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立的个体走向共生的世界——作为方法论的东亚女性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东亚论文,孤立论文,个体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作为方法的女性主义的成熟
女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感叹女性主义已经失去了作为体制批判运动的激进的破坏力，她询问道：“在面向国家、反抗国家的女性主义的尝试中，究竟发生了什么？”①目前，女性主义的境况正在发生急速的变化。除伊斯兰激进的女权运动人士②外，作为“女性政治运动”的女性主义确实正在失去活力。女性主义的问题意识渐渐被作为一种更为一般的形态即“性别论”来进行讨论。
但是，就像朱迪斯·巴特勒所说的那样，“不面向国家”就是女性主义的堕落吗？毋宁说这反而是女性主义的成熟。这种变化即是“女性主义的方法化”，也就是说，以女性主义运动的形式积累的理论性考察，可以被认为是看待种种现象的方法逐渐成熟的结果。导致“女性主义方法化”的，主要是“女性主体”的解体。后殖民主义的争论，通过指出以“全体女性”作为讨论对象的无意义性，使我们意识到深化女性主义理论的必要性。
因此，对于使用“东亚女性主义”这个词，我也可以表示同样的质疑。“亚洲的女性”和“东亚的女性”这些概念本身，难道不是犯了一般化的错误吗？对于这个质疑，本文的主旨是：关注“作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并赋予“东亚女性主义”以方法论的性质。我希望大家不是把“女性主义”作为运动，而是把它理解为从“女性的视角”来看问题。
所谓“女性的视角”，就是不仅仅停留在修正、补足以往的“男性”研究状态这一视角上，而是能够从“外部的视角”、“他者的视角”、“受害者的视角”、“差异的视角”、“身体的感觉”这一系列的立场出发来考虑问题的理性的感受能力。这些立场均带有对“现代性思考”提出异议的性质。
但是，“女性的视角”与其说是以“现代性思考”的终结为前提的后现代性视角，毋宁说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视角，这一视角由于维护现代的、“正统的视角”而受到了压制。所以，在“现代”的制度性虚构渐渐被意识到的今天③，能否以“女性的视角”来考虑问题，是决定理性的感受能力的问题。因为，“女性的视角”自身虽然是带有虚构性的构成物，但却是可以实体化的那种感受能力。
同时，“作为一名女性来考虑问题”，也是以非常具体的实感为基础，而不是抽象的外部性和他者性的立场。从制度方面来说，这种言论也是文化制度的一部分，虽然在思想性的言论中可以定位为“现代的影子”，但却是有着实体并且以现存者的经验为基础的立场。
接下来我将谈一下自己的经验，这也是“东亚女性主义”这一构想的背景。也就是说，为什么这种“女性的视角”必须在“东亚女性主义”这个地域性的、限定性的联合之中才能被构想呢？迄今为止，东亚女性主义者的联合取得了怎样的理论性成果呢？接下来，我们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也就是考察我们自己经历的女性主义有怎样的知性分析能力，这与东亚其他女性主义者的经历有怎样的关系。
二、女性主义者的联合
在与女性主义的关系方面，没有比哲学更差的领域了。④女性主义基本上是“党派性的思想”，与此相反，哲学论述的则是带有普遍性的原理和问题。所以，对于哲学来说，“是男还是女”又有什么关系呢。迄今为止，公共哲学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以“方法论的中立性”这一方式被论述的。但是，效仿巴特勒所说的“性别麻烦”(巧妙地故意引起麻烦)，把“哲学与女性主义的恶劣关系”理解为创造性的紧张关系，又会怎么样呢？
因为女性主义是“党派性的思想”，所以采取了原理性质的“联合”立场。如果以近代启蒙主义的观点来看，“党派性”意味着知识性的偏向和知识性的界限，“联合”则可以理解为面对共同的敌人，从而组成以党派为目的的排斥性结构。
但是，“女性的联合”不是具体可见的与集团之间的联合，而是“想象中的联合”。当因为性别、人种等“自然差异”的原因而被差别对待时，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会寻求这种联合。也就是说，女性主义的“联合”是“全体女性”的联合，它以谴责包括潜在的歧视和假想的歧视在内的所有歧视为目的。从女性主义“联合”的立场来看，对于一个女性的歧视，只有在与对所有女性的歧视的关系中才能被理解，更进一步，性歧视的问题必须在与其他的歧视形态比如种族歧视、阶级歧视的关系中加以理解，或者说在现在的日本，必须在与收入差距、受教育程度的差距等不平等的关系中加以理解。因此，女性主义的“联合”，作为理论性考察的方法，寻求的是在“类似现象的联系”中看待现象。⑤
女性主义对“歧视”进行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诸如“非对称性”、“定位”、“交插性”等分析问题所需的重要的概念手段，同时向我们展示了看待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不能把现象作为个别现象来孤立地看待，而要把它看作类似现象的“联系”。
“联系”的原则，是在女性主义作为社会运动的经验之中产生的。所以，“联系的原则”必须是谴责社会问题的手段，同时也是使社会现象获得客观结构的有效方法。因为，女性主义所致力于的“性歧视”现象，是在“孤立”与“正当化”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才成立的。
歧视是以被歧视者的孤立为前提的。孤立使歧视结构化并剥夺了谴责歧视的能力，以此掩盖了社会的现实。同时，通过把歧视的原因归结于个人的身体、自然特征这类因素(性、出身、能力、适应性)，使每种歧视行为变得可以明确解说并且正当化。
因此，“作为有责任能力的个人”这个带有现代性的、孤立的主体理念本身就包含有性歧视的原因。女性主义通过“联合”把“歧视”重新解释为以“女性”这个团体为对象的行为。通过这些，使得歧视乃是起因于社会构造本身而非源于个人特性这一点得到了确认。因此，“联系的原则”是社会运动的原则，同时也是理论性考察的原则。它具有“作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的特质，这是女性主义所具备的“正常的感觉”。
社会现象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现象。因此，当事者的视角是“为了生活而理解”的视角。这是马丁·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所说的“公开的被解释性”的视角。⑥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种平凡并带有妥协性质的视角，同时又是带有战略性质的视角，是为了在被给予的状况中有效率地生存所必须的视角，从战略性的意义来说，是“平凡且和平”的视角。这种视角，在被给予的状况中经常被内化为一种必须包含“正常的感觉”的规范。
当代全球性社会由于以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为基础，以民主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因而“健全的市民”是最有效率的分析视角。所有的问题都是从“健全的市民”这一视角出发加以分析的。这是一种期待经济的扩张与制度的稳定、并为此对于公共的决定持基本赞同的立场且拒绝非常事态的视角。
也就是说，在现代发达国家的社会中，原本并未把歧视和受害看作常态和结构性问题的视角。只是因为有了外部的要求、外部的极端呼吁，我们的理性的知觉才开始起作用。当然，在“健全的市民”被过于内在化的情况下，连这种呼吁也被作为非常事态而排除掉了。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女性主义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女性主义，因为是作为“现代的他者”的女性运动，所以才具有批判现代的“公开的被解释性”并与之对抗的力量。也就是说，它与被公认的“健全的市民的视角”拉开了距离，具有了批判地考察问题的能力。
但同时，与“健全的市民”的视角一样，以生存为目的的视角是以“正常的感觉”为基础的。“像一名女性那样”来思考，就是与全世界所有的女性，与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女性一起思考。“女性”这个假想集团压倒性的多数——这既不是特定的社会集团，也不仅仅是现在的社会成员——与“健全的市民”这个范畴一样，作为以生存为目的的视角，必须伴随着“正常的感觉”。
女性主义方法论的优点在于，它既是“现代的他者”，同时也可以产生由“正常的感觉”而发的思考，在于它具有把在现代全球化社会中生存的我们过于片面性地内在化的“健全的市民”的视角，在保持同样的正常感觉的同时去结构的可能性。
如果这样来考虑，可以说现今东亚正在进行的众多的文化交流是在“正常的感觉”支撑下进行的交流。这样一来，即使在国家间关系中的“官方的感觉”是以阻碍协调和交流的形式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也能使某种自发的、强劲的交流成为可能。比如，在日本，始于“裴勇俊热”的韩流热潮，是以“好让人怀念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好了”等等女性的连带感为支撑的。
日本的女性主义，对于由女性的连带感而产生的强劲的交流(人、感情和感觉的交叉流动)，具有赋予其思想性的认知和表现的任务。因此，不能使其被国内“男女共同参与计划”所吸收，变成官方的女性主义。现实中日本女性所发挥的作用，应该与她们前沿性的作用相对应来进行再定义。我认为，这种再定义的其中之一，就是作为“东亚女性主义”的日本女性主义。
三、孤立的个体与女性主义
对日本的女性主义哲学而言，跨国界的(transnational)东亚女性主义是伴随着“从军慰安妇问题”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是随着对这种极端的性犯罪事实的逐步认识、通过与其“联合”而开始的。这同时也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日本国家”的检验。
日本的女性主义没有失去“联合”这一运动性的感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由于这种“联合”感的存在，使得日本式的现代化被压制，从而培养出了“健全的市民”这一视角。然而，在日本思想中，对于“连带感”压制了日本式的现代化怀有质疑，并且保持着批判的理性，这一点对于21世纪的日本思想而言，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由于韩国女性的控告，使得日本的女性主义开始考虑国际间合作的可能性。而且，由于这个“连带”(联合)，使得我们对本国历史和社会的看法也改变了。但是当初，人们好像并未认识到这种“联合”具有方法上、哲学上的意义，而只是重视“受害者救济与加害者控告”这种社会运动的意义。因为当时是为了“社会的良知”而进行运动的，因此，对涉及“慰安妇问题”的事，有各种各样的批判。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可以说“慰安妇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议论，不仅使女性主义哲学而且使日本的历史认识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也就是说，使得本国历史与亚洲各国的历史、特别是与“亚洲的牺牲者的视角”联系起来，得以重新审视。并且，使得女性主义以外的哲学讨论中，依据德里达(Jaques Derrida)和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十分抽象的他者论，立刻获得了具体的轮廓。
以“慰安妇问题”为契机，日本女性主义哲学迈出了走向“东亚女性主义”这种国际性女性主义的一步，这是一大步。因为正如刚才所说，女性主义以“正常的感觉”为基础，基本上是一种国家内部的思想。在遇到“慰安妇问题”之前，日本的女性主义也停留在本民族、本国的范围内。性解放与女性参与一直被当作国家内部的事情来看待，女性的历史被认为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日本女性，在日本这个国家以外都做了些什么，或者正在做些什么，缺乏关心。如今女性主义的讨论也是如此，很遗憾的是，日本女性在国际婚姻以及国际劳动市场上采取的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式被无视了。
但是，通过“慰安妇问题”，日本的女性主义开始从“他者”的视角来看待自身的历史，开拓了面向日本战后处理诸如“冲绳”、“邦邦女郎”(二战后在日本大城市街头出现的向占领军卖淫的妇女——译者注)之类的所有“女性现象”的视野。这同时也是对“国家”的反省。
后殖民主义的争论明确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女性主义不应只是把“与男性相关的事情”视为问题，其本来就应该关注“国家性的东西”。在作为跨国界女性主义的“东亚女性主义”的尝试中，日本的女性主义者们用与后殖民主义不同的方式把“国家性的东西”问题化了。
首先，它是从对“东亚女性主义”的矛盾的意识开始产生的。也就是说，从现代西方的视角来看，“东亚女性主义”几乎不用进行任何阐述，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是，从东亚的视角来看，情形恰恰相反，“东亚女性主义”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产生了矛盾。一般来说，在女性主义的言论里，“东亚女性”很容易被视为“被歧视、被压迫的牺牲品”，很多对东亚社会的描述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男性优越”和“女性歧视”。⑦按惯例来说就是，我们的社会是以儒教传统和家族制度为支撑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作为我们社会生活准则的集团主义和论资排辈制，是以阻止个人自我实现的形式来发挥其功能的。只要女性主义在这种格式化的“压迫结构”中来进行自我认识，我认为当然应该进行跨国合作。
“慰安妇问题”使这个庞大而空洞的“亚洲女性的联合”的梦想破灭了。参照“慰安妇问题”来思考，“日本女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范畴呢？既是日本的性歧视结构中的受害者，同时又作为与慰安妇的加害者拥有同样的民族认同感的人而存在；一方面是性差别构造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与慰安妇加害者在同样的民族认同中进行自我认识的存在；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加害者。至少，只要女性主义是“受害者的联合”，在“亚洲女性”这个范畴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龟裂和分层。因为，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女性作为受害者的同时，也支持了加害者。
对于作为社会运动的女性主义而言，“慰安妇问题”可以被称为失败的体验。因为它没能把韩国女性殷切的呼声充分反映到日本政治中，从而也没有促生新的政治文化，并且还因此引发了所谓的“攻击女性主义”的声势不断高涨，引人深思。
但是，以此次失败为契机，日本女性主义的理论方法得到了进化。作为与“慰安妇问题”有很深关联的运动家、思想家，井桁碧强调了日本女性主义者与其他亚洲各国女性主义者合作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合作，我们才能对“国家性的东西”进行连贯的、有逻辑的论述。⑧
运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日本的女性主义者没有充分理解“女性”这个范畴所具有的外延。通过“慰安妇问题”，日本的女性主义者明确地意识到了“国民国家与性别”这一问题。⑨她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女性主义者，应该在提倡反对具体的国家的基础上，站在“国家性的东西”之外进行思考。
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女性主义是通过“东亚女性主义”来认识自我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摸索自身的公共性的。那么“东亚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公共性”指的是什么呢？它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创造的概念，我们有必要从现在进行的众多人员交流和文化交流中创造出能够把这些交流解释为“自身的历史”的概念框架。⑩
四、作为“行动的想象体”的亚洲
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通过分析“日本式的东方学”指出，日本的现代化不只是引进现代国家制度，还引进了近代欧洲的历史认识。(11)也就是说，所谓亚洲只是指黑格尔说的“国家出现以后的东洋”，而且是被专制统治所规定的、带有根本性的后进社会——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自我认识。
日本的现代化是以历史、国家、现代意识这三个维度相结合的形式开始的。这三个维度是不能被割裂的，理解历史，必须以现代国家的成立为基础；理解国家，必须以欧洲式的现代历史认识为基础，三者之间是相互规定的关系。
中国学者汪晖也指出，亚洲的历史认识是被建立欧洲式“现代国家”的目标所牢牢地限定着的。(12)此分析显示，亚洲的现代历史认识只不过是对于“亚洲落后性”的认识，并不是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而且，这个“亚洲的落后性”不是指别的，而是指现代国家的缺失以及制度上的落后，未必与社会本身的成熟度以及网络的广泛性相一致。也就是说，日本的现代历史认识不是指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而是指对于“国家制度的落后性”的认识。
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视角把握日本现代化的哈鲁图尼尔(Harry Harootunian)指出，这种“国家的落后性”的认识不仅压制了历史认识，还压制了社会认识，从而掩盖了初期资本主义式的“不平等”的社会现实。(13)由此，“共时性的差异”就被解读成了“历时性的差异”。(14)
如果说得稍微大胆一点，可以说迄今为止，不管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是以何种形式被书写的，只要它是以“现代化”、“国民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为基础的，那么它就是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否定而书写的历史。
例如，国民道德论就是为了实现日本的道德现代化而实行的国家计划。颇有意思的是，以井上哲次郎为首的国民道德论者都把“女性问题”、“妇女问题”视为极其重要的中心问题。他们的言论现在读来也几乎没有不协调之感，基本上都能够令人赞同。他们站在近代自由派的立场上，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论述“女性的奴隶化”和“女性解放的必要性”。我通过对国民道德论中“女性言论”的分析，发现日本现代化中的“女性”，实际上被当作了哈鲁图尼尔所说的“落后性”的承担者。
在没有“自己历史”的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性别以及“女性”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历史化了，可以说被当成了唯一担负着“自身的历史性”的范畴而被使用。一方面是作为被儒教的旧习所束缚的典型的落后性；另一方面，在围绕着服装的争论上，又作为极端的现代性而被使用。
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与“现代性”相联系的个人主义的个人决定、经济主体、“国民”以及自由主义等一系列的印象，是具有地域性的且被限定的印象。根据一些论者的观点，在日本，事实上它们是为构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受压制的这样一种形象。我们的现代从一开始就被这种“印象政治”所规定。
这些事实表明，在考虑现代化论以及亚洲论时，如何理解性别概念是多么的重要。汪晖一方面认为“亚洲”概念只不过是与“欧洲”、“西方”概念相对应的形象，一方面又强调其具有的弹性和多样性。也就是说，他暗示了“亚洲”这一概念能否与“性别”这一概念一样，引起我们的自我理解，成为我们的行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可以把“亚洲”称之为“行动的想象体”。并且，“东亚女性主义”不正是有可能成为将东亚重组为“行动的想象体”所必需的框架吗？
五、结语
本文一开始就强调指出，只要女性主义是以“女性联合”为出发点的，就是由“正常的感觉”而发的异议；接着，本文陈述了在与“健全的市民”这样另外一个“正常的感觉”的不一致和分裂中，女性主义所发挥的批判力量。因此，我认为女性主义者不应只把目光放在抵抗、抨击和揭发上，同时也应该把目光投向安静的“空白”领域，即能够为我们理解自身的历史和社会提供新想象的“空白”领域。
亚洲的公共性是“没有语言的公共性”。女性主义者把目光投向了“空白”领域，为形成“没有语言的公共性”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一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可能性，比如说，通过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实现传统的解放，并因此找到阐述自身历史的新路径；通过对可见的历史性进行多层解读，从“女性视点”解读“现代性”；通过明确“世界人”这一形象对于被压迫大众的解放意义，倡导建立与全球化经济相抗衡的全球网络化的必要性。
注释：
①[美]朱迪斯·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要求：生命与死亡的血亲关系》，日本青土社2002年版第14页。
②比如像阿扬·贺西·阿里(Ayaan Hirsi Ali，索马里移民，前荷兰国会议员，女权主义者。——译者注)那样。
③关于这一点，德国社会学学者贝克编辑的《现代性的现代化》中有各种关于具体问题的讨论，参见UlrichBeck und Wolfgang Bonβ,Die Modernisierung der Moderne,Suhrkamp,2001。
④比如对女性主义对哲学的贡献进行综合考察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2000,edited by Miranda Fricker and Jennifer Hornsby)，其编者也基本站在该立场上。(该书为“剑桥哲学研究指针”丛书中的一部，三联书店在以英文原版形式引进出版时，中文书名为《女性主义哲学》。“剑桥哲学研究指针”丛书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世纪90年代刊行的一套学术参考书。——译者注)
⑤正如阿多诺关于历史的客观性所进行的讨论，正是“潜在的牺牲者的视点”使发生之事的令人痛苦的客观性得以意识化。Th.W.Vgl.Adorno,Zur Lehre von der Geschichte und vonder Freiheit,Suhrkamp,Frankfurt am Main,2001,S.35 ff.
⑥参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⑦Yoko Arisaka,"Asian Women:Invisibility,Location and Claims to Philosophy",in Naomi Zack(ed.),Women of Color and Philosophy,Blackwell,2000,pp.209-234.
⑧[日]大越爱子、井桁碧：《去暴力的母体——战后·暴力·性别·2》，日本青弓社2007年版。
⑨对该问题最直接的分析见上野千鹤子的《民族主义与性别》，青土社1998年版。
⑩关于这一点在此想指出的是，在女性史的观点中，“全球化”绝对不是最近10年的趋势。社会压迫产生了对外部世界的憧憬，比如在谢野晶子1918年的《向着三面一体的生活》中已经谈到“作为世界人”的自明性与重要性。
(11)[日]子安宣邦：《“亚洲”是被如何叙述的》，日本藤原书店2003年版。
(12)汪晖：《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日本岩波书店2006年版。
(13)[美]哈利·哈鲁图尼尔：《国民的故事/亡灵之出现——近代日本国民主体的形成》，载《日本的历史25：日本走向何方》，日本讲谈社2003年版。
(14)哈鲁图尼尔的观点向我们指出了从明治时期到战前的思想家们对“女性的落后性”所进行的雄辩且自由主义式的叙述的意义。我认为，作为国民道德论的主要提倡者的井上哲次郎等思想家之所以以“妇女问题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方式提倡将女性从儒教式奴隶状态中解救出来，正是为了通过“落后性”这一外来的历史意识来切除作为社会问题的女性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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