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傒斯佚文两篇及其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篇论文,揭傒斯佚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李梦生先生标校的《揭傒斯全集》（注：《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版。）， 是迄今为止较完备的元代文学家揭傒斯的诗文集。李先生在标校前言中，曾引《千顷堂书目》云“明初已缺十三卷”，并指出已把揭傒斯“散见于方志或他人文集附录序跋”中的诗文若干，“此次一并辑出”。
最近，笔者在考察“千年古村”——江西省乐安县牛田镇流坑村时，从该村董氏家族所保存的明代万历年间刊行的董氏四修族谱中，发现了署名揭傒斯的两篇佚文。经查，这两篇佚文为李先生标注的《揭傒斯全集》所不载，其一为跋，一无题，现将其试分段、标点如下：
（董氏衣冠袭庆图）又跋
余尝读乐安董君伯达所示“衣冠图”，内自宰执侍从、馆阁台谏卿监，外而方伯连帅、郡县长属，上下二百年，炳耀舄奕，可谓盛矣。
然克昭前人之光，在述前人之志，推元祐御史之直言极谏〔敦逸〕，洪州倅之不肯承顺权臣风旨，诬陷帅臣〔良史〕，则可以厉忠谠之节矣。推绛州法曹，妙龄弃官，不肯仕秦桧之世〔与乾〕，绍定进士，不肯受公卿之荐，而闭门著书〔云从〕，则可以明进退之美。
凡其德行之可师，学问之可法，政教之可则，皆服而行之，扩而充之，则无穷之闻，必不去董氏矣。岂独望于伯达哉！
后至元五年己卯正月望日
前翰林侍讲学士朝列大夫揭傒斯书
右乐安董君方达所藏《重刻元祐党碑》一卷，权臣斥逐君子，至于勒石殿门，可谓天下国家之大不幸矣。而士大夫得与名为荣，石既讣矣，鼎既迁矣，复为重刻，惟恐伪误，不能白天下后世。其为示戒，不亦深乎？
於呼！以宋元祐之间，君子之党多至三百九人，可谓众矣。然以三百九人之众，不能胜一得君之小人，卒至靖康之祸。为人君者，可不慎欤？方达乃以祖御史列名其间，故藏此本，以示子孙。夫为御史，不幸遭党人之锢，而子孙犹传以为荣。则人于君子小人之归，可不知所辨？
这两篇短文的可信度如何呢？先看第一篇。考乐安流坑董氏家族，其每次修谱都会请名人作序、题跋或写记。如董氏十五代孙董尚，于明代洪武丙子年（1396年）撰《旧谱事略》，其云：
吾宗家谱，当元初兵燹之，余推罗坑一帙仅存而已……前列“登科记”、“衣冠图”，视旧加详。元至顺癸酉，嗣孙有庆令弟天泰持以谒吴文正公，因请序之。又得虞文靖公《秋祠堂记》（注：载流坑明代万历族谱，但题为《秋祀祠堂记》，有落款人，无落款时间。）及揭翰林、刘申斋诸名公序跋。议欲刊梓以传，后以祠堂未建，弗果。遂家传写之。（注：载流坑明代万历族谱。）
吴文正公（吴澄）本人为董氏族谱所作的序中也说过：
董之裔有庆重修族谱，甚悉。其弟天泰持以示予。（注：载流坑清代道光乙酉所修《抚乐流坑董氏直斋公房谱》，又载《四库全书》集部《吴文正集》卷32，但题为《云盖乡董氏族谱序》。按：云盖乡原属吉州永丰县，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乐安建县时划出归乐安。）
由吴澄之说，可知董尚语说有据。董尚所说，虽是指元代至顺癸酉（1330年）前后董氏重修族谱时的情况，但在明清时仍如此。考现存的明万历年间刊行的董氏族谱，不仅请了当时在朝廷任官的众多名人，如邹守益、聂豹、罗洪先、谭纶、陈炌、张位、张紞、欧阳德、董裕（注：董裕，为流坑董氏家族21世孙，曾官至明代刑部尚书。）等题写序跋，而且其中大多数人的序跋皆是按其亲笔墨迹翻刻的。
董尚文中所提到的吴文正公、虞文靖公（虞集）、揭翰林（揭傒斯）、刘申斋（刘岳申）（注：刘岳申，吉水县人，曾知临川，任泰州判官，与董氏友好。其《跋董氏谱》云：“予与参政（董德元）诸孙天衢游。是谱重修，实出其手。又尝辱知临川，故题其后。”）四人，除了刘是地方名人外，其他三人均是当时名扬天下者。他们写作的篇目及时间分别为：吴澄1330年作《董氏族谱序》，虞集1333年（注：虞集《秋祀祠堂记》中有“今吴公去世，不及为也”之语。吴澄逝于1333年，故虞集当在此之后题记。但该文在其文集《道园学古录》（《四库全书》本）中不载，待考。）后作《秋祀祠堂记》，揭傒斯1339年（后至元五年）作《又跋》，刘岳申1338年（后至元戊寅）作《跋董氏谱》。
董尚在董氏家族处于何种地位呢？他能知晓本族的诸多史实吗？据明万历董氏族谱载：董尚，字友善，元末明初在世，年轻时经商，于明初洪武壬子（1372年）入仕，曾任武进令，年老归返家乡，与族人董季敏一起主持续修、刊刻至顺癸酉前后所修的原谱，其后代称之为旧谱。亦如他在《旧谱事略》所云：
暨丙申（1356年）乱，族众避难流徙于外，谱谍亡散几尽。癸卯（1363年）春，友善同侄良玉因商道经宁都……购求得之（族谱一本）……乙巳（1365年）复土，即以献之养性兄。养性从新考订，缮写成编……（友善）幸获老归田里……遂以桂林（季敏号）侄将“登科记”、“衣冠图”逐一参互考订，从新增广刊刻板行，散归各房收受。
由董尚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他在访求、考订、续修、刊刻董氏族谱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同时，我们也可推知，既然他亲自考订了“登科记”和“衣冠图”等重要的族谱内容，其间也必然考订了包括吴澄、虞集、揭傒斯等人的序跋。董尚写该文的时间虽然是在1396年，但他的青少年时代与这些名人作序题跋的时间相隔仅20年左右，并且亲见了原谱，因而他所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乐安流坑董氏家族究竟有什么名望而使历代名人为之挥毫呢？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宋代以来中科举而仕宦者众多的缘故。如元代吴澄在其《董氏族谱序》中所述：
董氏之盛，每贡举之年，与荐名或七、或六、或五、或四。自祥符八年乙卯至咸淳七年辛未，擢进士科近三十人……论仕宦之众，莫之与伦。
这种科举盛况，使得流坑董氏名声鹊起，其族人引以为荣，将本族历代及第仕宦者编成“董氏衣冠袭庆图”（简称“衣冠图”，董氏子孙将其几次增补，明万历谱更名为“名位表”。——笔者注）。揭傒斯在《又跋》中提到的敦逸、良史、与乾、云从等四人，均为宋代进士，是董氏家族中的佼佼者。顺便提一下，流坑董氏还有一个出名人物，即南宋时的“恩榜状元”董德元（注：董德元，与朱熹为同科进士，今流坑村仍有彰显他的“状元楼”旧址。然他未入族谱之“乡贤表”，盖族人恨其与秦桧为伍。），官至参加政事。只因他与奸臣秦桧为伍而被世人所不齿，故揭傒斯也不屑在文中提到他。而董敦逸（注：董敦逸，曾任监察御史、户部侍郎等职，又为元祐309 名党人之一，《宋史》卷355有传。）等四人属正直之士， 故揭傒斯予以彰扬。
那么，揭傒斯是在何时何地读到“衣冠图”的呢？据有关史书及县志记载（注：均参见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附录部分。），揭傒斯1274年生于龙兴富州（今江西省丰城市）揭源村，按说他对邻县乐安流坑董氏的科举盛况应早有所闻，但为何直到66岁时才替“衣冠图”题跋呢？实际上，揭氏延祐元年（1314年）40岁之前，虽然有才华，然却是一介布衣，20余岁开始漫游于湘、汉之间。因他未出名，董氏家族是不可能将“衣冠图”这一家藏之宝向揭氏出示的。揭傒斯直到40岁后，因受程钜夫、虞挚（先后任湖南宪使）举荐入京，才步入仕途，后又为元文宗所重而渐名扬天下。他自入京后仅回家乡两次。一次是延祐五年（1318年）谒告南归，这次回家乡，因其入仕时间不长，名气并不大，董氏家族也不会轻易示之以“衣冠图”。更重要的一点是据董氏族谱载，首先为“衣冠图”题跋的是董氏外甥萧泉养，时间是1319年，揭傒斯绝不可能在萧之前先题“又跋”。另一次回家则是20年后。据欧阳玄《揭公墓志铭》云：
（揭公）至元四年（1338年）擢集贤直学士，五年奉旨代祀北岳、北海、济渎、南镇，竣事，引疾便道由浙左归豫章。（注：均参见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附录部分。）
又据黄溍《揭公神道碑》云：
（揭公于至元）五年，奉旨函香祠北岳、北海、济渎、南镇，竣事，引疾便道西还。（注：均参见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附录部分。）
这次回家的时间较长，于次年才返京。揭傒斯此次返乡已是全国闻名的人，且在家养病闲居一年左右。故只有在此时，董氏家族才会如同遣族人董天泰请吴澄为其族谱作序一样，而遣族人董伯达携未刊梓的“衣冠图”，慕名前往丰城谒拜揭傒斯并请他为“衣冠图”题跋的。而且，从揭氏《又跋》的落款时间来看，其为“后至元五年己卯”，与他在家的年份也是相合的。
再看第二篇。这篇短文无题，见于董氏族谱“乡贤表”中“（董）敦逸”条目之下，以显示名人对敦逸的评赞。此文大致写于何时何地呢？文中所提到的董方达，是解开这一疑点的重要人物。考今存的流坑明代董氏族谱可知，董天衢，字方达，元至治癸亥（1323年）乡举，入选吏部，曾任总管府知事，后主持董氏家族重修族谱。他临入京前，吴澄曾赠之以序（注：该序明万历流坑董氏族谱收录，但无题。另载《四库全书》集部《吴文正集》卷24，题为《送乡贡进士董方达赴吏部选序》），由此可见方达与吴澄关系之密切。而吴澄与揭傒斯的关系实际上可以称为同门师兄弟的关系，即他们二人都是由程钜夫先后举荐入京的。正因为他们的这种关系，所以后来揭傒斯为吴澄撰《神道碑》，其云：
（吴澄）十六拜程若庸先生，友程文宪公钜夫。……（至元）二十一年，遭父丧……服除，程文宪公以南台御史奉诏求贤江南，强起公。以故旧俱至京师，而不受其荐。居数月，以母老辞去。（注：参见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辑佚部分。）
虞集在为吴澄所撰的《行状》中也提到：
先生以其道教授乡里，尝作草屋数间，而题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程文宪知其意，题之曰“草庐”。（注：全称为《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载《四库全书》集部《道园学古录》卷44。）
其又云：
至元二十三年……吴与程同如京。
由此可见，程钜夫是联接吴与揭关系的中心人物。因此，吴澄既然会序赠方达入京，想必不会不对方达提到自己与正在京师的揭傒斯的关系。而董方达是望族出身，本人也是乡贡进士，再加上吴澄的关系，他于进京后慕名拜谒揭傒斯，并请他为自己家藏的“重刻元祐党碑”题记，当是情理之中。方达晚年返乡后，则将其带回。后修谱时，揭氏的这篇短文自然收进“乡贤表”中。揭文中的首字“右”，明确表明了其整篇文章是直接题于“重刻元祐党碑”之后。至于董氏家族为何要藏该碑，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该碑所列的309 个党人中，董氏“祖御史（董敦逸）列名其间，故藏此本以示子孙”。由上述简单分析，可知揭傒斯写此文的时间大致是在1323年以后，地点是在京城，其写作主要缘由与第一篇《又跋》相类似，即董氏家族的名望与揭傒斯的名气能够相互彰显。
最后说一下揭傒斯文集的最早编纂者。据李梦生先生标校前言所说，揭傒斯的诗文，是“由其门人燮理溥化编纂校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7也说， 《揭文安公文集》“乃其门人锡喇布哈（原作燮理溥化，今改正）所编。……所编虽不足尽傒斯之著作，然师弟相传，得诸亲授，终较他本为善”。那么，燮理溥化是否有可能搜访到揭氏这两篇短文呢？考察史实可知，燮理溥化曾任乐安达鲁花赤（县令）5年多，并在元至正四年戊寅（1338 年）为当时所修的《乐安县志》撰序。序云：
余以元统癸酉（1333年）至乐安，爱其山高水青，意必有古人之遗迹，而莫之考。或告余曰，斯邑旧有鳌溪志，因求得数册，乃淳熙及咸淳所辑。……考是邑之事迹，一寓目而尽得焉。……余因是而得风物山川之美，又因是而知斯文之盛，好义乐善者之多也。（注：该序录于新编《乐安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燮理溥化任乐安县令之事，除县志外，还有其他史料可证。如虞集说：
国朝元统初，今监察御史前进士燮理溥化来监其邑。（注：见《道园学古录》中《缘督集原序》一文。）
元代国子监生、翰林院直学士吴当亦云：
元统间，御史燮理公以进士科来长斯邑，廉公而有为。（注：见《燮仁侯及刘义民舆颂序》一文，录自新编《乐安县志》。）
揭傒斯与燮理溥化虽是“师弟相传”，但燮氏何时成为揭氏的弟子，笔者暂未见有关史料。估计至早是泰定四年（1327年）燮氏中进士之后的事。不过，揭傒斯与燮理溥化一直相友好，这是不可否认的。今《揭傒斯全集》中，可以发现揭氏至少有三篇诗文直接提到燮氏在舒城和乐安时的任职及政绩。它们是《前舒城长燮理溥化自迁乐安善政日闻荐牍交至病中有怀作诗志喜诗》和《送燮元溥序》、《舒城县龙眠书院记》二文（注：分载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诗集卷6、文集卷4和卷5。）。 这些诗文本身就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由此可知，燮理溥化既熟知乐安及流坑董氏这样的名门望族，又与揭傒斯关系密切，那么，他也应该知晓揭傒斯为董氏家谱所撰的两篇短文，后来在搜访、编纂揭傒斯诗文时就不会将其遗漏。我们现在查不到揭傒斯这两篇文章，一是因为燮氏所编的《揭文安公文集》于“明初已缺十三卷”，而其中就可能包括这两篇。二是揭氏这两篇短文600多年来一直湮没于明代所编的流坑董氏族谱中， 而不是见于较易查找的现存历代县志、府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