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史”思维（上）（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杜甫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0）01—0035—11
一 诗与史的异质同构思维特征
杜甫诗学是一种充满着历史忧虑感的诗学。忧时伤世，哀国悲己，读之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审美崇高感、严肃感和悲剧情调，荡漾于诗行的脉络肌理之间。中国文化向来推重历史意识，置人与天的对话于历史之中，因而把杜诗这种崇高、严肃、沉重的因素，归因于诗与史的审美遇合。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借传闻立此为证：“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里看重的似乎还是杜诗“备叙其事”、“尽得其故迹”，即以史笔入诗的功能。但是名目既定，后世就加以沿用推衍，渐成定见。《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赞》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序》也认为：“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宋人用“史”字论其外观的意义，明人用“圣”字揭其内蕴的价值，似乎勾勒出不同的“时代眼光”所关注到的杜诗的不同层次和角度，其实也不尽然。
“诗史”的名目，论定于宋。宋人采用这个名目而体验到的，则是杜诗继承《诗经》风雅传统，有爱君忧国之志，可资陶冶和教化之用。比如把杜甫视为诗宗而开创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写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1 ]国风和忠义，成了认识杜诗价值的纵横二轴，它们构成了儒家传统的诗文评价体系。南宋时期即使与江西诗派有不同的审美追求者，大体也未跳出这个评价体系。如李纲《杜子美》一诗：“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是时唐室卑，四海事戎马。爱君忧国心，愤发几悲咤。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列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呜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
陆游的《读杜诗》也未离这个评价体系，但更为关注诗歌史的承续：“千载诗亡不复删，少陵谈笑即追还。尝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生民》属于《诗经·大雅》，为周人自叙开国史诗，次第铺陈周民族始祖后稷事迹。《清庙》属于《诗经·周颂》，为祭祀周文王的乐章，《郑笺》云：“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谓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对于这类开国史诗和祭祀颂词，陆游是不愿意把杜诗与之相比拟，尽管他热情地称赞杜甫于谈笑之间“追还”了《诗经》传统。因为陆游作为一个志士兼诗人，他深切地感受到杜诗异于歌功颂德的忧患意识，以及蕴藏其间的济世雄心和用世才能。陆游诗中的“尝憎”二字，指的是他的另一首同题的《读杜诗》：“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2 ]陆游未免夸张了杜甫的政治才能，但他确实触及了杜诗关注政治情态的深刻性。也就是说，他想改变那种用空泛的“诗史”二字形容杜诗的作法，而揭示杜诗的诗史品格的独特深刻的内蕴。
降至明世，诗史的名目受到了挑战。挑战来自于文章形态学，或文体本性论。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乱，则曰‘雍雍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杜甫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3 ]尽管这里用摘句的方法对《诗经》与杜诗进行比较，未免落于简单浅陋，与杨慎年代相承的明人王世贞对之作了辩驳；（注：王世贞的辩驳语为：“余按用修（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此言，甚辨而
，不知向所称者，皆指兴比耳。夫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劝乐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讥失仪而曰’入而无礼，胡不遄死’；刺听谗而曰‘豺虎不受，投畀有北’。若出少陵口，用修不知如何砭驳矣。”此语收入《杜诗详注》附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2326页。）但它强调诗应采用比兴意象，贵含蓄蕴藉，贬直陈时事，主张写诗应该“意在言外，使人自悟”，到底也多少触及诗区分于史的某些本质属性。在今天看来，它更值得注意的价值，在于提出了诗与史这两种异质文体的思维方式，如何能够在杜诗中融合统一起来的难题。对于这个难题的深入阐释，将可能使我们对杜甫的诗学原则的精深独到的建树，获得更为充分的理论把握。
诗史思维，是一种异质同构的综合性思维。诗重抒情性，它进入的是一个心理时空；史重叙事性，它展示的是一个自然时空。这两种时空是存在着虚玄和质实的差异的。亚里斯多德曾经这样谈论诗与史的区别：“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4 ]亚氏所论是古希腊叙事诗与历史的差异。中国古典诗歌讲究言志和缘情，诗人往往不是虚构可然性或必然性的情节来蕴含哲学意味，而是通过意象的筛选和组合来建构心理时空的超越可然性或必然性的直觉性，并且通过直觉来体验着、透露着、或暗示着人情与天道。也就是说，在中国，诗是一种重直觉、重意象的精神体验方式；而历史则是在重实录、重因果联系之中展示一种民族的生存形态。杜诗的一大本事，就是把敏锐深刻的诗性直觉，投入历史事件和社会情境之中，把事件和情境点化为审美意象，从中体验着民族的生存境遇和天道运行的法则。史使他的诗变得沉重厚实，诗使他把握到的史出现一种精彩的沉痛，从而产生了异质文体思维方式于瞬间遇合中爆发出来的动人心弦的力度。从这种意义上说，诗史思维是高力度的思维。
这种异质同构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杜甫家族的文化基因的渊源。诗的基因显而易见，杜甫一再宣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把这种基因追溯到其祖杜审言的身上。其实，杜氏家族意识，有两套遗传密码，除了诗之外，另一套是史。杜甫而立之年，即开元二十九年（741）， 曾作《祭远祖当阳君文》，祭奠他的十三世祖晋朝镇南大将军、当阳成侯杜预。杜预有两个绰号：“杜武库”、“《左传》癖”。前者指的是他显赫一时的武功，后者指的是他流传百世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国志》卷十六裴松之注引《杜氏新书》，称杜预“大观群典，谓《公羊》、《谷梁》，诡辨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尚书郎挚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晋书·杜预传》沿用了这些记载。[5]（P508；P1031—1032）杜甫祭文称赞其远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无疑是把这套遗传密码也继承过来了。
历史意识介入诗的想象，形成了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锋利的穿透力的合金式思维，可以于绮丽中感受到丑陋，于繁华中透视出危机，从而以诗学透镜窥见历史潜流。比如前述杨慎非难诗史思维的第一例“慎莫近前丞相嗔”，是见于《丽人行》的。杨贵妃、杨国忠一门由贵倾天下到马嵬殒生，实际上是大唐王朝盛极致乱的一大象征。《丽人行》以诗的敏感捕捉到这一特异的社会现象，为历史行程作“释例”式的描绘。它无意于如同列传体例那样，勾勒这个家族发迹暴贵的过程，而是从中取下一个富有意味的切片，诗化成一幅色彩繁丽的仕女游春图：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为勾叶重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
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箫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逻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杨花雪落覆白，青鸟飞去衔红巾。
灸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唐代画家张萱有《虢国夫人游春图》（今存宋徽宗赵佶的重着色摹绘绢本），穷描极绘杨贵妃之姊妹乘马游春的华贵场面。《旧唐书·后妃列传》说，杨贵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长曰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6]（P2178）在张萱的画中，三位国夫人娇媚多姿，云髻高耸而侧垂，衣饰鲜艳绚丽，坐骑矫健雄壮，于一控缰、一挥鞭、一投足之间，不须背景衬托，已是春天气息扑人。然而，画是空间艺术，寓时间的动感于线条色彩的平面铺展上；诗则是时间艺术，寓空间的延展性于声音韵律的线性时间跃动上。对此，德国18世纪的论艺者莱辛，已在《拉奥孔——论绘画和诗的界限》中涉及了。诗画参证，张萱的画面大体相当于《丽人行》开头的十句。这十句以繁密的意象，多层次地点染出三位国夫人于长安曲江暮春游乐的时间地点、丰神体貌、服饰装束，设色异常华贵浓艳，带有浓墨重彩的画面性。据《周礼·春官》记载，上古即有三月上旬巳日于水滨洗濯，祓除不祥的民俗。三国魏以后，便确定三月三日临水修禊，宴饮行乐。三月三日水边丽人这一幕，便是这么一幅民俗画，用民俗画设色不避浓艳、以及乐府民歌写人反复渲染的手法，把画面描绘得富贵气逼人。它在这里留下了盛唐暮春的最后一缕霞光。
诗比画多了流动性，在流动中切取特写镜头。这种“切取”便是诗人的主观介入，是诗人对阅读关注的引导。他引导人们进入诸杨的幕帐内，窥视其穷奢极欲的宴饮娱乐。驼峰、素鳞，味穷水陆；翠釜、水精盘、犀箸、鸾刀，器皿极其珍贵。如此排场却不能刺激三位国夫人的食欲，可见其宠贵娇慵、暴殄天物的作风之一斑了。但这还不够，宫中的黄门使者络绎不绝地飞骑送来八珍美味，犹恐她们宠贵娇慵还不到家，暴殄天物还不尽兴。厌饱之后还要黄门飞骑送八珍，说明奢侈在受鼓励中失控；送八珍的飞骑既快速、又不动尘，于礼仪规矩中透出八面威风的派头和排场。随之写幕帐内的箫管和幕帐外的宾从，似乎依然渲染排场和派头，却隐隐然触及排场和派头的根源；上有喜好音乐成癖的皇上，自然幕帐中的箫管足以感动鬼神；下有趋炎附势的风气，难免熙熙攘攘的宾从把交通要道也塞满了。
这似乎只是专心致志地写诗，在剪裁和缀合着一个华丽的画面。但是由于历史忧患意识的渗入，画面在组接推移中已经潜伏着令人感慨多端的意味了。画面的推移，终于使历史意识浮升出来：姗姗来迟的骑马者为何迟疑徘徊，欲行又止，却又当轩下马，不经通报而径直走入锦茵铺地的幕帐中呢？这一笔，在一派华贵气中显得有点莫明其妙、甚至鬼鬼崇崇的不协调。入幕帐有何贵干，诗人就不写了，写的是意在言外的杨花、青鸟意象。作为西王母使者的青鸟飞去衔啄女人的红披巾，这是用曲笔写调情。杨花意象取自乐府杂曲歌辞《杨白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宋代郭茂倩解题引《梁书》：“杨华，武都仇池人也。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声甚凄惋。”[7]（P1079—1040）可见杨花意象也是讽喻宫闱淫乱的。因而《丽人行》最后评点两句：天宝年间杨府的势焰灸手可热，小心不要走近幕帐窥破秘密，招惹丞相杨国忠发火。《旧唐书·后妃列传》说：“国忠私于虢国（夫人）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6]（P2179）《资治通鉴》也记载：“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居第相邻，昼夜往来，无复期度，或并辔走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为之掩目。”[8]（P6919）《资治通鉴》乃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为编年一书”的[9]，《丽人行》与之形异而神合之处，说明了杜甫的诗史思维何等精湛深刻。它在华丽的游春图中独具只眼地发见历史危机。从而以反讽的笔墨把华丽的画面解构了。自本质而言，这是在异质同构的思维方式中，历史预言对历史现状的解构，历史哲学对历史表象的解构。
二 诗史思维的精神指向
在诗史异质同构思维中，诗意味着精神方式，史意味着精神指向，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思维侧面，具有不同的思维功能。史不是写作方式，而是一种眼光，一种感觉世界、认知世界和发现世界的眼光。这些感觉、认知和发现出来的东西，还是要以诗之所谓诗的方式去表现的，但它毕竟赋予表现方式以特定的思想导向。历史成了诗的指导老师。度过开元盛世，群臣得知有人上书，说“见玄元皇帝（为李唐王朝视为始祖的老子的封号）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又得知皇上派使者在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灵符，就一道上表，认为“函谷灵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8 ]（P6852）但是，天宝灵符并不能拯救李林甫、 杨国忠先后为相所制造的弊政，也不能拯救安禄山诸将拥兵横逆所造成的危机，最终导致盛唐红日西沉。历史的疼痛，最能打动诗神对它回眸关注。终于在杜甫的笔下，诗消减了盛唐前期奋发昂扬的青春气息，在关注历史中产生了新的精神指向：以悯世情怀，直面血肉人生，正视人间疮痍。
对此，只须比较一下李、杜之间精神指向的差异，就不难领会到历史意识在其间起了何种牵引作用。同样写黄河，李白是昂首云天，傲视八极的：“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古风》其十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如丝天际来”（《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行》）；“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一条黄河浩浩荡荡，从昆仑到东海，从天际到胸间，九曲万里尽收眼底，可见诗人是站在天上总览大河的——其间精神指向于天，指向海阔天空的拟神话联想。杜甫的《黄河》则立足大地，直面人生。其一曰：
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
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其二曰：
黄河南岸是吾蜀，欲须供给家无粟。
愿驱众庶载君王，混一车书弃金玉。
这里何尝没有夸张，何尝没有魄力？但其精神指向于地，感受着土地的燥动与悲凉，体验着土地的焦虑与饥渴，正视着土地的创伤与呻吟。杜甫借黄河来抒发思路，于黄河北岸的土地上看取征人与边患，于黄河南岸的土地上看取赋税与民瘼。当他关切着疮痍满目的土地的时候，土地赋予他的诗作以沉哀与厚重。
既比较过李、杜之观河，再来比较李、杜之闻笛。这是杜甫在秦陇听到的《秋笛》：
清商欲尽奏，奏苦血沾衣。
他日伤心极，征人白骨归。
相逢恐恨过，故作发声微。
不见秋云动，悲风稍稍飞。这又是杜甫在巴蜀听到的《吹笛》：
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
风飘律吕相和切，月傍关山几处明？
胡骑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
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却尽生。
闻笛，乃是诗与音乐缔缘，乐声牵引着诗人的思绪自由飘荡。但自由中有不自由在焉，杜甫思绪飘荡所逢，多为秋云悲风，征人白骨，胡骑北走，武陵南征，总之是那个战火连绵、动荡不宁、多血泪、堪断肠的历史人生。笛曲《折杨柳》之音，漂泊者乡关之思，杜诗有之，李白诗亦有之，但精神指向互异。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又写道：“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比上杜甫诗思外射，外射至关山秋月、征人白骨而言，李白诗思是内聚的，内聚于故园乡关之思，内聚于那个如梅花飘落的失落了的家园。后一首诗涉及乐府横吹曲辞《梅花落》，南朝宋人鲍照于同题曲辞中说：“念其霜中能作花”，“摇荡春风媚春日”。梁人吴均同题曲辞中说：“独有梅花落，飘荡不依枝。……何当与春日，共映芙蓉池。”因而《梅花落》蕴含着恋春情绪。与“散入春风满洛城”相联系，则不难体会到李白闻笛虽有伤感，到底还在品春、恋春；杜甫闻笛却显然满怀悲怆，纯然在悲秋、愁秋了。他们分别以春光和秋色，给自己诗作的不同的精神指向涂上特殊的色调。
杜诗也并非不能吟味春光，并非没有理想色彩。但它吟味春光时尚能产生一些田园小品，追求理想时却满怀不满于现实的悲愤了。因此他的理想并非属于虚无飘渺的神仙境，而是属于执著于历史现实的精神超越。杜诗写理想，喜用“安得”句式，这种句式无论是针对天气、还是针对时局，最终无不指向普天下艰苦辛酸的历史人生。苦雨伤农，他叹息：“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一旦“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久旱逢雨之际，云师雷公也得跟着受罪：“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终于饶恕了雷公云师，他又把精神指向投至天下苍生，那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用了同一句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面对动乱时局和艰难人生，他的“安得”句式更是纠缠在浓得化不开的历史焦虑下。连仲春昼梦，也会猛然惊悟：“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就连他在蜀中避乱流离时，也梦魂萦绕那个已经逝去的天下太平、不须择吉出行的开元盛世：“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光禄坂行》）至于那首同样使用“安得”句式的《洗兵马》，心系时局，更饶诗史素质：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
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
只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
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蒲萄官。
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
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
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
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
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
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
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
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
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
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此诗为至德二载（757）广平王李俶和郭子仪相继收复长安、洛阳而作，写作时间当在乾元元年（758）李俶改封成王（随即立为皇太子，改名李豫，即后来的唐代宗）之后，次年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相州大溃”之前。王安石《老杜诗后集序》，称此诗为杜诗的压卷之作（《王临川集》卷八四）。诗中有“词人解撰河清颂”之句，典故来自南朝宋元嘉中，河、济俱清，鲍照因作《河清颂》，因为在古人心目中，黄河水由浊变清乃是太平祥瑞的象征。这也就告诉人们，《洗兵马》是一首颂诗，全篇堂堂正正，格调雄浑而声韵清亮，在古今颂诗中展示了一种沉雄浩荡的大气象。
此诗的大气象之所以能于浩荡处见沉雄，是由于卓越的历史意识的介入，使欢乐处不致轻狂，歌颂时犹能深思，从而把握住时局的荦荦大端，兼备赞美与谏诤双重品格。它在欢呼中兴诸将收复二京的势如破竹的气势之时，指出官军合围叛军盘踞的邺城，须“独任朔方无限功”。这“独任”二字实在一针见血，其后的战局发展就是由于未能独任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而以为“（郭）子仪、（李）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8]（P7061）从而造成九节度使60万人马群龙无首，在史思明大军的冲击下大溃于相州。而且诗篇在为“皇威清海岱”而欢欣鼓舞的时候，点出了西域的汗血马布满京城街衢，借来平叛的回纥兵在蒲萄宫中大块吃肉的怪现象，对唐肃宗收京心切，许诺回纥兵以劫掠京师作回报的约言，表示了深切的忧虑。由此它曲折地告诫皇上要经常想起当年銮舆播迁，往返于崆峒山的艰难困苦，切莫忘记“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的乱离岁月。因此，诗篇随之颂扬成王李俶（豫）“功大心转小”，也可以看作是欲颂其子而劝其父，在胜利面前要谨慎为政，励精图治。
颂扬既要颂扬得堂堂正正，讽喻也要讽喻得堂堂正正，这样的历史意识才是大处着眼，才能给全诗带来气魄和风度的。诗中颂扬的光复二京有功的将相，所谓郭子仪的深谋、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爽，都以互文相补的文法称颂他们的品格与智谋。对于扈从玄宗、肃宗播迁返京的平庸之辈，也坐享其成地升官晋爵，诗人颇不以为然。觉得他们无非攀龙附凤就滥为侯王，只不过一时得宠，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高强之处的。倒是那些具有扶颠济危的胆略、其后又蒙冤遭贬的重臣如房琯、张镐等人，应该如汉高祖任用萧何、张良那样，使之与前方的“中兴诸将”互为表里。诗篇对各类人物抑扬进退，隐藏着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它在评点四方入贡、祥瑞迭见的令人陶醉的社会现象之余，清醒地把精神指向引导到民生疾苦上，从而形成全诗旨趣的结穴处。荒芜的田地有待耕种，破碎的家庭盼望着团圆，诗人用“安得”句式表达的理想是联系着土地的呻吟和呼唤的：“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这里的想象是拟神话的想象，但是由于历史意识似乎具有地球吸引力一样的吸附作用，想象出现了抛物线一样的轨迹，由大地出发，以大地为归宿，从而赋予颂诗喜庆而多思、赞美而多讽、务实而多奇的双重品格和雄浑厚重之感。
三 诗史思维的文化底蕴
诗史思维中直面人间疮痍的精神指向，是以儒学的仁爱情怀作为文化底蕴的。杜甫把“奉儒”作为自己家族的文化基因来对待和接受，《进雕赋表》说：“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10 ]（P2172）他的“奉儒”自然也遵奉儒家托言尧舜的“仁政”理想，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抱负。但是当他的抱负一再受挫、终不能用的时候，他对儒者之仁的体验，愈来愈倾于仁民而爱物，倾于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伦理信念。儒家的仁学，自然有其主张“克己复礼”以达到礼乐治世的一面。但它更有长久价值的一面，则在于以实践理性的形态肯定了人类的同类亲和情感。在这种意义上的仁，是不妨视之为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共同财富的。比如孟子就弘扬了孔子“里仁为美”的信念，于人类的同类性上发掘其理论根据：“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由此出发，他提出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一类著名的命题。[11]（P328—330； P238）正是从这种人类亲和情感出发，杜诗中出现了民胞物与的仁者情怀：“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对鱼、鸟的同情是与他关注民间疾苦相通的，这就引导他的诗史思维返回到那片疮痍满目的土地：“邦以民为本”、“请哀疮痍深”、“恻隐诛求情，固应贤愚异。烈士恶苟得，俊杰思自致。赠子《猛虎行》，出郊载酸鼻。”（《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由此可知，儒家的仁者情怀是与杜诗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指向互为表里的。
值得注意的是，杜诗使儒家的仁者情怀发生了两种富有价值的变化：一为仁者情怀的平民化；二为仁者情怀的难民化。他把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社会观察，注入儒家的人类同类性思考中，从而使仁者情怀增添了丰厚而鲜活的历史内涵。《兵车行》使是仁者情怀平民化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