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文论的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轨迹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中国在走入最后二十年的时候，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大变革，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充满探索和创造性活力的历史新纪元。社会的转型、观念的更新与思维空间的开放，从政治、经济领域一直波及到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本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文艺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的巨变中走过她的极其不平凡的历程的。
70年代末，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精神潮流之一——新启蒙主义，出现于中国的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进程当中。这是一股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目标相统一的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艺、学术等各个方面的文化思潮。它以现代理性精神为主体，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相契合，共同为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未来作出承诺。在这场以思想解放为鲜明标志的全民性的新启蒙运动中，中国新时期的文艺与文论，同其他文化部门一起，担当着实现现代性文化目标，推动整个中国社会摆脱“文革”中所推行的专制主义文化结构禁锢的宏大使命。一些敏感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一开始就对文艺的“阶级斗争工具论”提出质疑，强烈要求摆脱以往文艺对政治的依附关系，为文艺的本体位置的回归及文艺的主体自由的获得寻找理论的依据。1979年12月初，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宣布：“我们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来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观念。新启蒙文学和文论话语与国家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实施现代化改革的文化先声之一。
随着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日益加紧酝酿，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也纷纷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活力。具体地说到文艺领域，一方面出现了文学观念的解放及文学共同体自由选择和重组的活跃状态；另一方面，以主体意识的强化为标志的人本主义倾向日益构成新时期文艺与文论发展的主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大体说来，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的新时期文学和文论，主要是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一轴心，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然而，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酝酿，新启蒙主义所面临的文化语境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即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育、自由竞争的氛围，使得个人性境遇和个体化利益问题日益突现出来，逐渐构成新启蒙知识分子文化思考的新的出发点。
人本主义、主体意识及个体精神的不断深化，共同促成了文艺学领域中文学主体性理论体系的生长，并且加速了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的沉沦。人们在抛弃了束缚文艺的政治工具论之后，又对那种眼睛只盯着客体、仅仅以客观存在为本位的“唯认识论”文艺学提出了质疑。论者提出，文学不再仅仅是客观的现实关系的直接呈示。文艺不仅应当去除其社会政治内容的超负荷承载，寻找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而且应当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接受的主体精神世界，从那里发掘人类文艺活动的本质意味和心灵奥秘。这正是80年代文论走上自我更新之路的重要标志。
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现代性新启蒙的重要理论资源和话语参照。从自然科学的“老三论”、“新三论”到现代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接受美学等等，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国门打开之初，便急切地翘首西盼。现代西方的哲学观念、科学方法及文论成果随之源源不断地涌流而至，它们对于中国传统文论观念和方法的冲击是强烈和全方位的，它们启发着中国理论家争相提出新的范式设计和理论假说，催促着传统认识论的文艺旧范式受到怀疑甚至迅速失效。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大量涌进使人们看到了文艺本质的多极多元性，从而发现了文艺性质和特点探讨的方式和途径的多重多样性。于是传统认识论的核心范畴和趋于僵化的模式逐步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文艺观念和方法相互交会碰撞的热烈、新异而又壮观的景象，是多种理论话语并陈的纷繁状态和局面。当然，新观念与新方法的输入以“热潮”的大轰大嗡的方式，暴露了新时期之初中国文论的急功近利和非学术的浮躁，以及中国文论家对于新知识的焦渴和由此带来的矫往过正的极端色彩。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它标志着一元独尊的文论格局的结束和多元共生的文论新时期的到来。
80年代后期以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逐步酝酿成熟并成呼之欲出之势。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在市场经济的隐形运作和发展中逐步形成。在此，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大众消费型文化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的并陈状态开始取代八十年代中、前期那种一体化的文化结构。市场的效益原则驱使整个文化趋向世俗，成为一种贬低或放弃人的精神向度而以物质盈利和消费为目的的消遣文化、商业文化。这种大众通俗文化无情地解构着一元文化时期的意识形态中心，冲毁着启蒙知识分子承诺下来的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想。
文化语境的迅速变迁，使得启蒙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失去了现实对应性，面对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某些方面的暂时无序和所谓“道德滑坡”，启蒙主义所能够做的就只有以“人文精神的失落”为由去进行一种道德批判。在某些新启蒙知识分子看来，他们原有的信念正在市场经济所导致的所谓“人文精神失落”和信仰危机面前遭受着质疑甚至破灭，那个曾经使它尽显生命活力的言说对象——人的主体精神反而在现代化目标的追求中倍受压抑、黯然失色。这一切又都是那些启蒙知识分子所始料未及的。经济改革的进程将作为它的启动者和拓荒人的新启蒙知识分子抛至边缘的尴尬境地。市场化的形成既标志着新启蒙现代化追求的历史性胜利，同时又宣告了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历史性衰落。
随着新启蒙话语的失效，中国文艺及文艺学也被抛离社会文化的中心。但是，这种身处边缘的失落却为中国文艺学提供了变异的契机。于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在某些启蒙文论家告别启蒙职责之后得到深化，从而导致日益专业化的文艺本体论研究的风行。从文学的文体学研究到文学的形式本体论乃至语言本体论，文艺学研究愈来愈深入文艺自身独特规律的探讨，愈来愈将文艺与外部世界相隔离，文艺学在此也日益陷入一种自足狭窄的封闭体系。
中国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是作为对“新启蒙主义”的反叛，作为对市场经济下商业化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的文化境遇的应对形式而出场的。它以人的理想的崩溃以及终极意义的拆除为特征，以彻底反叛传统的姿态和失重、逃匿的文化“无主题”倾向，构成了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相似的思潮表征。历史的巧合，使得中国80年代后期以至于90年代初出现的所谓“后现代”文论现象，与西方后工业社会所产生的人们精神家园的丧失和价值理想的崩溃等现象，表现出表面上的相似或重合的样态，从而也使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得以直接借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作为批判“新启蒙主义”的武器，并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对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市场文化的合法性作出论证。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支撑的解构主义文论，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某些中国文论家的一种话语选择。解构主义文论在精神上接纳了西方后现代文化氛围中的解构话语对于形而上中心主义的颠覆，以及对世界的终极意义和“深度模式”的拆除，而对所有的传统的文论法则进行冲击。它否弃体系，消解主体，削平深度，宣告“元叙事”“元话语”的失效。中国90年代的解构文论家在中国当代后新潮小说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对应物。他们从中发现着一场场不断解构着深度模式和终极信仰的“无底的游戏”，并由此阐发出世界的统一性的破碎，体验到作为主体的人的放逐和意义的失落。他们试图通过对传统的反叛和意义的消解去彻底解构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同时，他们却又不时流露出对自己的文化病症的关注和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身的意识形态性质。
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中国八十年代后期以至90年代初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主义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这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拥有了生成的可能。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又预示着一个新的统治型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相互渗透、彼此整台，重新统一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呈现着民族文化本位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市场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建构当中。
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开展，中国社会依照现代化秩序加速了进入全球化世界体系的步伐。作为一种自我制衡，中国急需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轴心去整合全民的精神信念，以防止象80年代“西学热”中的那种“他者化”现象再度出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将一种极具社会内聚力的民族文化本位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到了新的价值体系构造的中心地位。然而中国市场经济的特殊道路又不可能超越于整个世界的现代化体系运行之外，全世界日趋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带来的全方位影响已无可逃避，而中国市场文化的特殊性所提示出的又恰恰是全球化过程的意义多元性。一方面身不由己地陷入“现代化”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又在此“陷入”过程中表现出民族本位的剧烈反弹。这种文化姿态的双重性和复杂性，构成了本世纪末中国学术生产的基本背景。而这一历史所给定的文化语境，提示并限制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和话语方式。他们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张力之中：一方面他们反省现代性，强调回归民族本位，退回书斋去接续现代以来断裂了的学术传统，从而表达出他们对民族本位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全球化的文化氛围当中为理解中国文化提供着多元异质的意义参照和批判性维度，从而展示出他们力图超越狭隘民族本位立场的全球性及形而上视野。这就构成了90年代以后中国文艺学的多元视角和综合态势。
中国90年代的文论走向，还取决于在中国市场文化的整合作用之下，知识分子自觉寻找新的角色定位的努力。市场化转型带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曾使知识分子文化的内在创生力受到压抑和挫伤。无论是告别新启蒙职责而陶醉于文艺本体的自律性探讨，还是采取解构策略、在远离意义中心的地方去寻求自我精神的超度，都表现为一种无奈的逃避的姿态。它所提示出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精神离散状态和知识分子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的缺席。然而，当民族的精神信念的重新整合、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中心的重新建立在90年代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上显示出它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的时候，知识分子又力图告别那种无奈的逃避姿态：一方面他们重新走进传统，去寻找理解现时代的历史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和多元阐释的整体观照视野，去审视和检点当代及自身文化实践的立足点。这是两种不同的重新介入现实、介入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前者是以退回书斋的方式，从一种历史的失意者转变为历史的自觉者，为90年代意识形态的重新整合提供深厚的文化基础；后者则直接表达出重返意识形态中心的努力，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对时代转型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价值规范实施文化批判，从而使他们的思考获得宏观整合的文化哲学意味和现实超越性。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对现时的文化语境、经验前提的清理和质疑，以及在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发掘和检点当中，又一次参与了新的价值中心的构筑以及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重建。
20世纪末，中国社会朝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社会主义改革”，带来了市场逻辑下文化多元的民主局面。市场活动以自由竞争和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为前提，自发地助长着个人自主性的发展；国家的市场化选择实际上也加速了一个多元对话的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形成；同时国家对于全球化经济运行的直接参与已将一个世界文化大融合、大对话的局面推到了当代中国人面前。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的文化批判以及对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介入，由此获得了多种话语参照。在此期间，亚洲“四小龙”崛起所引发的关于“儒家资本主义”的讨论，对于某些人来说似乎开启了建构新文化的新思路。它促使传统的文化思潮的复兴，并且由此带来了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潮。在新时期某些人文知积分子那里，这条通过研究传统文化和复兴传统文化来构建新文化的的思路，似乎显示出愈来愈明显的价值，并且日益成为他们经世致用、解决中国市场经济下文化新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在一定时期内，主张通过今古对话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在汲取中国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孕育出体现着本民族言说方式的文论话语体系，成为当代许多文论家所普遍关注的话题。但是，应该看到，在今日世界仅仅通过弘扬本民族传统而撇开他民族影响，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其实，那种“回归传统”的举措，无意中呼应的恰恰是当代西方的某种话语潮流——即强调民族差异性和文化多元性、重视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的西方学界热门话题，就是说这种举措本身并没有同西方、同世界的思潮毫无干系或断绝联系。假如考察一下新时期的学术活动，人们会看到“国际学术交流场”已经或正在形成，在自然科学国际化的同时，人文科学也在中国文论家打入国际学界的努力中开始了它的国际化过程。众所周知，近代以来西方学术话语就一直对中国文论产生着影响；而与此同时中国文论也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向西方渗透。经过新时期西学热的强化，更加显示出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不解之缘，西方的话语早已渗透到了当代中国文论家的精神血脉当中。因此，立足当代并试图接通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自然也无法拒绝西方学术思想的理论维度。如果说，80年代中国文论话语是在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的牵制下得以展开的话；那么，90年代的中国文论的重建，则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各种异质话语的平等对话当中获得其理论生成的多样可能性，中国文论家是在各种文化精神所构成的复杂和多向联系中形成其多元阐释的整体观照视野的。
理论视野的多元综合也使90年代中国文论产生了一种整体、宏观、系统的文化哲学倾向。文论的多角度和开放性不仅表现在文论精神的多元参照，而且表现为各类人文科学方法和视野的多元综合。在这里，文论家超越了文学本体论之封闭性，以文化的整体性以及功能的整合性，将文论研究纳入到有关人的文化哲学的思考当中，并以此去关注其语言哲学、历史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及形而上学诸方面的文化意义，从中获得一种全方位把握文学现象的具有哲学涵概力的整体观、系统观。而这种综合性文论观又必然带来中国文论的新的理性精神和超越性文化批判，并由此实现中国文论对于自己现时的历史语境、经验前提的审视和质疑。这就不仅避免了文论研究的单一封闭，使其视野得以扩展，而且体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指向性，即在自己既成的文化立足点的质疑当中，挑战现有的文论规范和原则，从而导致新的文化视野和原则规范的重建。
总之，新时期的中国文论，是处在旧的文论范式将破未破（或者说在破的过程之中）、新的文论范式将立未立（或者说在立的过程之中）的新旧交替状态。其间，暂时的文论失范或无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一元文化时期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宏大叙事，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转型期的方法论多维度引入及文论话语的多元并陈，以至市场经济及全球化过程出现后新的意识形态整合趋向中文论话语的多元对话与意义重建态势的形成，中国新时期文论经历了一个由挣脱政治话语的束缚、进而告别其意识形态功能走向理论之本位常态、而最后又在新的多元综合的时代重建其意识形态意义的过程。
正是这种多元综合的理论态势，为人们呈示出下一世纪文艺学研究新的范式体系生成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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