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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6)07-0001-09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6.07.001 历史的积淀总会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截断面上保留其痕迹，许多在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现象都会在这个断面上铺展开来，使得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可以把历史放置在现实之中，而且能够找到有力的证据去证明这种研究是从现实出发的。其实，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都有着属于这个时期的独特社会现象，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并在现实中依然存在的社会现象不应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重心。至多，历史遗存下来的社会现象也只是理解现实的辅助材料，是我们把握现实之历史脉络的材料。如果我们把历史积淀下来的因素作为科学研究关注的重心，就有可能导致一种后果，那就是对时代中新出现的因素闭目塞听，对历史上的辉煌抱有诗意的幻想，甚至总会找到证据证明今不如昔。其实，在人类历史进步的足迹中，我们所看到的总是那些新生的社会因素逐渐成长起来，并引导着历史前行的方向。我们今天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个时代已经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历史积淀的因素、新生的因素都汇聚在了一起，相互激荡，甚至使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哪个方面？我们主张从现实出发，但是，绝不是从历史积淀下来的那部分现实出发，而是要从新生的社会因素出发。唯有如此，才能提升科学研究的价值，才能找到人类前进的方向，才能把人类从当前的风险社会中引领出来。 一、现实中的历史与未来 科学发展有着历史继承性，特别是对于作为思维赖以进行之基础的知识而言，必须最大可能地加以继承。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时时记住狄尔泰的告诫：“在成熟科学中，新理论以及越来越新奇的发现不能从头诞生。相反，它们是从旧理论中涌现的，是在关于世界应包含什么现象和不应包含什么现象的旧信念的母体中涌现的。”①但是，科学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建立在某种话语得以延续的基础上的，如果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替代，那么，历史上的科学就会消失，即便是它的一些技术性成果得以保留甚至仍然被应用。因而，要想对一些源于古代的技术进行科学理解，往往会发现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会感觉到它非常神秘。比如，中医中的针疚是建立在经络理论的基础上的，而经络理论显然不是孤立的，它可能是与一个完整的科学范式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属于这个科学范式的科学整体上消失了，仅仅剩下了散落在各个方面的一些具体性的应用技术，尽管人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些技术之间有着某种关联性，却无法为其找到共有的理论基础。即使就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科学来看，之所以一个学科中相互对立的不同理论或学说之间会存在着相互重合的地方，那也是因为它们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中，或者说是由它们所关注的对象的同一性所决定的。即使从发展的观点看，一种理论或一个学说对旧有的理论和学说所持的是批判的立场，而且它事实上也造成了科学进步，即实现了对旧的理论和学说的超越，但在它们之间却明显地会存在着交叉和重合。正是因为存在着交叉和重合，才使新的理论和学说不至于出现理解上和接受上的困难。其实，科学的发展就是在这种交叉和重合的重心转移中实现的。 根据费耶阿本德的看法，“科学是今天的神话，神话是过去的科学。”②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着属于那个历史阶段的科学，现代科学是在工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是属于工业时代的科学。尽管科学史家们试图为现代科学寻找遥远的历史源头，但大都属于对历史的现代阅读，而不是历史的本来状况。科学是有历史的，但它的历史仅仅存在于它所在的历史阶段，现代科学仅仅是现代的科学，当人类走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时候，就会去建构新的科学，现代科学到了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会是不科学的了。正像现代人嘲笑神话和原始巫术一样，后人也可能会对今天的科学之肤浅表达相同的看法。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无法指望把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现代科学完整地继承下来。如果说现代科学对面向未来的科学建构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在现代科学的解构中会留下一些构成要素，这些要素作为知识而被面向未来的科学建构所接受。但我们相信，这些知识将会以常识的形式出现，至于现代科学中的方法——这是科学研究工作者最为注重的方面——将会显得非常简单和粗糙，甚至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和非常荒唐可笑的东西，因而，将不会得到继承。甚至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未来的人们看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也像我们看古人“跳大神”一样，感到不可思议。 就现代社会科学而言，为了求得解释的科学性，往往对研究对象进行限定，即进行孤立的考察。例如，研究劳动的边际产品，就会假定：有这样10亩土地，1个人耕种时的收益是怎样的，两个人耕种时是怎样的，10个人耕种时又是怎样的，然后通过考察和计算，得出结论说：4个人耕种时能够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样一来，土地的贫瘠程度、种植什么样的作物、气候的状况、耕种的手段、人的勤惰状况、播种的时间、耕种者食量的大小、使用的种子、肥料和农具……都不予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在何种意义上是科学的？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可以相信，农民也决不会用这种科学的结论去指导自己耕种土地。其实，地球上并不仅仅只有这10亩土地，只要耕种者能够自由流动，而不是固定地被束缚在这10亩土地之上，边际产品就不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样，当我们去思考机构改革的问题时，其实并不存在着机构规模大小的问题，相反，分工是否合理，协作是否协调，有无官僚主义的问题，服务意识是否确立了起来，有无发现问题和及时处理问题的主动性……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在公共部门，在政府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边际产品的问题，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有着极大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决定了机构规模无法在边际效益的意义上来加以衡量。这就是机构改革不能仅仅在其规模上做文章的原因。然而，从学术界的情况看，关于政府机构的科学研究成果恰恰是在机构规模上斤斤计较的。如果我们的关注点不单纯是机构的规模，而是希望通过机构改革去建设服务型政府，那么，机构改革的意义就得到了提升。这样一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又会反过来影响到机构改革行进中的具体目标，虽然具体目标是多样的，但有一点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政府中的机构应该获得流动性，即打破既有的公务员制度所营建起来的封闭系统，从而让政府工作人员在机构内外流动。一般说来，政府中只有极少的岗位会因为人员的流动而带来诸如公共安全方面的风险，而绝大多数岗位都会在人员的流动中变得更有活力，也会变得更加纯洁。流水不腐，政府工作人员在机构内外的流动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工业社会的科学是从分类学开始举步前行的，有了分类学，纷繁万千的世界可以被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变动不居的万物可以被静态地观察，每一件事物也就会被放置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从而形成了一幅有序的图景。也就是说，世界变得可以理解了，而且可以通过这种理解去重建世界。就我们的社会而言，也是得益于对自然界的理解而实现了重建。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从分类学开始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整个科学体系所理解的都一直是可以作出静止地理解的世界；至于那些不可作出静态理解的也同样是作为世界构成部分的因素，则受到了有意识的忽视、排斥，或者交给了宗教以及其他的神秘主义理论。总之，工业社会的科学从来没有打算完整地把握世界，抛弃了古代哲学希望完整地把握世界的努力，即便是面对那个可以理解的世界，也抱持着独断论的态度，甚至拒绝了休谟、康德等人的怀疑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机械论的思维方式、静态的观察视角等，已经把科学带入了偏离它所理解的那个世界的方向了。虽然工业社会的科学建构是成功的，知识体系也是系统的和自洽的，但与科学所宣称的那个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并不一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建构的产物。正是科学理论及其知识体系与客观世界的不一致性，而且这种不一致性在作用于世界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放大，才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不用说对世界的征服，即便是基于善意的对世界的维护，也带来了消极后果。比如，林木的砍伐破坏了环境，人们出于保护环境的善意而植树，随着再生林把光秃的山脊装扮了起来，生态链的裂痕却加深了，某些物种永久地消失了。 我们也看到，随着工业社会把人类认识世界的行为推到一个极高的境界时，阅读开始偷偷地置换了认识，即通过对作为认识结果的符号的阅读去把握世界和重新赋予世界以意义。现在，“阅读日益被看作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而不单单指我们细读书面文本时所投入的一项活动。事实上，一旦我们置身于这个世界，并试图去理解或解读周围的符号，阅读便成为我们自始至终参与其间的一个过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是我们的社会存在枢纽上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③实际上，阅读也属于认识的范畴，学者们之所以要用“阅读”一词去替代“认识”，是因为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已经把认识置于对表象世界的排斥方面了，总是希望通过分析的途径去对世界作出抽象的把握，希望在纷繁的表象世界背后发现同一性的、普遍性的存在。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这种“认识”已经变得不再可能，因而，我们认识世界的观念需要改变，即转向对表象的直接解读。正是在此意义上，“阅读”一词要比认识更为准确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认识世界的行为特征。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抱有历史进步的信念。我们发现，相对于工业社会来说，农业社会显然是人类的不成熟状态，所以，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④然而，在人们经历了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后，又发现了人类自身的行为为自己带来了那么多麻烦，以至于自20世纪后期起，遭遇了危机事件频发的问题。这说明人类还不够成熟，它还需要通过再一次启蒙去引导人类告别这种不成熟状态，即蜕去人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成熟与不成熟都是一种状态，是在比较中来加以确认的。我们并不认为经历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之后人类就完全进入了成熟状态。历史进步的足迹永远都不会停留在某一点上，人类的成熟也永远都在行进中。但是，在今天，我们必须通过揭示人类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不成熟而去发现走向成熟的路径。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人类从历史走向未来的道路上所应担负起的使命。 人类走向成熟的道路将会由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开拓出来。恩格斯曾经断言，“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⑤直到20世纪后期，这一直是全世界共有的信念，科学的发展似乎使一切都在人的掌握之中。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在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之中后，人的这种信心又似乎正在丧失。不过，我们认为，风险社会虽然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表现，却不是一种必然结果，不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人类命运。如果我们立足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而致力于科学建构，承认这一客观条件是新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建构的前提，那么，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意义上就会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因而，也将证明恩格斯的判断是正确的，所表达的是可资激励我们的信念。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而言，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在这个转型期中担负起探索走向未来的道路这样一项任务，而对工业社会建立起的科学进行反思和再评估，则是开展面向未来的探索的先修功课。因为，只有通过对近代以来的科学的梳理，我们才能够明了所要抛弃的东西，也才有可能去开拓出建构未来的道路。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从现实出发的真实底蕴。 二、终结认识论的思维逻辑 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再单纯的自然界，而是一个处处都打上了人的意识及其活动印记的世界，虽然人的活动在科学追求中希望把一切原初复杂的事务简化，但正是所有具体的简化追求汇成了人类历史总体上向复杂化方向运动的趋势。由于人对自然过程的介入，由于人再造的世界已经成为我们思想和活动的基本环境，由于人的活动推动了世界的复杂化，使我们希望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行动表现出了对我们的各项努力不配合的状况。总之，我们已经被置于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以往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法和路径陷入了失灵的境地，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也无法从任何一个切入点介入而获得合乎逻辑的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哪怕是形成片断的正确认识也变得极其困难，从而使我们的行动失去了科学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着手于思维方式上的根本性变革，以便建构起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思维方式，并通过这种思维方式去引导我们形成对世界的科学把握。 福柯在现代思想史上去观察人文科学时，发现它除了被分析性思维所征服而遵从了认识论的研究路径之外，也仍然保留了一些属于自身的特征。福柯将此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人文科学保留了认识论产生(19世纪)前的古典知识，在思想空间中模仿了18世纪的哲学思维，通过对表象的趋近而超越业已生成的关于人的知识；其二，人文科学保留了批判传统，而不是狭义的科学探索，在前进的每一步中，都不断地实施着对自身的批判和指责。这两个方面是与作为科学的人文科学不一致的，却又是人文科学真实的特征，这门科学的所有致力于科学的努力，都未能将这两个特征消磨掉。正是人文科学所保留下的这些独特品质，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向未来科学指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得以产生的方向。相似性思维是一种关于表象的思维方式，它一刻也不会脱离表象，更不奢求表象之外的真理。相似性思维所展示的一幅世界图景是，只要建构起完整的基于表象、来源于表象和关于表象的知识体系，就能够为人的合作行动提供较为充分的支持，尤其是可以防止人们在现代认识论所规划的路线中行走而耽搁了应对危机事件的有效时机。 根据福柯的考证，直到18世纪末，“人文科学并未出现，只是自19世纪开始，当人成为认识对象时，当人在西方文化中，既把自己构建为必定被思考的，又构建为将被认识的时候，人文科学出现了。”⑥随着人文科学的出现，“现代思想所建构的人的存在方式能使人起两个作用：他在成为所有确实性的基础的同时，又以一种甚至不能说成是特许的方式出现在经验物的要素中。”⑦当人出现在人的经验中，也就成了可以分析的对象，进入认识论的程式之中。结果，完整的人被分解为诸多构成要素，而且是可以针对某一具体的构成要素进行建构、规范和改造的，从而使完整的人消失在片面化的各种各样的构成要素之中。正是这些构成要素中的每一种，也都以人的名义存在，以至于我们所知的只是畸形化的人，甚至忘却了真实完整的人。由于完整的人的消失，使在人的名义下所进行的社会建构都与人的存在和发展之要求相去甚远，并成为人的异化。由此看来，当人文科学出现后，当人成为观察和认识对象后，当人的主题得以研究和阐释时，人却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以人的名义出现的那些从人那里分离出来的构成要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社会建构中无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都不仅没有使人的生存状况得到所许诺的改善，反而变得更糟，以至于社会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人的成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其实，人的完整性是不可分析分解的，任何试图从人那里分离出构成要素的做法，都是极其可疑的。当然，人是可以观察和可以认识的，因此，我们也需要拥有人文科学，但这一科学不应遵循认识论的逻辑，而是应当从人的完整性出发并对完整的人作出总体性的把握。福柯的这些意见也是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 根据福柯的研究，“从19世纪开始，认识论领域被分成了几块，更确切地说，它在不同的方向上爆裂了。人们难以像孔德那样避开线性分类和等级的魅力；但是，设法从数学出发去整理所有现代认识，就是使知识的确实性、其存在方式和其在那些可能性条件中的根源等问题服从有关认识客观性的单一观点：那些可能性条件在历史上，既赋予知识以对象，又赋予其形式。”⑧特别是需要用数学模型来表示时，那些可能性无非是一些自变量或因变量，人作为人的所有因素都被形式化了，而且是可以加以运算的，至于那些不可纳入运算之中的实质性因素，则有意识地受到忽略，至多也只是向某种复杂模型开放的待开垦的处女地。这就是人文科学所赋予人的地位，让人在科学追求中去把一切都变成数字，从而满足于定量分析的结论。在这方面，社会科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社会整体以及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分解，从中去发现片面的、片断的构成要素，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参数，使其纳入到模型之中，甚至去进行运算，以至于所有实质性的因素都被祛除了。应当看到，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样做能够让人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或者说，人们相信所形成的认识是真理，进而按照人的真理性认识去改造世界和重建世界。然而，随着人类走进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依此方式能否获得真理性认识受到了怀疑，甚至在近代以来科学发展中所形成的知识都显得不甚可靠，从而要求人们去重新加以审视。所以，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向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要求人们不是在近代科学发展的路径中去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和认识世界，而是需要去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在认识论的原理运用于社会研究的每一处，我们都会发现，“研究的对象在其初期阶段是人们心中想象的念头或一些念头。”⑨在《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中，作者在回顾人类认识史在不同阶段的特征时指出，存在着两种类型(即广义)的认识——觉识和认识，认为觉识无界限，认识有选择。也就是说，对于以觉识的形式出现的认识而言，不可能或者说没有能力去限定对象，而是试图去认识和理解一切进入视野中的事物。狭义的认识则不同，什么样的事物可以成为认识对象是经过选择、限定后而加以确认的。所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一旦去确定研究对象，就会发现，确定研究对象的过程已经是将来自于社会、历史的并由主体所承载的观念应用于对认识对象的选择了，人们在确定研究什么和不研究什么时，事先已经在想象中构思了这项研究的意义，并包含得到什么样的收获的期望。而且，研究路径的设计也是在想象中完成的，甚至在研究工作开展后所运用的分析性思维的那些工具，也都是由想象来预先作出了设想和判断的。所以，认识并不是分析性思维的同义语，即便分析性思维在认识论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后，认识过程依然须臾离不开想象，也就是说，需要得到相似性思维的支持。如果说近代哲学中的认识论排斥了相似性思维和表达了对分析性思维的更多推崇，那是认识论本身的错误，而不是说认识过程完全按照分析性思维所给定的模式去移动脚步了。事实上，就社会科学诸领域在工业社会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来看，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并未完全遵循认识论的逻辑，并未幼稚地相信分析性思维可以解决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所有问题，而是凭着直觉而大胆地运用了经验理性，时时处处去验证想象的功能。 福柯在考察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认识论转型时情绪激昂地宣布：“我们看到了一个思想产生了，个体性及其形态、界限和需求在该思想中只是一个不确定的瞬间，它注定要被摧毁，它总共形成了一个在这个毁灭过程中要加以排除的简单的障碍；我们看到了一个思想产生了，物的客观性在该思想中只是假象，知觉的幻想，我们必须消除这个幻想并使它回到纯粹的、无现象的意志，这个意志使得物产生并有片刻支撑物；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思想产生了，对它来讲，生命之重新开始及其连续不断地重复，生命的坚持，都排除了为生命确定绵延界限的可能性，更何况，时间本身及其年代学划分和准空间的日历可能只是一种认识的虚幻。”⑩其实，这是不真实的，虽然认识论的历史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出现了某种断裂，批判哲学在这一断裂中发挥了划时代的作用，然而，认识论此前与此后的连续性也是历史事实，它的主流并未从客观主义的立场走向主观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在思维方式上，一直呈现给我们的是分析性思维的向前延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认为福柯的这段论述是知识考古发现的总结性意见，反而是福柯对他自己思想的抒发。 如果确是福柯对自己思想的抒发的话，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因为，他在20世纪60年代所形成的这一认识，恰是对20世纪后期开始的思维革命的预言。如果走出认识论的思想窠臼，不执著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争论，福柯的这一描述恰恰是历史演进的真相。那就是，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都不应仅仅在其表象的形式上去加以解读，而是需要深入到历史的实质性层面，去捕捉历史的秩序，然后将这种秩序在平面上铺展开来，建构起全新的实质性的社会秩序。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再一次重建，其中，科学的重建应当走在前列。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首先需要通过自己的思想建构去终结认识论的逻辑，并在新的起点上去重建社会科学。 三、不应成为自然科学的镜像 在对科学发展的期望中，近代早期的人们深信，“如果启蒙能够依靠人文科学，而且，人文科学的知识进步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进步一样在方法论上获得了保障，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期待个人的道德有所进步，也可以指望文明的共同生活方式也取得进步。”(11)但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由于社会科学的产生，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架设了桥梁，特别是社会科学，极力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开展研究时，也感染了人文科学，使人文科学开始向自然科学投降，成了自然科学的奴婢，因而彻底抛弃了它在近代早期的那种思想建构勇气。原则上讲，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具有相通的地方，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绝不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和同化，相反，恰恰是建立在学科自主性前提下的学习和借鉴。可是，到了工业社会的晚期，在科学发展中表现了人文科学殖民化的景象，人文科学除了在名称上、研究对象上等这些形式的方面还被看作为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科学，而在实质上，却成了自然科学的殖民地。结果，人文科学失去了对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提供科学保障的资格，而且，人文学者也受到社会的轻视、蔑视。 同时，自然科学在实现了对人文科学的征服之后，它自己也由科学而演化为宗主了，至少，在科学家或科学家的社会代言机构那里，是以宗主自居的。我们看到，在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没有让个人的道德取得丝毫进步，没有让人的共同生活变得更加和谐，反而陷入了风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应归于科学发展的这种畸形化的。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然科学的征服工具而迫使人文科学成为自然科学的殖民地，却又是根源于启蒙思想的科学追求的，特别是启蒙思想家们所发现的理性，在自我成长和分化的过程中走向了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神往，并模仿着自然科学的样子去研究社会，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正是因为社会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感染了人文科学，使人文科学渴望着转型，并完全失去了思想建构的功能。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科学以往的辉煌正在失去光彩，已经无法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去实现对社会的科学把握，社会科学家们殚精竭虑的研究工作不仅不能有效资助于实践，反而经常性地对实践形成误导。其实，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科学面临着重建的任务，因而，需要对社会科学自身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努力去发现社会科学的重建之路。 即使在对社会科学的外在特征进行观察时，我们也会发现，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都是站在静止的某个点上去观察世界和阐释理论的，基本上是牛顿原理的应用，至于相对论原理，一直未得采纳。当然，牛顿的机械原理应用于天文学上是成功的，而在用于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时候，却经常性地受到质疑。尽管在整个社会科学的成长过程中，对照搬牛顿机械原理的做法一直存在着质疑的声音，但社会科学的这种不幸还是发生了，并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在自然科学的领域，相对论、量子力学早在20世纪初就宣布了一个与牛顿力学不同的范式出现了，而社会科学直到今天还沿用了牛顿的机械原理。社会科学的这一状况在实践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把人类引入了风险社会。更为可悲的是，在危机事件频发的条件下，应对危机事件的措施依然是在牛顿的机械原理中寻求出路。这是一种贪求简便的懒汉做法，因为，在某个静止的点上观察世界，尽管也能够看到世界的运动以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那依然是可以进行分类的，是可以进行分析和抽象的。然而，当世界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当世界进入高速运动中，上述观察和把握世界的方法不再有效。可是，由于人们的观念已经凝固，由于思维惯性使然，也总是试图把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纳入既有的解释框架中，以至于所形成的认识成果肯定会丧失真值意义，应用于实践时，必然会形成对行动的误导，产生了与目的理性相悖的后果。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谓之为科学的理论和观点阐释并未暴露出其缺陷，反而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而在我们的一只脚踏上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代的门槛时，立马就发现理论的解释功能丧失了，更不用说能够对行动作出合理的指导。 在社会科学对精确性的追求中走向了数字化的方向。20世纪后期以来，“数字化”的术语得到了广泛流行，人们用这个概念描述我们的社会所发生的新的变动。表面看来，现实生活的确有着数字化的特征，但是，我们却认为，使用“数字化”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甚至会对人的观念以及认识形成误导。这是因为“数字”一词包含抽象的内涵，是在抽象掉了事物的质的方面的内容后而获得的对事物形式方面的把握。“数字化”的概念所依据的是不同事物之间可以通约的那个方面，是事物中的一般，或者说，是抹去了事物特殊性之后而看到的普遍性。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这是人的思维方式和认识逻辑中所拥有的基本程式，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把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理解为“数字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数字化”一词的应用包含着把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强行拉入到工业社会的思维和解释框架中去的思想倾向。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是对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各种历史性事件所作出的严重误读。就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呈现出的各种迹象来看，拒绝抽象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对一般性、普遍性的追求正在失去合理性。“数字化”的概念所包含的抽象内涵是与这一基本趋势相背离的，而且势必会在渗入到人的思维方式中后而对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作出错误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并在作用于实践时促使后工业化运动偏离方向，至少是会为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顺利开展平添多种障碍。其实，所谓“数字化”，仅仅是符号化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我们也只能在符号化的意义上去把握那些被称作为“数字化”的现象，唯有如此，才是合理的和正确的。 在评价人文科学的数字化问题时，福柯指出，“人们设法根据数学来定义这个实证性；或者人们设法让这个实证性尽可能接近数学，通过清点人的科学中可以数学化的一切东西，并假定不易于接受一种类似形式化的一切尚未接受其科学实证性；或者相反，人们设法细心地把可数学化的领域与另一个不可还原为可数学化的领域区分开来，这是因为这另一个领域是阐释之地，因为我们在其中特别应用了领悟的方法，因为这另一个领域紧缩在知识的临床极点周围。”(12)事实上，这个所谓“另一个领域”是不被科学所接纳的，而且，在现代科学语境中，是极少有人愿意去触碰这个领域的。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由于科学话语征服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以至于他们更愿意使用数学工具和满足于形式化方面的探讨。对此，福柯尖刻地指出，数学化并不构成人文科学的基本特征，而且它是与其他科学所共有的，“在人的科学的历史的先天性中，并没有揭示出数学的一种新形式或数学在人的领域中的突然前行，而是显示出了智力训练的一种退隐，智力训练自己的统一的领域的分离，并且表明相关于最小的可能的差异线性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出现与人文科学的建构(即使这只是以一种筹划的形式)都是一种‘非数学化’的相关物。”(13) 人文科学的数学(字)化所造就的是“傻瓜”型的研究，大量生产出来的成果在增强了对人的形式化的理解时却使人的实质性的方面流失了，因之影响而作出的社会建构，导致了价值失落，使公平、正义等都变成了与人的实质性要求无关的设定。这就是福柯所指出的，“设想人文科学在人们想把概率演算应用于政治舆论的现象并使用对数去度量日益增强的感觉强度的时候，已确定了自己最彻底的筹划并开创了自己实证的历史，这就对基本的事件起了表面的副作用。”(14)其实，更为深远的消极影响要远远大于那种迅即呈现出来的“表面的副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人的总体上的生存环境的恶化、贫富差异的扩大化、怨恨和仇视等的强化，都至少可以说是这种实证研究的间接后果。 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在自然科学被认为是唯一的科学的背景下，胡塞尔突出强调日常实践的偶然性语境，这就是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针对理性化的测量、因果假定、数学以及其中实际的技术化倾向，胡塞尔坚持认为，生活世界是现实领域，能够发挥原始作用。从生活世界的角度出发，胡塞尔对自然科学客观主义遗忘自我的理想化进行了深入的批判。”(15)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存在是一个基本观念，科学没有理由将这个世界排除在自己的视线之外，从而将其拱手让与宗教。然而，近代科学范式一旦被用于理解日常生活世界时，立马就遇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甚至遇到了某种解释危机的问题，这就是日常生活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科学视野之外的原因。其实，胡塞尔只是对启蒙思想作出了再解读，可以认为，在近代社会早期，“启蒙概念是一个纽带，把科学的进步观念与认为科学也致力于道德完善的信念联系在一起。启蒙要求人们在与教会、国家等传统暴力机器的斗争过程中，拿出自己的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也就是运用自己的自主性和成熟性。”(16)所以，近代早期表现为一个富于批判精神、朝气十足的社会，然而，随着科学精神被人的知性所夸大，随着社会按照科学精神去建构而满足了人们的合理性追求，随着“道德实践的成见实际上已经被科学的批判力量动摇了”，科学与道德相联系的信念被抛弃了，在实践上，也表现为科学抛弃了道德、排斥了道德。至此，这场启蒙运动开始步入歧途，由这场启蒙运动所开辟的社会也走上了片面发展的歧途。 所以，现代科学无论是在自然的还是人文的、无机的还是有机的、生物的还是社会的领域中，都现实地显现出了形式化，福柯以其知识考古而作出的解释是：“在这一能或不能对经验加以形式化作交错或同时的双重确证中，也许我们将发现这一深刻事件的走向：在18世纪末，这个事件使综合的可能性脱离了表象空间。正是这一事件把形式化或数字化置于所有近代科学设想的核心处；正是这一事件同样说明了为什么经验之过早的数学化或素朴的形式化类似‘前批判’的独断论并回到了观念学的陈词滥调。”(17)当然，康德的批判哲学并不是平地长出的参天大树，前批判时期的科学探索为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是，福柯显然是把批判哲学作为近代科学史上的分水岭来看的。在批判哲学出现前，科学由于尚未从相似性思维的母体中分娩而出，因而存在着被现代科学贬为独断论的因素，甚至这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批判哲学产生之后，于分立并行的两大科学体系中都可以看到严谨而清楚明白的逻辑证明，无论是逻辑保持了自己的本色还是表现为数目字，都获得了形式合理性。所以，不是独断论的。 在分析性思维的语境中，“独断论”显然是一个贬义词，然而，如果我们走出分析论的语境，如果我们拥有了相似性思维，当断则断难道不是行动者的优秀品质？总是作出正确判断并当机立断难道不是反映了行动者的非凡能力？不难理解，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敢于决断恰恰包含着责任担当的勇气，所反映的也是不愿错过任何一次行动机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说这是“独断”的话，那恰恰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品质，也是思维品质。我们相信，科学的发展不会终止于后工业化运动中，在后工业社会中，随着相似性思维替代了分析性思维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后，所谓独断论的问题也就会消失，因为并不存在可以作为批判和攻击目标的所谓“独断论”。 鉴于社会科学已经完全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仅仅是反映在自然科学之镜中的一种镜像，阿明希望不要再去使用“社会科学”的概念了。在阿明看来，如果说“科学”是指关于自然研究的理论，那么，对于社会研究而言，最好不要使用“科学”一词。因为“科学”理性地对待研究和准备作用的对象，倘若关于社会的研究也像关于自然的研究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害的，它将使社会管理沦落到牲畜照管的水平上，从而毁掉人类的自由。人类/社会的解放与对自然的控制这双重目标(两者被理解为相对而存在的)必然意味着，要拒绝自我标榜理性管理的虚假声明，即使这些主张得到了社会科学的支持——这些科学被大肆渲染为科学的、客观的，因而也是有效的。”(18)我们不同意对“科学”作出如此狭义的理解，关于社会以及人的研究也应该属于科学，只不过它是一种从属于人的解放的科学，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把人纳入到控制铁律之中。具体说来，社会科学在面对许多问题时是可以运用理性的分析方法的，但不应仅仅从属于分析性思维。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相似性思维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甚至需要让分析性思维从属于相似性思维，成为相似性思维去驾驭那些稳定的、复杂性程度较低的和秩序特征明显的研究对象时的补充性因素和辅助手段。 注释： ①[德]威廉·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赵稀方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7页。 ②[美]保罗·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③[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④[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⑥⑦⑧⑩(12)(13)(14)(17)[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50、449、452、364、455、456、457、321-322页。 ⑨[英]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源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1)(16)[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5页。 (15)[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18)[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页。标签：科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思维品质论文; 思维障碍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福柯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