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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80周年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演示的隆隆炮声和“乌拉！”欢呼声犹在耳际回荡，领袖们临阵指挥的勃勃英姿和赤卫队攻夺冬宫的威武形象仍不时在眼前浮现。苏联解体也将近6年了。 苏共宣告解散、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徐徐降落的情景，更是历历在目。本世纪两端在同一国度发生的这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给人们留下不尽的思考。本文仅就十月革命与苏联模式的关系以及苏联模式与苏联剧变的关系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十月革命与苏联模式的关系
苏联解体前后乃至今天，在前苏联暨俄罗斯国内外，围绕十月革命产生了种种争论，提出了诸如“十月革命是革命还是政变”、“十月革命是必然还是偶然”、“当时俄国除了十月革命道路有无其他选择”和“如何评价十月革命性质”等问题。一些人甚至把苏联模式的失败归咎于十月革命，攻击十月革命犯了“原罪”。
苏联解体这样重大的事件发生，难免会引起人们对往事的重新思考和评价。但历史就是历史，其本来面目是不容歪曲的。十月革命是在二月革命未能解决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等一般民主主义任务，仍在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造成空前灾难和饥荒的背景下，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社会各阶层不同程度参加的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十月革命是在俄国革命主客观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革命，是俄国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伟大飞跃，无疑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创举。它所起的示范作用和提供的斗争经验，引发了德国等欧洲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推动了中国等亚洲国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促使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世界意义已经过实践检验而载入史册。至于十月革命进程中布尔什维克党策略运用方面的一些问题，还可以讨论。总之，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新民主主义论》）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在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十月革命却发生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非常落后、小农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这种历史“超前性”是引起对十月革命争议的重要原因。其实，列宁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不一定是工业发达国家）获得胜利的理论，关于不放弃有利时机夺取政权尔后利用政权来创造社会主义前提和逐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符合俄罗斯的国情，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否定十月革命，也就是否定列宁主义。问题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取得政权之后，紧接着急需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适当途径和采取有效方式来继续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十月革命开辟了新时代，指出了新道路，但革命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问题。后来被称作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是在列宁逝世之后经过多年的斗争和实践而逐渐形成，这种模式的成功和失败之处都不直接属于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本身。这里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建立联邦制国家并非十月革命直接的、必然的产物，十月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特征也不是以国家是否采用联邦制为标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是在十月革命胜利5年之后，于1922年12月30日宣告成立。这之前，从1917年至1921年，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建立了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后三国当时组成外高加索联邦），它们是苏联的最初成员。列宁对于是否实行联邦制，先后有过不同的考虑。十月革命前他在原则上反对联邦制，认为“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十月革命后他改变态度，认为联邦制可以作为“达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过渡性步骤”，“是使俄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特别要指出的是，列宁的联邦思想是同民族自决原则联系在一起。他强调首先必须使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然后才有可能建立“自觉自愿的联盟”。民族自决原则早在1917年11月2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中便有明确规定。
列宁的联邦制思想说明，当时建立联邦国家是经过权衡利弊、反复考虑和带有先决条件的。苏联后来将联邦制变成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管理模式的载体，显然不符合列宁的预想；而苏联模式失败导致联邦国家解体，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第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并非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也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十月革命胜利和白匪叛乱与外国武装干涉被粉碎之后，列宁曾设想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但后来他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从1921年起，根据列宁的倡仪，转向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承认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后来列宁又把新经济政策与合作制联系起来。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过渡时间就愈长，他曾预计新经济政策至少实行25年。列宁为俄国建设所作的规划，除新经济政策外，还包括工人民主制度和文化革命。斯大林没有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列宁晚年的经济思想，却保留了“战时共产主义”不少遗产。他把新经济政策规定的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看作是短暂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坚持把社会主义与产品经济捆扎在一起。他在1927年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的方针，并发动消灭富农和全盘集体化的运动。他放弃新经济政策，选择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用行政命令加速农业集体化，通过剥夺农民和压低人民消费的办法实行工业原始积累，同时消灭多种经济成分，抑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他采用大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消除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的分歧，以取得思想政治上的一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正是在此基础上，于30年代中期基本形成。由此还不难看出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和偏见。本来，按照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商品生产，由社会统一进行生产管理和产品分配；斯大林等人显然将这里所指成熟社会主义的结果，认定为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行为。
苏联模式是在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又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党内外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逐步探索出的一种模式。它不失为一种模式，在历史上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产生过辉煌业绩。其形成初期适应了经济落后、结构简单和以增强国防能力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的状况，特别是在战争年代显示了动员性强和困难承受能力强的优点。苏联用15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二战后苏联经济迅速恢复，成为足以同美国抗衡的又一个超级大国。但是，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化，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资本主义表现某种活力的严峻挑战，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化，改革任务尖锐地、迫切地摆在了战后苏联历届领导人的面前。历史表明，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不是改革成功者，而戈尔巴乔夫则是改革葬送者。
苏联模式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苏联剧变以来，国际上对其原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国学术理论界处于从深层次、多角度研究过程中，苏联模式与苏联剧变的关系问题逐渐变成焦点。我个人历来认为：苏联改革失败直至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内因，也有外因；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有领导人的错误，也有改革本身的难度；这些原因彼此交错，相互作用，其中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错误所体现的现实内因，则是问题之根本。这里所说的内因、历史原因和改革本身的难度，包含着管理体制即模式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
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表现形式，人们比较熟悉，简言之叫做思想理论僵化、经济管理凝固化和政治生活不民主。苏联共产党选择和培育了这种体制，而在其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所犯的种种错误，又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种体制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例如：
对社会主义属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相互衔接关系的认识极为片面，拒绝甚至敌视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成果；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成熟性估计过高，唯意志论，急于求成，提出了诸如建成社会主义、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乃至向共产主义过渡等不切实际的纲领口号；
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战略失当，囿于产品经济观，经济生活国家化，经济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经济联系实物性、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经济战略粗放型，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工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造成闭关自守；
党的思想建设薄弱、组织建设无力，理论上充斥教条主义，作风上严重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干部路线上缺乏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
民主与法制遭受严重破坏，肃反扩大化造成极大伤害，克格勃行径丧失民心；
大俄罗斯主义根深蒂固，地方民族主义严重存在，民族关系复杂；
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失误，尽管一度在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等问题上有过局部性比较合理的看法，但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缺乏认识，扩军备战，到处伸手，谋求霸权，既拖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后腿，又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
凡此种种，都是在苏联模式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本来，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和对比的条件下，苏共作为执政党，应当对苏联模式的缺陷保持清醒的认识，应当在尽量发挥这种模式积极作用的同时，不断地发现和克服其消极面，适时地、认真地加以改造和完善，而不是粉饰、美化，使之越来越僵化、凝固化。苏联模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从50年代后期开始有过几次改革尝试，但由于或者是不得要领，或者是知难而退，改革都没有能成功。主要责任当然在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6年多的改革非但没有克服模式弊端， 相反由于推行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否定社会主义历史和歪曲党史，给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制造混乱，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在内外敌对势力面前妥协退让，乃至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结果只能是断送改革前途和国家命运。所以，虽说苏联模式的弊端与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错误都是导致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但两者还有一个摆法问题。
现在似乎出现一种倾向，认为既然要从深层次研究苏联剧变的原因，那就要“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或主导因素归结为体制问题”。看来，这是把体制弊端这一客观存在与从事改革的主观努力割裂开来，把改革难度大与改革必然失败划上等号。做不得而要去做，岂非自取灭亡！这不仅否认了对苏联模式加以变革和改造的任何可能性，而且客观上会使苏共和苏联的断送者得以逃脱责任。苏联模式弊端确实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但绝对得不出“不可救药、改则必败”的论断。在中国便树立了将照搬过来的苏联模式改造成功的范例，这就是邓小平之所以伟大。宿命论显然不可取。如果认为“深层次”研究就是单纯挖体制根源，那至少是一种误解。
谈到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即苏联模式失败还引起对其他问题的思考，特别是苏联模式失败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关系。苏联东欧剧变标志着苏联模式的潜力耗尽，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丧失生命力，更不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剧变后的这些国家，凡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者无不受挫。它们慢慢得出共识，唯一办法是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今年9月4日《俄罗斯报》一篇署名文章在批评复旧的同时指出：“企图把俄罗斯变成西方式国家，把同我国人民格格不入的西方价值观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强加给俄罗斯的做法也是危险的”。前苏东国家面临着两种发展可能性：要么是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要么是本国特点的资本主义，前者更具有现实可能性。当然一切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其结果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曾经引进了苏联模式。随着在实践中对这种模式优劣点的体察和检验，随着对时代主题、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加深，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持续不断地对这种管理模式作了根本性的改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与苏东剧变形成鲜明对照，证明了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苏联模式是可以改造的，证明了社会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证明了并将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共十五大的影响深远，并为我们深入研究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了锐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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