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社会发展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社会发展论文,陷阱论文,主义论文,原教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个各方争说的热门话题。时至今日，前人之述可谓详矣。然而，当前有关论著或是从政治角度对这一运动进行阐述，或是从宗教视角看待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从经济发展角度对原教旨主义进行归结、探讨的却为数甚少，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深入研究来说，这一领域恰恰又是极为重要而不该被忽视的。本人不揣学浅，试从原教旨主义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角度，对这一运动进行深层考察。
一、现代化进程的失败与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1.现代化过程本身蕴含着分裂效应。
“现代化”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指通过将工业生产方式引进工业化以前的社会而出现的经济增长和文化变迁过程。其特点是由各种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具体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含义：（1）政治现代化，指建立和发展一些主要的政治制度（如政党制度、 促使民众参政等）；（2）经济现代化， 指发生深刻的经济变革（如进行社会分工、改革管理方法等）；（3）社会和文化现代化， 包括世俗化、提高文化水平、削弱传统权威等。现代化为人类境遇的改善开辟了亘古未有的美好前景。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在用流血牺牲换来弥足珍贵的政治独立之后，追求国家的现代化，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便成为迫切的头等大事。然而，建设一个新秩序远比破坏旧秩序艰难复杂得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历史过程。亨廷顿曾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页。第34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另一位从事现代化研究的美国学者C.E.布莱克也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如果人们想象现代化是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对社会的整合和重建，那么他们也必定会想到现代化就意味着传统社会的解体。”（注：〔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38页，第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据统计，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英国共花费了183年时间，美国为89年，欧洲其他国家为73年。而本世纪 60年代， 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21个国家，历时平均29年。美国另一位现代化专家K.多伊奇（K.Deutsch）作过统计，对于19 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当时的年变化率就主要指标而言，只有0.01%，而对二战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个年变化率却高达1%。经济的发展、 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往往会超过现行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所意味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价值的巨大历史变迁必然要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从而使社会在某些方面出现脱节，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失衡状态。
现代化的实质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它在引进、吸纳各种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必然会与传统社会发生抵牾，从而激发各种传统利益集团谋求各自利益的意识，如区域意识、宗教意识等。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只是些相当低级的处于原生状态的组织或团体。他们在反对现代化进程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并由此结成一个暂时的“利益共谋集团”以与现代化潮流相抗衡，从而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分裂现象。而宗教在许多传统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往往使之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众多失意者的共同反抗旗帜。因此，现代化早期常伴有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出现。时至今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后活跃于中东各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已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2.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失败是导致原教旨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
就穆斯林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除了要富国强民，克服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扰外，还背负着如何妥善处理在广大穆斯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伊斯兰教与外来的现代化关系的历史重任。同时，由于战后东西方霸权主义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巨大外部压力，穆斯林国家还面临着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以色列赶出被占阿拉伯领土的现实政治课题。因此，穆斯林国家同时面临两项历史性任务，即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向西方看齐，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具有启蒙性质的现代化进程，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反以色列、反西方，排拒西方文化殖民侵略的具有民族解放色彩的救亡任务。
由于西方国家以经过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为文化底蕴，率先完成了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化自然被那些一心渴望向现代社会迈进的穆斯林国家奉为治世良方加以实行。然而，在这些以伊斯兰文化为民族主体文化的国家，伊斯兰教两世兼重，包罗万象的信仰体系使之历来成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精神主宰。与此相适应，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伊玛目、乌莱玛、毛拉、阿訇等）也构成一个利益休戚相关的利益“共谋”集团。伊斯兰文化强烈的唯我意识及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宗教集团的冲击（经济利益削减及政治边缘化趋势）使之注定成为这些国家领导人推行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惰性力量。由于“伊斯兰国家向现代化的转变，大多是由当政的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不是出自社会内在累进的自发进程”，因而缺乏强大的政治—社会文化支持和内在经济驱动。事实上，伊斯兰世界尚未从根本上做好接受现代文明洗礼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心理准备。反过来看，现代化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它的一个基本前提便是要求实行政教分离，推行世俗化政策，这与伊斯兰传统是格格不入的。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精神认同，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自我宣传，还需要经济上的赫赫成绩以为佐证。因此，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十分艰难，它时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改革、宗教与世俗这几种力量的碰撞和冲突，而现代化进程的成败与否往往取决于新旧两种势力的消长结果。历史证明，在一种承受着巨大外部压力，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功来安慰自己的民族心态的支配下，理智地区分抗拒西方霸权主义与接纳西方文化所蕴含的优秀成果之间的微妙关系往往变得十分困难。
在伊斯兰国家，缺乏合法性支持的现代化在其实施过程中犯下的任何错误（包括人为原因和客观过程本身的缺陷）统统是一向视现代化为异端的宗教传统势力所不能原谅的，而这些失误又为宗教势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提供了绝好的批判口实。加之传统宗教理论也在不断修正、补充，它通过吸收现代化的某些部分，如西方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等，从而以伊斯兰复兴的形式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力。因此，当阿拉伯国家推行世俗化，嫁接西方模式的努力遭受挫折，出现诸如经济停滞、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等社会难题时，宗教界反现实的批评之声与广大群众厌倦了东西方“舶来品”的一再试验和失败，渴望以发自内部的新的社会变革获得成功的社会心态相结合，便使人们选择了无所不包的伊斯兰教，“毕其功于一役”，把具有不谬真理性的伊斯兰作为一劳永逸的突围路径。
二、变奏的主题：经济发展目标与政治——文化取向的原教旨主义
综观整个阿拉伯世界，但凡原教旨主义活动频繁的地区，大都是那些经济建设出现问题的国家。它们或是因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使得人民生活日益困苦，或是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引起社会矛盾激化。事实证明，哪国的经济建设搞不好，哪里就容易引发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乃至泛滥。而那些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如突尼斯、摩洛哥），原教旨主义则很难形成气候。很大程度上说，正是一国经济建设的不成功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大好机会。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原教旨主义是利用国内的经济困难登上中东政治舞台的，但它崛起后的主要着眼点却并非是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而是忙于构筑未来国家大厦的政治——文化框架。综观中东各国原教旨主义的理论纲领及著作言论，对他们一直心向往之的“伊斯兰发展模式”，着墨最多的便是对伊斯兰政治制度的描述，以及探讨怎样将伊斯兰原则与现行社会制度进行融合，而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除了几条原则的纲领，一直语焉不详，少有切实可行的经济复兴方案。
原教旨主义最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如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卡，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主席毛杜迪，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苏丹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哈桑·图拉比等，其基本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伊斯兰教的普适性和行动性。创建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把伊斯兰教作为个人行为，乃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基础。为此，必须进行广泛的宗教和社会改革，并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斗争手段夺取政权。
第二，强调伊斯兰教的国际性和普遍指导意义。认为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思想体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受语言、民族、地域的限制。否认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
第三，强调伊斯兰教义的自足性和永恒性。认为伊斯兰文化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不需要外来文化的补充。伊斯兰教教义具有持久魅力，能够满足当今时代需要。
对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实践考察也印证了上述观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热点。见诸报端的有关原教旨主义的报道可谓多矣，但涉及最多的大都是政治性事件：要么是伊斯兰分子同现行政权进行合法或非法斗争，要么是原教旨主义者在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制造爆炸事件，要么是各国原教旨主义组织加强国际联盟。而有关原教旨主义与经济建设的报道却十分鲜见。
造成此种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政治地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就是与“官方伊斯兰”相对立的“民众伊斯兰”，顾名思义，这是一种自民间发起，得到广大穆斯林拥护，但与现政府及官方伊斯兰保持明显距离，乃至持强烈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宗教政治派别。在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它显然处于一种非主流或者说政治边缘地位。当前遍及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运动，除少数国家（如伊朗、苏丹）外，绝大多数仍未掌握国家政权。他们或是以合法政党的身份积极参加议会选举，以图对政府进行“和平演变”；或是活跃于民间，发动组织群众，不断扩大影响，积蓄力量；或是直接拼组地下武装，试图以武力直接夺取政权。尽管当前原教旨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追求目标主要定位于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政府。换言之，是致力于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追求。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旨在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政治理想，都是以获得现行政权支持或直接掌握国家统治权为必要前提的。因此，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说，在“尘埃落定之前”，也就是在确立新的政治权力格局之前，讨论如何进行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只能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奢谈。当前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实践似乎也证实了这种解释。原教旨主义者为达到推翻政府的目的，甚至不惜打击那些对国家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如90年代初埃及的原教旨主义者曾多次袭击外国游客，试图通过对本国旅游业的打击，来搞垮国家经济。我们并不怀疑，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本身，已包含了走伊斯兰式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富强和经济强大的政治抱负。但就目前来看，它采取的实践手段与当初确立的政治目标却越来越远。
破解原教旨主义政治——文化取向与经济发展目标相悖的原因是：伊斯兰世界承受的外部压力超过了内部压力。前面已经提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成功是导致原教旨主义兴起的主要诱因。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从18世纪拿破仑进攻埃及时起，伊斯兰世界就始终为如何更好地解决外部生存问题所困扰。时至今日，东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中东的渗透和争夺以及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使得这一痼疾非但未能缓解，反而更加严重。首先，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垂涎已久。尤其是美国，在其全球性战略中对中东格外关照，把该地区列为“战略攸关地区”（fatal interest area）。50 年代，美国为加强向中东渗透，积极拼组“中央条约组织”，建立反苏“北层防线”；积极扶植包括埃及法鲁克王朝和伊朗巴列维王朝在内的亲美势力，尤其是美国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以色列视为中东战略盟友并竭力加以偏袒，这令所有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正义感的阿拉伯人愤慨至极。与此同时，以色列凭借有美国做后台，无视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242号与338号决议和阿拉伯人的生存权利，侵占大片阿拉伯领土和圣城耶路撒冷，使几百万阿拉伯人沦为难民。当初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反以斗争非但未能实现“把以色列赶下海”的目标，反而使以色列愈战愈强。所有这些，都使得广大穆斯林无处排遣的愤闷和屈辱感日重一日。救亡与启蒙，谋求国内经济发展与争取民族独立一直互相交织，交替摆放在历届阿拉伯领导人面前，构成伊斯兰国家政治生活内容的双重变奏。对于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阿拉伯国家来说，发展经济固然非常重要，但面对西方世界和以色列日益紧迫的挑战，这些国家不得不把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列为首要任务。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外部压力超过内部压力，政治救亡压倒了社会启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兴起的。它得益于广大民众迫切要求消除外来压迫的社会呼声。当阿拉伯民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几经努力仍未能完成这一历史性课题时，原教旨主义的政治主张便日益受到世人关注。对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历史任务，或者说他们更渴望成功，渴望以立竿见影的成绩向民众证明自己比被他们批判的世俗民族主义政权更有能力和资格带领广大穆斯林群众走出困顿。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以宗教起家的社会政治运动，它对来自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任何带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的行径都更为敏感和警觉。在原教旨主义的议事日程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被列在奋斗目标的首位。事实证明，当外部问题的紧迫性超过内部时，很容易出现这样两个后果：其一，原教旨主义分子执著于争取民族自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必然会减少对本国社会发展问题和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关注。其二，很容易由反对帝国主义发展到反对资本主义，其结果是摒弃西方积累了几百年的发展经验于不顾，而刻意谋求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化发展道路。就原教旨主义而言，它自兴起之日起，便一直是“政治解放型”而不是“经济发展型”。它更多地强调伊斯兰特色，倾向于采取闭关自守的传统发展道路。
在人类发展史上，宗教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起着巨大的精神替代功能。具体说，是强调物质不足精神补，更进一步讲，是强调精神胜物质，宗教信条适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宗教教义中，或隐或现地一直保存着这样一个逻辑：确立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至关重要。小而言之，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烦恼，获得永世幸福，推而广之，如果把宗教信条奉为社会的指导原则，当前社会中的一切难题便可以迎刃而解，这一特征在伊斯兰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伊斯兰教发展早期，国家形式采取的是一种政教合一，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指导进行社会生活的政治体制，即麦地那公社（乌玛）和“正统哈里发制度”。它突破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外壳，而完全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之上，实际上是已具有雏形的民族国家形态。尽管正统哈里发制度只实行了短短30年（632～661年）便因阶级国家的形成而化为乌有，但这一时期因保留着穆罕默德的宗教信条和对被征服者的赫赫武功，而成为后世穆斯林所仰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淳朴与辉煌更令人仰慕不已，回味再三，并从此留下一种回溯性的历史心态：它指向历史源头而不是当下时代和未来，它超越现实政治，因而也保留下随时批判时政的无上资格。日积月累，它逐渐积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形成埋藏在广大穆斯林心底的“伊斯兰情结”。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当前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存在各种内忧外患，诸如贫富分化、纲纪废弛，根源就在于现行政权推行的世俗化政策有违《古兰经》和圣训原则。反之，如果能重新确立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便可以纲举目张，各种社会问题自会自行化解。
尤其在当代，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日益提高，西方发达国家正日渐失去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所保留的为世人所称道的清教精神。物质主义正日渐成为统摄人们头脑的主要精神动力。在这个物质发达、产品充斥的社会，西方文化显得功利主义有余，价值关怀不够。诚如被指责的那样：“它始终未能对人类的思想提供一丝光明，一线希望，一点信仰，或者给焦虑不安的人提供哪怕是最为狭窄的通往安宁与平静之途。”（注：〔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政治和社会思想》第1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时，伊斯兰文化作为“价值理性”的优越性便相应凸现出来了。尤其在世俗政权进行全盘西化的种种尝试失败后，那些伊斯兰学者们更有理由相信，只有对伊斯兰精神的弘扬才可以治国安邦，使人民获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一则是因为西方化政策失败，转而尝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营养；更主要的，人们也确是出于对精神力量的崇信，相信宗教可作为“精神替代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物质不足所带来的缺憾。不少发展中国家，包括原教旨主义运动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一直坚持文化民族主义的态度，一再强调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优越性和重要性。
宗教就其本质而论，诚如马克思所说，它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者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即宗教是那些暂时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意识，是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异化。尽管它在某一时期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人们超脱于现实之外的精神庇护所，但从长远看，假如不能使宗教精神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即宗教实现新的价值转换，进行某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改革，传统的宗教统治方法（即政教合一）是与现代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让宗教远离政治的训诫相去甚远，而宗教对超自然神灵的一味虔信谦恭只会使人丧失主体意识与竞争意识，这也是与现代经济意识相悖的。要么抓住时代契机奋身崛起，要么在因循守旧中日趋衰落，这正是当前原教旨主义运动面临的处境。可以肯定，如果它不能及时实现价值转换，“伊斯兰”这一丰厚的文化资源势必会在过度滥采后急剧萎缩。
三、原教旨主义与社会经济发展陷阱
原教旨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偏执对试图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是一个陷阱。历史发展证明，一个国家内部少数集团保持自己文化的努力，会降低集团成员现代教育水平，从而使他们的经济状况难以改善。如加拿大魁北克中小学的大量天主教神学和法语教育，严重影响了法裔人提高他们在北美经济中的地位和成就（注：尹保云：《论民族主义的发展》，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过分关注于谋求政治——文化独立，而没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步跟进，所谓的政治——文化独立和巩固便成了一具空壳。五六十年代遍及亚非拉的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独立的许多国家至今仍发展缓慢，政局动荡，这与当初热衷于给自己的政治学说贴标签，动辄标榜“××主义”，而未能把各种政治文化主义与经济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有很大关系。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在历史中所能吸取的教训就是人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当前，原教旨主义运动在宗教这一新型政治语汇的包装下，很可能会重复第三世界在发展过程中曾犯过的错误。
肇兴于阿拉伯半岛的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有人称之为“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neofundamentalism）， 是一种以宗教为政治号召旗帜的社会政治运动。它与其他类型的社会政治运动相比，有自己的独特性。就其追求目标看，是试图通过复兴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实施伊斯兰法，进而恢复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期曾有过的辉煌和政治体制；就其战略手段看，原教旨主义以推翻和改造现行政权和社会制度为最终目标，并采取各种（包括合法与非法、和平与暴力、地上与地下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从中不难看出，原教旨主义在总体目标上是内向型的，即通过诉诸伊斯兰传统来解决当代现实问题。这一做法的有效性如何，撇开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不管，单就经济发展模式来说，这种历史取向的政治观念很难为外向型的现代经济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在原教旨主义者那里，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是彼此绝缘的。纵使顾念到经济发展问题，也很难摆脱经济服务于政治的观念桎梏。追根溯源，这与这些国家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中东各国大都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在当前的发展中国家中，这一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历史性的任务多是由统治阶层强制执行，自上而下地进行的，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是一个自发的累进的自然过程。也就是说，它走的是一条政治学上所讲的“外发型现代化”道路。这一进程的前进动力主要是外部人为因素，而不是内在的经济驱动。正是这一事实使国家政治服务于经济的政策缺乏内在需求和坚实基础，因而使得二者的联姻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政治指向经常游离于经济建设之外。
从实践的角度看，近年来，原教旨主义者经常组织游行示威，煽动罢工，破坏公共设施，制造流血事件等暴力活动。 在阿尔及利亚， 仅1994年就发生纵火、爆炸和破坏事件2725起，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亿美元。政局的动荡几乎使所有的外国公司都离开了。许多大工程的下马又使当地经济雪上加霜，连中产阶级都难以找到工作。在埃及，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使埃及的旅游业损失了30亿美元，外国投资者更是望而却步。尽管极端暴力只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一小部分，但因其行动手段的强烈度和行动后果的破坏性，给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在一个暴力充斥、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的国家，必然是社会动荡，人人自危，并可能由此断送掉许多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从纯技术的角度看，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相比，经济建设无疑更复杂艰难。它更多的是一种事务性和连贯性的工作，它不可能凭借几句响亮的政治宣传和精神说教便能迅速崛起。相比之下，着力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拓，手段简单得多，而且也很容易“出彩”。在这一领域，重立场更胜于重观点，重过程更胜于重结果。只要立场鲜明，可以不必细究观点对错及实现手段是否合法。有时候，越是标新立异，反倒越能契合一部分人的激愤心态。当前，不少原教旨主义派别之所以热衷于暴力，经常借助恐怖手段证明自己的存在，便与上述观念有很大关系。但是，恐怖主义远非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最佳手段。这一点卡尔·多伊奇在其《国际关系分析》一书中已讲得非常明白。近期的例子是“哈马斯”运动。1996年二三月份“哈马斯”接连在以色列境内制造爆炸事件，从而严重阻碍了已成为民心所向的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爆炸事件给以色列人造成的心理创伤迫使以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防范措施，如关闭巴以边界、禁止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做工，这一举措使众多巴基斯坦人的生活陷于困顿之中，结果反过来又导致“哈马斯”在巴基斯坦人中的政治支持率大大下降。造成像“哈马斯”这样的原教旨主义组织政治形象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它的施政主张中缺失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即经济建设功能。政治斗争目标与经济建设方向不一致，这正是问题的答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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