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酬递增经济学：回顾与展望（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酬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中期以来，新增长和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及布赖恩·阿瑟对报酬递增“路径依赖”过程的处理，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报酬递增理论的浓厚兴趣。但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前者试图通过外部性概念把报酬递增重新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而后者强调历史、偶然事件以及制度等因素的重要性，放弃了均衡分析的方法。报酬递增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对此也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当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以后，除极少数几位经济学家继续在探索报酬递增通向解释现实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以外，报酬递增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几乎被完全清除出去了，以致于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不确定性、创新、技术和制度变迁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不能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长期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不能解释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持续提高生活水平的原因以及国家间生产率增长的趋异，不能解释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与危机，更不用说面对前苏联东欧巨变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了。毫无疑问，经济学理论需要重新定位，敏于观察现实的经济学家已开始了这种探索，报酬递增理论就代表着这个方向上的努力。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对上述现实问题做出任何解答，只是追溯报酬递增理论发展简史，评析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对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一、理论先驱：斯密和马克思
长期以来，报酬递增在经济理论中之所以处于不稳定的地位，从思想发展过程的承续角度来看，源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两种不同理论思路，“斯密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的两种理论”（注：G.B.Richardson( 1975) , " Adam
Smith OnCompetition and Increasing Returns" ,in S.Skinner,A.S.Wilson,T.(eds.)Essays on Adam Smith,P351.Oxford Unitersity Press,Oxford.）， 卡尔多认为这两种理论分别处理了市场的配置功能和创造功能。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在《国富论》中没有明显的冲突，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分析上的精密化时，斯密未能把这两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所导致的种种矛盾就凸现出来了。
报酬递增理论主要集中于《国富论》的前三章，但从全书及斯密全部著作的整体角度来看，这三章未能包括其全部内涵。就《国富论》前三章而言，斯密首先以一种企业组织（制针工场）举例说明了报酬递增产生的过程，并在第三章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斯密定理），所以Prue Kerr认为， 《国富论》就是围绕两个不同经济分析领域的定理展开的，即生产中的劳动分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扩大，斯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注：PrueKerr, " AdamSmith's Theory of Gnowth and Techological Change Revisited",Contributions to Polihical Economy.(1993) 12 P.24.）。这种自我持续的增长过程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是一种累积因果的过程。然而对这种循环累积因果过程的认识，只是后来由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1928）中完成的。斯密松散地处理了分工与市场扩大的关系，在第三章中，他对市场范围的讨论只是从地理角度出发，认为运输的发展是决定因素，同时从人口密度程度（隐含地从人口规模）谈到市场规模对分工的影响，从他所处的时代看强调这些因素是很自然的，但因此错过了理论发展的一个良好机遇，以致于斯蒂格勒认为这是斯密在分工理论上“令人遗憾的失败”。斯密在《论分工的原因》中提出分工累积发展的原因在于人类的交易倾向，结合《道德情操论》等著作，很明显对斯密来说报酬递增的深刻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合作行为，而合作问题本质上是制度安排及其变迁问题，除马克思以外，这个问题在报酬递增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重又引起了人们对分工问题的兴趣，但由于其新古典方法的局限性，我认为它对报酬递增的处理是不妥当的。斯密分工理论的另一重要遗产是，它把报酬递增的源泉归于技术变迁。在斯密的理论中，技术变迁是以分工展现出来的。与新古典经济学把技术变化看作是“生产函数”的移动不同，斯密把技术变迁看作是生产实践改进的过程，它来自于经验积累，或协作效应的提高，更好地生产方法，技能培训以及机器的采用等。机器的采用替代了劳动，开辟了新的产业部门，以至于使科学技术、现代实验室成为越来越细密的产业部门。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式，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
一般均衡理论与斯密理论框架的不一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卡尔多在谈到经济理论从什么地方误入歧途时，他指出斯密在第四章讨论货币（作为一种制度—引者认为）在分工中的作用之后，突然被名义价格、真实价格及交换价值所吸引，从此说变就变，他的兴趣从此陷入了价值和价格是如何被决定的泥淖之中（注：NicolasKaldor,TheIrrelevance of Equallibrium Economics,Economic Journal,Vol.82,December 1972.）。里查德森则认为，斯密的均衡理论在第7 章“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核心思想是描述了实际价格如何受“自然的”或“成本决定的”价格重心作用的影响（注：同前G.S.Richardson.）， 竞争起到一种类似于时钟结构中导致钟摆摆动的重力作用，在这种结构中没有时间方向，同时也就没有演化的过程。可以看到从瓦尔拉、马歇尔，一直到德布鲁——阿罗的一般均衡理论，与此是一脉相承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假定是规模报酬不变，在斯密的均衡理论中这隐含地包含在单独由生产成本（不考虑需求）所决定的“自然价格”概念之中，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这明确地存在于同质和线性生产函数的假定之中，这个假定对完全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来说是公理性的。均衡理论的静态性质导致了报酬递增与其框架不相容。因此，施蒂格勒感叹道，斯密定理造成了一个两难境地，“如果确是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就必定是垄断的；如果典型的产业结构是竞争的，那么这一定理就是错误的，或无重要意义。这两种情况难以否认（注：施蒂格勒：《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第23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这似乎是一个难解之谜。
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与新古典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相容的（从马克思把后者斥之为“庸俗经济学”可以略见一斑）。就分工理论而言，马克思比古典经济学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不均衡过程，不仅以分工概念为基础深入分析了技术变迁，而且提出了一个报酬递增导致资本主义内在演进的宏大理论。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主要论点简要地总结如下。马克思用分工的发展分析了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阶段，把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两个历史时期，工场手工业产生于分工原理应用于仍未机械化的产业，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导致了机器和大工业的诞生，这明显地包含有技术发展的演化性质，但机器大工业以生产资料为起点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注：马克思：《资本论》，第40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使之本质上有别于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了市场规模对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将受制于生产技术的性质。马克思从技术特性上把工场手工业区分为混成的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前者马克思使用钟表手工业做为例证，其生产组织方式可以采用包买制，后者以斯密的制针业为例，说明了垂直分工的好处。马克思从技术性质论证分工与市场规模之关系为斯密的“两难困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答。从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来思考分工与市场规模之关系，导致了马克思关于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之区分，这一区分对报酬递增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垂直或企业内分工取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而社会分工或水平分工最基本的问题是最小经济规模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交互作用、互为因果，导致产业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自发演进。“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91页，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企业内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对立运动过程蕴含着报酬递增的机制。“下面一点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就越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95页，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从生产过程的一般性质来说，两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但从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规律来说，两者又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特有的制度性质。对资本主义企业性质的认识使马克思对报酬递增的根源和机制做了精辟的分析。如上所述，马克思强调了分工过程的技术性质，这是工场手工业转化为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的基础，“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注：马克思：《资本论》， 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但马克思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其理论核心是分工与社会经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分工的技术发展过程受制于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仍是最卓越的企业理论和生产理论，它揭示了报酬递增的根源来自于资本主义企业生产过程的特有性质。不仅如此，马克思通过企业间动态过程分析，揭示了企业内分工与企业间分工（社会分工）交互作用如何导致了不可逆的报酬递增过程，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这种过程来自于技术变革和企业重组的动态竞争，企业的目标是攫取瞬间的剩余利润，并将它转化为长期的增长潜力，通过不可逆的，虽非长时间持续出现但却以审慎的步骤进行的技术变革与创新，走向不均衡与不平衡。以外，通过技术变革进行的竞争不是一种最佳技术的结果，而是多种技术并存的结果，而加权平均技术——排除报酬随规模和租金而递减等例外，才是决定长期正常价格的调节技术（注：参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第586—587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最后，马克思报酬递增理论强调了动态累积的不稳定性质及其对制度变革所产生的压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后果，这种不稳定性质来源于分工（资本积累）与收入水平之间的不匹配或矛盾。
二、承前启后：马歇尔和杨格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学的主流致力于把经济学建立成象牛顿力学那样精密的科学，在马歇尔、瓦尔拉和杰文斯等边际均衡分析大师的带领之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阿罗——德布鲁体系，一般均衡分析技术及理论已经相当完备了。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对稳定均衡条件的探讨，为了建模的需要，不得不对其前提条件做出极其严格的假定，其中报酬递增和技术、制度变化的性质被排除在外了。但在边际均衡分析的溪流逐渐汇成强大洪流的过程中，有两位经济学家因其强调报酬递增而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马歇尔和杨格，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思想成为今天处理报酬递增的两条不同思路的直接来源。
斯密理论体系的两条思路，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仍有所反映，这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中是不多见的。马歇尔作为一个跨时代的人物，一方面开创了新古典研究程序并集其大成，另一方面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系统的动态性质，试图在其框架之中处理报酬递增现象。综观全书，马歇尔在工业组织标题之下（上卷第8章至第13 章）论及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分工和报酬递增的内容，并提出了对其在均衡框架中处理报酬递增问题至关重要的两个概念：代表性企业和外部经济。虽然马歇尔认为“本书始终是研究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19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但由于结构变革过程的时间如此之长，在理论上以精确方法分析其全部后果是不可能的，马歇尔不得不在“其他条件不变”假定之下，采用静态方法，转向产业水平的分析。在下卷中他所需做的就是削足适履，把报酬递增塞进均衡框架之中。这种处理方法严重地依赖于上卷中提出的代表性企业的两个特性：给定用产出水平表示的产业规模，代表性企业的产出不变；代表性企业产出的单位成本在产业的生产水平上是产业的代表。在这基础之上，马歇尔画出每个产业的供给曲线（同时也是对其他产业的需求曲线），使供求曲线相交，这样就决定了商品的正常价格。从长期角度来看，在其他条件相等情况下，代表性企业的规模由产业的一般扩张所决定。因此，需求的逐渐增加总的来说增大了企业的规模和效率。通过这种简化方式，把众多企业的差别抹煞掉了，这可能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简缩为一个点的起源。代表性企业规模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报酬递增）来自于产业的一般发展，为了指明报酬递增的源泉，马歇尔在均衡分析中引入了外部经济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280页，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由于意识到企业内分工所产生的内部经济之差异使竞争均衡有可能瓦解，正如古诺指出的，报酬递增（内部经济）最终将导致垄断，马歇尔规定，“我们假想不论任何时候，该厂都享有所属工业生产总规模所具有的那些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平均份额”。（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139—140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而外部经济“有些决定于种类相近的生产的总量；而有些——尤其是与知识的发展和艺术进步有关的那些经济——主要是决定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生产总量。”（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279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其结果是外部经济的自然增长成为报酬递增的唯一源泉，企业内分工、创新、技术变化等在分析框架中就被抽象掉了，分工只不过是企业水平上（企业仍做为一个点）对环境静态调整的简单机制。而且，更为严重的缺陷是，因为供求静态均衡的条件是，“如果其商品的正常生产增加，继而又减至原有的产量，则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将又回到它们在该产量上的原来位置”，（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448 页，第141 页。）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静态可逆的报酬递增（参看下卷第447页的图）， 这说明经济进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静态可逆被琼·罗宾逊批评为没有时间方向的围绕均衡点摆动的钟摆。马歇尔写道，“必须承认，这个理论和现实生活是完全脱节的，因为当任何偶然的干扰使某商品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增加，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引用时，这些经济是不易丧失的。机械工具、劳动分工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各种组织上的改进，一旦被利用之后，是不会被轻易放弃的。”（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448页。） 因此，马歇尔对静态均衡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它的限界常常为那些特别是从抽象观点来研究它的人所忽略，以致有使这种理论完全定型的危险”。（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141页。）无疑， 马歇尔的这种警告几乎被新古典经济学家遗忘了。
虽然马歇尔通过外部经济概念，把报酬递增纳入竞争均衡框架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长达三十年这种解决办法并没有改观，直到二十年代初弗兰克·奈特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发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才对此提出异议。奈特在书中不仅以精确的术语定义了完全竞争的概念，而且认为，为了经济分析的目的，必须严格区分“静态”和“动态”问题，“外部经济”和报酬递增归于动态领域，马歇尔把它纳入静态价格理论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这引发了20年代初由许多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参加的关于成本问题的争论，克拉彭（1922）认为外部经济不能归于任一产业，因而是一个空的“经济匣子”，奈特指出，一个产业的外部经济或许是（也许说必定是）另一产业的内部经济，后者就会走向垄断；前一产业作为后一产业的消费者也就不一定能分享这种经济。阿林·杨格做为奈特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在奈特博士论文出版前后，一直与其交换着关于外部经济、报酬递增和竞争均衡理论的看法。杨格不同意奈特对报酬递增的处理，同时也为经济理论日益忽视增长和结构变迁、远离现实而忧虑，早在1922年给奈特的一封信中就明确地表示了对静态均衡方法的怀疑。二十年代的上述争论在斯拉伐发表《竞争条件下的报酬规律》（1926）时达到高潮。斯拉伐认为，外部经济的概念与局部均衡不相容，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与完全竞争存在内在冲突，只有报酬不变才与完全竞争相一致。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为了处理报酬递增问题，有必要放弃完全竞争的假定，转向垄断竞争的厂商理论。这一思想促进了张伯仑和琼·罗宾逊理论著作的诞生。虽然杨格指导了张伯仑博士论文的写作，但他不同意这种解决办法。在他到英国任教之后不久，就被选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F分部（经济学和统计学）主席， 在格拉斯哥发表了关于报酬递增问题的著名讲演。
针对经济理论日益忽视分工、报酬递增与增长问题的倾向，杨格强调指出，斯密定理是“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注：参看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贾根良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为了发展斯密的思想，杨格从庞巴维克那里借用了迂回生产这个概念，但与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不同，杨格的迂回生产不是取于利率水平，而是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这仍是期密定理的思想，但杨格提出的迂回生产理论把分工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点也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基础，正如卡尔多指出的，技术选择（资本——劳动比）不是相对要素禀赋或要素价格的函数而是生产水平的函数。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对市场或市场规模重新定义。杨格写道，“用一种包容的观点来看，考虑到市场不是作为某种产业产品的输出口，因此不是外在于那个产业的，而是作为总产品的输出口，市场规模是由生产的数量决定和确定的”。（注：参看阿林· 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确实，在抽象掉货币、金融及其他制度时， 最终就是所有产品之间的相互交换，生产率和收入是用实际商品所衡量的，这一点在物物交换情况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因为在没有货币干扰情况下，当价值被看作是产品间直接比较所决定时，“重要经济问题的某些方面能被看得更清楚”，其中最重要的是，“根据这种广义的市场概念，斯密定理可以改写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这决不是同义反复，……这意味着不断战胜走向经济的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力在现代经济体制的结构中，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广泛和更根深蒂固”（注：参看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 2期。）。杨格认为，新古典均衡理论无法说明这种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相反非均衡则是其基本特点，变化过程是经济系统内生的，“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注：参看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我们可以把杨格的上述思想命名为杨格定理。杨格很谦虚，他认为把斯密定理当作讲演的主题，“就象某一年轻的作曲家从一位大师那里借鉴一个主旋律，自己作一些发挥和变动一样”（注：参看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但实际上杨格使斯密定理真正动态化了，第一次论证了市场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从而第一次越超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
为了说明分工自我繁殖的累积性变化过程，杨格使用了交互需求或提供曲线的分析技术，实际上他论证的是，供求价格不仅是资源配置的信号，而且也是把市场刺激力转变为动力的制度工具。根据杨格的看法，萨伊定律发挥作用的条件是：报酬递增和有弹性的需求，两者的交互作用产生了产业间分工扩大时报酬互补的因果累积过程，这就是外部经济的作用。外部经济是产业间分工扩大的、迂回生产方法的经济，因此产业专业化是报酬递增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是什么力量造成了供求相互作用从而在产业分工过程创造了外部经济？在这一点上，杨格与熊彼特一样，把它归之于企业家精神，“商人对市场的重商主义观点比更多地从静态角度进行思考的经济学家有更合理的基础”。（注：参看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不仅如此， 杨格的论文还强调了技术变迁及产业组织变化的重要性，把它看作是累积变化的最重要根源。同时，论文也预示了阿罗“边干边学”模型的基本思想，“大多数领域中，进步不是也不可能是连续的。迈向下一个重要台阶，最初成本太昂贵，只有积累了一定的预期收益，才能采取这一步。”（注：参看阿林·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最后， 按照杨格的思路进行推论，我们可以得出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在分工演进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
杨格和马歇尔关于报酬递增的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深怀不满的经济学家把杨格看作是其思想的近代先驱，自此在报酬递增理论的发展上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是仍沿用经修正过的新古典主义方法，把外部经济纳入不完全竞争的均衡框架之中，如“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另一条思路是追随杨格，放弃均衡框架，这类经济学以杨格的学生，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为代表，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几位大师在致力于建立一种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学科中也深受杨格的影响，最近的代表人物是布赖恩·阿瑟，这条思路我把它称之为结构主义的，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了经济过程的非均衡特征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这两条思想相互借鉴，但大致说来，前者从后者受惠更多。以下两节我们转入对这两条思路的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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