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试论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特色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06)01-0005-05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既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又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密切相关。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并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这样的文化特色有许多方面，但笔者集中谈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发展哲学，它的第一个传统文化特色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发展变化”思想。
强调发展变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点。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1]《论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是表达这一思想。系统发挥《易经》辩证法思想的《系辞》，从观察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山河大地变化着，古今上下变化着，人们的思想变化着，礼义刑法变化着，没有不变化的东西。而事物变化永不停止，总是不断新生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
宋代哲学家也认为变化是根本事实，宇宙是生生不息的历程。程颢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是也，天只是以生为道。”[2]29生生是宇宙最根本的原理。程颐也说：“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变甚渐。”[2]411“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2]148
宋代以后的哲学家中，以王夫之最善言变。王夫之认为，事物在形式上虽然不变，内容却时时刻刻变化创新；形式上今日之物同于昨日之物，内容上却不是昨日之物了。“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风同气，雷同声，月同魄，日同明，一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视、听同喻，触、觉同知耳，皆以其德之不易者类聚而化相符也。”[3]
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变化这一特点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和红军内部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写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批评了不根据事物变化和实际情况唯“书本”、唯“上级”的形式主义和本本主义态度，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实事求是。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路线由此逐渐形成。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要性：“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6]邓小平同志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国际局势看，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从国内看，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关键时期，面临许多新的矛盾。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既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一脉相承性，又反映了结合实践发展的鲜明时代特征。什么是“与时俱进”？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作了精辟概括：“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因此，“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的发展观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强调创新。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中国社会的强盛，还是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富裕，都离不开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7]243第二，强调协调。在社会发展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一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7]279。第三，强调“以人为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两个文明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现阶段就是要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培养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新能力，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合理本质，包含着丰富的发展意蕴，既体现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又反映了当代中国强烈的发展要求。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第二个传统文化特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是重要特色之一。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从各自立场出发，用不同方式表述了这一思想。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强调君如果能够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那么治天下就像在手心运转那样容易；君对民的要求不能忽视，因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以“性恶论”为基础的荀子认为，为政在于得民心，统治者得到人民拼死效力，国家就可以富强，因为君和民的关系是舟和水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唐朝魏征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的这一思想。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得到完善。近代，受西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民本思想有了新内容，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就是突出代表。什么是民生？“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8]756民生就是人民求生存的问题，求生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8]775。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抽象的求生存的民生问题，而是人民群众进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孙中山把人民的生存提到重要地位，在当时的民主革命中有进步意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当然，真正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人是毛泽东。毛泽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行思想资料进行了融合、加工制作和升华。毛泽东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党的领导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邓小平同志早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根据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形势，指出了群众路线的意义：一方面，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每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在《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之一是：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三个有利于”标准继承、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理论，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也有利于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
江泽民同志从党的建设的高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特色和党的群众路线，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7]646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先进和纯洁，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活力，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10]72“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7]646因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7]638。
“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脚点，也是其实现的主体价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为民”特色主要有：第一，将群众路线与西方某些管理学思想明确区分开来。“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有些同志不懂得或不熟悉群众路线的原理和方法；也有些人热衷于照搬西方的某些管理学，贬低、否定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科学方法，把一些干部的思想搞乱了，工作作风弄浮了。”[7]636-637只有认真改造世界观，结合我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下一番长期工夫去锻炼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才能总结新经验，丰富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第二，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一方面，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扎根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并不断从群众中总结新鲜经验，我们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10]156。第三，基础和手段相统一。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质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是人民群众参加的、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业，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10]160-161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三个传统文化特色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思想。
《周易·象辞》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语。孟子也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自强不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等，突出表现了主观能动精神。
当然，继承“自强不息”的传统文化精神，发展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毛泽东的贡献分不开。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掘和吸收，是其“独立自主”思想的重要源头。毛泽东青年时就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主义精神’；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来改造这个旧世界”[11]。“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12]1930年5月，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的论断，初次明确表述了独立自主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13]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指出要以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为鉴戒，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向外国学习，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958年毛泽东在李富春一个报告上写下这样的批语：“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4]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为我们党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进一步显现光辉。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8]191“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8]3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必须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今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就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由中国人自己决定来办，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邓小平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373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对独立自主的认识更加深刻，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又有新发展。
江泽民同志指出：“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各种文明和各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各国的发展必然要靠遵循各自的历史轨迹。”[7]526因此，各国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江泽民指出，这种学习，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增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能力，决不允许把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管理经验，变成崇拜资本主义国家，进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江泽民同志还特别强调和平国际环境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但我们也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7]529。江泽民同志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内涵，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这种一脉相承就是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并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体现。
收稿日期：2006-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