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入声的性质及其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入声论文,试论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入声的主要语音特征表现为音延短促（一长）和有塞尾音（一开）两项，“一长”属超音段特征（时位），“一开”是音段特征。音高的起伏这一特征并不是用来划分入声与平上去声的主要依据，而声调的本质在于用音高的起伏变化来区别意义。所以，入声实际上不是一类调，而是与舒声相对的一种音节类型。入声消失的原因在于汉语发展的开音节化和语音结构的简化趋势，其途径应该是首先失去“短”的特征，在音延上与其他调等值，然后才失去塞尾音。
【关键词】 入声 音高 音延 音节 塞音尾
入声是汉语音节的一种特殊类型。在古代汉语以及现代汉语的若干方言中，入声都是与舒声音节（平上去）相对而不是并列的。把入声作为汉语声调的一个类别与平、上、去并列，最早是由齐代的周颙（约公元500）提出的。一千多年来，人们对入声的性质及其发展有过广泛的讨论，但至今还未能形成大致统一的结论。
什么是入声？以下的定义来自两种权威性词书：1.“古汉语四声之一。……入声字一般比较短促，有的还带辅音韵尾。”（《现代汉语词典》965页，商务印书馆1979）；2.“四声之一。音长短促，有塞音韵尾，或有－g[－k]，－d[－t]，－b[－p]，如“六，八，十”的广州音；或收[？]，如这些字的上海音，也有韵尾消失，音不短促，自成一个调类的，如长沙音。“（《辞海》缩印本30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上举定义对入声的主要语音特征都作了详略不等的描述，即一，入声是以其“音长短促”而同其他声调相区别的；二，入声一般有塞音尾。但是，由此可以推论出来的又一项内容却没有在这些定义中得到表述。即，声调“主要由一个音节内部的音高变化构成“（《辞海》530页，版本同上），而上举两项入声的语音特征并不包括音高变化。那么，入声到底是不是一个“调”呢？或者说，入声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在汉语音节组合方式发展的历史上，入声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其发展轨迹如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提出若干推测性的意见。
一
首先了解一下中古汉语的音节结构特征。研究汉语语音史，比较方便也比较可靠的材料是《广韵》一类韵书。这类书所记载的，大致是当时读书人奉为“正宗”的，有传统依据的字音。它与实际口语肯定有差距，但这种读音得到多数文化人的认同，可以看作是理论上的音类标准，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广韵》是以调为纲，按“调韵声”的系统来分类排列汉字的，其中声调与韵部的组合关系如下图：
很显然，“入”首先是作为一类韵与阴声韵（开音节韵）对立，与阳声韵（鼻韵尾音节）互补的。中古汉语的阴、阳，入三类音节分别由两个特征来区分：“±开”和“±长”。阴声韵的特点是“±开，+长”；阳声韵是“－开，+长”；入声韵则是“—开。—长”。其中，“±开”是音段征，“±长”则是音延特征，也就是说，音高这一特征并没有被当成划分阴、阳、入三类音节的主要区别性因素。而声调的本质是音高的辨义作用，因此，入声就不属于这个范畴了。从调值角度讲，入声因其与平、上、去都有显著的不同也与三调对立，然而这种对立是跨范畴的，不可比的。在《广韵》一类韵书里，因其编排以调为纲，入声调下自然只有入声韵，它把两种语音特征的范畴合并了。即平上去声可各自与阴阳两类韵母相配，而入声则自成一类，并不与平上去三声交叉，实际上它是被作为一类特殊的音节类型单独排列的。《广韵》有206韵之多，就是因为把每个不同的声调都作为一个“韵”来对待，而这样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编制者们看到了可以“举平以赅上去”，却无法“举平以赅入”——入声与平上去的区别决非调的不同——而要把入声作为韵来逐个单列，就必须把平上去也分别单独对待，于是只好把每一个不同的声调都算作是一个韵了。如果没有入声这个异类，《广韵》当不致于有如此复杂的韵母系统。
在现代方言的描写中，入声的地位就难以用这种方法来明确了。从语音学的标准来看，分析音节的结构应该包括对其所有区别特征的描述，即应该既描写其辅音、元音等音段特征，也描述其音调、音长等超音段特征。而从前引关于入声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入声在调值上的特征主要是以其“短促”而同舒声对立的，即它是一种由音延的“长／短”对立而造成的超音段音位——时位，并不是由音高曲折不同而形成的调位，既然时位在汉语语音描写中并未被当成有辨义作用的区别性特征，那么，把入声算作一种“调”就有困难了。另外，入声的共同点是有塞音尾，这个塞尾是作为韵母的一部分附在元音后的，不论依传统分类还是从描写角度看，入声都更像是一类韵而不便归成一种调。所以目前的很多方言描写中也确是把这些带塞音尾的单位列为韵母，广州等方言有56个韵母就是这样来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方言描写往往交叉使用了现代语音学的标准和传统声韵调三分的标准，这样一来，那些有入声的方言就被描写得极为复杂了——八九个乃至十多个声调，再加上56个韵母，组合起来该有多大的音节数量呀！其实不然，从这类方言的音节表中可以看到，入声音节的组合关系是从不与平上去声相交的，它们是单独的一块。不过，这一块却是个语音解释上的难题。
当我们说“东”的结构方式是“舌音+阳声韵+阴平调”时，对“六，立，辣”这些音节只好说它们是“舌音+入声韵+入声调”。那么，入声到底是韵还是调呢？这是个方言描写中的实际问题，又是个汉语语音学和音位学的理论问题。下表是一些汉语方言中入声的语音实际描写，希望通过它来考察入声的性质。（材料来自近十年间的《方言》杂志及《汉语方言概况》，个别地点的方言是笔者自己调查的。）
表中所列的入声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完整保留塞音尾—p，—t，—k的，这类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入声在调值上与某些舒声不形成对立的，如南宁白话的上阴入调值为55，下阴入33，阳入22，分别与阴平、阴去和阳去相同，入声的特征体现在塞音尾上。这种现象在桂南粤语中不少见，广东粤语也有不少地点如此。在这样一些方言中，入声完全是一个“韵”而不是一个调；另一种是广州话、客家话等方言，它们的入声与舒声在语音上的对立除了塞音尾之外，还有“长／短”的区别。如广州话的上阴入调值为5，与阴平的55相对立；梅县客家话阳入为4，与阴平的44相对立；增城上阴入5，下阴入3，阳入2，分别对立于阴平的55，阴去的33和阳去的22等。这类舒／入的差异都是音长的不同而非调值有别。由于在汉语语音描写中一直没有使用“长／短”这组对立特征来划分音位，所以这种差异照理说也是可以不计的。那么，鉴于在大部分完整保留—p，—t，—k尾的方言中，入／舒在调值上的对立只是“长／短”这一非区别性的对立而不是音高的对立，而声调的本质又在于用音高不同区别意义，所以把这类方言中的入声看作是一类韵而非一类调似乎更为合理。
第二类是韵尾塞音弱化成了[？]，也就是入声作为“韵”的特征有了动摇但仍然能够区别的。其特点是韵尾的—p，—t，—k变成了[？]甚至仅仅是一个紧喉动作（为了保持“短”的特征，发音后必须迅速收喉，以封闭气流，从这点看，既短又开，即完全不带喉塞音的短音节几乎是不可能有的）。同时，入声在调值方面的特征也开始变化以使自己能保持一种与舒声对立的地位。如苏州话的一部分入声字（阳入）就失去了“短”的特征，变成了23这样的长调了。它与阴平的24有所区别，这是一种语音系统内部自求平衡的努力，是入声在“不愿”消失但又必须改变的情况下形成的新的声调分布，即入声从“韵”向“调”转变的一种中间形式。在这些方言中，入声是一类调，有时也是一类韵。吴方言、赣方言，一部分闽语和个别北方方言的入声属这种情况。
第三类是塞音尾完全脱落，音节自然拉长，即入声作为“韵”的特征完全消失而代之以一个新的调型来同平上去声相区别的。这类入声就是一个真正的声调了，如长沙话的入声调值24，云南陆良话的入声调值214等，都是以其调型特征同平上去相区别而不借助“长／短”的对立，也没有塞音尾。在官话区保留入声的方言里，入声的性质大都属于这一类。
从这三种类型入声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入声作为汉语音节的一个特殊类型，其本来的、主要的语音特征来自音延的“—长”和韵尾的“+塞”这两种对立特征，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调”，在其历史发展中，随着这两项特征的散失或弱化，在一部分方言中，入声也形成了“调型高低”的新特征，这时它才能被看成是一类声调。
那么，入声在汉语音节组合格局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地位究竟如何，或者说，传统的“调、韵、声”三分法是否便于分析汉语音节结构呢？以下就试图对中古汉语（《广韵》所体现的）的音节组合情况做一个音系学的简略分析，以求说明入声在中古汉语及现代若干方言中的音系学地位。
汉语音节的构成要素
或者说，对一个汉语音节的描述应该包括几个层面：
就音段组合关系而论，由于单元音组成的汉语音节开头大都含有半元音J，W或等成分，因此“V”这一类可以略去不考虑，于是音段方面的组合饭式就有CV，VC，CVC三类。可见古汉语音节的结构由三种语音特征，三类组合方式，两种音长，两类调型及其变化构成。其中，VC和CVC两类结构又分别有“V+鼻音”和“CV+鼻音／塞音”两种组合，即阳声韵和入声韵可能面对的超音段特征有：
“±长（长／短）”和“±平（平／曲）”
而这两对特征并非总是可以同时出现的，只有“+长”音节才能形成音高的升降曲线，即成调。入声的音段组合只有“V+塞”和“CV+塞”两种，并且具有“—长”的特征，不能形成“升降”曲线，因此就不具备声调区别意义的基本特征——音高的升降。它主要靠音延的“—长”以及韵尾的“塞”这两种特征来同舒声相区别，即舒／入声分别代表古代汉语的两大类音节类型。舒声因其音延较长，能形成升降曲线并以此区别意义，所以具备了声调的特征，而入声则不具备这一条件，它与舒声的主要区别不体现在音高上。这不等于说入声就不包含音高特征，实际上任何语言都有其音高变化特征，比如英语也有丰富的语调表现，但是这种音高特征并不属于一个惺成对立的系统，不用来区别意义，因而不是一种音位。可见，入声实际上不是一个刁位。而是由时位附加在音段音位上构成的音节类型（短音节）。上举5种音段结构与两种特征的组合分布如下图：
在这里，“±长”这对特征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它的界线不必与音段之间的界线重合，因为入声的延迟除阻性实际上已经把时间因素包括在一个音段之内了。另外，入声字没有复元音韵母，因为它以“短促”为音延特征，与阴声韵相比，这一特征就更为突出，这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入声的重要音节特征就在于“短”，并以此作为同舒声对立的一个重要条件。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断定，古代汉语的入声是同舒声对立的一种以短音延和塞音尾为特征的音节结构，它不具备以音高变化来区别意义的特征，所以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声调。（实际上，古代的平上去三声演变为现代汉语的声调都有明确的规律，唯独入声的演变几无规律可言，也正说明了入声当初就不是一个调）。在对传统音系学的描述以及对现代方言的描写中，一般可以把入声看作一类韵，只有在那些入声字已经不再有“短”和塞尾的特征，代之以音高变化来区别意义的现代方言中，入声才可以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声调。
二
汉语语音发展的总趋势是响音化和音节结构的简化。声调的形成和分化是这个总趋势中自然出现的一种语言系统自动调整的结果，入声的演变则是证实这种趋势的最现实的材料之一。以下略谈一些对入声演变的几个问题的看法。
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方式究竟涉及哪些音高因素，即当时的汉语音节是否有“调”，如果有，它是什么面貌，现在还不能做出很确定的判断，但王力先生把上古的声调分为舒／促两大类（即CV和CVC两种结构类型），各有“高／底”和“长／短”两种对立（四种音高组合）的论述得到较多材料的支持。他认为上古声调的表现是：
（《汉语语音史》，中华书局1985，73页）这里所说的四个调类与后来《广韵》所记的“平上去入”四类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强调了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不仅包含了音高的对立，也包含了音长的对立，即声调特征本身是多分的而非二分的。这一描述指出了传统上所说的声调实际上包含着两种超音段特征，因而为正确地讨论“声调”中所体现的整个音节结构特征的变化而不仅仅是音高变化提供了基础。也是本文思路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王先生认为长入的字因其读音较长，丢掉韵尾塞音后就变成第三种舒声（去声）了。从他的观点我们可以推演出，入声消失的首要条件是延展音长，使得入声音节在时值上与舒声音节一致。因为这样它才具备构成声调的起码条件，现在的广州话、南宁话的入声字在时值上都接近舒声，就说明了这一点，西南官话的原入声字大都读为阳平，也是因为时值上最为接近。
汉语语音发展的重要倾向之一就是“CV”型的开音节越来越占优势。在使用频率最高的50个现代汉字中，开音节占了42个，并且前10个最高频字都是开音节（Chaoming Cheng,1982 ）。在1300多普通话音节中，开音节有694个（胡裕树，1981）。虽然只是总数的53%，但其出现频率远高于闭音节。另外，从下面的事实我们也可以得出开音节在汉语中形成主流的结论：收—n尾的汉语音节在很多地方，很多情况下，已经不同程度上被弱化为鼻化韵了。比如我们从不把“拼音”说成“phinin”，不把“前言”说成“tienien ”等（外国学生，尤其是欧美学生按汉语拼音认读汉字时总是这样读的），就说明在这些词里，前一音节的带－n韵母已经被弱化为鼻化的[]和[e]等了。至于－η尾，因其发音动作不与元音相冲突，相当程度上还得到保留，但鼻化的趋势在很多地方也很明显，如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吴方言都有en／eng不分，i／ing不分的现象，这类音在这些方言中一般都是鼻化的或。可见响音化，开音节优势确是汉语语音发展的总倾向，而入声因其短而促，发音既不响高又不便于延长，最不符合这个趋势，所以它在汉语的大部分方言中被归化为开音节了。古入声字到现代汉语中转变为开音节，这既体现了语音演变的系统性和规律性（塞音尾不会变为鼻音尾，一个音变中的辅音只会减少不会增加），也说明从闭到开确是汉语音变的普遍趋势。事实上，在那些保留入声的方言中，这个类型消失的倾向都很明显，可以断言，入声在汉语中最终将不再是一个值得强调的语言现象。
那么，入声演变的语音学原因何在呢？
从语音学角度讲，汉语声调的音系特征可以概括为：
可见音高的升降曲线是声调的基本特征，入声因其短促，不能形成升降曲线，因此不具备声调的基本特征：音高的起伏。当它变成长调，有了音高起伏的时侯，它就走向舒化了。所以，入声消失的第一阶段不是丢失“—p，—t，—k”尾，而是延展音长，去掉“长／短”的对立。
既然影响入声地位的首先是“短”，那么，入声消失的过程就应该是：
这方面可以从粤方言区很多地点的入声字的调值状况得到证实。如广东莞城话三个入声调的调值分别为（陈晓锦 1987）：
阴入 44阳入 22变入 224
其中阴入阳入都还有塞音尾，但却失去了“—长”的特征，变入则音延更长，使得塞尾无法存在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表一所示南宁白话的三个入声调在音延和音高上就分别与阴平、阴去和阳去完全相同，区别只在于保留了“—p，—t，—k”尾。可见，入声向舒声的转化是延展音长在前，丢失塞尾在后。由此还可以推断，入声字凡是不保留塞音尾的，就不会保留“—长”的特征，而不保留“—长”特征的，还可以保留塞音尾。从表一所收列的材料来看，这个推断是能够成立的。唯一不支持我们这一推断的例子是河南济源方言，但是一来它太孤单了，在广大的官话区内竟然找不到第二个例子，二来如前所述，要使单个音节保持“短促”的特征，势必在发完元音之后有个收喉动作以阻断气流，而这样一来，那个入声是否真的丝毫不带塞音尾就值得斟酌了。
至于塞音尾消失的原因，要考虑的因素还有音节组织的特性。汉语的音段序列是严格按照语音的响度峰来组织的，每个音节都以元音为中心。其周围的辅音必须紧密围绕元音中心共同形成一个响亮的音节，如（kan，干）。在元音中心与辅音之间不允许再插入别的辅音（即不接受复辅音）。即使在两个音节的元音中心之间的两个辅音，也往往有一个（通常是前一个）不被接受。与这个要求相冲突的那些辅音便有可能被逐渐削弱（如—n尾的鼻化）以至丢失（如入声的塞尾）。那些不能纳入音节，但又因词汇方面的原因（使用频率高，历史长等）不能删除的辅音则会迫使元音增多，形成又一个音节，以使这些辅音得到元音中心的容纳，实现其语音体现。如“结巴”就可能是由“tsiep”变来的，“窟窿”可能来自“klung”等等。汉语复辅音的消失和入声塞韵尾的消失都是出于这同样的原因。不过前者是这项规律在一个音节内部的体现，后者则是在连续的语流中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因而也适用了相同的规则——既然汉语不容纳“klung”这样的单音节，（把它改造成了双音节），那么它也不接受“sAbtiAη”这样的双音节。因为在语流中，两个音节的辅音连续出现使得后一个音节的实际读音类似于“ptiag”这种复辅音，并且其组合类型比单音节中的复辅音更复杂，更拗口。比如白话的“一斤”如果发全音则为“jatkan”，这是很不顺口的。在实际话语中，前一音节末的辅音是完全丢失的，为的就是追求音节的响亮与顺口（在南宁白话中，这个短语说成“Akan”，前一音节的半元音也丢掉了）。可以说，入声字塞尾的消失，其发音学的解释与单音节复辅音的丢失是相同的。
舒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复元音化。入声以其音延短促为特征，所以古入声字都没有复元音韵母，这一特点与阴声韵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在向舒声转化的过程中，由于音长的延展，韵母自然放开，形成了介音或者过渡音，于是音节就拉长了。所以，在入声消失的方言里，原入声字的韵母都趋向于长音化和复元音化，这一点不须介绍。
入声在丧失其独立性以后，其调型调值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入派三声”在不同的方言里有很不相同的分布，有的升调多，降调少，有的相反，没有明显的规律（余蔼芹1983）。这种无规律分化的现象正好说明了入声当初就不是一个“调”，它没有自己确定的调型，也就不能依其调型有规律的派入某一个调类中去。所以，在失掉“短”和“塞尾”这两个特征而变成舒化音节以后，入声就依不同方言中声调，韵母等个方面条件“派”入条件相同或相近的不同声调，如果这个方言中没有与之条件相当的调型，则它就类推形成一个新调了。比如在云南多数地方的方言中，入声字大都派入阳平，这是因为云南话的阳平是音延最短的一个调，它最为接近原入声字“短”的特征；但是陆良话的入声则自成一个调型324，与去声213相对。这种分别体现出这两类调在渊源上的联系与区别，也显示了它们将要合流的趋势。
最后提一种纯粹猜测性的想法。从藏语、纳西语等亲属语言的情况来看，汉语发展史上很可能有过一个从双音节语向单音节语过渡的阶段，入声就是这个过渡阶段残留下来的痕迹之一。即：“双音节→第二音节元音脱落→入声（单音节加辅（塞）音尾）→单音节”。在音节日益简化的过程中，为了保持系统的区别性，声调逐渐发展起来，即由无声调多音节变成了有声调单音节语言。其间，首先分成响的（开音节）和不响的（闭音节）两类，后者的一部分（带塞尾的）即入声。然后进一步各分化为长短二调，于是出现了四声。随着声调的辨义作用日益明显，原先起辨义作用的其他因素（如音长等）就日趋消退了。带塞尾的那一类（入声）韵，由于发音不响亮，与其他调类相比又没有共性，所以也消失了或正在消失中。于是，汉语成了每一个音节都响亮的准开音节语言（保留下来的唯一辅音尾—n和—g实际上也具有可延长性（浊辅音）和鼻化的响音特征，所以把它们看成是准开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