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剧艺社创立始末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始末论文,中华论文,剧艺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673-8268.2015.03.023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3-0119-07 中华剧艺社(以下简称“中艺”)是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一个著名剧团，曾先后活动于重庆、成都、武汉和上海等地[1]。以它为首的演剧活动促进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话剧运动的蓬勃发展，并推动了抗战时期话剧“黄金时代”的到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话剧史上曾经铸就过辉煌业绩的著名剧团，有关它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甚至连一些基本事实都没弄清。“中艺”从成立到解散，活动时间长达6年。但是，它创于何时，散于何日，却史无定论。为了揭开这个历史谜案，话剧史家石曼曾遍览当时的报纸杂志，又多年奔波游走于剧社亲历者中间，但最终仍然难得其详。 为了研究的深入，笔者将依据当时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并结合当事人的回忆及后人的记载，重新穿梭于那个硝烟弥漫的年月和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尽可能以翔实的史料还原那段历史，并从零星记载中考证出剧社起迄的准确时间。进而，对这一在历史上有着光荣战斗传统和不朽业绩的话剧社团给予客观评价与应有定位。 一、“中艺”创立与解散概说 关于“中艺”的成立时间，几十年来，一直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1941年四五月间：陈虹《陈白尘年谱》和袁云《中华剧艺社在成都》等文即持此种观点；二是1941年6月11日：芭绿《中华剧艺社在南岸崛起》一文持此观点①；三是1941年10月9日，应云卫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外宣布中华剧艺社成立。应大白、晓白和孙晓芬等人即持此种观点；四是1941年10月11日，以《大地回春》在重庆公演作为剧社成立的标志。这种观点被广大戏剧史家所接受，并且成为一种通识②。张逸生和金淑之等人的回忆文章也主此说。 当然，还有一些人很笼统地把剧社成立的时间定在夏季或秋季，且这种认识在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即曾出现③，这样也就分别涵盖了前两种与后两种观点。 笔者认为，把剧社成立时间定在10月是不妥的。其一，在这之前剧社已经历时数月做了筹备工作，而且也曾进行过小型演出。其二，从当时的报纸来看，在10月份之前，就已有多家报纸提及“中华剧艺社”这个团体。从笔者所掌握的历史文献来看，“中华剧艺社”这一名称最早见诸报端是1941年9月25日，当天重庆《新华日报》刊载消息称：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为扩大纪念第四届戏剧节(即双十节)……自十一日至十五日，各剧院公演各种戏剧话剧，有中万剧团之《秋子》，中央青年剧社之《北京人》，中华剧艺社之《大地回春》。”[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此之前的报纸上，目前还没有见到“中华剧艺社”这一名称及其活动的记载④。但是，有一篇文章倒是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林实的《一年来重庆话剧的种种》。在该文中，作者曾提到“黄桷垭剧艺社小公演”。不知林实所说的“黄桷垭剧艺社”是否就是新成立的“中艺”。查相关社团辞典及当地文史资料未见有关这一剧团的记载。黄桷垭在当时只是重庆南岸的一个小镇，有限的史料中所提到的黄桷垭，曾经有过许多次话剧演出，但主要是重庆的怒吼剧社和一些演剧队常来此演剧，以“剧艺社”为名且曾在黄桷垭活动过，除“中艺”外未曾有闻其他剧社。林实在文中说：“由于大公演的热闹，似乎使人们忘记了独幕剧的演出也有必要。这一年来，在重庆只有土桥某剧团演过一些短剧，此外便是中国万岁剧团的星期公演，和黄桷垭剧艺社的小公演了。”[3]林实所说的“黄桷垭剧艺社”是否就是“中艺”，目前还不能断言。但是，当事人卢业高的一篇回忆文章确曾提到“中艺”在搬入重庆之前曾经在南岸的黄桷垭镇做过小型演出⑤。据卢业高回忆，在《大地回春》之前，“为了进行舞台实践，也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剧社曾经赶排过三个小戏：《三江好》、《未婚夫妻》和《渡黄河》。三个小戏连演三天，地点就在黄桷垭村镇上。“这是‘中艺’建团后的第一次演出”[4]，而上述三个小戏都是独幕剧。另据1946年发表在上海《联合晚报》“艺文风”副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华剧艺社’成立在二十九年夏天，那时的重庆正受着轰炸的威胁，社址设在重庆对江的山头上，在该地演出几个小戏。”[5]该文题为《专访：应云卫和中华剧艺社》。既然是专访，而且对象是“中艺”社长应云卫，其中所讲，在建社之初曾经演出过几个小戏的说法当为可靠。 在“中艺”草创期，经济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靠小型演出筹募经费，一是通过阳翰笙所在的文工委拨给活动经费。《天长地久》的演出正是要为剧社筹措开办费用而进行的，其时是1941年4月上旬和中旬。吴茵回忆说：“建社之初抢排了话剧《天长地久》、《茶花女》，由白杨与项堃合演，盛况空前。老孟以此剧的盈余收入，在山区农村租借了两间民房，将剧团迁去暂住。”⑥实际上，这笔演出收入在用来租借民房及置备家当之后已经没有多少剩余，而文工委拨给的三千元开办费到六七月份才被批准下来[6]。在文工委的经费到账之前的两个月间，剧团几十口人的生活费用只有靠自己筹措。俞晨说，应云卫“以五百元资本开始创办‘中华剧艺社’”[5]，当是实情。对于民营剧团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演戏。陈白尘说，他的《大地回春》写成之后因为演员不齐一直没有排演。虽然演员不齐，剧团暂时不具备排演大戏的能力，但小戏还是可以排演的。 “中艺”在草创阶段，其所用社名原本是“五十年代剧社”⑦，据1944年7月4日《华西晚报》载：中华剧艺社是“经社会部立案取得正式合法的团体资格”的。“中艺”在社会部立案的条文目前尚未见到，但极有可能的是，在社会部立案时才正式把剧社名字定为“中华剧艺社”的，而原来的“五十年代剧社”只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暂时使用的名字而已。陈白尘说：“此时大批进步戏剧电影工作者尚留渝未去，遂在党的领导下于五月组织以应云卫、陈白尘、陈鲤庭等为骨干的民间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简称‘中艺’)。”[7] 据张逸生和陈白尘回忆，“中艺”是在9月份才由重庆南岸苦竹林搬往市区的。另据卢业高回忆，当剧社要离开苦竹林时，每个人都觉得依依不舍，因为“苦竹林的四个月生活虽然苦，但实在值得人留恋和怀念”[4]。由此推知，“中艺”确实在五月份就已经筹备成立了，只是在草创期而已，当时剧社成员数量也就是二三十人。另据1941年10月2日重庆《新民报日刊》和10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宣传已久之‘中华剧艺社’”，“成立以来即疏散在乡作研究准备工作”。这是在《大地回春》演出之前的报道。很明显，媒体也是把剧社在乡间草创阶段作为剧社成立时间的。 根据上述史料分析，把剧社成立时间定在1941年5月份还是比较可靠的。当时的班底也就是二三十人。从组织结构来看，有理事会、艺委会、宣传科、剧务科等。理事有6人，分别由陈鲤庭、陈白尘、辛汉文、刘郁民、贺孟斧和孟君谋担任。应云卫任理事长，对外称社长。陈白尘任秘书长，负责对内和编剧。贺孟斧、陈鲤庭和应云卫任导演，辛汉文管艺委会，孟君谋管总务，赵慧琛负责宣传，刘郁民负责剧务。其他演职人员有程梦莲、方菁、吴茵、丁然、苏绘、李纬、张立德、耿震、沈扬、李恩杰、刘厚生等。从1941年5月份在重庆南岸成立，到9月份搬入重庆市区，“中艺”终于开启了它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披荆斩棘的演剧活动。 如同“中艺”的成立没有具体时间记载一样，“中艺”的解散同样没有具体时间记载。据当时上海报纸所载：“中艺”回到上海以后，成员只剩下32人，他们无事可做，闲居虹口，经济情形日益严重，连一碗茶都喝不上，每天的伙食钱还是从应云卫家里领取的。在如此艰难的情境下，“中艺”的存在可谓是岌岌可危。1947年4月5日，“中艺”和观众演出公司在“辣斐”剧院联合演出《棠棣之花》，这是“中艺”回沪之后的首场演出。该剧演至当月22日。随着演出公司其他成员的归来，这种联合演出活动也就中断了。至于“中艺”具体解散时间，目前尚无史料可以引证。但是，在这次演出之后，“中艺”还存在了一段时间。据1947年5月19日上海《时代日报》报道：当时，上海市十余家话剧团体计划在月底假座海光戏院举行联合晚会筹募话剧界事业基金演出，参加这次演出活动的单位中亦有“中艺”。另据是年6月8日上海《和平日报》报道：六月五日下午三时，熊佛西在海光剧院做报告时表示，上海市话剧团联谊会将组织包括“中艺”、“新中国”、“上艺”和“中万”等在内的沪上11个剧团轮流演出。这是目前所知媒体对“中艺”所做的最后一次报道。 从1941年5月份剧社成立算起，到1947年6月份，“中艺”存在了6年多的时间。在这6年中，“中艺”经历了中国话剧的浮沉起落。它为后世留下了令人艳羡不已的辉煌业绩。同时，它在风云变幻的年月由盛而衰的历史，也为我们留下了诸多思考与疑惑。我们需要从它的丰功伟绩中汲取进取的力量，同时，也需要从疑惑中拨开历史的迷雾，找出症结所在。 二、演出概况与历史功绩 “中艺”从成立到解散的6年多时间里，先后活跃在重庆、成都、武汉和上海四地，共演出80多次⑧，演出剧目30多部⑨。剧社先后所在地点的不同，其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1年5～9月。这是剧社从草创到为雾季大公演所做的准备阶段。此间主要工作就是招兵买马，筹措经费。演出规模不大，演出次数也不多。 第二阶段是1941年10月至1943年6月。这是“中艺”在重庆正式亮相并确立自己在抗战剧运中重要地位的阶段。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艺”先后引领了抗战时期陪都连续两次的雾季公演，独立演出剧目共计15部，演出轮次达22次⑩。在这个阶段，“中艺”有三大功绩值得注目：一是它带动了当时众多话剧团体联合起来并肩作战，使大后方的演剧活动得以持续开展，推动了大后方文化艺术的繁荣。二是以“中艺”为代表，战时的话剧工作者把中国话剧艺术的演出水平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话剧史上大批优秀剧目便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并靠演出确立其经典地位的，比如《天国春秋》《屈原》《法西斯细菌》《风雪夜归人》等。三是它在抗战期间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不但激发了民族热情，鼓舞了民族志气，而且给一切阻挠进步的顽固势力以有力打击。正如阳翰笙所言：“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的戏剧运动中，中华剧艺社起了核心和骨干作用，不仅在于它庆祝郭老五十寿辰和两个雾季演出中的成就，也在于参加‘中艺’演出活动的成员包括了‘中万’、‘中青’、‘中电’等剧团中进步的、优秀的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工作者”，“这支实力雄厚的队伍，左右了重庆戏剧运动的风气”，“在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戏剧领域我们占据了主动地位”[8]。 第三阶段是1943年6月到1945年12月。因为国民党方面对戏剧实行的苛刻政策，特别是对“中艺”的政治迫害，以及“中艺”自身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它很难再在重庆立足。于是，1943年6月间，由中共南方局出面，以“为《华西晚报》募集文化事业基金”为名，在重庆活动了近两年之久的“中艺”做出战略转移：开赴成都，另辟新的战场。 1943年6月11日，“中艺”剧团50余人，分乘两辆卡车，由重庆出发前往成都。6月18日，航委会政治部举行茶会，欢迎“中艺”和怒吼剧社全体社员。7月17日，“中艺”剧团赴蓉第一台戏《法西斯细菌》在成都国民大戏院隆重上演。以此为界，“中艺”正式揭开了它在成都及周边地区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演剧序幕。这个时期可以分作三个小段。 从1943年6月到1944年1月，这是“中艺”进入成都的前期。在这个阶段，“中艺”继续着他们在重庆时的战斗英姿，先后推出了四台经典剧目，分别是《法西斯细菌》《孔雀胆》《家》和《天国春秋》。这四个戏，不管是剧作本身的艺术成就，还是演出水平及演出效果和收益，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当时的成都剧坛，“外貌似颇繁荣，内里却凌乱无序”[9]，处于一片“荒凉”状态，“确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大剧团来刺激一下，或者它会慢慢的好起来，否则恐怕没有多大希望”[10]。而“中艺”的到来恰逢其时，正合其需。所以，这几个戏的成功演出，“对当时成都沉闷的剧坛，可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11]。也正是这时，“中艺”的经济状况才出现好转。除了这四个独立演出的大戏之外，“中艺”还与成都其他剧团联合演出了《胜利号》与《铸情》。此时的“中艺”，其最大功绩就是扭转了成都剧坛存在的不正之风，使演剧团体摆脱了散兵游勇的状态而走向联合与统一(11)。而“中艺”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无疑得到了当时成都人士的充分承认与一致好评。 从1944年1月到1944年8月，这是“中艺”转战川西南“跑码头”的时期。1944年1月22日，“中艺”剧团离开成都，25日到达内江，当夜即行演出。“中艺”在川西南大半年之久的巡回演出正式拉开序幕。在之后近8个月内，“中艺”先后到达了内江、自贡、乐山和泸州等地，演出20次左右。所演剧目主要是《孔雀胆》《天国春秋》《胜利号》《棠棣之花》和《大地回春》等看家老戏。所到各处，剧团都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而且，有的县城，“中艺”曾多次光顾。这次巡回演出，使“中艺”的影响力扩大到了更远的地区，也进一步向民众推广和普及了话剧，从而壮大了话剧的观众群体，在话剧宣传抗战与启发民众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1944年8月到1945年12月，这是“中艺”在成都活动的后期。1944年8月16日，“中艺”全体社员60余人返回成都，并于9月30日在成都青年会演出《棠棣之花》，向成都市民宣告剧团归来。此后，剧社在成都又坚持了为时一年有余的演出活动。这段时间，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工作景况，经济景况，人事流动，都变化无常”[12]的时期。此后一年多内，剧社共计演出17次，其中独立演出15次，合作演出2次，所涉剧目17部(12)。在这些由“中艺”独立演出的剧目中，除了《桃花扇》是新戏之外，其余都是老戏，要么是“中艺”曾演过的，要么是其他剧社曾演过的。从艺术成就来说，《桃花扇》取得了很大成功，是贺孟斧继《风雪夜归人》与《家》之后又一部堪为后世模范的精品之作。刚开始的短暂时间，是剧团规模发展壮大、经济状况运转良好的时期。因为巡回演出积蓄下一些钱，便在成都买下三益公戏院作为根据地准备长期演出。但是，“没有多久，就出现了不景气，不知道为什么观众渐渐少了，营业额下降了，慢慢出现了入不敷出的赤字，而且赤字在不断加大”。结果是，“应云卫为了应付旧债主结识新债主”[12]。最后，竟至因为拖了一屁股债，抗战胜利后要回重庆时欲走而不能。后来，虽然剧团以《雷雨》和《日出》等剧获得了很大收益，经济状况明显好转，还清了债务。但是，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中艺”的演出开始走下坡路，偏离了“中艺”以前的传统与精神，“‘中艺’的灵魂是被窒息在债务的重担下了”，“演出的目的不在演出本身，这是对于‘中艺’的光荣史迹的□□[玷污]”，结果是“此成彼败”[13]。 第四阶段是1946年1～8月。1945年8月15日，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但剧团何去何从却一时难定，最终考虑先回重庆再说。于是，在偿清成都债务之后，当年12月21日，“中艺”全体离开成都返重庆。28日，阔别重庆两年半之久的“中艺”终于归来。抗战虽已胜利，然局势尚未安定，前途亦难预料。此时的“中艺”打算重振旗鼓，大干一番。但是，时局的混乱和国民党方面的压制与迫害，使得“中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只能翻演老戏。唯一一部新戏还是与新成立的现代戏剧学会合作演出的，而且，演出期间波折甚多。这个时期，剧团先后演出7次，演出剧目6部，分别是《孔雀胆》《棠棣之花》《升官图》《雷雨》《北京人》和《结婚进行曲》。《升官图》是新戏，连续演出40场左右(13)。《升官图》的演出引起极大轰动，许多观众纷纷发表演出观感和评论。该剧以其高超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为“中艺”剧团的经典剧目，在中国话剧史上亦占据重要地位。但是，该剧之后演出的几个戏却如江河日下，很不景气，以致社长应云卫为此而烦闷病倒。此时，大后方的话剧运动渐趋低落，“中艺”也不幸成了低落中的一个受害者。 第五阶段是1946年9月至1946年12月。1946年8月23日，应云卫率领“中艺”最后一支复员队伍一行十余人，离开重庆，流落汉口，踏上了复员上海的旅途。剧社一边演出，一边筹措回沪经费。自当年9月份始，“中艺”在汉口先后演出3次，演出剧目分别是《升官图》《棠棣之花》和《天国春秋》。其中，《升官图》是与武汉行辕政治部政工大队联合演出的。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战后的武汉也进入了戏剧运动低潮期。“中艺”之于汉口，本来只是一个匆忙中的过客。但是，“中艺”在武汉三个月内所做的演出，却带动了武汉剧运的勃兴。当时汉口《武汉日报》报道说：“中华剧艺社理事长应云卫氏每日在文化会堂排戏忙，他给武汉剧运带来光热”[14]，“武汉剧运，日趋热闹”[15]，“中华剧艺社来汉之后，给戏剧运动不少鼓励”[16]。然而，一旦“中艺”离开汉口，武汉的剧运再次陷入低潮。还是汉口《武汉日报》，转而以颇为伤感的口吻报道：“自从‘中艺’在汉口褪羽而去，六队的《郑成功》收获极歉，几个职业、半职业剧团，有的停止活动，有的负债累累，大热闹的春节当中，竟没有话剧活动的信音了。”[17]当年，上海《文汇报》也曾报道：“汉口的戏剧活动在两个月以前原是很热闹的。几乎每日都有话剧好看，但自从中华剧艺社去了上海，青年剧社瓦解，骆驼剧社无声无息，便只有政治部的演剧四六两队了。”[18] 第六阶段是1947年1～6月。1946年12月22日，历经磨难，“中艺”复员队伍终于抵达上海，暂住虹口小学。从此，剧社成员开始了在上海半年之久的艰辛岁月。随着抗战结束，全国的话剧运动一时间全都转向低落，随之而起的是电影的回潮。而上海在电影之外，更有以越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与话剧争胜，话剧面临着严重的剧场荒，演出市场几近瘫痪状态。作为有着光辉战斗传统的“中艺”，此时30多名团员也只能困居虹口，以喝茶、打牌消磨时光，以每日从应云卫处拿来的五万元伙食费勉强度日。此时的“中艺”，几经人员的星聚云散和复员路上的颠沛流离，已经没有独立进行战斗的力量了。内部经济困顿、人心涣散，外部政治压迫、奸商刁难。“中艺”出路何在?这是令众人困惑和无以回答的难题。当应云卫提出转入“业余”或“半业余”的方案不能被通过时，为了避免解散，为了“苟延残喘”，剧团只能另寻它策。于是，几经努力，“中艺”与新成立不久的观众演出公司携手，于4月5日在辣斐戏院联袂演出《棠棣之花》。该剧演至22日，共计演出18场。这是目前所知，“中艺”在上海所做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演出，反响一般。5月23日，该剧重演，然因拆账问题，观众演出公司拒绝与“中艺”再度合作。至此，由于剧场荒日益严重，致使“中艺”更无力独立演出。当年6月5日，上海市话剧团联谊会在海光剧院开会，决定联合沪上各话剧团体举行夏季轮流演出，以挽回话剧颓败的命运，“中艺”剧团也有幸应邀参加。此事见于6月8日上海《和平日报》。这是目前所见史料中最后一次提到“中艺”。至于这种轮流演出，“中艺”是否确曾参加，目前尚不得知。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在抗战时期有着光荣传统的著名剧团，“中艺”的影响力日益式微，其名字亦渐被人忘却。最终，因其悄无声息的解散和淡出历史舞台，遂成为话剧史上的一个符号。 三、余论 “中艺”崛起于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在政治高压、经济艰难的困境中，剧社立足于职业化演剧的艺术追求，坚持不懈地战斗，为大后方观众奉献了一台又一台的好戏，为大后方的文化艺术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中艺”剧团为代表的众多剧团的涌现与联合作战，把中国话剧艺术的成就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迎来了话剧艺术的“黄金时代”，而它在艺术方面的积极探索更为后世积累了丰厚的财富。由它所培养出来的话剧舞台艺术工作者和干部队伍为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戏剧电影事业准备了大量人才，积蓄了力量，其历史功绩不可埋没。 注释： ①芭绿在文中写道：“6月11日，中华剧艺社在党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了。社址确定在南岸黄桷垭名叫苦竹林的一所简易的民房。从此，重庆在当时唯一的一家民营剧社就从南岸崛起了。”该文收录在《重庆南岸文史资料》第6辑。而且，作者在文章末尾提到，这篇文章是经过原中华剧艺社秘书长陈白尘先生审阅过的。(《重庆南岸文史资料》第6辑，重庆市南岸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第45、49页) ②对此，话剧史家石曼曾专门访问过剧社创办人之一陈白尘，陈白尘不同意此种观点。“陈认为应以‘中华剧艺社’人员1941年8月在重庆南岸苦竹坝开始集体生活时为该社成立时期。”(胡绍轩：《戏剧统计工程师石曼》，胡绍轩：《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③据1944年7月4日《华西晚报》载：“中华剧艺社在前年夏天，成立于陪都，经社会部立案取得正式合法的团体资格。”(《介绍中华剧艺社》，成都《华西晚报》，1944年7月4日第4版)另据高尔鸭《应云卫遗弃“中艺剧团”》：“它成立于廿九年秋，当时叫‘五十年代社’。”(《上海滩》，1946年第21期)钟芡之在《剧运中的一支劲军——对于“中艺”的片断印象》中也曾说道：“‘中艺’于二十九年秋季在重庆成立”，但钟氏又说：“盛夏期间，他们大伙儿住在重庆南岸黄桷垭，开始筹备‘中艺’成立，并准备演出。”(《武汉日报》，1946年10月7日第9版) ④另据1941年8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载：“据此间剧坛有关方面称：本年雾季将展开话剧热潮，留渝戏剧界应云卫、辛汉文、陈白尘诸氏主办之中国剧艺社，拟于雾季陆续于渝蓉两地先后上演陈白尘作之《大地回春》、老舍作之《面子问题》、石凌鹤作之《战斗中的女性》、阳翰笙作之《洪宣娇》等八大名剧，由应云卫、马彦祥、石凌鹤、张骏祥导演，刻正积极筹备排演，闻届十月雾季初即可先后上演。”(《话剧潮将在雾季后开始八名正剧排演中》，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8月4日第1版)报道中所说“中国剧艺社”即指中华剧艺社。但不知是编辑误将“中华剧艺社”错排作了“中国剧艺社”，抑或中华剧艺社曾经在短时间内使用过“中国剧艺社”这一名称。倘若是编辑失误，则“中华剧艺社”这个名字的出现时间当更早，此处存疑。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对“中艺”这个剧团所做的最早报道。 ⑤据吴茵回忆，剧团当时的驻地就在南岸黄桷垭。(吴茵：《“泣感红日又高悬”——怀念应云卫、孟君谋》，《中国戏剧》1984年第7期) ⑥在此，吴茵有一个疏忽。她把《天长地久》与《茶花女》作为两个剧目来看待了。其实，《天长地久》即是《茶花女》。从当时重庆《大公报》等报纸所登广告来看，从4月5日开始，恒社重庆分社曾以劝募战时公债的名义特邀留渝剧影两界同仁公演五幕话剧《天长地久》，共演10日。该剧是许幸之根据外国名著《茶花女》改编的，导演是应云卫，演出场地是国泰大戏院。中华剧艺社是9月份才搬到重庆市区的，故“中艺”“抢排了话剧《天长地久》、《茶花女》”之说是不确切的。(吴茵：《“泣感红日又高悬”——怀念应云卫、孟君谋》，《中国戏剧》，1984年第7期。) ⑦方今在《让我们来耘草施肥》中说：“假使不是由于‘恒社重庆分社’的主催，不是借着募捐演出为名，则应云卫所导演的《天长地久》，必将延期甚至流产。而应氏酝酿由其私人主持之‘五十年代剧社’终成泡影。迨后几经竭智尽力，始将‘中华剧艺社’组织成功，惨淡经营，其精神毅力，至足钦佩。”(重庆《时事新报》，1942年6月20日第4版)高尔鸭在《应云卫遗弃“中艺剧团”》中说：“它成立于廿九年秋，当时叫‘五十年代社’。”(《上海滩》，1946年第21期)另据《戏剧岗位》载：“重庆最近成立一大规模之职业剧团，原拟定名为五十年代，现已正式定名为中华剧艺社，社长应云卫，秘书陈白尘，演出部为辛汉文氏负责，此外尚有研究部之组织，主任为陈鲤庭。阵容极齐整。”(重庆《戏剧岗位》，1944年第3卷第1期)《武汉日报》刊登的“中华剧艺社公演特刊”中也曾提道：“原来，他们有命名为‘五十年代剧艺社’的意思，后来才决定用了这个在剧坛已□‘辉煌的符号’的名称。”(汉口《武汉日报》，1946年10月7日第9版) ⑧本文所讲的“演出80多次”中之“次”，是以剧社当时演出广告之表述为据的。一次演出即指某剧连演数场所形成的一个演出周期，而非指场数。 ⑨陈白尘回忆说：“中艺”“演出了包括在戏剧文学史上将长放光辉的大型剧本不下五十种之多。”(陈白尘：《阳翰老与中华剧艺社》，《戏剧论丛》1982年第2辑)阳翰笙回忆说：“中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共演出大小八十多个剧目。”(阳翰笙：《战斗在雾重庆——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斗争》，《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据笔者考证出来的共计36部，不包括卢业高回忆中所提到的在黄桷垭镇所演的那三个小戏。 ⑩其中不包括以“中央广播电台”的名义合作演出的《遥望》。阳翰笙回忆说：“在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雾季演出中，中华剧艺社演出了七个大戏、一个小戏。和‘中万’合演了一个大戏。”(《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第54页)此处阳翰笙回忆有误。第一个雾季中，“中艺”独立演出的大戏共计八部，分别是《大地回春》《愁城记》《天国春秋》《钦差大臣》《面子问题》《忠王李秀成》《屈原》和《战斗的女性》；小戏一部，即《孤岛小景》，与中央广播电台合作演出过《遥望》。阳翰笙说与“中万”合作演出了一个大戏，盖指《棠棣之花》。其实，《棠棣之花》是“中万”单独演出的，从当时的演出广告即可看出，里面并没有“中艺”成员。马宣伟在《中华剧艺社的战斗历程》中也把《棠棣之花》归于“中艺”名下，值得商榷。(《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3辑) (11)欧阳乔治批评成都剧坛时说：“剧团与剧团之间的缺少联络，没有统一剧运的领导机构与组织人才，这也未始不是其中主要的关键。”(欧阳乔治：《成都剧坛展望》，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月14日第4版) (12)这17个剧目分别是：《棠棣之花》《桃花扇》《北京人》《孔雀胆》《结婚进行曲》《天国春秋》《戏剧春秋》《刘伯温与苏娇娇》《复国》(合作)《草木皆兵》《离离草》《小人物狂想曲》《上海屋檐下》(合作)《群魔乱舞》《大地回春》《雷雨》和《日出》。 (13)1946年2月25日3月14日，该剧在七星岗江苏同乡会连续演出24场；1946年4月，应观众要求剧团又复演此剧，当月3至14日先在中央公园民艺馆连演13场，17日又转至七星岗江苏同乡会礼堂演出，演至何日结束不详。标签：戏剧论文; 话剧论文; 成都发展论文; 重庆成都论文; 上海活动论文; 武汉生活论文; 艺术论文; 茶花女论文; 天长地久论文; 棠棣之花论文; 升官图论文; 孔雀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