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经济学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转型经济学是在20世纪末迅速发展起来的以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由于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经济转型出现了一系列与在此之前的经济学理论相背离的现象，这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成为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难题之一。因此，为了深入理解转型国家的转型纲领、具体目标、路径以及所建立的各不相同的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和转型绩效，经济学家广泛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这使得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而转型经济学也相应地发展成一个较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主流经济学中巩固了学术地位，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最为活跃的前沿领域之一，其研究成果一直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并且时至今日，转型经济学已经开始向学科化的方向发展，既有一批相对固定的主要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又出现了一些专门刊登与转型经济学研究相关文章的学术期刊；既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国内外的许多高等学府讲授，还出版了一系列专门的教科书。
毫无疑问，转型经济学的迅速崛起缘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发生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就完成了市场经济从无到有的转变，从而其转型进程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市场化进程的一个缩影，这其中巨大的变化是以往社会发展史上所难得一见的，无疑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因而这种特殊性的存在让我们有理由将其与社会发展史上其他变迁方式区分开来单独加以研究，寻找一般规律。转型经济学正是以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发生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为研究对象的。这使得转型经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它的出现，既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在此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在分析转型实践方面的不足，从而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又能够对转型国家今后的转型实践加以指导，从而有助于解决转型国家在这一变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正是由于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转型经济学才能够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一直保持迅猛的发展势头。
但是，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是和其研究对象的现实发展阶段紧密相关的。而对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而言，这个过程既不可逆转，其结束也并非遥遥无期。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转型的逐渐深入，经济转型已经终结或接近终结的言论开始不绝于耳。这在前苏联、东欧等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尤其是在中东欧的十个国家加入欧盟，“回归欧洲”之后①。而俄罗斯联邦政府经济改革工作中心主任马乌(2002)更是认为俄罗斯在2001年已经完成了转型。这说明经济转型是具有过渡性特征的，而由这种过渡性特征所决定的研究对象的历史性使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和今后走向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当转型后期或后转型时期到来之后，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意义何在呢？转型经济学是否会走向消亡，抑或其自身也需要进行转型？
二、区分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和一般性，重新定位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对转型经济学发展走向判断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转型经济学的研究意义，其实质在于如何定位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毋庸置疑，对于经济转型这样具有历史独特性的事件的阐释和分析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其经济史方面的学术价值，但是对于转型经济学而言，其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却并不仅仅体现在这里。纵观世界历史进程，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的经济转型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背景。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首先是南部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率先发生了从军人独裁政权向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政治转变。1980年代，与南部欧洲有着密切传统关系的拉丁美洲各国相继发生类似的运动。稍后，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菲律宾与韩国的政权更替，东亚地区也不同程度出现了从强人政治向选举民主制度和开放式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紧接其后的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与此同时，在中东和非洲等地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民主改革趋向（冯绍雷，2004）。这说明，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的经济转型是与全球范围内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潮流暗合的。人类历史上几乎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世界各大地区几乎是同步出现的，而且是广泛发生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运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源于西方的民主和市场制度几乎是自工业革命之后第一次与所有各大文明地区的传统同时发生如此深入的交融与碰撞。因此，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事实上正是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当代世界处于外围非西方文明地区的转型与发展中国家追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它在理论上总结和阐释了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转型国家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探索，而这对于其他后发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了使转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有必要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做出重新定位。毫无疑问，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是在缺乏足够理论准备的前提下进行的，而经济转型所出现的一系列后果又是完全和以往的经济学理论相背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理论上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就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而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经济运行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因此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旧制度瓦解、新制度生成的体制转变过程。只有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来分析这场体制转变才能理解转型国家在转型路径、绩效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因此，当前的转型经济学研究大多将研究主题确定在对转型国家体制转变的分析上。然而应当看到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制度变迁过程都能达到更高的运行效率，事实上一些制度安排有可能会被锁定在无效率的水平上。因此，仅仅关注体制转变虽然可以使我们通过对体制转变过程的刻画来加深对经济转型过程的理解，从而对已经发生的经济转型现实给出合理的解释，但却难以对经济转型的效果做出客观评价，从而无法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转型今后的发展方向。可见，将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仅仅确定在研究体制转变，从而从理论上对经济转型的现实给出合理的阐释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把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注重研究体制转变对转型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亚当·斯密所提出来的一个古老的命题，即什么是保障成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条件？在以往的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学家最先注意到资本积累对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后又看到了技术进步对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认识到经济制度对于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则是最近五十年的事。因此当把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确定在研究体制转变对转型国家实现长期发展的促进作用之后，我们会发现，在这方面并不存在现成的理论供我们使用。所以，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从已有的经济理论到经济现实的过程，而更多的要从转型国家的实践中来总结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
通过观察转型国家的实践来进行转型经济学研究，还需要我们正确理解经济转型的多样性与同一性之间的关系。从经济转型实践来看，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在转型方式以及所形成的制度安排等方面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有的经济学家据此认为它们之间已经不具备可比性了，而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恰恰说明了制度变迁的方式和结果的多样性，因而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对此，我们认为，虽然不同转型国家的转型方式和绩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却是蕴含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一共同的起点出发，通过对民主和市场化的追求来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这一同一性之下的。因此对经济转型内在规律的研究，仅仅考察某一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是难以实现的，而要更多地依赖于对不同转型国家经济转型的共性特征和差异性特征的比较和总结。
三、当前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方向
经济转型作为一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它不仅给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制、文化甚至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使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由于这场社会变革是由众多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来考察经济转型。在这方面，当前的转型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应用不同的范式并且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这使我们对经济转型的理解不断得到深化。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正是因为当前的转型经济学研究是在不同视角或不同范式下进行的，因此大多数研究成果仅仅反映了经济转型的一个侧面。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转型经济学研究意义的认识，不仅要看到经济转型的独特性，更要把它看作是后发国家对追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与我们前面所确定的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相适应，从而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体制转变对转型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就必须在所有影响经济转型的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中，分清哪些是影响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哪些是影响经济转型的次要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在整合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以反映经济转型的全貌。
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对已有的经济理论所造成的重大挑战，实际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第一，到底经济转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转型结果会出人意料，经济转型背后的内在规律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应当如何理解经济转型的问题；第二，到底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经济转型哪个结果更为理想，如何看待经济转型今后的走向，经济转型应当何时结束，这实际上是如何评价转型绩效的问题。
在对经济转型的理解方面，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一场体制转变。然而，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这场制度变迁是由独立于制度变迁过程之外的行为主体（一般来说是政府）综合考虑整个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而采取的理性选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在现实中，任何制度变迁过程都是相关的具有不同行为动机的行为主体形成集体行动的结果，制度变迁究其实质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因此，只有对制度变迁所涉及的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使之内生于制度变迁过程之中，从而从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的互动中来理解制度变迁，我们才能对经济转型这场体制转变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从而真正刻画出整个制度变迁的过程。
在转型绩效评价方面，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在经济转型绩效“好不好”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取得了成功（樊纲，1993; Stiglitz，2000；科勒德克，2000；博戈莫洛夫，2004），创造了“中国奇迹”（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有学者对中国奇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孟连、王小鲁，2000; Rawski,2001）；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本意是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但实际却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Martin Hart-Landsberg,Paul Brukett,2004)；甚至有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更为成功（Jeffrey Sachs、胡永泰、杨小凯，2003）。而前几年对中国和俄罗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所引起的广泛争论正体现了经济学家们在转型国家经济转型进程“完没完”问题上所存在的严重分歧。经济学家之所以会在转型绩效评价方面存在着诸多分歧，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作为体制转变的经济转型，事实上由于制度变迁有可能会被锁定在无效率的水平上，因此仅仅关注体制转变是难以对中国和前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做出客观评价的。这也正是经济学家在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绩效方面认识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这就需要我们将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分析中国和前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在这方面，由于现实世界中任何制度变迁都不是一个纯粹的自发演进过程，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压力会对每个参与其中的国家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只有将转型国家的体制转变置于世界体系之中，从制度变迁能否带来更为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角度才能对制度变迁的效果进行评估。
总之，为了反映经济转型的全貌，我们需要从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的互动中来研究作为体制转变的经济转型，从而客观地描述经济转型过程并在理论上对之加以解释，并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体制转变与世界体系的互动中去评价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绩效。
此外，在当前的转型经济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渐进式的，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是激进式的。这实际上是通过将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前苏联、东欧国家1990年以来所实行的“休克疗法”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但是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实际上大多都经历了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修正、调整到彻底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贝尔纳·夏旺斯，1999）。而事实上中国在1978-1991年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沿用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在1950、1960年代以来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调整的许多做法。可见，“休克疗法”并不是前苏联、东欧国家转变经济体制的最初选择，而只能将其看作是渐进式改革失败后的无奈之选。因此，经济转型的激进方式和渐进方式并不是造成中国和前苏东国家经济转型差异的根本原因，而仅仅是其经济转型差异的表现。因此，要想更为深入地理解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将其与这些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沿革联系起来，从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研究体制的变迁。
四、小结
转型经济学的迅速崛起缘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即经济转型作为以往社会发展史上少有的大规模的体制转变，它的出现对现有经济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但如果仅仅关注经济转型的特殊性，那么转型经济学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把经济转型看作是后发国家追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道路的一种探索，在这方面，转型经济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应该在研究体制转变对转型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方面有所突破。因此我们应当从经济转型的一般性上来重新定位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实现转型经济学的转型。为此，我们强调要将经济转型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沿革联系起来，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研究体制的变迁。强调比较分析在转型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强调从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的互动中来深入地理解经济转型，强调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体制转变与世界体系的互动中去更为准确地评价经济转型。
注释：
①这十个国家分别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