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豪华——魏晋南北朝奢侈消费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奢侈论文,豪华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爱文教授著《六代豪华——魏晋南北朝奢侈消费研究》一书，最近由香港励志出版社出版。该文是作者历十余年系统研究魏晋南北朝消费史，集学术性、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力作，是我国魏晋南北朝专题史研究的可贵的新成果。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是经济体系中同生产、交换、分配并列的“经济形式”之一，“消费过程形成再生产过程的内在环节”，消费由生产决定，但消费又是“生产的前提”，“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因此，人们研究历史，不仅需要研究一般的经济发展，而且必须深入研究消费的发生和发展，才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和阐明中国历史的发展，更深层次地揭示和把握其规律性。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在这方面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而涉足中国历史上消费问题的则更少。刘爱文先生在全国较早地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他以魏晋南北朝地主阶级的奢侈浪费性消费为重点和突破口，进行了开拓性的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奢侈浪费性消费触目惊心，十分突出，但长期以来，虽然学者们在分析门阀士族的腐朽性时也涉及过这一方面，然大多停留于就事论事的层面，例举一些人所共知的现象，而缺乏深入的探索。刘爱文先生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切入，在吃与喝、穿戴与化妆、居处与园林、用具与摆设、婚嫁与丧葬、宗教与长生、娱乐与赌博诸方面全面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奢侈浪费性消费的种种表现，以及“追求豪华与超前”、“超消费本身的追求”、“奢侈性精神消费的发展”等主要特征，深入揭示了产生这种消费的社会根源以及它的深远的社会影响，等等。不仅开拓了这一专题的研究广度，而且达到总结其发展规律的深度，可以说，该书是我国史学界研究魏晋南北朝地主阶级奢侈浪费性消费这一专题的第一部有分量的学术专著。不仅在该专题领域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推进整个社会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二
作者写作本书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以古为鉴，古为今用，使自己的研究“在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起一些有益的作用”。因此，书中很重视探析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怪事迭出的时代，形成整个历史阶段奢风猛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者深入地剖析了占支配地位的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特征，指出所谓“非轨道之所得”的经济特权的突出特点是完全依靠门资，而不是正常的“经营致富”起家，这种特权不仅为他们的奢侈消费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田池布千里”、“僮仆成军”，而且使之形成一种罕见的寄生性，一种简直是以消费为历史使命的特有的劣根性，也即是说，魏晋南北朝的腐败与奢移，是一种法定的独占性极为强烈的特权产物。这种分析，不仅切中了历史的要害，也具有观察历史和社会现象的方法论意义。
魏晋南北朝原来居统治地位的儒学和传统礼法受到猛烈冲击，儒学失去了往日的崇高地位，玄学盛行，而玄学虚无缥缈，“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鄙言世务，看轻管理，看轻统治术，很难成为居统治地位的思想。于是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王朝提倡儒学，但儒学失去“独尊”地位；玄学固然盛行，但它毕竟是一种在野的学说；传统礼法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但也包含了许多调节和约束统治阶级内部消费的内容；传统的规范动摇，但新的规范却又建立不起来。作者在分析了上述各种学说的特色、兴衰、影响后指出：就精神统治而言，这时期出现了“思想与道德的某些空档”。正是以这种“空档”为背景，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奢为荣，以奢为富有和地位的标志，以纵欲为风流旷达，身心勤俭而崇奢纵，并将这一切归结于为人性使然。这样，“历史给门阀士族在消费领域提供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天地”。这一时期的奢侈腐败正是植根于这一深刻的思想变化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新的概括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历史的本质，给读者以启发。
魏晋南北朝的各个政权，除了东晋和北魏略长，其余都是短命王朝，它们都没来得及完善自己的管理制度，包括消费在内。加之这个时期的政权大都操纵在门阀士族手里，这个特权阶层当然不会给自己戴上紧箍咒。书中对这一时期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归类，像刘裕那样身体力行，提倡节俭的只是少数，大多数的统治者对奢侈腐败都是推波助澜的，有的积极提倡，带头腐败；有的口头上反对，而行动上支持，即所谓“严诏屡宣”而“奢不见诘”。总之，王朝约束的松弛是这一时期的一种通病，它纵容了奢侈腐败的发展。本书在这方面的揭示是发人深省的。
作者不仅从宏观上作了总体把握，而且对各个具体的消费领域的奢风的特性，其形成的特殊原因，从微观方面作了尽可能深的发掘。魏晋南北朝狂欲滥醉之风空前，此风的形成有其具体的认识根源，作者在引述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指出：“首先，那些酗酒能手大都是上流社会的成员，唯其如此，酗酒才被人们当成了富贵的标志，一种体面的行为；其次，狂饮是一种旷达，一种壮举，一种风神气质，被人们戴上类似的桂冠，于是一些人纷纷使酒任性，以此作为自己的包装；第三，狂饮是一种能力和本事，能饮被和能文能武相提并论。善于狂饮滥醉的人，可以骤然名声大噪，令人羡慕，受人尊敬，在饮酒上创一次记录，或表现出特殊的乖张、放荡，就如同给社会作出了杰出贡献，可以受到褒扬，受到优待，犯了错误也可得到宽容。有了这种舆论作道义上的支持，酒徒们便可心安理得地醉下去。”应该说这种揭示是入木三分，相当精彩的，也很值得当今社会那些大吃公款的饕餮们照照镜子。消费上的任意性，失去客观尺度，恣意妄为，心理发泄，干出种种荒唐举动，在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内部比比皆是，这些都同人们认识上的误区相联系。
三
《六代豪华》指出，魏晋南北朝奢侈消费的最大恶果，是使相当一部分社会经济活动被纳入为这种奢侈消费服务的轨道，使相当多的手工业、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表现出明显的畴形性。奢侈消费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与积压，特别是对劳动力的占有与奴役。奢侈消费败坏社会风行，腐蚀人的灵魂，使一代又一代的贵游子弟成了废物。“奢与贪，一对孪生兄弟”，奢侈消费使官吏的贪赃枉法更加恶性的发展，它与王朝的政治腐败有着不解之缘，如此等等，这种带规律性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人们加强对封建社会本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正当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尽量避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各种奢侈浪费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破坏”。该书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反对奢侈浪费，提倡勤俭节约，无疑是一部能使人们从中获得不少教益的“好教材”。
对劳动力的占有和奴役是魏晋南北朝特别突出的问题，也是这一段历史的特色。以往史学家们多从生产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本书作者在充分肯定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从奢侈消费的本性进行了阐释，作者指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力极度浪费的时代，大量的人力脱离了生产，在为极少数人奢侈消费服务的圈子里尽日穷年。”这主要表现为“为豪门显贵吃、穿、住、用特殊需要服务的人员”，“为豪门显贵服务的歌舞杂戏人员”，“侍从消闲人员”，“卑贱的家务劳动人员”等等，这些劳务的实质就是伺候人，这些劳务需要的是伶俐、能干而又俯首贴耳的奴才，职业的卑贱性（比生产更卑贱）决定了劳动者卑微的地位，而这种卑微地位更因其脱离生产，技能朝专门伺候人的方向畸形发展而加重，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说：“在势家豪族的奢侈消费过程中，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和卑微地位似乎比生产过程中尤其显得重要。奢侈消费最需要奴役，任何时代概莫能外。”这一新的认识无疑使对这一老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了。正是这种新的认识，使更多的问题得到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如这时期存在一种“重女轻男”的现象，战乱中屠戮丁男，而以老弱妇女充军赏者极多。作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同士家族豪的奢侈消费有密切关系，如果从生产的角度看问题，老弱妇女远不如丁男，但役使老弱妇女去伺候人，去充当家伎，去干卑贱的家务劳动，或充当发泄兽欲的工具，则是丁男所不如或不能的，何况老弱妇女少造反的能力，对主人不构成威胁。”
四
作者“从要么绝对地好，要么绝对地坏，这两方面绝对不能相容的概念中跳出来”，注重对历史现象作出辩证的合乎实际的分析。地主阶级的奢侈浪费性消费是一种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有害的消极现象，但作者也注意指出，这种消费曾经在客观上起过这么两种作用：第一，扩大需求的作用。通过这种需求，对某些生产和技术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最典型的如锦、绵绢、酒、园林、玩具、烹调等。第二，依赖流通的作用。地主阶级的奢侈消费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高消费，这种消费绝不是狭小的庄园所能完全满足的，无论吃穿住用玩，都有一部分内容需要依靠市场，因此它客观上刺激了某些商品的发展。作者在进行这种分析时十分注重分寸，既表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也显示了较高的艺术眼光和相当的胆识。作者在分析地主阶级对玩具、玩的爱好时指出：这种爱好刺激了与玩具相关的机械技术如转关、传动装置等技术的进步，当时机械制造的最高技术就主要体现在玩具制作上。但作者同时指出，也正是这种爱好使相当多的能工巧匠及其技术与社会脱节，与生产脱节，从而窒息了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这种辩证思考，构成了本书的重要特色。
全书贯穿作者“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见解”，体现作者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外，本书还在其他方面不乏独见。例如封占山林川泽，这本是一个历史久远的论题，论著甚丰，但作者突破从生产上解释，而将奢侈消费作为圈占的“重要诱因”，作出充分论证，指出：豪强们封占山泽，除少数供开垦，大量的是为了建立向自然索取现成财富的基地，即为了建立采集基地、渔猎基地和占取水光山色。对于大地主集团的特殊消费来说，山林川泽的作用甚至是广袤的良原沃野所不可替代的，从而更全面准确地解释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又如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确实有相当多的作品存在着浮华靡丽以至玄虚无聊的倾向。作者从奢侈消费的氛围中探讨这种现象的存在。大地主集团重消遣，成天吃喝玩乐，使“一些本来有文学才能的人被限制在狭窄的消费天地，以女人、酒、灯、烛、香炉、帷、廉、被褥、枕头，唾盂一类为讴歌对象。还有一些无聊文人则为这些丑恶现象辩护，为之从理论与道义上寻找合理性。”这时期大地主集团大多拥有“家庭歌舞组织”，一种独占的任意性、奴役性极强的表演艺术消费。在这多种因素的作用与传统道德规范（有重教化的一面）动摇的影响下，出现“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绮艳相高，极于轻薄”的局面，便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解释，确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五
魏晋南北朝地主阶级的奢侈浪费性消费广及饮食、服饰化妆、居处园地、用具摆设、婚丧、娱乐及宗教生活等各个方面，但文献记载十分零散，要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史料的搜求上有相当大的难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作者穷十余年之力，广征博引。从书中引述的资料看，已经涉及了有关这一时期的所有文献，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真正做到了资料翔实，论从史出。其二，精细阅读，深入发现。通读全书，可以看出不少很有价值的史料是几经递剥才提炼出来的。如作者为说明这时期赌风燚炽的认识根源，引述了桓玄称帝后与其部下的一段对话：“或曰：‘刘裕等乌合微弱，势必无成，陛下何虑之深’？玄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樗蒲一掷百万，何元忌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并指出：“刘毅在赌场上孤注一掷的亡命徒行为被桓玄看成是一种英雄气概。”经过作者点破之后，人们很容易感受到这则材料的分量与贴切，但掩卷而思，我们不能不为作者读史的精细和深入而折服，因为这种拐弯抹角的资料是很容易稍纵即逝的。其三，运用间接材料进行由此及彼的论证。封建史家忽视下层民众，关于劳动人民消费状况的记载几近空白，这就为比较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作者企图从对比中阐述大地主集团居住、穿戴的超前性，由于无法直接和劳动人民对比，于是便采取了和一般知识分子及清廉官吏对比的办法，结果，显示二者之间的距离不啻霄壤，读者不仅可从一般知识分子的贫穷深刻认识大地主集团奢侈浪费的荒唐性，而且也可深刻了解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总之，由于作者的精心努力，使这一史料零散的专题研究能以丰满的形象树立于读者面前，并且有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的说服力，这点也表现了该书有学术上的深厚功力。
作者笔触洗炼老到，不失文彩和生动；提法注重准确，不失思想的鲜明性。读之再三，愈觉入胜，深感这是一部可堪咀嚼的好书。
当然，我们还可对这本书作一些挑剔，例如纵向的比较如果更多些，有些问题更多一些展开，那么，读者对魏晋南北朝地主阶级奢侈浪费性消费的认识也许更具立体感，无疑可更增加该书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