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为难的“腹背受敌”——简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腹背受敌论文,左右为难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矛盾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的国情和独特的历史，导致我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常常左右为难，“腹背受敌”。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和独特历史，照抄照搬别国现代化的经验，不仅不会取得成功，反而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概括地说，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了一系列“腹背受敌”的矛盾，主要包括：
第一，基础差、底子薄，又要尽快实现现代化，这就引发了生产的落后和需求的膨胀之间的矛盾。
我国现在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要求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因此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就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重申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现在看来，国内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内可能都不会改变。
毛泽东说过：“穷则思变”（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9页。）。但是，越是穷， 尽快改变穷困面貌的愿望也就越迫切、越强烈，而这种急于改变穷困面貌的强烈愿望却非常容易转化为超前性的需求冲动。超前性的需求冲动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超前性的消费需求。这种需求表现在人们要求迅速改变清苦的生活条件。消费者并不仅仅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进行适当的消费，而是以他们与之接触的档次更高的消费标准来进行消费。目前国人生活水平尤其是物质消费水平上升很快，其速度在其他国家也少有。美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00多美元的时候，不仅没有彩色电视、 电冰箱、空调器，就连黑白电视机和普通收录机也没有。而当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美元的时候，情况却大为不同， 大多数城市家庭有了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家用电器，部分家庭还用起了高性能、多功能的音响、空调器等等。收入并不丰厚的中国人为什么在物质消费上花钱如此勇猛呢？有人分析得有道理：随着对外开放，“洋货”登堂入室，外国人“大豪式”的生活风格也跟了进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眼热于“老外”的现代气派，挥金追逐，成为国人消费队伍中的急先锋。其他人也不甘示弱，紧紧步其后尘，结果出现了寻常人追“小款”、“小款”随“大腕”、“大腕”盯“老外”的“消费链”。这种连环套式的“示范效应”和“攀比效应”，把大量的金钱吸引到物质消费领域。一部分在西方跨国公司或是在本国与外国合资的公司中工作而收入较高的人，不是把剩余资金用于投资，而是首先用于添置现代化的住宅，搞豪华装修，购高档生活用品。国内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回的宝贵的外汇，不是先用于进口机械装备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而是用于进口高档的汽车、家电用品等等。
另一方面则是超前性的投资需求。经济发展通常的顺序为：首先是投资的增长，于是引起生产力的增长，然后是人口的增长，三者的增长导致经济增长。为了急于在短期内获得显著的经济发展，从而应付来自西方富国的“差距压力”和来自国内消费增长的“需求压力”，就必须始终保持极高的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尽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但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其早期，钞票还是“第一推动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将其收入的7%节约下来用于投资， 假如这种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25%，即100元投资可赚取25元，那么年经济增长率只有1.75 %（投资×资本增长率）。而人口的增长率从全世界的平均速度来看，也是每年1.75%。那么，这种投资造成的经济增长只能刚刚赶上人口的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一般要大于这一数字，这就必须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必须以更大的比例用于投资。以我国为例，从 1953 年到1993年的40年间，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5.9%，其中资本的贡献率达65.3%，除了1963～1965年短暂的3年内， 其余所有年份的投资增长率都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维持更高的投资增长率。全国如此，江苏也是如此。在“八五”期间，江苏以每年投资增长34%的速度才换取了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18%的经济成果。
总之，一方面，消费在急剧增长，需要用去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投资需要迅速增长，也要占用更多的收入。然而任何年份的国民收入总是一定的、有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满足增长着的消费需求顺应了国民眼前的利益，而满足增长着的投资需求则可以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以适应国民长远的利益。用在满足国民眼前利益上的消费基金多了，就影响了投资额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后劲，从而危及国民的长远利益；用在满足国民长远利益上的投资基金多了，又会降低国民眼前的消费水准。若要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资金的缺口就只能靠多发钞票、或多借内债和外债的方式来填补。这就是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者的猛增很容易导致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好几次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相互挤压，导致通货膨胀，财政紧张，物资储备下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基础差、底子薄，经济增长的压力大、势头猛的发展中国家，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者的同时猛增，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我国如何在避免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兼顾不断增长着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处理好国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的确既紧迫、又困难。
在处理国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即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现在搞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一种“还债”的性质。长期以来，我国离开发展生产力来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结果越搞越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很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富民”政策，让人民休养生息；为此，就要在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中切出较大的一块用于消费，以改善现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但是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贫穷落后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生产力太低；为了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保证今后人民群众的生活可以得到稳步的提高，又必须从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中切出较大的份额用于投资。可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又是一个有限的量。消费多了，可以使现在的人们生活得到改善，减轻来自发达国家的“差距压力”，可是必然会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积累多了，生产的后劲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可以得到保证，但是却会使现在的人们得不到多少实惠，导致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过非常艰苦的日子，这又不利于调动积极性，不利于减轻来自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压力”。这里所说的还不包括庞大的新增人口的新增消费在内。所以陈云同志生前一再强调：“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注：《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页。）
第二，我国人口多、资源少，还要不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果要发展的话，应当怎样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由于人口多，资源少，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压力十分巨大。据劳动管理部门统计和专家估算，我国1997 年初登记失业人数为520多万，失业率为3%；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750万，约是登记失业人数的1.5倍；尚存于国有企业中的冗员为1500～3000万， 约是登记失业人数的3～6倍（注：1997年11月24日《光明日报》刊登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牛仁亮的文章《论再就业》，提出了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大约有3000万左右的判断。他认为：“这一判断有三个根据：第一，近年来几千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中平均约有30%左右的职工被‘分离’出来。目前国有企业总职工人数约1亿多，用这一比例计算， 大概有3000多万富余人员。第二，国家科委80年代中期对十几个中心城市的上千家国有工商企业抽样调查表明，每个职工每周的有效工时上限为28小时。按目前每周5天工作制的40工时计，每周约有12小时即30 %左右的工时是无效工时，也就是说，按此标准推算，也正巧有30%左右的富余人员，即总富余人数为3000余万。第三，用劳动力参与率（指就业供给人数占人口总量的比重）推算，结果与上述人数也大体吻合。我国城市劳动力的参与率比发达国家高出13个百分点（发达国家为40%，我国城镇为53%），比发展中国家更高。如果把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当作较为正常的劳动力供给标准，则我国城市劳动力供给比实际需要多30%以上，即国有企业有30%的人员是因劳动力参与率高于正常水平的13个百分点构成的，亦即国有企业按发达国家劳动力参与率标准，有3000余万职工属于非正常范围的劳动力供给。”）。在中共十五大以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在原有的1500～3000万的企业冗员中已有大部分人转入下岗职工的队伍。这就有可能使实际失业率超过10%（注：转引自童星、鲁兴虎撰：《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注意保持社会稳定》，载于《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这还不包括远超过一亿人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内（注：按照国务委员陈俊生的说法，“现在一般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2亿人， 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 4……到本世纪末，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2亿人左右。”（参见1995年1月28日《人民日报》））。
据专家预测，我国所面临的这一巨大的就业压力在下世纪初还会进一步加剧。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必须采取各种途径解决城乡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是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技术不发达，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而且正如斯大林早就指出的那样：“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注：《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页。）为此，就必须及时将我们的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为技术、资本密集型为主，必须依靠和发展高新技术；然而一旦发展高新技术，必定用工少、花钱多，而我国最缺少的就是资本，最多的则是人，这样做似乎又不符合我国的国情。邓小平早就意识到了这一“二律背反”，指出：“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150页。）
改革开放以来，在兼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吸纳更多劳动力二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确也曾左右为难、摇摆不定过。开始的时候，我们比较强调发挥我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吸引外资同我国的劳动力相结合，先是搞“三来一补”（注：指来料加工，来件加工，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继而内引外联，办起了大量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和外资独营企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了80年代中期，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意识到必须正视并迎接新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意识到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转向较为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务院开始执行旨在推进高新技术发展的“863计划”（因该计划确定于1986年3月而得此名），并且在各地试办高新技术开发区，可是紧接着出现了连续几年、且愈演愈烈的“民工潮”（注：“民工”乃是“农民工”的简称，泛指户口尚在农村，而来城市工作并以其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改革开放以来，对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逐步宽松，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世代躬耕的土地上解脱出来，他们冲破城乡阻隔和地区阻隔，潮水般地涌向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从而形成年复一年、越来越强劲的“民工潮”。），加上曾大力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1989年去职，一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战略被说成是“脱离实际”、“不合国情”，“863 计划”也被暂缓执行；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高科技在现代战争中的主导作用充分显示，我们才重新认识到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1991年5月，中国科协召开四大， 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进一步深化，是把这个转移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同样具有战略意义。”（注：参见1991年5月24 日《人民日报》。）自1998年以来，国人又在我们是否现在就应当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症结仍在于此。
第三，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还要不要走城市化的道路？如果要走的话，应当怎样实现城市化？
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城市化。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完成了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跃迁，通常可以根据以下三个指标确定三个转换点：一是产值结构转换点，达到该转换点，非农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即标志开始工业化；二是就业结构转换点，达到该转换点，非农业劳动力超过农业劳动力，即标志实现了非农化；三是城乡结构转换点，达到该转换点，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即标志实现了城市化。只有同时达到了这三个转换点，才意味着进入了现代化社会。因此可以说，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
应当承认，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的步伐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进入90年代时，我国的农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2.4%，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3.6%，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26.23%，而非农产业劳动力占40.15%，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我国城市化水平为26.23%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25美元，在这一经济发展水平上，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平均为33%。按照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B.Chenery）的发展模型， 城市化水平的理想值应为40%，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钱纳里著：《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中译本，中国财政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城市化之所以严重滞后，政策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对农村人口迁入城镇有严格的限制。80年代以前是城乡壁垒森严，农民既不能“离土”也不能“离乡”，始终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劳动；80年代以后通过优惠政策支持农民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小城镇建设，鼓励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即倡导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形式，把产业转移同地域转移分割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对于民工进城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但在户籍管理上仍然严格限制“农转非”，把产业转移、地域转移同身份转移分割开来。
美国社会学家尹恩·罗伯逊（I.Roberson）曾指出：城市的迅速发展和蔓延是同工业化同步到来的，这并非是什么偶然的巧合。“现代化大城市必须建立在工业的基础之上，它的生存有赖于机械化农业生产的高产量，先进的通讯网络，运输工具和储藏设施以及大工业提供的各种非农业性质的专门工作。”（注：〔美〕尹恩·罗伯逊著：《现代西方社会学》中译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页。 ）城市化创造了较高的国民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1995年，我国城市以仅占全国国土16.9%的面积和占4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近7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70.8%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容纳了全国43.7%的就业人口，因此城市化本身是必需的，并非是什么社会问题；但是城市化的途径、方式和速度选择不当，却会发生不小的社会问题。我国有8 亿多农村人口，原有的城市不仅数量少，而且长期以来由于“重生产、轻生活”，“重二产、轻三产”，城市的基础设施差，吸纳新增人口的能力弱，导致不可能较大规模地接收农村人口进城，只能倡导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在当地转而从事二、三产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然而，对于发展小城镇，却存在着迥然不同的看法。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反对主要理由包括：一是分散建城，投资效益低下；二是扩散污染，得不偿失；三是如果把用于小城镇建设的资金投入现有城市的发展当中，会取得更大的效益。的确，目前小城镇建设中还存在着城市化水平过低的问题，表现在：一是集聚的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比例低。第三产业与工业的比例，发达国家一般为2:1，有的高达3:1；我国大中城市为1:1，农村小城镇只有0.5:1。全国乡镇企业总数集中在县城镇的仅占1%，集聚在建制镇和集镇的占7%，其余92%均在自然村，即全国乡镇企业2079万家，其中1990多万家分布在自然村。二是积聚的人口少。据1992年的统计，聚集在县城镇的人口平均每个镇为4.1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2.6万人；建制镇平均人口为8028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2667人；集镇平均人口为1772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98人。 三是镇区面积小。平均每个镇的建成区面积只有0.39平方公里， 不到600亩。四是基础设施落后。人均道路面积为16.54平方米，只有38 %的小城镇有自来水供应，绿化覆盖率仅为9.04%，平均每个建制镇只有5 个公共厕所，每个集镇只有1.6个公共厕所。小城镇建设过于分散， 导致建设的经济效益差。根据江苏省昆山市的调查，非农产业相对集中在城市中发展，至少可以节约土地5～10%，节约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0 ～15%；分散在小城镇建设建筑物，1亩土地只能建800平方米面积，在城市，如按30%的建筑密度计算，平均建7.5层高，则1亩土地可以建1400平方米面积，高出70%以上，可以节约大量耕地。此外分散的小城镇导致分散的工业经济，不可能发挥出城市应有的金融、商业、科技、人才、信息的集聚效应，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便宜的服务；而且造成污染的扩散（注：参见廖丹清撰：《中国城市化道路与农村改革和发展》，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但是，目前小城镇建设中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并不能证明走小城镇建设之路是错误的。因为走不走发展小城镇之路同如何走发展小城镇之路，二者既相互联系，可也有所不同。重复、分散而又带来大量污染的小城镇建设之路，当然不宜走；不过，营造新的小城镇，改善我国城市体系，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是必由之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大量的农村人口集中到城市去是不可能的。主张以大城市为主来容纳农村人口的意见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是不了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人的想法。”针对当前小城镇建设中的问题，是否应当根据“发展极”的理论（注：这一理论最早由法国学者佩尔鲁克斯（F.Perroux ）等人提出。他们依据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国民经济不是在每个地方以同样的速度增长，而总是首先从城市中心那些有创新力的企业开始，然后向周围地区扩展其效应，带动边沿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城市中心就被称为“发展极”。这里套用这一理论，在县域范围内，把县城镇或首位镇视为“发展极”，将县域内其他地区视为边沿地区。），促使乡镇企业逐步集中，在条件具备的城镇（特别是县城镇和县域首位镇）加快步伐，重点建设。通过小城镇的发展，既可以加快我国城镇化乃至城市化的速度，又可以带动起周围的二、三产业，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开发和利用问题。
第四，如何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如何处理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效益却不佳。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的调整，由于会造成大量的结构性失业，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于是出现了“二难困境”：调整经济结构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保持社会稳定就不能调整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尽管也对经济结构进行过一些调整，但力度不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怕影响了社会稳定。事实上，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而不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既是错误的，到头来社会稳定也难保。因为从长远来看，社会稳定必须得到经济基础的支持，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若不调整，经济发展就要受阻，这样社会稳定就失去了经济上的基础。可以说，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如果在今后几年中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势必成为一大隐患，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这种消极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继续扩大下去，将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遭到动摇，人民群众特别是在国有经济部门中工作的大多数群众，也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实惠；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企业中存在大量的富余人员，不仅不能为新增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且富余人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迟早会被推向社会，因为企业无法永远承受这一包袱，从而造成大量的人口失业，引发严重的社会震荡。因此，及时而认真地调整好经济结构，是保证我国今后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如果在调整过程中不能处理好各种关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同样也会造成一部分人不满，引发社会震荡。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调整中解决好企业下岗职工的生活安排和他们的再就业问题。
同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紧密相连的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快慢，而公平与否则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否。以收入的分配为例，为了推进社会发展，收入分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促进效率提高，保证社会物质财富能够较快地扩充增长，这就要求分配机制鼓励人们发挥积极性和创造力。刺激生产要素更多地进入生产领域；二是保证社会成员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为了保证社会稳定，收入分配又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国民的物质承受力，这常常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加以满足；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能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相背，贫富差距不能超过国民的心理承受力。简言之，合理的收入分配及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既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否则将会破坏社会稳定；又要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否则将会妨碍社会发展。然而，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收入差距同有利于效率提高的收入差距并非完全对立。大多数人能够接受，一定是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得益或认为经过努力可能得益，这样他们才能看到希望，积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带来效率的提高。当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所赞成的收入差距并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或者有利于效率提高的收入差距暂时不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在这种时候，就要特别谨慎。一味追求效率或一味迁就大多数人恐怕都不行，能否以促进效率的提高为宗旨，但要兼顾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在采取促进效率提高的收入分配措施时，做到：准确了解大多数人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主动适应大多数人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并积极提高大多数人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欲速，则不达。
第五，我们既然绕过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那么还要不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如果要补的话，应当如何“补资本主义的课”？我们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应当如何对待封建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又应当如何对待资本主义？
由于我们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否要“补资本主义课”的问题老是纠缠着人们。简单地说“不补”，就会忽视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所创造出来的、属于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经验，就很容易试图去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生产力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一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简单地说“补”，又会丧失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其政治和思想文化入侵的警惕，甚至陷入“全盘西化”的泥潭。明智之举只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做法，尽管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应当大胆地采纳、吸收；而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腐朽意识形态，则要坚决反对、摒弃。
我们还要看到，由于我国绕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封建主义的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影响同时并存，而且都还相当严重。我国特殊的历史经历不但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特殊的、巨大的困难，而且常常使我们在传统的封建主义和外来的资本主义之间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反封建主义时会助长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时会纵容封建主义，同时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又会精力分散、效果骤减。当然，正如邓小平所说：“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必须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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