力的独特思考。福柯认为，权力在传统社会主要通过国家机器的惩戒来实现对人的统治，而在现代社会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等的规训来实行对人的控制与监视，由此，空间也就是一种通过权力建构的人为空间，是权力机构控制民众的一种方式。“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15) 福柯从权力出发，把空间看作是一种权力秩序的场所，清理了君主专制时期到当代社会，空间作为一种惩罚场所到规训场所的演变，而“圆形监狱”是当代社会新型权力机制模式最完美的空间形象。在福柯看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现代世界的典型空间是“异位”（heterotopias），这不是中世纪等级体系的“整体空间”，也不是伽利略的“安置空间”，在这种“异位”空间中，“我们生命、时代与历史的融蚀均在其中发生，这个紧抓着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异质的。”(16) 福柯的伟大成就在于使以历史精神为纬度的现代性批判叙事出现了富有特色的空间转向。西方当代的空间理论与西方现代性批判理论实现了结合：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空间成为不可或缺的纬度，空间不仅被构想为政治、冲突与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争夺的对象。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 当代西方空间理论的真正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的参与是密不可分的，一定意义上，当代空间理论就是在西方现代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中形成的。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又译：詹明信）的思想集中体现了索亚所说的三条空间化途径的交汇。长篇论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详尽描述和分析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基础上强调：
这种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是彰明显著的，要论证其正确性的一面必须依赖一个基本假设：我们所称的后现代（或者跨国性）的空间绝不仅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幻象，而是有确切的历史（以及社会经济）现实根据的——它是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张（在此以前，资本主义曾经有过两次全球性的扩张，第一次促进国家市场的建立，而第二次则导致旧有帝国主义系统的形式；这两个各有其文化特殊性，也曾各自衍生出符合其运作规律的空间结构）。……历史境况变了，我们今天已经不再身处古典时期的历史困境。因此，我们不可能回归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境况下所产生的特定美学实践。而另一方面，我们在此要提出的空间概念，却能为大家带来一个切合我们历史境况以空间概念为基本根据的政治文化模式。下面让我把这个崭新的（假设的）文化形式暂且界定为一种“认知绘图”式美学。(17)
晚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模式的变化衍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跨国性空间结构，这种空间结构既是后现代文化存在的现实依据，也是后现代文化模式自身的一种空间属性。詹姆逊的这篇论文是以追求一种“全新政治艺术”为目标的，这种新的政治艺术突破了传统再现的形式，呈现了崭新的世界空间，但“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我们参与积极行动及斗争的能力确是受到我们对空间以至社会整体的影响而消褪了、中和了”，(18) 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化艺术的政治使命的发掘依赖于全新的美学阐释，那就是以空间概念为基础的“认知绘图”式美学，这种美学呼唤“在文化逻辑和后现代主义的诸种形式中体察权力和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性制图法的能力。”(19) 詹姆逊的空间分析理论将空间（而非时间）作为分析问题的本体，透过后现代主义文化空间去深入分析这种空间结构形成的现实经济和社会境遇，展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传统与地理学分析结合并推向后现代舞台的空间理论趋势。
戴维·哈维就是这种趋势的突出人物。作为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哈维在后现代主义者（比如哈桑）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把握基础上，明确地拒绝对这种文化状况的被动承认和接受，强调“应当极大地关注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的各种社会力量。”(20) 哈维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为理论立足点，分析指出：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生产方式虽有差异，却无根本性区别。现代资本主义以“福特主义”为生产方式的代表，强调集中化、大规模生产，后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突出分散、灵活、小规模生产。前者以时间的扩张、空间的固定为标志，后者以时间的压缩、空间的分散、多样为标志。后现代的“时空压缩”从根本上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其实质在于：后现代使时间空间化替代了传统的通过时间消灭空间，从而使得空间成为了普遍关注的中心，而这是与后现代文化现在所表达的大多数东西相吻合的。简言之，后现代主义文化突出“空间”的征兆源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中“空间”的凸显，“空间”凸显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实质性变化，而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剥削或获取利润的方式的转换。由此，“空同与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21) 后现代“空间”的凸显与传统的“时间”为中心，隐藏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变迁。哈维对空间的关注由此同样深入到对权力、阶级、斗争的关注。
爱德华·索亚则强调，人类从根本上就是空间的存在者，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了更大的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22) 他批判了偏重于客观性和物质性的“第一空间”模式，批判了偏重于主观性的“第二空间”视角，倡导“第三空间”的思考方式。索亚认为，后现代地理学视角使“现代性的体验获得了一面感觉的大网，这一大网反映了人类存在最基本和最具建构能力的三个方面的诸种意义：空间、时间和存在。……因而，人类生存的空间秩序产生于空间的（社会）生产，各种人文地理的结构既反映又构建了世界中的存在。”(23) 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试图探讨人类生活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的“三维辩证法”。对空间性纬度的强调既不会减损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意义，也不会遮蔽在其实践和理论理解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创造性和批判想象；相反，空间性的纬度将会在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联姻中注入新的思考和解释模式。空间是西方当代语境下人类展开思考、解释、批判活动的不可或缺的纬度。
（四）当代西方空间理论的意义 当代西方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分散在各种学科领域，每个理论家往往从各自的学科出发，以跨学科的视野来进行空间分析和探讨，其各自关注的焦点和最终目标都有所差异，但至少可以概括出两个方面的共通之处：
首先，当代西方空间理论从两个层面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空间观念的颠覆：第一，颠覆了空间的依附性，恢复了空间的本体性。第二，颠覆了空间的同质性，突出了空间的异质性。这样的颠覆不是对传统历史决定论的全盘否定，而是改造。在这种改造中，时间和空间纽结在一起：一方面，时间和空间成为存在的共同纬度，从而形成了空间—时间—存在在本体论上的三位一体观念；另一方面，不论时间还是空间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充满了变化和异质性的。由此，人类自身即其它事物的形成以及对各种存在事物的思考、解释或批判都成为了各种因素和力量相互交织与对抗的场所，而不具有了唯一性。
其次，当代西方空间理论对“空间”的凸显，是启蒙主义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西方当代社会的延续。对于当代空间理论家而言，“现在使我们看不见各种事物的，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空间，况且，消除空间性的神秘色彩并揭示其披着面纱的工具性力量，这是从实践、政治及理论角度认清当今时代的关键之所在。”(24) 对空间问题的关注从根本上源自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策略的转变所带来的全球化语境，在全球化视野下，空间突出地成为国家、民族、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力量彼此冲突、较量、交汇的异质性场所。当代西方空间理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在发掘这种异质性空间的过程中寻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此，空间也就成为了当代语境下理论实现批判功能的新平台。
三、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空间理论与文学观念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空间理论与文学理论呈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当代西方学术思想中的“空间转向”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了文学研究领域，并非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的理论家对空间问题的分析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文学艺术领域；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本身也是参与当代空间理论形成的重要组成——诸如雷蒙德·威廉斯以文化变迁为出发点对城市与乡村以及大都市文化空间的分析，(25) 巴赫金“复调”理论对不同文学空间交流的研究，萨义德“对位法阅读”对文学与文化中包括种族、阶级斗争、边缘、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剖析等，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出对空间的关注。这样的互动关系，使西方当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有别于传统的趋势。
首先，就文学艺术作为参与当代西方空间重构的重要组成而言，文学作为一种空间生产对于文学之外的空间意味着什么呢？英国的麦克·克朗在199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以《文学景观》为题专门讨论了文学中的空间含义：
文本并不是单纯反映外部世界。指望文学如何“准确”地和怎样的应和着世界，是将人引入歧途。这样一种天真的方法错过了文学景观大多数有用的和有趣的成分。文学景观最好是看作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为孤立的镜子，反映或者歪曲外部世界。同样，不仅仅是针对某种客观的地理知识，提供了种情感的呼应。相反文学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显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的和知识的景观。称此种观点是主观论，实是错失要领。文学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观念流通过程，委实也是一种社会的指意过程。(26)
文学不再是观照世界的一面镜子，而是一张纷繁复杂的意义的网。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都难分难解地涉及到其他的叙述空间。在当代空间理论视野下，文学空间不再是对某种固定空间之中时间演绎的模仿、再现或表现，文学与空间的关系不再是前者模仿（再现或表现）后者，文学自身不可能置身局外，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本身成为多元开放的空间经验的一个有机部分。换句话说，文学与空间就不再是互不相干的两种知识秩序——所谓前者高扬想象，后者注重事实，相反它们都是文本铸造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文学空间固然来自于现实空间，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就成为社会现实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消费社会”，在让·波德里亚看来，其消费不同于传统社会之处就在于，其主要是对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而不再是以“物”为中心的消费。(27) 这样的社会被詹姆逊看作信息饱和的社会：“在那里，真正的自然已不复存在，而各种各样的信息却达到了饱和的程度；这个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商品网络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28) 文学显然是构成这个符号化空间的重要组成。这也是勒菲弗等人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与现实的差别在当代社会被抹杀的重要依据。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彼此混杂，使得在信息化语境下，某个符号空间是否作为一种文学或审美文本来对待，更多地取决于“看”者的眼光和态度。同时，文学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混杂，也就带来了传统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拓展乃至转向。
其次，就文学空间的生产和文学文本空间而言，传统理论往往强调文学作品产生的主导力量或最终根源是单一的（或理念，或上帝，或人类自身），进而强调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和谐统一与同质性。但是，在当代空间理论视野下，文学本身是作为社会空间的一个特殊领域而存在的，这就是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谓的“文学场”（literary field），文学空间（场）的生产本身也构成一个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这个空间（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背景”、“环境”或“语境”，而是一个先锋与保守、政治与文学、资本与文学，统治与被统治，自主性与非自主性等各种权力因素共通作用形成的复杂网络。(29) 这样，文学的文本空间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文本表面而言，文本充满了“拼凑”与“戏仿”，从文本深层而言，每一个文本空间都充满了“互文性”。文学文本空间的形成和自身内部的异质性，带来了当代文学阅读、阐释和研究思路的转变。哈维在谈到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时，指出：
解构主义并不是一种哲学立场，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和“阅读”文本的方式。创造文本或运用词语的作者们这么做是基于他们所碰到的其他一切文本和词语，而读者们也以相同的方式对待它们。文化生活因而被看作是一系列文本与其他一些文本的交叉，由此产生出更多文本……解构主义的推动认识到了这一点，它要为另一种文本而查看一种文本，把一种文本消解为另一种文本，或者把一种文本建构成另一种文本。(30)
由此，文学文本生产空间的多元性，文学文本空间自身的异质性，带来了文学阅读和阐释的多重性，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都成为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再次，文学的这种文本互文性空间结构是否会导致一种纯粹解构主义式的文本游戏呢？这样的文本空间如何呈现文学的批判性使命呢？詹姆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对此做出了回答。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与一般后现代主义者的差异在于：他们不仅描述后现代主义的“拼凑”、“戏仿”式文本形成机制，而且倡导在多重阐释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既具有意识形态分析功能，又具有乌托邦冲动的破译功能，是这两种驱动力的结合体，文学阐释是非神秘化的否定解释功能和乌托邦式肯定解释功能的统一，这体现在“政治—社会—历史”的“三个同心框架”中。(31) 在这样的阐释框架中：文本阐释逐次由狭隘的政治视域到扩大的社会视域，再到终极的历史视域，生产方式成为整个阐释的最终“问题框架”。而生产方式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区别性的统一体，“个别文本或文化制品在这里却作为各种力的场而得到重构，几种不同生产方式的符号系统的动力可以在这个场内找到并被理解。”以生产方式作为阐释的“问题框架”，文本就由个别的象征行为和集体性对抗话语拓展为不同生产方式的“力场”，詹姆逊称其为“形式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终极视域中，文本成为“文化革命”的象征，它象征着“共存的不同生产方式已经明显敌对的时刻，它们的矛盾已经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核心时刻”。(32) 这意味着，文本被阐释为最具历史包孕性的时刻，是蕴含了历史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瞬间，是历史进程的高度缩影，把握住了这一点，历史的全貌也就得以现身。
这样的多重阐释最终就是要使文学的符号化“幻象”空间所蕴涵的现实、阶级意识、生产方式等多重异质性因素得以呈现，把作为“符号消费体系”的文学空间所具有的对现实的批判力量揭示出来。由此，文学的批判力量从根本上不取决于文学文本的产生之源（理念、上帝、生活、作者），也不由文本空间自身呈现，而取决于阐释者的多重阐释空间中所坚持的批判性立场。
最后，正如菲利普·韦格纳的研究所表明的：对空间的关注，已经从诸多不同的角度进入了文学领域，如殖民和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通俗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的质疑，对文本内部空间地图的关注，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史和文学实践的关注等等都体现出了当代西方不同于传统的空间观念。但是，在我看来，当代空间观念对文学领域的影响，（或者反过来说，文学参与当代空间观念的形成）最根本的体现为文学与文学之外的世界的关系、文学文本空间及阐释、文学对现实的批判力量的呈现方式等这些最基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有别于传统的变化。这些变化概括地说就是：文学空间不仅仅是现实空间的反映，其自身就是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文学空间的生产、文学空间自身以及文学空间的阐释等都是多元的、异质性的、互文性的，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量的呈现最终借助于对文本的多次、多重阐释，文学阐释和研究本身成为文学空间介入现实、批判现实的一种空间结构。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重点项目“‘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编号SC07A005）研究成果之一，并受到西华师范大学科研启动博士基金项目经费资助。
注释：
①②⑤⑦(33) Julian Wolfreys,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p.180,p.179,p.181,p.181,p.187,p.189.
④(20)(21)(30)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1—303页，第322页，第156—157页，第299页，第71—72页。
⑧⑨⑩(11)(19)(23)(24) ［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页，第62页，第62页，第63页，第63页，第96页，第38—39页，第94页。
(12)(14)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Blackwell,1991,p.73,p.85,pp.33—36.
(13)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15)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43页。
(16) ［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17)(18)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等编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506—509页，第515页。
(22) 包亚明：《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前言：第三空间、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5) 参阅刘进：《论雷蒙德·威廉斯对英国现代文学的空间批评》，载《外国文学》2007年第3期。
(26) 转引自陆扬：《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27) 参阅［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前言》，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28)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序言》，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页。
(29)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学场及知识分子的功能》，包亚明译，载《天涯》1997年第2期；另可参阅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63—270页。
(31)(32) 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3—66页，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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