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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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新问题。为了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远景发展目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目前报刊的讨论来看,对此理解很不一致。认识上的混乱必将导致实践上的偏差。因此,很有必要首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曾经把社会再生产划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又把扩大再生产划分为处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指出:“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①]在论述固定资本的更新对生产规模扩大的作用时,马克思又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由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而引起的”。[②]

上述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给我们如下的启示:外延扩大和内含扩大是引起生产规模扩大的两种方式,但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外延扩大再生产单纯依靠增加劳动量和其他生产要素(资金、原材料等)的投入,没有生产技术的进步,没有生产要素质的变化,没有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内含扩大再生产则相反,它是指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活劳动的效率和生产资料的效率所引起的生产规模的扩大。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通常是交织在一起而无法截然分开的。也就是说,既不存在排除任何技术进步而纯粹依赖生产要素增加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也不存在没有任何劳动量和其他生产要素重新投入的绝对内含扩大再生产。但是,从相对的角度来看,两种划分又是明显存在,不容否认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社会生产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带有明显的外延扩大性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虽然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劳动,社会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但外延扩大对社会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仍然是主要的。当现代技术发展到全面机械化、自动化以后,内含扩大就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因素。

由于外延扩大再生产表现为向生产的广度进军,是粗放型的;内涵扩大再生产表现为向生产的深度进军,是集约型的。因而,有人把经济增长方式理解为粗放经营方式和集约经营方式,进而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同于经营方式的转换。这种理解是不妥当的。

首先,经营方式不等于经济增长方式,虽然适合的经营方式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它们毕竟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经营方式通常是指对经济活动的经办、管理和运筹,也就是对生产要素的具体运用和管理的方式和方法。如前所述,经济增长方式则是指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其次,经济增长的两种方式,无论是外延扩大还是内含扩大都能引起经济的增长,都是不可缺少的,只不过是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者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历史时期,二者的具体组合运用不同,即有时以外延扩大为主,有时则以内含扩大为主。即使是当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只有内含扩大而不包括任何外延扩大的方式。然而,如果我们将经济增长方式等同于经营方式,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包括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两种方式,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大错而特错的。因为,在任何社会的任何生产过程中,都必须强调集约经营,粗放经营都是应当反对的。同时,不管是内含扩大还是外延扩大都同时存在着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两种经营方式,但都要注意克服粗放经营方式。如果将经济增长方式理解为经营方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带来的混乱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所强调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际上是指从外延扩大为主到内含扩大为主的转变,在这个前提下注意克服粗放经营而采取集约经营的方式。《建议》中所说的“粗放型”和“集约型”是指经济增长的类型而不是经营方式的“粗放”和“集约”。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转变,它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

长期以来,我们对内含扩大再生产(即集约型增长)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不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更应以内含扩大为其特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方能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一讲扩大再生产,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增人、增资金、增设备、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而忽略提高生产效率,忽略现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潜在能力的充分挖掘。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和迫切性,认识逐步加深,呼声也越来越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并要求各项经济活动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要“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党的十四大也强调要“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

应当说,近年来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总体来讲效果很不理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依然是过去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即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还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的,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这样一条“两高两低”发展经济的老路。现代经济学家以生产函数及相应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为理论基础,常常以经济增长中诸要素的贡献份额为标准来分析各国经济增长的状况。根据有关方面的测算,我国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资本要素投入增长贡献率占62%,劳动要素投入增长贡献率占10%,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仅占28%。这就是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差不多四分之三靠的是高投入、高消耗带来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一般保持在50%~70%的比率上,我国不仅大大低于这些发达国家的比率,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比较低的。再以工业劳动生产率为例,1986年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16,日本的1/17,加拿大的1/15,巴西的1/14。1990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266美元/人,仅为同期美、日、德、法、英、韩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2%~9%。

这样一种以高投入为主的外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果再继续下去,将会给我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带来很多尖锐的矛盾。

一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我国是世界上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偏低的国家,而且矿产结构不合理,交通运输落后,开采条件复杂。然而,我们又正面临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建设任务很重,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如果继续以高投入、高消耗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会进一步加剧,而且我国的资源根本无法承受,进入跨世纪增长时资源不足的矛盾将不可调和。以石油资源为例,我国目前年产石油1.4亿吨,如果按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8%计算,到2010年,每年要消耗的石油将是目前石油年产量的几倍。不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有朝一日我们看到的将是当年王进喜所见的汽车顶上背着一个大气包缓慢爬行的可怕情景。从1992年起,我国已由石油输出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如果完全依赖进口“洋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难以实现的。其他主要矿产资源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二是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低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由于长期形成的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的外延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依存度愈来愈高,导致生产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协调,低效率重复建设和低质产品重复生产的现象十分普遍,经济效益不可能提高。1953~1980年,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22倍,但国民收入只增加5.1倍。1981~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1367.7%,国民生产总值只增加了326.5%,实现利税更少,只增加了270.6%。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经济效益很不理想。

三是外延粗放型增长必然反复诱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反复引起经济大波动。在外延扩大的经济增长方式中,会产生两种相互关联的经济行动:一是各类经济主体对投资规模的强烈冲动而又缺乏自我约束机制,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规模的膨胀,增大信贷规模和货币投放的压力,加大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货膨胀的压力。二是大量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上马,对本来就不平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在需求一方重重地加了一个砝码,使生产资料的供给进一步短缺,原材料特别是建筑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四次严重反复都与此有关,每一次反复都要带来损失,使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受到影响,而且经济规模越大损失越大。

此外,外延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产品成本高昂、质量低劣,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可能缩小。今后国内外市场竞争将主要是科技、质量、效率和效益的较量,不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一个企业乃至整个国家,就很难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总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是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今后15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所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个长过程,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应大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大现有企业改造的力度,严格控制新建项目。

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一方面,不少企业因缺乏资金得不到技术改造,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要求,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又到处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搞了许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这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也提不高。

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规模已达4.7万亿元,已经立项准备建设的项目也相当可观,“九五”期间还准备上马一批新项目。由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不少建设项目搞成“胡子工程”,浪费十分惊人。应当正确处理好上新项目与利用现有基础的关系,切实转变热衷于搞外延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思路。要下大决心,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可建可不建的坚决不建,腾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现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造。确实需上的新项目,包括引进项目,也要尽量提高技术起点,提高投资效益,尽快形成经济规模。

要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充分搞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充分挖掘潜力上来,以现有企业为依托,通过改革、改组、改造或扩建提高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改造现有企业与新建企业相比,具有投资少、效益高,周期短、见效快等明显特点。当前,一说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人们就为资金发愁,应当多渠道解决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来源问题。忍痛砍掉一批新建项目,把资金集中用于现有企业的改造,这不失为明智之举。比如同样规模的电厂,技术改造比新建可节省投资60%,而产出和利税可高出一倍,建设周期可缩短一半。

(二)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大力提高企业素质和劳动力素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科技进步的基础,科技教育的发展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应当认真进行科教兴国战略的宣传,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的政策、措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装备水平是一个关键因素。物质消耗大、产品质量低,根子在于技术装备落后。据调查,我国企业设备达到和接近同期国际水平的大约只占15%,有2/3的设备即使按国内标准衡量也只是一般的落后的水平。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拥有自动化、半自动化生产线的只占2.5%。如此低劣的装备水平,要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步履维艰。

由于资金和管理等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国企业的整体素质比较低,技术创新能力和新产品开发能力都不高。应着力抓好技术开发与推广,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加强基础性研究,使科技与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从总体上看,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小,高质量管理人才数量更少。要象重视物质资本投入那样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各种教育形式和在岗培训,使劳动者尽快掌握现代企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知识,以适应经济管理方式转变的需要。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要靠深化改革,实现从传统的计

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前者属于生产关系的改革,后者属于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它们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以经济体制的转变为前提,没有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能真正转变过来。体制的障碍不消除,技术进步也是不可能的。

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宏观方面来讲,政府应该通过健全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鼓励竞争,保护资源、保护环境,限制市场的盲目性;通过财政税收手段,集中必要的财力直接投资或与地方合资搞一些规模经济要求高的技术改造项目;集中必要的资金投资于教育、科学研究与开发;推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企业经营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等。

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中心环节。为着促使企业向内含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当前应着重抓紧抓好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改革投资体制、形成风险与收益对称、权力与责任一致的投资主体,大大弱化地方和企业的投资冲动,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都必须有产权约束,绝不能只从经济扩张中得到利益,而不对扩张的后果负责任。二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迫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能力,使那些技术进步快、产品质量高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反之,就无法生存。三是形成促使科研与生产、科研与市场紧密结合的科技进步激励机制,使那些不面向生产、科技成果不能迅速商品化的科研单位无法生存下去,让那些不以科技进步为后盾的企业饱食苦果。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

②同上,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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