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环境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中国论文,大国论文,和平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平崛起与外部环境
“和平崛起”有着丰富的涵义，它可能是一种善意，一种愿望，一个理想，也可能是一种策略。但这些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考虑中国“和平崛起”善意实现的可能性。对于未来的国家安全，这是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判断问题。尽管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善意和愿望能否为霸权主义尚未退场的外部世界所接受？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和平崛起”的愿望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愿望本身，有时是由外部世界的性质决定的。历史上也曾有国家当初怀有和平崛起的善意，由于外部世界无法与之产生互动，最终化玉帛为干戈。
19世纪中叶，中国在僵化、保守、懦弱等特征中，至少还有爱好和平这一点。弱者回避暴力是自然的倾向。当时清王朝向世界表示了最大的和平诚意，仍不能避免战争的蹂躏。亡国的威胁和深受欺凌的切肤之痛终于激发出爱国主义精神，并召唤出辛亥革命前后一代尚武风气。二战之后，中国成为“四强之一”。而出兵朝鲜时，西方发现中国居然变得“好战”起来，既敢于战斗且善于战斗，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一个在历史上一向追求天下太平的民族，在与外部世界一百多年的互动中，终于悟出了丛林世纪的规则——落后就要挨打。
这至少说明，和平愿望的实现除了诚意这一必要条件外，还需要一个能够接纳诚意和与这种诚意产生良性互动的外部环境。一个国家的和平愿望和努力同丛林规则支配下的国际环境会产生两种互动结果，一是丛林规则粉碎和平愿望，使国家被迫面对弱肉强食的现实，成为丛林中的一员。二是和平的愿望把丛林规则驱逐出世界舞台。但历史实践和近现代中国的痛苦经历表明，国家的和平诚意被外部世界粉碎的机率远远超过产生良性互动的机率。
我们从一百多年的磨难中悟出这一认知时，丛林规则遭到人们普遍的鄙夷，但讨厌的东西并不一定会被抛弃，丛林规则正在走向消亡，还是暂居幕后？抑或经过人权、自由、主权等冠冕堂皇的包装仍在起着作用？对决心用和平诚意同世界打交道的人们来说，这都是要明确的。
和平崛起与战争崛起
暴力建立和维护秩序是一条基本的历史定律，绝对的暴力维持绝对的和平，相对的暴力维持相对的和平。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失控归根到底是暴力的失控。历史上大多数和平都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微弱的武力支撑短暂的和平，强大的武力支撑较长时间的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冷战”和平格局是由“相互确保摧毁”的大量核武器来支撑的，没有武力支撑的和平是不存在的，这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
暴力建立和维护秩序属于不带价值判断的客观描述，价值判断则关注这种秩序是否符合公正、平等、正义等原则。和平是一种秩序，若是符合这些原则，暴力则被视作“正义的力量”，反之则被视为邪恶的力量。因此，以武力为后盾的和平仅仅符合历史和逻辑的要求，而以武力为后盾的、符合公正、正义原则的和平则不仅符合历史和逻辑的要求，也符合道德的要求。
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人们应充分认识到三点：第一，和平崛起必须符合公正、平等、正义的原则，这就使和平崛起获得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第二，和平崛起必然也是武力的崛起，这是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使然；第三，武力的崛起并不等同于战争的崛起。
和平崛起意味着不走战争崛起的传统路径，但这并不等于不发展强大的、世界一流的国防力量。把和平崛起同放弃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划等号是不明智的，是误国误民的，在学理上也是讲不通的。但武力崛起不等于战争崛起，强大的国防力量对正义的和平具有保护作用，对正义的和平的破坏者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武力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使用、滥用这种武力。而战争崛起的性质是以暴力作为途径，通过征服迫使弱者或竞争对手屈从自己的意志，取得不平等、不公正的和平，以此达到国家富强。显然，这是中国极力避免的和坚决反对的。
然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意味着绝对放弃武力。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国际法认可的国家利益遭到严重威胁时，比如“台独”问题，在一切和平手段都用尽时，必须毫不犹豫地使用武装力量，以捍卫国家的安全，捍卫正义的和平。正义若没有力量支撑，就只能是弱者的标志，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放弃武力手段。
永久和平与暴力问题
在儒家的“王道”思想中，人类最完美的社会也需要武力作后盾。儒家论述中，“仁者无敌”、“仁义之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频繁出现。在儒家看来，最理想的社会并非不存在暴力，而是解决了暴力与伦理的关系、把暴力作为道德工具来使用的社会，即荀子所谓的“力者，德之役也”。儒家理想的“王道”社会依赖“王师”的支撑，“王师”的实质是伦理原则控制下的暴力。儒家在理想境界中，仍然保持着伦理的暴力对非伦理的暴力的高度警戒，这也就包含了战争不可能消除的判断。老子是反战的，主张“胜而不美”、“战胜以丧礼处之”，又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但“道生万物”也隐含着战争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难以从人类社会根除。所以反战仅仅是老子的愿望，“不得已而用之”才是对战争的判断。
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老子主张不争，“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实都隐含着追求永久和平的愿望。开放一点思路就会发现，类似康德所设想的“永久和平体系”曾在中国古代出现过，不过不是按照康德的“共和制”、“自由国家联盟制度”和“普遍的友好”三项原则建立起来的，而是按照有中国特色的“礼制”原则建立的。“礼制”下的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的关系曾长期达到了当代建构主义学者温特所说的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化以及自我克制四个变量所要求的最佳状态。孔子为复辟“周礼”奔走呼号，耗尽毕生心血，就是因为“礼制”是东方古典式的“永久和平状态”。
除了偶尔的战争冲突外，经历了夏（500年和平）、商（600年和平）两代千年的努力，再经过“周公制礼”（西周约300年和平）后，终究“大道隐退”、“礼崩乐坏”。“礼制”下的永久和平是可以被打破的，永久和平是一个幻想，而历史昭示：和平体制是可以建构的，也可以是长期的，建构的原则可以是多元的，但永久和平的体制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对于人们建构永久和平体系的愿望和努力应该表示理解和赞赏。也许，西方关于宇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观点和东方的“阴阳”对立统一观点已经很好地解释了战争与和平周期性循环的历史现象。
和平崛起与社会“元规则”
吴思在《血酬定律》里说过，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这似乎也是贯穿从“霍布斯式国际体系”到“洛克式国际体系”再到“康德式国际体系”的一条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是中性的描述，本身无所谓是非对错，问题在于暴力维护的是何种规则，因此“元规则”不等于弱肉强食的霍布斯文化。在“霍布斯式国际体系”里，“元规则”为弱肉强食服务，在“洛克式国际体系”里，为主权制度服务，在“康德式国际体系”里，则为“自由国家联盟”服务。
当前世界的复杂性在于“霍布斯式国际体系”和“洛克式国际体系”重叠并存，据说在后者那儿还可见到“康德式国际体系”的曙光，许多国家也就有了双重甚至多重身份。
现在有几个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回答，一是康德永久和平的天堂是否需要武力保障？二是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永久和平一定会到来，那么在到达和平的终点之前，还会卷入几场战争的漩涡？三是在“霍布斯式国际体系”与“洛克式国际体系”并存的时代，中国没有武力保障的发展是否安全？如果这三个问题没有答案，那么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就是合理的选择。
结 语
一个国家的崛起归根结底是精神状态的崛起，精神崛起是一个民族崛起真正的原动力，也是支撑崛起后盛况的基础。没有精神状态的任何崛起都是虚假的崛起。先有汉唐精神，才有汉唐盛世；汉唐精神首先衰退，然后才有汉唐盛世的终结。中国的崛起应伴随与之相符的精神状态。这是怎样的精神状态？应该怎样体现在国家精英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身上？值得深入研究。
也许我们的传统缺乏一种必要的尚武精神，孔子崇尚“周礼”，追求大同世界的永久和平，而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的文化性格。但一位冷静的哲学家曾总结道：一个民族只有把自己的民族个性和战争特性结合起来才能立足于世界。特莱希克也说过：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在超然独立中衰败而不可救药地灭亡。对照一下儒家文化的性格和尚武精神的缺失，其中真义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