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主义的大众哲学与伦理主义的主体政治学——对奈格里关于马克思“机器论片断”当代阐释的批判性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里论文,马克思论文,主义论文,批判性论文,大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50多年前，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器论片断”)①这一节中，马克思曾预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普遍智能的社会将会到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随着机器人被引入生产线以及计算机的广泛使用，马克思当年的预测已成为现实。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景，西方左派思想家奈格里、哈特开始深入挖掘马克思这一手稿的哲学意义，建构起了一套极具特色的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治主义转向。然而，由于现实语境上的差异，马克思的这一手稿在国内学界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内学界对这一手稿的研究，本文基于文本来分析奈格里、哈特的理论逻辑与马克思这一手稿之间的内在承接关系，审视他们的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理论之贡献与不足，以此来重新理解马克思这一手稿的哲学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到大众与帝国对立的自治哲学
在奈格里、哈特看来，《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而其中的“机器论片断”则构成了《大纲》的核心，是一篇类似《圣经》式的经典文本。只有从这一手稿出发，才能找到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可行途径。然而，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他们的解读重心又有所不同：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奈格里主要通过对马克思关于机器大生产时代“劳动与生产过程分离”的论述，建构起了劳动与资本彻底对立的自治主义理论，实现了由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对立到自治对抗的逻辑转变；而在《帝国》和《大众》等著作中，他们主要通过对“一般智力”和“自由时间论”的批判性解读，实现了由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变，建构起了以生命政治为核心的大众哲学。在这里，为了真实厘清二者的内在差异，我们就围绕它们展开细致分析。
1.从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对立到自治对抗的逻辑转变。
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劳动资料必然会发展为自动的机器体系，它是“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也是“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一旦资本主义达到了自动化生产阶段，一种新的劳动和奴役形式也就开始了。在工场手工业中，虽然工人被固定在某个单一操作中，但它毕竟表现为工人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过程，此时，劳动是“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整个生产过程，前者与后者是内在同一的。然而，在现代机器大生产中，“生产过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这一点从物质方面来看，也被肯定了”。在机器生产中，劳动过程不仅在社会形式上已沦为价值增殖的一个环节，而且在物质形式上也已经丧失了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支配性，沦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②在这里，马克思所指出的问题是资本在社会形态和物质形态上全面篡夺了工人的主体地位；而奈格里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转向了另一种道路：提出了劳动与生产相分离的理论逻辑，从而建构了一条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自治主义道路。
首先，奈格里指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不断下降”表明，劳动与资本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逻辑：自我稳定逻辑与价值稳定逻辑。所谓自我稳定逻辑根源于使用价值，是工人集体需要的自主体现；而价值稳定逻辑则根源于价值，是资本从生产过程中剥夺剩余价值的稳定机制。“劳动地位的不断下降”表明，资本的稳定逻辑越来越脱离劳动，成为外在于劳动的一种独立机制；劳动也越来越摆脱资本的限制，成为一种独立于资本之外的自治逻辑。因此，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最终必然导致劳动与资本的彻底分离。
其次，随着劳动与资本的分离，一种新型的自治主体也被生产出来了。劳动不再内含于资本关系之中了，而是挣脱了资本的统治，成为一个与它相对立的自治主体，于是，“一个质的飞跃诞生了：工人阶级行动的联合开始变成自我充分的……因此，我们看到了与资本的总体力量及其扩展形式的对立的爆发：一个新的主体出现了”，在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中，工人获得了彻底的发展，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再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也不再是前期那种潜在的斗争关系，而是演化为两个真正主体之间的对抗关系。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辩证法的对立逻辑被生产了出来，这一逻辑不再强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相互依存，而是强调彻底的分离与对抗；它也不再强调一个矛盾的解决带来的是另一个矛盾的产生，而是主张对立面的彻底消失，这种“对立主义不再是辩证法的一种形式，而是其自身的否定”，它“终结了所有二元论，绝不在其范围里接受敌人的经济现实。它拒绝辩证法，哪怕是在简单范围内。它拒绝所有两面性的客套话。对立过程在此倾向于发展为霸权：它要摧毁、镇压其敌人”。③
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主张抛弃辩证法、走向“真正对立”的做法并不少见，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拉-沃尔佩、科莱蒂等都持这种观点，而奈格里无疑是继承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传统。如果说德拉-沃尔佩、科莱蒂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解读来达到超越马克思辩证法、走向“真正对立”的话；那么，奈格里则是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之中来寻求这种解构路径的，这个支点就是“机器论片断”。如他自己所说的，“机器论片断”为“这个道路提供了根本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前进，重新发现把马克思思想向前推进的机制，那么我们最终会达到一个中心点，即对所有强调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找到马克思思想的实践特征。终结辩证法？是的，因为思想行为在这里并没有任何来自集体力量的自治，来自使主体能动地朝向共产主义集体实践的自治”。④
第三，关于劳动主体的斗争策略问题，既然劳动已经成为外在于资本的对立主体，那么对工人而言，要想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必须做到两个方面：(1)从直接层面来看，工人必须拒绝劳动，因为一旦他们直接参与到劳动过程之中，就会丧失自身的独立性，成为依附于资本的劳动，所以，“不劳动，拒绝劳动就成为工人们的主张，成为价值规律被颠覆的基础”。(2)单纯的“拒绝劳动”还不够，这只是维持他们在资本关系中主体性的一种必要条件，而要想彻底完成这一点，还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劳动”，解放人的劳动本身。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答曰：既不是依靠国家，也不是依赖政党，更不是依靠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工人的自治和对抗。
到了这里，奈格里的整个逻辑已经非常清楚了：所谓的“自由”其实就是“工人阶级的自主的自治”⑤，但这种自治并不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而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发展，就能自发地长出自治主体，长出专属于工人的自由。这样，通过对劳动与生产分离的政治解读，奈格里建构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工人自治理论，从而超越了《资本论》中的马克思形象，建构起了一个“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完成了“机器论片断”作为一种“圣经”式文本的系统论证。
2.从“一般智力”到“非物质劳动”的自治主义大众哲学。
如果说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奈格里对“机器论片断”的政治解读主要集中于“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那么到了《帝国》和《大众》等著作中，这种解读的重心已发生了变化，主要集中于“一般智力”(国内学界也翻译为“普遍智能”)问题，由此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非物质劳动和大众哲学理论，实现了理论视域的全面转移。
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曾指出，随着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不断下降，“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在此情况下，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必然会无限度地追求“一般智力”的发展；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对象就会发生转型，即由原来单纯物的生产转变为一般智力的生产，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然而，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只要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这种科学和一般智力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转化为固定资本的内在属性，成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有力手段，“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资本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必然会把一切智力纳入到资本的殖民之中，实现对个人生活的全面操控。⑥马克思的这一手稿写于19世纪50年代，在当时，这种“一般智力”社会还只是一种发展趋势。到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随着机器人被引入生产线以及计算机的广泛使用，马克思当年预测的“一般智力”社会已经成为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当代社会的劳动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带着这一疑问，哈特、奈格里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这一手稿之中来寻找答案，就这样这一手稿再次成为他们逻辑建构的原点。正是通过对这一手稿的批判性解读，他们实现了由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逻辑转变，建构起了一种别具匠心的大众哲学。
首先，是对“一般智力”的重新界定。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这一手稿的重大贡献在于，它清楚地揭示了“一般智力”在未来社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然而，它的缺陷在于，它把一般智力完全固化在固定资本之中，忽略了它对活劳动本身的建构作用，“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将一般智力等同于固定资本，等同于机器体系固有的‘客观科学力量’，这样，他就漏掉了今天绝对出彩的一种维度，即一般智力表现为活劳动本身”。因此他们主张，应当把“一般智力”概念从机器体系中解放出来，从劳动视角来重新界定这一范畴的科学内涵。“一般智力”不仅包括机器体系固有的科学力量，而且还“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知识、想象、伦理习惯、思维模式和‘语言游戏’。在当代劳动过程中，思想和话语无需采用机器体或电子管的形式，就能作为生产‘机器’发挥作用”。⑦
其次，是对劳动概念的重新界定。一旦将一般智力与劳动嫁接起来，就为他们重新界定当代社会的劳动特质提供了一个合法支点。哈特、奈格里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点上，马克思只瞥见为未来而劳动的种种力量充满了科学、交流和语言的力量。一般智力是由累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所创造出的一种集体、社会智力。劳动的价值由此被一种新的普遍而具体的劳动力经过占用及自由使用新型生产力加以实现。马克思所视为未来的正是我们的时代。劳动力的这种激烈的转换和将科学、交流与语言融入生产力的行为业已重新定义了整个劳动的现象学和全世界的生产景象。”⑧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主要表现为一种物质形态的劳动，那么，在今天，劳动已转变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劳动；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是一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那么，在今天，劳动已转变为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是指在生产场所的劳动，那么，在今天，劳动已经打破了生活与生产的界限，成为人类生命的全部。也正是基于此，哈特、奈格里受拉扎拉托的启发，将其定义为“非物质劳动”。然而，在内涵的界定上，前者又与后者有所不同。在拉扎拉托看来，所谓非物质劳动主要是指“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⑨。对此，哈特和奈格里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一定义遗漏了“生产和操控情感的劳动”，因而无法深入到生命政治的肌理之中，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己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解。他们认为，所谓非物质劳动主要是指“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它包括三种类型：一是融合了通讯技术的信息化大生产；二是创造性和日常象征性的劳动；三是生产和操控情感的劳动。⑩从这里的论述来看，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解显然还是不成熟的，因为第一种劳动改变的只是生产方式，而其最终产物仍是一种物质产品；其次，劳动本身就是体力和智力的综合耗费，因此，任何一种劳动都必然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一面，而此时他们尚未对这一概念的模糊性作出系统说明。这些模糊的问题后来在《大众》这本书中得到了清晰阐释。在这里，他们将非物质劳动界定为“生产非物质产品，譬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应的劳动”，并将其缩减为两种类型：一是智力或语言劳动；二是情感劳动。另一方面，他们就“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模糊性作出了澄清，主张用“生命政治的劳动”(11)来指称这一劳动形式。至此，他们对劳动概念的重构才真正完成。
再次，是对劳动霸权的重新界定。哈特、奈格里指出，随着后福特主义的兴起，“我们社会中的劳动正在转向非物质劳动”，后者已经取代了传统工业劳动成为今天的新霸权。在此，他们首先对这一判断的方法论作出了说明。他们指出，这一指认并不是基于统计计量学方法，而是马克思的历史趋势方法，“当我们说非物质劳动正在占据霸权地位时，并不是说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工人主要生产的是非物质产品。相反，许多世纪以来，农业劳动一直都在数量上居于主导地位，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劳动在数量上也没有降低。非物质劳动只占全球劳动的一小部分，而且只集中在地球上的某些支配性地区。我们的观点是非物质劳动的霸权是就质的维度而言的，它决定了其他劳动形式和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12)在马克思当年所处的时代，工业劳动也只占了全球劳动的一小部分，而且也只集中在世界的少部分地区，但马克思却依然将这种劳动视为决定着其他劳动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主导霸权形式。同样，在当代，虽然非物质劳动没有在量上取得绝对优势，但它已经在质上获得了统治地位，成为新时代的主导霸权，所有社会生活只有在它的光照中才能得到光明。
最后，是对政治主体的重新界定。他们指出，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是严格按照工业劳动的标准界定的，它仅仅指的是产业工人，这就把那些从事服务业、商业或其他非物质劳动的人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了，这在当代社会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随着非物质劳动霸权的兴起，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界定，依据非物质劳动来重新界定社会阶级。“我们要认识到，劳动与反抗的主体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构成已经历了转化，故而我们的理解也必须转变。从概念上讲，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十分宽广的范畴，它包含所有那些自己的劳动遭受直接的和间接的剥削，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在过去的一个时代，这个范畴将重心建立在产业工人阶级之上，并一度被实际上纳入后者名下。它的典型形象是男性产业工人大众……时至今日，那个阶级已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13)代替它的是一个全新的阶级，即大众，它是指所有从事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生产的人。它既不同于单一性的“人民”概念，也不同于具有统一意志的工人阶级，它是由多样性的差异构成的，后者“决不会缩减成统一的或单一的身份——不同的文化、种族、族裔、性别和性取向；不同的劳动形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欲望。大众是所有这些个体差异的多样性集合”。(14)就这样，一个与帝国对抗的主体正式诞生了。如果说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对抗的主体是劳动与资本，那么到了这里，则演变为大众与帝国，但对抗的方式却没有改变，依然是那种自治对抗逻辑。至此，他们的大众哲学才真正丰盈起来，获得了“足够”的理论支撑。
二、基于生命政治哲学的帝国批判理论
到了这里，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停止自己的逻辑建构，而是从非物质劳动转向了对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哲学分析，深入剖析了帝国的统治机制及其湮灭之路，他们的这种转向依然是从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断”的批判性分析开始的。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指出，随着“一般智力”的普遍发展，“资本就会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到了这时，“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发展的条件，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于是，“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5)，人类最终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对此，哈特、奈格里提出，马克思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与他关于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16)的理解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曾依据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吸纳形式：与前者相对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与后者相对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吸纳”。所谓形式吸纳是指，劳动过程只是在形式上受到资本的监督和控制，它既没有改变“整个劳动过程的性质”，也没有“改变实际劳动方式的性质”(17)。而实际吸纳则恰恰相反，它指的是劳动方式的全面变革，“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18)，也只有到了这时，劳动方式才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不过，在哈特、奈格里看来，马克思关于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的区分存在着严重缺陷：一是马克思的这一区分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过程，严重忽视了资本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吸纳过程；二是由于马克思只是将“一般智力”同“固定资本”联系起来，忽视了一般智力对劳动的塑形，因此，他这里所讲的实际吸纳，只不过是资本对物质劳动或体力劳动的吸纳，忽视了资本对非物质劳动的吸纳过程；三是马克思的这一区分实际上是建立在现代世界关于资本主义内外部的界划之上的，换言之，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把原来处于资本主义之外的异质空间吸纳到资本的统治之下，成为资本繁衍内部空间的过程。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上述缺陷，马克思才天真地以为，随着一般智力的发展，自然能够冲破资本的内部空间，“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外部，一个解放的开放空间”(19)，进而实现劳动的全面解放，开创出一个从未被资本污染过的自由空间。然而，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观点的错误性，“在后福特主义时代，最为明显的事实就是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那种趋势已经全部实现，然而，他所预料的那种解放结果却没有到来。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与劳动时间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之间的不平衡性，产生的并不是危机，而是一种全新的、更加稳定的权力形式”。(20)基于这一思考，哈特、奈格里重新诠释了马克思的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理论，揭示了帝国的覆灭之路。
首先，他们指出，马克思的吸纳理论实际上是在世界市场尚未形成的背景下对劳资关系的一种思考，是与资本主义的内外界限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今天，随着世界市场的全面形成，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外界已经消失了，因此，马克思关于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区分，自然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必须要从当下语境出发来重构这两个范畴。“马克思曾确认某种类似的东西，他称之为资本对劳动力的形式吸纳到实际吸纳的过渡……然而，我们所提到的转变过程与上述过程有着根本区别。”在他们看来，所谓形式吸纳主要是指，资本对非资本主义环境的“向外吸纳”；而实际吸纳则是指，资本在资本主义内部对整个社会生活和人的生命的吸纳。通过这种界定，他们也就把马克思的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全部划归到“形式吸纳”之中了；同样，从形式吸纳到实际吸纳的转变，也不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物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变，而是从物质劳动(身体从属)到非物质劳动(生命从属)的转变，不再是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变，而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21)
其次，他们在实际吸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生命权力理论，揭示了帝国的统治机制。他们指出，马克思的论述是建立在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严格区分之上的，以为只要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摆脱了资本对劳动时间的统治，就自然能够实现劳动时间到自由时间的转变。然而，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历程表明，这只是马克思的一种乌托邦幻想。在当代社会中，“权力已延伸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伸展到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社会已完全被纳入到这种权力之中，如一个单一体般对权力发生反应。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它延伸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资本已经打破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一切界限，渗透到工人的肉体、智力、交往、情感、观念和欲望之中，侵入到人的生命的全部。为了准确表达这种最新的统治机制，哈特、奈格里从福柯那里借用了“生命权力”这一概念来指称这一现象。然而，与福柯的不同之处在于：福柯仅仅把生命理解为一种生物过程，因此，他所理解的生命权力只是资本对肉体的操控，“它尚未达到饱和、侵彻个体的意识与肉体，处理、组织个体的总体生活境界”。而哈特、奈格里则把这种操控延伸到生命的全部，“这种权力的最高职能是层层包裹生命，它的基本任务是指导、管理生命。因此，在生命权力所指向的生存状态中，生命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已成为权力追逐的猎物”。(22)帝国就是通过这种生命权力的生产，来实现自己在全球的统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所断言的“自由时间”，只不过是资本对生命权力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虚幻的解放。
不过，最后，他们并没有完全陷入到帝国的生命权力之中，而是从自治和激进民主理论出发，揭示了帝国的覆灭之路，实现了由生命权力到生命政治的转变。生命政治学不仅是生命权力的形成学，而且还是生命政治的主体建构学。当帝国把生命权力生产出来的时候，它也就把一个与它相冲突的对立面即大众生产了出来，后者不再是生命权力的俘虏，而是生命政治的真实主体。因此，如果说在福柯那里，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还是两个比较含混的概念，那么，到了他们这里，则演化为两个有着确切内涵的对立范畴，“我们使用生命权力概念来指代权力的宏观结构和强大效应；我们使用生命政治语境或生命政治来指代这些关系、斗争和生产所能开辟出来的空间。当思考国家权力的源头或起源，以及国家生产的具体技术时……我们谈的是生命权力；当涉及反抗的联合体，以及在权力的社会布展上冲突的时机和措施时，我们谈的是生命政治或生命政治语境”。(23)因此，如果说生命权力是帝国的统治逻辑，那么，生命政治则是主体的生产逻辑。
在此，一个新的问题也由此凸显了出来，即如何实现从生命权力到生命政治的转变呢？答曰：民主自治！前期的那条对抗逻辑再次出场了，差别只在于对抗的主体由原来的劳动与资本，演化为今天的大众与帝国，“当大众最终能够自我统治时，民主就变得可能了”。到了这时，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就摆脱了资本权力的建构，成为“内在于劳动而外在于资本了”(24)。于是，帝国的大厦就要坍塌了，真正的民主社会就要到来了。
三、对伦理主义主体政治学的反思
总体来看，奈格里和哈特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对其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节的解读和阐释，对于我们理解与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当代西方大部分的左派社会批评家都是从物化理论出发，强调资本的全面统治，将主体死死地限制在资本的牢笼之中，看不到主体解放的任何希望，最终形成了各种悲观主义的情绪。而奈格里、哈特则从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出发，通过对“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以及“一般智力”的当代解读，发现了曾被忽视的主体政治学，建构出了工人与资本、大众与帝国双重对抗的自治主义逻辑，重新彰显了马克思的阶级主体学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2.深刻揭示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吸纳形式的转型。马克思虽然认真考察了从形式吸纳到实际吸纳的转变过程，但由于所处时代的限制，他的分析更多地停留在身体劳动被机器体系所吸纳的过程。而奈格里、哈特的吸纳理论则实现了由身体吸纳到心灵吸纳的转变，揭示了马克思当年没有看到的东西：当前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不再只是身体上的操控，而是深入到劳动者的心灵、智力、语言和情感之中，实现了对劳动者生活和生命的全面操控。这种吸纳要比马克思那个时代更加隐蔽、更加恐怖，奈格里和哈特看到了这一变化，并把它独立出来，赋予其独特的哲学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机器论片断”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3.他们的生命权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形式的转型。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虽然工人在劳动之外的时间也是服务于资本再生产的，但毕竟工人的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是彼此分开的，从表面上看，资本家所榨取的似乎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劳动，而不是工人的全部劳动。因此，资本统治的重心必然是在生产过程之中对工人的全面规训和控制。而到了现在，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非物质劳动取消了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的一切界限，人的全部时间都被吸纳到资本的统治之中，人从一出生下来，就无法摆脱资本的殖民，它已经浸透到人的生命的全部。如果说在前者那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核心在于劳动过程的全面规训，在于物的生产；那么，现在则是人的生命的生产，这种机制把原来作为神圣的、纯洁的生命的生产转变为资本关系的再生产，由此实现了从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到生命政治学的彻底转变。
4.他们通过对“一般智力”的研究，建构出了一套极具特色的非物质劳动理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发展了的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与此同时，他们从“机器论片断”出发，开拓了一条使马克思走向当代的道路，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生命力，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有益思考。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这种理论建构实际上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断”的过分政治化、主体化的解读之上的，严重夸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维度，滑向了一种充满伦理色彩的主体政治学之中。
首先，他们的主体逻辑是建立在对《大纲》的“活劳动”概念的误读之上。马克思的确说过“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但马克思在说这句话时，是有附加条件的，即“撇开价值增殖过程不谈”(25)。而他们却完全忽略了这一条件，直接将活劳动概念解读为对主体力量的确证，“社会主体的活劳动就是它的快乐，就是其自身力量的证实……在这一维度上对劳动的证实其实就是对生命本身的证实”(26)。于是，在他们那里，活劳动概念摇身一变，成了只与主体相联系的一个范畴，完全阉割了这一概念的社会关系维度。通过这种转变，他们自然会把非物质劳动解读为确证主体力量的“生命政治劳动”，从而完成了对主体政治学的全面奠基。
其次，他们认为，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发展，自然能够产生一种不被资本渗透的新型劳动关系，这一点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们在《帝国》中指出：“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并非像以前各种劳动形式那样由外界强加或组织起来；相反，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27)再比如，他们在《共有之物》中也说到：“虽然资本有可能限制生命政治的劳动力，没收其产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提供必要的生产工具，但资本决不能对生产合作关系加以组织”。(28)在所有著作中，他们始终没有对这一问题，即资本为什么就无法组织这种新型的劳动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最终只能求助于充满伦理色彩的价值预设。就像他们自己所说那样，他们所“强调的是一种伦理工程，一种身处在帝国之中同时也反对帝国的民主政治行动的伦理学”。(29)既然这只是一种伦理主义的价值预设，那我们还祈求什么呢？再退一步来讲，当他们把主体解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民主自治之上时，显然过分夸大了民主自治的历史作用。他们没有看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的民主自治只不过是资本统治形式的一种转型，而他们却颠倒性地将其视为大众解放的唯一道路，这显然是中了资本的诡计。既然人的生命都成了资本操控的对象，那么，把这些生命组织起来的方式——民主自治——岂能逃脱资本的摆布？显然，他们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
再次，他们企图用自治对抗来取代辩证逻辑，终结辩证法，这一观点也是值得反思的。因为要想真正实现劳动的解放，就必须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种幻想单凭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就能自发地长出自由或劳动解放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这种劳动范式的演变，只能是资本统治形式的转型，而决不可能是自治主体的内在生成。这种企图用自治逻辑来取消辩证逻辑的做法，必然会在历史的洪流中撞得头破血流，因为它带给人的并不是一种现实的解放，而是一种充满谎言和欺骗的虚假承诺，是一种更深的奴役和沉沦。
最后，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解放逻辑实际上是建立在“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之上的，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史观，这显然扭曲了马克思的历史观。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资本只有在机器体系中以及固定资本的其他物质存在形式如铁路等等中……才取得自己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使用价值的适当的形式，那么这决不是说，这种使用价值，这种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它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是一回事……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解放逻辑决不是根源于单纯的技术或机器体系本身，而是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30)这个矛盾越发展，生产力就必然要清除剩余价值生产的限制，为一个更高社会阶段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历史观决不是单纯的技术史观，而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内在一致的。这也从侧面表明，把马克思的这一手稿命名为“机器论片断”，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这一名称恰恰忽视了机器体系的关系维度，因而是与马克思的初衷相违背的。
当然了，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之所以走向这种自治主义伦理学，是有其现实根源的。首先，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全面陷入低潮，也是在此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点注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脱离工人实践的书斋革命，犹如安德森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31)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不再关注工人的革命实践，而是转变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忽视了主体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其次，他们认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反，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原本与工人联系在一起的政党、国家和工会组织，却变成了统治工人的异化机构，忽视了工人的历史作用和前途命运。在这种官僚化的机构中，工人根本没有实现自身的解放，相反，而是陷入到更深的痛苦之中。正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奈格里、哈特主张建构一种直面工人实践的激进政治哲学：它必须从书斋的象牙塔中走出来，也必须从政党、国家和工会等机构中摆脱出来，走向真正的工人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治主义伦理学恰恰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因此，他们才会千方百计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之中，来为这种自治主义路线寻求内在的合法性依据，其对“机器论片断”的解读与阐发恰恰承担了这种政治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这一片断过分政治化、主体化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注释：
①国外学者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110页)这一节命名为“机器论片断”。虽然这一称谓遮蔽了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关系维度，但考虑到这一名称已成为学界约定俗成的叫法，本文也暂且使用这一称谓。
②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3、91、100、92页。
③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2－163、233、234页。
④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第234页。
⑤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第189、229页。
⑥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0、102、99、92－93页。
⑦Paolo Virno,The Grammar of Multitude,Los Angeles/New York:Semiotexte,2004,p.106.
⑧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
⑨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⑩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30页。
(11)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4,pp.108-109.
(12)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p.109.
(13)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58页。
(14)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p.xiv.
(15)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3、101、10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译者将其翻译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
(17)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页。
(18)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19)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187页。
(20)Paolo Virno,The Grammar of Multitude,pp.100-101.
(21)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25、257页。
(22)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25页。
(23)Antonio Negri,Reflection on Empir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8,p.73.
(24)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pp.340、147.
(25)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
(26)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xiii.
(27)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279页。
(28)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40.
(29)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p.vii.
(30)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4、101页。
(31)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8、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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