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关系的人际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关系论文,中国论文,人际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比之西方文化更明显地具有人文精神。这种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不仅体现在中国人深层的伦理观念上，而且也体现在表层的人际倾向上。事实上，关心人、注重人际关系还是中国公共关系的重要特质。本文拟就中国公共关系的人际倾向，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国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的联系
1.文化学分析
文化是人类创造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上看，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存在着差异，从而也决定了中国的公共关系与西方的公共关系必然有不同的特质。
现代公共关系虽说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但是，它作为人类交往方式的和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可避免地要与各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背景相融合。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以仁爱为出发点，强调“人和”、“爱人”。而且，这种人际之间的和谐还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即自然界与人类的和谐）的形而上层次的，这无疑更增强了人际交往的社会意义。具体说来，就是：中国人在交往过程中注重情感交流，即使是办公事也常常含有浓厚的人情味。这类案例古已有之，于今更烈。该传统反映了历史的巨大惰性，它一旦贯彻到现代中国的公共关系活动中，就可能打上强烈的“人情”化烙印，而这种结果实在是喜忧参半的。
2.社会学分析
从社会学上看，中国文化的这种注重情感沟通的特质，反映出中国人必须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所说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三种关系，即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无处不在，并直接渗透到各种层面的公关实务之中。这是一个民俗（礼俗）社会，而非法理社会的特征。以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公共关系比美国的公共关系更注重个人沟通，正所谓：人际关系不通，则公共关系不达。
3.传播学分析
现代传播学，将公共关系赖以进行的人际关系与公众关系分别归为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现代公共关系既需要人际沟通，更离不开借助大众传媒与公众之间的交流。而且，由于我们正处于“大众传播的时代”，所以，现代公共关系从本质上说更应注重大众媒介的沟通与交流。对此，在我国公共关系学界和公众中，还存在着不少误区。其中，在认识上的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公共关系”和“私人交往”混为一谈。有人认为，在中国搞公共关系不比在西方，需要的是“私人关系”，舍此就寸步难行。甚至有些大众传播媒介中的人，也持这种看法，并且“身体力行”地去“拉广告”或是去搞其他“有偿宣传”活动。
总之，与其说中国的人际关系大于公共关系，倒不如说中国的公共关系具有浓厚的人际关系的色彩和倾向。
二、中国公共关系人际倾向的效应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受某种文化、社会背景影响而形成的不同模式的公共关系，具有优劣之别。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而且这种两重性表现在事物的不同层面中仍然是十分复杂的。因此，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公共关系，既有积极的正效应，同时又有某些消极的负效应。
1.中国公共关系人际倾向的正效应
谈到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交流，同处东方文化圈的日本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功。日本某些企业是在一种“家族气氛”下进行工作的，这表明东方文化精神被引入现代企业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反映在公共关系中，也同样具有积极作用。那么，注重人际交流的中国公共关系，其正效应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人际传播易于沟通信息。在公共关系活动中，人际传播由于是直接地、面对面地交流，因此沟通起来比较方便。假如是熟悉的人或环境，还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了解到公众最底层的声音。周总理就很注重外交活动中的人际交流，他事无巨细地工作看似不必要，但却往往能收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社论所收不到的公关效果。
第二，人际传播语言具有特殊的魅力。人际传播的语言，如谈话、演讲，答记者问的语言多采用口语的形式，这种语言比报刊上的书面文字、广播语言等更具有简洁性、通俗性和亲切性，而且辅之以动作语言更能适应语境的需要。因此，公关人员在与自己的公众交往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运用语言艺术。实际上，在吸引人和给公众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的同时，就可能圆满地完成了一半公关任务。日本人那种逢人便不厌其烦地说“请多关照”的人际交往技巧，所收到的公关效果是难以估计的。
第三，人际传播便于感情交流。公共关系是与人（公众）之间进行的，而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一点即便是在最为严肃的外交谈判者或是商务洽谈者中间也毫不例外。如果公关人员在人际交流过程中，能够“以情感人”、“以诚（信）待人”，那么，在给对方以好感的同时就可能成功了。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买卖不成，仁义在”，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双方都抱有诚意的情况下，往往不易产生误解。另外，有些公关公司在处理公关危机时，也常常运用人际交往手段，以便求得公众的谅解与信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注重公共关系的人际传播手段乃是适应中国国情、民情和商情的需要，不了解这一点，而一味地去照搬西方的公关模式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很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就更不能忽略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这个多年形成的事实。
2.中国公共关系人际倾向的负效应
与公共关系人际倾向的正效应相反，中国目前公关人际倾向的负效应也是十分明显的。诚然，过浓的人情味、过分的交往频率，已经危及到了中国公共关系的健康发展，并部分地恶化了公关环境，造成了许多公关误区，引发了有偿宣传，并且无形中降低了对公关人员素质的要求。无论是在公共关系理论上还是在公共关系实务上说，我们都必须改变这种“以情伤理”、“以人际关系代替公共关系”的不良倾向。具体说来，这种人际倾向的负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表现在恶化社会环境上，由于在公关过程中过分强调“人情”因素，凡事不从法规出发，势必会进一步导致经济行为的无序化，从而助长社会腐败现象的蔓延。特别是有些人借“搞公关”之名行蚕食国家、集体钱物之实，更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第二，表现在诱导庸俗公关上。中国的公共关系还不很规范和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若以“吃吃喝喝”甚至“三陪”的手段进行所谓的“公关”，就无异于将公共关系推上令人厌恶的庸俗境地。实际上，正是社会上这些人的某种于真正公共关系所不容的行为，才造成了许多公关误区。这不仅不利于公共关系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而且还威胁了它的存在。
第三，表现在抑制市场经济观念上。很显然，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情化”的公关行为及其庸俗观念，与我们所要提倡的诸如法制、平等、竞争、公开等市场经济观念是大相径庭的。试问：靠拉关系、走后门等手段在市场上暂时领先或取得了“名牌”地位的企业，与那些因注重产品质量而忽略了和有关部门“疏通”而在市场上败下阵来的企业相比，是公平竞争吗？不幸的是，公共关系这个新事物在被某些满脑子小农意识、“官本位”思想以及计划经济观念的人这么一混淆，竟成了抑制市场经济观念的因素，我们必须摈弃这种“小家子气”的“公关”行为。
第四，表现在引发“有偿宣传”上。公关界存在着的“人际倾向”一经与金钱相结合，还引发了新闻界的“有偿宣传”，我们都知道，公共关系部门并不能直接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为自己作宣传。然而，搞公共关系活动又恰恰离不开做广告、开记者招待会等宣传形式。为此，近几年有些商业化的新闻记者、编辑十分热衷于有偿新闻，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简而言之，这种“有偿新闻”的弊端在于，它可能成为“软广告”的策源地，不利于“揭丑”与曝光，还会造成对人和社会生活的侵害，更重要的是不利于组织与外界沟通，从而毒化“社会的良心”。
最后，还会降低对现代公共关系人员素质的要求。实际上，有很多人，甚至个别企业家就认为，公关人员就是能喝酒、会送礼、懂得三步四步舞的人。如果公共关系就这么简单，那还有什么必要发展高等公关教育呢？事实上，由于现代社会经济、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市场的风云变幻，更需要不断地提高公关人员的素质。
三、中国公共关系人际倾向的发展与完善
为了更好地发挥、强化公共关系过程中人际倾向的正面效应，并克服其负面效应，应十分注意如下诸点：
1.强化市场经济观念
面对现代市场经济与大众传播社会的到来，我们必须不断地在公关过程中强化或灌输诸如公平、公正、公开、法制等观念，这是克服“人情”公关的“内功”。
2.消除“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官本位”思想从实际上说，是封建社会权力与裙带关系在现代公关活动中的不良反映。而且，它的存在也与长期以来形成的“找市长，不找市场”的计划经济观念不无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政府官员、新闻传播者都应以身作则，不可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参与经济行为并牟求暴利。
3.强化大众传媒的监督功能
对政府、企业及各类公关人员、产品起社会监督作用，这点非常必要，应发挥大众传媒，尤其是报纸、广播、电视的报导、教育等功能，及时地告诉公众，维护企业、公关人员的形象与声誉。此外，还应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向公众传递有关公共关系的知识，特别是利用传媒及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戏剧艺术形式为公共关系“正名”，扶正公关的美好形象，抨击“非公关”的行为。
4.提高公关人员的素质
提高公关人员的整体素质，乃是克服庸俗“人际公关”的最佳良药。公关人员不仅要有广泛的知识和兴趣，还要有现代观念、职业道德修养，以及“公关的人格魅力”。
5.运用法律武器
对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或代理人的非法人际公关行为，应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准则严格执法。此外，应尽快对公关活动的非正当行为立法，以便约束和具体指导公共关系人员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