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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1999）03—0065—0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历史演变的客观结果，无视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又加剧了这一结果的长期性和紧迫性。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渊源及其历史启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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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不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前提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极其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特殊历史前提决定中国必然要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他以西欧为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商品分析开始，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本质——剩余价值规律，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生产的不断发展又要求冲破私人占有的羁绊，故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在这里，社会主义历史地继承了资本主义的一切成果，特别是生产力的发达和物质财富的丰富，是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积极地扬弃的结果，必然表现出相对资本主义的极大的优越性。然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却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而引起的矛盾运动的结果，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得不到充分发展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之后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买办势力的三重压迫，始终没能发展起来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民族资本主义的薄弱，导致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与妥协。尽管历史的某一发展时期曾赋予它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它却没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历史只得把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使命赋予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再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指导，而是由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不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因此，它已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而是“新式的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特有的领导阶级、指导思想、追求目标使它自身就不断地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量的积累产生质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结果，使中国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由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走势，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没能从被推翻者那里继承必须的物质财富。1949年，中国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17%，基本上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对此邓小平描述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这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物质前提和历史起点，它与马克思以西欧为蓝本设想的社会主义起点，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不可能直接进入优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得不受既有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中国实现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超越，但却无法超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无法避开它所承袭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状况。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建立在对西欧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批判基础上，一方面也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作为西方社会商品经济形式的历史必然性的肯定的基础上。因而恩格斯指出：“只有当落后国家”，“看到怎样把现代化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富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发展过程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2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鉴于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曾把当时的社会主义称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不文明的社会主义”。他将苏维埃俄国同相邻的德国比较，认为两国“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只有把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完整的社会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页。）。可见，商品经济、现代工业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前提，而中国还缺少这样的前提条件，就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过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来实现西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商品经济，创造自己所需要的物质前提，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阶段，社会主义受初级阶段的制约是不发达、不成熟、“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它的一个最根本的任务是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借鉴一切有效的经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发达阶段创造必须的物质基础。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近现代中国国情的必然结果，是不容回避的历史选择。
2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短暂、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就跟进了社会主义，推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如何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与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嫁接起来呢？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必经的楼梯，其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解决从落后农业国到发达工业国的中介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676页。）它既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称之为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并形象地把它比喻为“一个楼梯”，要通过它上楼，像苏联一样。它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努力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作准备。所以毛泽东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否则，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不能巩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就无从谈起。因为“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这说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故设想以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解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到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阶梯问题。
其次，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帮助社会主义”前进的资本主义。由于中国的落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资本主义得不到充分发展的结果，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因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页。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85页。）可见， 新民主主义社会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多种经济形式并存。
再次，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是逐步实现的，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60页。）“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因此，建国初提到的社会主义前途只是作为发展方向，而不是立即就采取的实际步骤，故而当时没有把这一称谓写进《共同纲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都作过解释。刘少奇说：中国将来的前途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在政协会议期间， 当党外人士问毛泽东要多少时候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回答，大概二三十年。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曾主张建国以后，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国家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造。”（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第228页。）这些说明，建国后要先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在工业得到发展、国民经济得到壮大、新民主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因素得到进一步加强时，再采取“严重”步骤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一致主张。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所承担的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最初设想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调动一切有利的经济因素，发展社会生产，中国的落后面貌就会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有一定程度甚或相当程度的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就会大大地缩短。
到1952年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解发生了转变，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这样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融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认为新中国成立就标志着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肩负的工业化任务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其主体部分；把社会主义革命所解决的消灭私有制问题作为总路线的“两翼”，总的概括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此时，仍强调过渡时期的渐进性，因而把它看成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总路线载入宪法时，党曾经指出，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只是打下一个基础，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
在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别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因此邓小平称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然而，由于这一变革的急速性，特别是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现象，不可避免地遗留了一些问题，其中最根本地就是造成了“主体”与“两翼”的脱离。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而这时，新中国仅仅在国民经济恢复后完成了一个五年计划， 人均国民收入不足150元，“主体”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与此相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态还没有多少改变就跟进了社会主义。如果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哪怕再进行两个五年计划，贫困落后的面貌就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有更大的改变，就可以减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缩短初级阶段的时间。可是，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短暂性，本应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完成的任务大量地遗留到社会主义时期，加重了社会主义的负担，使中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
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倾教条主义，使中国丧失了应有的发展时机，加剧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紧迫性。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变革，但是，在实现了这一变革之后，我们又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先进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状况之间的矛盾，面临着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与社会主义现实的不相适应。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毫无疑问应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使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血脉有计划、有目的地延续到社会主义肌体中来，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问题，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在八大前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这一探索从总体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左”倾教条主义不断升级。
“左”倾教条主义造成的根本性后果是：（1 ）背离了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主题。由于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高速发展目标实际上无法实现，便归因于生产关系的公有层次不够，追求无限拔高的公有制，似乎公有制的程度越大越高，就愈符合社会主义，否则就要滑向资本主义。于是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主要的任务，企望在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群众运动中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飞跃。这样现代化在整个社会的政治化倾向中失去了它应有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发展生产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甚至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完全背离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不仅如此，政治斗争中，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迫害，使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中坚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政治斗争中的派系武斗和停工停产则造成了对社会生产的直接破坏。主题的偏离，使中国经济在20年间实际上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落后的面貌基本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先进制度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基本没有解决。
（2）中断了走向世界的过程，导致了新条件下的封闭。 由于没有划清反对帝国主义与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经验的界限，没有划清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界限，把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探索出的人类共同的发展规律、生产经验、管理方式和人类共同的工业文明成果，统统视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排斥拒绝，把中国隔离在全球一体化行程之外。人类从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迄今为止，经历了三大发展浪潮，特别是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三次，高科技、新能源、新原材料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使科学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一方面带来初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的升级，使西欧、北美、日本等国家进入现代化的高级阶段，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加速现代化的冲浪向全球扩散，使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经济的增长过程。这一发展浪潮是历史赋予中国的唯一一次机会。但是，封闭使我们又与这次发展浪潮失之交臂。邓小平深刻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指出：“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从1961到1967年日本国民经济翻了一番，以后发展更加迅猛。而在同一时期，十年内乱使中国国民经济损失约5000亿元。结果“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面对的压力比建国初期还要大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丧失了20年的发展时机，当我们认识到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就不得不在承认它的必然性、长期性的同时，又面对它的紧迫性。
综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由来，其必然性决定了长期性、紧迫性。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即使没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也要在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在整个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将是紧迫的。但是，由于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必然性，忽视了社会主义是在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特征，故脱离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抽象地追求社会主义公有制，甚至企图超越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单凭政治热情来摆脱初级阶段，其结果是拔苗助长，非但无助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反而加剧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紧迫性。这一惨痛的教训启示我们：（1）严格遵循而不违背客观规律，牢牢立足而不脱离国情。 生产力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容改变，任何企图以人力改变其规律性的做法都只能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社会主义是美好的，但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最根本的实际，任何企图超越这一实际的行为都要受到历史应有的处罚。（2 ）确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后，还要继续不断地排除干扰，立定目标，不再动摇。党的八大也曾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由于国内外一些意外事件的干扰，不久就从实践上到理论上都偏离了这个中心，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歧途，彻底背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正是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出发，邓小平多次强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不放”，“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3 ）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客观依据。目前我们正处于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时期，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收稿日期]199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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