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山谷后学的双重整合与《江西宗派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学论文,宗派论文,江西论文,北宋论文,山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西宗派得名于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图》。该图作于大观末、政和初这一时间段（注：参见拙文《〈江西宗派图〉写作年代刍议》，《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尊黄庭坚为诗宗，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为派，是对存在于北宋末期的一个带文学流派性质的文学群体的总结。江西宗派，后人目之曰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历来就是宋诗研究的热点。但江西宗派是怎么形成的？《宗派图》绘制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些十分重大的问题，迄今似乎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认为，在江西宗派的形成过程中，有两条发展线索、两个领袖人物、两个标志性事件值得留意，这就是本文即将论述的所谓山谷后学的双重整合，以期解读《江西宗派图》产生的基础。
一 以徐俯、吕本中为首的两个山谷后学群体
吕本中《江西宗派图序》云：
古文衰于汉末，先秦古书存者为学士大夫剽窃之资；五言之妙，与《三百篇》、《离骚》争烈可也。自李、杜之出，后莫能及。韩、柳、孟郊、张籍诸人，自出机杼，别成一家。元和之末，无足论者，衰至唐末极矣。然乐府长短句，有一唱三叹之音。国朝文物大备，穆伯长、尹师鲁始为古文，成于欧阳氏。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亡余蕴矣。（《云麓漫钞》卷十四引，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4页）
宋兴以来，文学的发展有一个主题，即继续中唐以来古文运动的路子，按照恢复古道的要求，提升文学的品格，实现从内容到形式的脱胎换骨。这一主题反映在古文与诗歌的创作上，后人称之为诗文革新运动。古文革新成于欧阳修，但诗歌的革新，要到苏轼、黄庭坚手中才最后完成。上引吕本中观点，从总体上把握住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目标与成就，但未免对黄庭坚评价过高，不如他后来推苏、黄“永以为法”（陈鹄《耆旧续闻》卷二引《吕东莱赠赵承国论学帖》，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5页）的态度来得公允。苏轼、黄庭坚是宋代诗学的两座高峰。苏轼的文学地位高于黄庭坚，但从诗学传承来看，黄庭坚诗歌以治心养气为根基，契合时代精神的走向，加之有法可循，比苏诗更具楷模意义，故其后学尤多。山谷后学“同作并和”并形成流派，是元祐之后的文学特色。以徐俯、吕本中为首的两个诗人群体的出现，反映了山谷后学的初步整合。
1.南昌—临川—建昌诗人群体
黄庭坚生前好指引青年诗人。在众多诗人中，南昌（今属江西）的青年诗人：洪朋、洪刍、洪炎、洪羽、徐俯、潘淳等是其诗学的嫡派。这些诗人年龄相近，兴趣相投，在成长的历程中，他们“数能文字集”（洪朋《立秋日诸公过敝庐得秋字》，《全宋诗》第2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58页），或相约于大梵院、邃清阁、秋屏阁等名胜，或相互造访，分韵赋诗。南昌诗人中，四洪与徐俯是山谷的外甥，在舅父的关怀下成长。山谷每每寄以近诗、告以作诗之法、品评他们所寄的诗作，还再三强调为人乃作诗的根基，忠信孝友乃人生根本；潘淳等人亦通过洪朋等寄书山谷，得到后者的热情指点。作为黄庭坚的同乡后学，南昌青年诗人对黄庭坚的感情最厚，受他的教诲最多，深得山谷诗法，他们是日后出现的“江西宗派”最核心也最基础的力量。
在江西及紧邻江西的江东地域，除南昌诗人外，还活动着两个诗人群体。一是以谢逸、谢薖、饶节、汪革、汪莘、吴贺等为主体的临川（今江西抚州）诗人群体。此群体成员众多，他们“每月一会面”（谢逸《游逍遥寺以野寺江天豁山扉花木幽为韵探得山字》，《全宋诗》第22册，第14814页）， 好取前人诗一联分韵赋诗，又每以古人忠义宽厚事互勉、砥砺品格。另一个是以李彭、李彤等为代表的建昌（今江西永修）诗人群体。李彭兄弟唱酬频繁，又来往于庐山诸寺之间，与祖可、善权等僧人唱和。这两地诗人与黄庭坚有深厚渊源。谢逸曾得到山谷“晁、张流也，恨未识之耳”（惠洪《冷斋夜话》卷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页）的评价；李彭兄弟为黄庭坚表侄，受山谷影响甚深；李彭并于崇宁元年（1100）以《上黄太史鲁直诗》，正式拜入其门下。临川、建昌诗人诗学黄庭坚的痕迹明显，与南昌诗人一样，为山谷后学的重镇。
建昌、南昌、临川紧邻。三地以南昌为中心，建昌距南昌、临川距南昌不过百余里，交通极为便利。洪朋有《送谢无逸还临川》诗云：“昔我未知子，籍甚大江右。”（《全宋诗》第22册，第14440页）可知南昌、临川诗人声气相通，他们往往闻名思见面，也确实有机会相互往来。从谢逸《寄徐师川戏效其体》、《赠权师》，谢薖《寄李商老》、《寄洪鸿父》，洪刍《次韵谢无逸送谢幼槃》、《次韵李商老见怀之什》，李彭《寄临川诸旧兼悲二谢》、《自豫章归书斋题壁》，徐俯《次可师韵》等诗来看，三地诗人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共同的诗学趣味与频繁的来往唱酬，使南昌—临川—建昌诗人织成一个交往的网络。从崇宁初开始，出现了“江西诸人”这一概念，先后为徐俯、夏倪、吕本中所提及（注：吕本中《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云：“徐俯师川少豪逸出众，江西诸人皆从服焉。崇宁初见予所作诗，大相赞赏，以为尽出江西诸人右也。”（《十万卷楼丛书》本）又吕本中《紫微诗话》：“夏均父称张彦实诗出江西诸人。”（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9页））（建昌在宋代或属江南西路，或属江南东路，但在历史上它一般属于江西地域）。江西诸人，所指即是南昌—临川—建昌诗人群体。在他们中间，徐俯最为山谷生前所推许，诗学成就亦较为卓著，“江西诸人皆从服焉”（《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成为诸人的领袖。
2.符离—临川诗人群体
以徐俯为首的江西诸人，是北宋末一个有影响力的诗人群体，但光凭这个群体，还不足以形成江西宗派这个概念。江西宗派的形成过程中，另有一条线索，这就是以吕本中为首的符离—临川诗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和联络。
吕本中是元祜宰相吕公著的曾孙，理学家吕希哲的孙子。他少有诗名，尝以“春尽茅檐低着燕，日高田水故飞鸥”联，得苏辙“此人他日当以诗名天下”的赞可（注：见林之奇《拙斋文集》卷一，《四库全书》本。）。崇宁元年（1102），吕希哲因元祐党事贬官，吕本中随祖父寓居符离（今安徽宿州）。当时汪革为宿州教授，饶节寓居符离，二人拜入吕希哲门下，与吕本中兄弟、黎确等每旬以诗文会课，共同切磋文艺。符离本陋邦，但因吕希哲祖孙寓居于此，遂为天下士子所向。汪革、饶节在符离的交往，为临川诗人带来了新的师友渊源。谢薖逸托汪革致书吕希哲祖孙，从此与吕本中保持书信来往；谢薖于乃兄处见吕本中诗甚多，大相敬服；汪革弟汪莘亦从吕氏交游。符离—临川诗人，形成一个新的交往网络（注：后来虽然吕氏离开符离，但吕本中、汪革、饶节、二谢符离交往带来的友谊，一直紧紧地维系，故即使在吕氏离开符离后，笔者还是用符离—临川这个两个地名的系连来说明吕氏祖孙与临川诗人间的关系。）。它使临川诗人在乡里过从外获得一个新的交往维度，也使吕本中等江西诗人外的山谷后学，与江西诸人有了密切联系。
与江西诸人的地缘性整合相比，符离—临川诗人群体的整合更体现了时代风会。元祐时期，诗学与理学不协，苏轼与程颐互相鄙薄。黄庭坚作为苏轼门人，超然于苏、程交恶之外，在内省化的个人修养上具有与理学近似的倾向。绍圣以后，二程理学与苏、黄诗学同为禁学，在民间师友渊源的传授中融会沟通。吕本中与汪革、饶节等人在程颐高足吕希哲门下会集到了一起，砥砺节操，切磋诗艺，将文学与理学精神打通，反映了对元祐文化的兼收并蓄。如果说，江西诸人因得山谷亲传而传承了山谷句法，符离—临川诗人则更多地是在文化心理和诗学范式意义上对山谷的继承。其中，吕本中的成就最为卓著。大观三年（1109），谢薖有《读吕居仁诗》，言“徐侯南州杰，论文极根柢。读君诗卷终，曰此有余地。期君高无上，二谢以平视”（《全宋诗》第24册，第15764页），予其诗以高度评价。政和元年（1111），谢逸寄书居仁，推举他为海内文坛的盟主（注：见《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大观、政和年间，吕本中已成为山谷后学中另一支线索——符离—临川诗人群体的领袖，与徐俯影响略同。
作为山谷后学的两个分支，南昌—临川—建昌与符离—临川诗人并非各行其道。它们有重合的部分；又两大群体的诗人有同情元祐党人，学习苏、黄诗学，传承二程理学的共同倾向，本质上有沟通的要求。崇宁初，徐俯见吕本中诗，就大加赞赏（注：见《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吕本中与李彭兄弟长期保持书信联系；大观间，吕本中、汪革、洪炎于楚州（今江苏淮安）见面，会饮舟中，相得甚欢（注：见《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洪炎《楚州阻水涨怀汪信民吕居仁二士四言》（《全宋诗》第22册，第14752页）。）。在他们周围，还有一帮气味相投的朋友，如黄州的潘大临兄弟、何颉兄弟；汴京的王直方、李錞等。在元祐党禁的时代中，这两条地下师友渊源的线索，有团结更多的山谷后学，走向融合的需要。所等待的，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二 豫章诗社：徐俯诗人群体的整合
以徐俯为领袖的江西诗人的活动，在崇宁年间一度陷入低潮，这与元祐党禁的转严有关。崇宁元年（1102），朝廷设立元祐党籍碑，以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等二百余人为“奸党”，以御书深刻其罪状，这标志着党禁的升级。崇宁三年（1104），党籍碑扩大，江西诗人洪羽、洪刍入籍。洪羽除名勒停编管江州（今江西九江），洪刍降两官监汀州（今福建长汀）酒税，江西诗人的活动大大减弱。直到崇宁五年（1106），因星变，毁元祐党籍碑，洪刍从汀州放归，情况才有所改变。徐俯、李彭以诗来迎。洪刍和诗云：“谪去暂经牛斗分，归来重赋豫章行。”（《次韵徐师川喜余来还之作》，《全宋诗》第22册，第14491页）“归来重赋豫章行”，这正是南昌诗歌新一轮繁荣的先声。
大观年间，党禁稍弛，江西诸人交往频繁。洪刍、李彭一度寓居临川，与临川诗人深入交往；大观二、三年（1108、1109）后，江西诗人的活动中心由临川移到了南昌。是时前辈诗人退出历史舞台，而江西诸人渐进入诗歌创作的成熟期，跨入诗坛领袖地位。徐俯、洪刍、李彭三人盘桓南昌，在他们周围，会集着大批诗人，唱酬甚盛，是为豫章诗社。现存洪刍《同师川商老追凉徐贤亭》、《同苏伯固游东山寺》，李彭《奉同伯固驹甫师川圣功养直及阿虎寻春因赋问柳寻花到野亭分得野字》，汪藻《次韵洪驹父集东山》等诗，皆为诗社唱和之作。诗社成员张元干、向子諲后来这样追忆社中的活动：
往在豫章，问句法于东湖先生徐师川。是时洪刍驹父、弟（琰）[炎]玉父、苏坚伯固、子庠养直、潘淳子真、吕本中居仁、汪藻彦（璋）[章]、向子諲伯恭，为同社诗酒之乐。予既冠矣，亦获攘臂其间。大观庚寅（1110）、辛卯（1111）岁也。（张元干《苏养直诗帖跋尾六篇·甲卷》，《芦川归来集》卷九，《四库全书》本）
大观庚寅闰八月秋，芗林老、顾子美、汪彦章、蒲庭鉴，时在诸公幕府间。从游者洪驹父、徐师川、苏（仰）[伯]固及李商老兄弟。是夕登临，赋咏乐甚。（向子諲《水调歌头》序，《酒边词》卷上，《四库全书》本）
上列“为同社诗酒之乐”的豫章诗社中人，有“江西诸人”徐俯、洪刍、洪炎、李彭、李彤、潘淳，他们的旧交苏坚、苏庠，江西的后进诗人汪藻、向子諲，以及时游于南昌的青年后学张元干等人。江西诸人为豫章诗社的核心，而“江西诸人皆从服焉”的徐俯，自然也成为诗社的领袖，汪藻、张元干都曾向徐俯问作诗句法。诗社的繁荣一直维系到政和初年。在“茫然李杜坛，未免陈蔡厄”（吕本中《奉送子之还京师》，《全宋诗》第28册，第18055页）的时代，豫章诗社唱和为难得的诗歌繁荣。这标志着以徐俯为领袖的江西诸人超越乡里过从阶段，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以更开放的气势，进行了新的整合。南昌也因此成为山谷后学的主要活动中心和全国诗歌繁荣的温床。值得注意的是，在张元干记载的入社诸人名单中，吕本中亦具名其内。考居仁行踪，这段时期实未至江西，他与豫章诗社的关系，当是遥寄诗人社。
三 “东”字韵唱和诗：吕本中诗人群体的整合
以徐俯豫章诗社的出现为标志，南昌—临川—建昌诗人在大观末、政和初联络紧密，带来北宋末难得的诗歌繁荣，这标志着山谷后学整合的初步成功。与此同时，符离—临川诗人也活动频繁。作为山谷后学的另一位领袖，大观时期，吕本中与徐俯、洪刍、李彭、潘大临、王直方等诗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频频通信，所谓“兰荪无异县，臭味同此举”（李彭《次韵吕居仁见寄》，《全宋诗》第24册，第15862页）。书信来往具有超越地域限制、同气相求的优势，大观年间，吕本中遂以“东”字韵诗，以书信来往的方式挑起唱和。
第一首“东”字韵诗是寄给时已出家，法名如璧的饶节，诗云：
符离城里相逢处，酒肉如山放手空。已见神通过鹙子，未应鲜健胜庞公。且寻扇子旧头角，一任杏花能白红。破箬笠前江万里，无人曾识此家风。（《寄璧公道友》，《全宋诗》第28册，第18040页）
如璧很快寄来了和诗：
向来相许济时功，大似频婆饷远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犹求旧管城公。文章不疗百年老，世事能磨双颊红。好贷夜窗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风。（《次韵答吕居仁》，《全宋诗》第22册，第14574页）
原唱高挺，和作亦健拔。如璧的和诗用典活而有味，善用借代，富有理趣，语言筋骨胜肉，意蕴丰富，很好地反映了江西诗风。也许正是这首和诗的优秀，激发了吕本中挑动诸友唱和的兴趣。他再和、三和如璧诗，并先后作《用前韵寄商老》、《又寄无逸信民》、《奉答璧公兼简诸友》、《得李去言诗次韵答之》、《督山伯萧远和诗并示舍弟》、《用寄璧上人韵寄范元实赵才仲及从叔知止兼率山伯同赋》等诗寄友，这些诗歌当收到了和作。李彭并有同韵《寄如璧上人》、《次韵寄居仁二弟》、《次韵寄山伯萧老二弟》诗，与诸友迭相唱和。在一次次挑战、一次次应战中，“东”字韵诗唱酬的声势益发壮大，几乎成为山谷后学的一次集体活动，以至一些未收到寄诗的诗人也积极参与。何颉与吕本中初不相识，从朋友处见其“东”字韵唱和诗，主动地寄来和诗（注：据《紫微诗话》：“何斯举颉尝和余诗云：‘秋水因君话河伯，接篱持酒对山公。’……然斯举与余初不相识。”（《历代诗话》上册，第367页））；谢薖偶见吕、李唱和诗，亦和作两首来补上。其和诗以“渭水流清终异浊，池花变碧旧宁红”、“似闻讽谕能知白，岂但诗词要比红”（《余尝会李商老于海昏识吕本中于符离今已五六年矣偶见二公唱和诗各次其韵一首》，《全宋诗》第24册，第15804页）为主题，表达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感。这次“东”字韵诗唱和，至少有十五人参加。它将同道之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牵涉人员之多、地域之广、意义之大，不亚于同一时期徐俯为首的豫章诗社。
前述豫章诗社，吕本中作为成员，乃寄诗入社。“东”韵诗唱和，亦可视为吕本中应社方式的一种。他寄李彭“东”字韵诗云：“只今江西二三子，可到元和六七公。”（《用前韵寄商老》，《全宋诗》第28册，第18040页）对当时逐渐兴旺的江西诗人唱酬，这次活动无疑更是增添了一把火势。它联络了豫章诗社及南北西东的同道者，使江西诗风不局限于江西地域。
四 《江西宗派图》：山谷后学的再整合与扩充
南昌—临川—建昌诗人和符离—临川诗人是山谷后学中两条主要的线索。以地域为纽带，江西诗人团结了紧邻的淮南诗人：黄冈（今属湖北）的潘大临兄弟、何颉兄弟；蕲春（今属安徽）的林敏功兄弟等；以共同的思想和诗学倾向为纽带，吕本中与晁冲之、江端本等诗人交往密切。大观、政和年间，这两条线索因吕本中挑起“东”字韵诗唱和、寄诗人豫章诗社而走向交融，出现了山谷后学“同作并和”的局面。吕本中在这个时候作《江西宗派图》，总结了这一现象，自黄庭坚以下，列举了如下诗人：
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傀（注：《云麓漫钞》卷十四作“夏倪”（第244页）， 按参与《宗派图》诗人交往的，有“夏倪”而无“夏傀”，此处“夏傀”，当为“夏倪”之误。）、林敏功、潘大观、何觊（注：关于《宗派图》著录的何姓诗人之名，一直聚讼纷纭。《苕溪渔隐丛话》作“何觊”，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作“何（人表）颙”（《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四部丛刊初编》本）。按成书于南宋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姓氏”著录“何氏觊（人表）”，《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首“姓氏”亦著录“何氏觊，字人表”（皆见《四部丛刊初编》本）。可见所谓“何觊”、“何颙”，所指为同一人，即黄州诗人何颉的弟弟“小何”字“人表”者。黄庭坚集中《寄何人表》，李彭集中《何生用韵寄复答之兼示小何》、《戏何人表》等诗，就是与他的唱酬。“觊”、“颙”二字形近，容易为讹。至于“小何”究竟名“觊”还是名“颙”的问题，“何觊”之名受到《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文献的支持，但如祝尚书师提示，“颙”字有“大”、“严肃端正”、“景仰”义，与“人表”义合，符合古人依名命字的习惯；又何颉之名“颉”，或其旧名“颃”（见《道山清话》，《四库全书》本），与“颙”字同从“页”，“觊”字却从“见”。“小何”既字“人表”，又为何颉之弟，当名“颙”而非“觊”。此处“何觊”，为“何颙”之误。）、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这是《苕溪渔隐丛话》对《江西宗派图》的引述；《云麓漫钞》卷十四所引稍异，去掉“何（觊）[颙]”，加入吕本中本人。《苕溪渔隐丛话》说吕本中“自言传衣江西”（第327页），无论吕本中将自己列入《宗派图》与否，他都是他本人命名的“江西宗派”之当然成员。在考察《江西宗派图》名单时，我们不妨共存吕本中与何颙，将黄庭坚以下的江西诸派成员以二十六人计算。这二十六人中，南昌—临川—建昌诗人群体共十一人（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洪炎、汪革、李彭、谢薖、僧善权），与他们联系紧密的淮南诗人五人（潘大临、林敏修、林敏功、潘大观、何颙）；符离—临川诗人群体共五人（吕本中、谢逸、饶节、汪革、谢薖，其中四位临川诗人与南昌—临川—建昌诗人重合），与他们联系紧密的京畿诗人二人（晁冲之、江端本）；而李錞、韩驹、杨符、夏倪、王直方，同时与上述两条线索的诗人有密切交往。江西诸派二十六人，除陈师道去世稍早（注：陈师道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去世，不及见大观、政和时期山谷后学唱和之盛，但他在世时与饶节、洪刍、吕本中、晁冲之、王直方等诗人颇有来往。），高荷和他人的关系不可考外，其他诗人正是南昌—临川—建昌诗人和符离—临川诗人这两条线索发展、融合和交叉关系中的人物。如果说，徐俯豫章诗社和吕本中“东”字韵唱和诗体现了山谷后学从地缘和诗学思想上的双重整合的话，《江西宗派图》的写作则是在此基础上吕本中对山谷后学的再整合与扩充。他删繁就简，取要举目，选取山谷后学两条主要线索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以及与他们气味相投、交往密切的代表性诗人，图写为“江西宗派”。这体现了江西诗风的时代风会性质，很好地概括了大观末、政和初山谷后学整合的成果。
从山谷后学的整合历程及《宗派图》的绘制，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江西宗派：它是一个经过双重整合，以江西诗人为主体，却又超越狭隘的地缘概念，反映出山谷诗学流派的整体诗风，融会了元祐文化传承多元性等复杂文化现象的全国性诗人群体。同气相求是其整合的动力，故江西宗派诗歌呈现出“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七十九，《四部丛刊初编》本）的整体特征，体现出从思想内蕴到诗学范式上的共同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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