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中国近代法制思想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制论文,中国近代论文,贡献论文,思想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制度经历了二千多年的演变已经老朽不堪，封建经济的发展如牛负重，步履维艰。清政府极力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其法与令如猬毛起”[1](P35)，残酷地限制以至扼杀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且利用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麻痹毒害人民，竭力镇压人民的反封建斗争。
甲午战争的惨败，终于震醒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巨人，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改革起源》中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出现而产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冲破封建统治的樊篱，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开始以崭新的眼光观察和认识中国社会，要求变封建之法，行立宪之制，以“拯斯民出水火，救中华脱危难”。“前乎此者，大臣则固执不更……小臣则依阿取容……士子则徒尚浮文”[2]，都是些与国计民生无关的文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以极大的政治热忱要改变现状，在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变法维新热潮。“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3]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要变什么法，立什么制，成了当时知识界的中心议题。在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动荡岁月中，面临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严复努力引进西方法制，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中国的思想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严复法制思想的形成，是受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他亲自考察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相当深刻的了解。
在英国期间，他曾到英国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因为他们废除封建主义刑讯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诉讼制度，“非徒司法折狱之有术……，有辩护之律师、公听之助理，抵暇蹈隙，曲证旁搜……”[4]，故正义伸张，邪恶同蹙。他认为：“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5]然而，中国封建社会是“皆以贵治贱”，中国官僚“其大用在于寄耳目，祛壅蔽，君主以一人而讬于上，悬旒垂黈，脱非得此，则土木偶而已。不独无以全其日月之明也，且无以施其雷霆之威，此其官所为不可已也”[6]。严复将这两种情况加以对比，深感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的不同。专制者不允许人民参加政治，“谋国者，以铃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乃转授权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人，使主其他”[7](P84)。这样，君民上下不一心，政治日益腐败，而英国有“议院代表之制， 地方自治之规”所以能“和同为治”，“合亿兆之私以为公”[8]。
基于上述，严复提出“世乃以庶建民主，为治国正轨”的民主思想，阐述只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平等相处，让他们参与国事，才能治国保民。他指出，这种统治方法在西方已经取得了成效，“夫欧美诸邦，虽治制不同，实皆有一国之民，为不祧之内主，故其为政也，智慧虽浅，要必以一国为量，而作计动及百年，虽伯理由于公推，议院有其骤散，而精神之贯彻始终则一而已”[9]。因此，他认为：“夫西方之君民，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10]三百年来西欧国家之所以兴盛发达，而中国之所以贫困落后，是由于“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人民存在“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要改变这种状况，“今者事事方为更始，而法典居其重要”。这些思想，表明严复已经超出资产阶级改良要求的范围，大胆地向外国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揭示了中国之所以挨打被欺，除了传统的保守观念，与国政的腐败和法制的不完备有很大的关系。
为了向人们宣传并帮助人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制，严复著书立说发表见解，广泛地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作品，从他们的著作中索取精神粮食并加以消化，不断充实自己新颖的法制思想。其中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制理论，对严复法制思想的形成影响颇大。
严复在《原富》、《社会通论》等译著和相关的一系列论文中，有不少关于法制的阐述。1904年他首先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孟德斯鸠所著《法意》，并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330余条按语。这些论述是严复法制思想最好的体现，揭露清末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昏庸腐败，称颂资本主义社会君主立宪制，努力引进西方法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阐析法的一般理论和时代特征
在法的基本理论上，主要探讨法的起源和法的本质，严复接受了孟德斯鸠法制思想的基本观点。孟德斯鸠认为，法可分为两类：
其一，普遍存在的自然法。人类阶级社会出现之前存在一个自然法时代，那时候人们为寻找自己的食物、相互之间自然爱慕以及和平生活而恪守自然法约束。自然法时代是一个和平共处、互相平等的社会。一切存在物都有自然法，动植物有自然法，人也有自然法，“人之为物也，自其形气而言之，犹万物然，有必信之法，不可以贰”[11]。自然法是渊源于生命的本质的。其实，孟德斯鸠仅限于对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作为自然法。他说明了实现法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意义。严复赞同孟德斯鸠关于自然法状态的论述，指出：“孟氏所标之自然公例四：一曰求安、二曰自养、三曰相助、四曰瘉愚，其求安由于恐怖，其自养由于空乏，相助者形气之合，所与禽兽同焉者也，瘉愚者性灵之合，所与禽兽异焉者也，而四者之验效则成于合群。此其在当时可谓精辩矣。顾以比近世群学法典诸家之所得，则真大辂之椎轮，璇宫之采椽也已”[12]。不仅接受自然法思想，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严复推崇孟德斯鸠关于制定法的起源的思想，认为制定法产生于人类社会的战争状态，法律出现的使命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维持社会秩序，亦即社会和平安定的局面。“孟氏于人类所以为群之德，可谓见之真……而其实则法典之事即起于争，使其无争又安事法，国之与国、人之与人皆待法而后有一日之安者也”[13]。虽然，严复在法律起源问题上，没有把法律的产生归结到社会物质形态的发展，但他强调重视法律建设的重要性，仍有促进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
其二，人为法。该法起源于人类社会的战争状态。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为了私利，掠夺别人，开始引发战争，于是失去了原始社会的和平与平等，产生与这种人类社会战争状态相应的法律。因为人有知识，可以制定法律，人为法要遵循自然法。“法典者，缘公理而后立者也”[11]。人为法可分成三类：国际法、政治法、民法，它们分别是处理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国家成员之间关系的法律。
严复通过对英国肯特郡农村的考察，提出民法大都是由风俗勒成的新理论，“总之一律之成，其原因甚众，至于民法……本由风俗勒为法典者也”。[14]他着眼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取向，阐明法与理的联系和区别，指出：“一切法皆成于自然，独人道有自为之法，然法之立也，必以理为之原，先有是非，而后有法，非法立而后以离合见是非也。”因此，“物有是非谓之理，国有禁令谓之法。”[11]法律就是国家政权颁布的一切规范条文，离不开本土文化道德的制约。
基于一般法律是人类的理性，而各国的法律则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适用，严复提出辨别是非的标准。他说：“人生于群，是非固亦有定，盖其义必主于养生，而其求是非之所在，则为术不出于因明……必将即其理而推其究竟，使其终有益而无害于人群。斯其理必是，是者何？是于此世界之人道也；否则其说为非，非者何？亦非于此世界之人道也。居是世界以人言人，不得不以此为程准也。”[15]严复重视发挥法律的积极作用，探讨法律“物理人情”的关系。他指出：“夫律倍物理人情，则责行无所，而其究也必交出于欺，就使立法者处之，势亦自废，是为法不足以止。而人心愈以沦丧，非徒无益，且大害焉。此风欲之所以日趋于不救也。”[16]这种认识说明法律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上的，因而法律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虽然孟德斯鸠和严复的法律理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历史上却发挥了进步作用，并且在思想学术史上也有可贵贡献。如果说孟德斯鸠的理性论是投向当时神学统治的一枚炸弹，震撼了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的堡垒——教会的统治，那么严复的法制思想则冲破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束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鲜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积极的影响。
2、介绍政体分类说
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种。这三种政体的性质分别是：“公治者，国中无上主权，主于全体或一部分之国民者也。君主者，治以一君矣，而其为治也，以有恒旧立之法度。专制者，治以一君，而一切出于独行之己意。”[17]孟德斯鸠在论述各种政体的同时，对良好的政体极力褒扬，对专制政体则进行无情的抨击。
严复同意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法。他认为：“三制精神，若其论出于吾人，则必云太上之民主以德，其次有道之君主以礼，其次无道之专制以刑。”[18]在三种政体中，他竭力推崇赞扬的是民主之治，认为“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要之是二者，于亚洲皆不少概见者也”。[19]严复还在《法意》按语中指出：“若夫今世欧洲之立宪，宪非其君之所立也，其民既立之，或君与民共立之，而君与民共守之者也，夫以民而与于宪，则宪之未立，其权必先立也，是故孟氏所区，一国之中，君有权而民无之者，谓之君主，君主之有道者曰立宪，其无道看曰专制也，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权集于少数曰贤政，权散于通国者曰庶建也，至于今世欧洲之立宪，则其君民皆有权，所谓君民并主，而其中或君之权重於民，或民之权重于君。”[20]说明君主之治与民主之治的实质，前者君有权而民无权，立宪不能实行，只能是专制，而后者民有权，宪由民立，则是民主之治。
严复用大量事实揭露中国没有民主之治，只有专制之治。他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21]尤其是，严复尖锐地揭露抨击君主神圣的实质。他说： “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以窃之矣，又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於是其法与令如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22](P36)这些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涵：一、君主是窃国大盗；二、法令是民智、民力、民德的败坏者；三、人民大众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由此出发，严复斥责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虽有贤能，不敢为出位之思，甚至畛域显然，取适己意，求所谓公忠体国，为国家计划深远者有几人哉”。当官者很少有人真正爱国的，天子则是“生于帷墙，长于阿保，其教育之法至不善，故尊为明圣”，其实是“天下之最不更事人也。”[9]立宪国则不同，“盖立宪国，虽有朝进夕退之官吏，而亦有国存与存之主人，主人非他，民权是已，民权非他，即以此为全局之画，长久之计者耳”。[23]这就是说，专制之国，无论国君、官吏，大家只能谋其一身一家之私，不能为国家全局着想，而立宪国家的人民有民权，他们能为国家作长远的、全局的打算。通过上述分析比较，严复进一步揭露君主专制的弊端，提倡英国式的政治、法律。这是他法制思想所探索的一个目标。
3、阐析三权分立说
三权分立原则实际上是由三种国家机构分别执行三种国家职能， 以期有效地防止滥用国家权力的一种措施。孟德斯鸠认为，在自由与政治的关系上，建立自由的仅仅是法律，甚至仅仅是基本法律。专权的人滥用权力是必然的，他们力图维护个人或本集团的利益，在国家政权上实行独裁统治，施行人治而不以法治，这样就必须以权力对付权力，依靠法律保护自由。“三权分立”学说虽然是孟德斯鸠创立的重要学说，但在实践中没有完全实现。1906年9、10月间，严复曾发表《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他根据史实与现状，详细辩析，认为当时中国时机尚未成熟，“三权分立其为说之生心害政，大可见矣”！“远征诸历史所发现，近印之各国所实行，孟说确有其不可通者。且用此而施诸有政，往往害生……。”他批评某些学者“相传不察，或用之以议今世之立宪，则毫厘千里，未为无弊”[22](P221～230)。
“三权分立”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它不仅对当时的法国封建王朝给予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严复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审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弊害，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刑法混乱是由于君主专制造成的，因此他主张当时中国急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建立君主立宪制，实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他希望设立议院，制定法律，“设议院于京师”，“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所由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立选举权，选举产生官吏“宰相以下， 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以设之厘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老也”。[24](P58～59)他引介孟德斯鸠的观点，指出：“所谓三权分立，而刑权之法庭无上者，法官裁判曲直时非国中他权所得侵官而已。然刑权所有事者，论断曲直其罪於国家法典，所当何科，如是而止。至於用刑行罚，又系政权之事，非司法之官之职也。”[4]这表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者之间的关系，既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彼此又应该是相对独立的。
然而，中国历代专制帝王国家机关的三种权力完全掌握在国王一人之手，“自天子至於守宰，皆以一身，而兼刑、宪、政三权者也，故古今於国事犯无持平之狱。”[25]更有甚者：“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26]这种皇权高于法权是封建专制的典型表现和显著特征，它不承认在皇帝之上还有国法的存在，而且以皇权限制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利。在专制制度下，立法者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而且执行法律任凭自己的主观意志，为所欲为地施行已占为已有的专断权力。
在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弊政的同时，严复努力介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他指出：“今盎格鲁国民，其法庭咸称无上，示无所屈，其所判决，虽必依国律，而既定之后，王者一字不能易也，王者之特权，存诸肆赦而已，然亦不常用也。”[25]而且立宪国家“最重造律之权，有所变更创垂，必经数十百人之详议。议定后呈之国主，而准驳之”，[27]所以他们的法律无苟且，下令常如流水，国家上下相安，其秘在此。
此外，对于孟德斯鸠提出的能决定国家形式、法律性质的“地理说”，严复结合中国的实情，持不同的看法，认为当时中国的国情并非是由于地理环境决定的，而是由昏庸无能的统治者造成的。因为“中国地势，实与北美同形”，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法律是使民众不过问政治，各顾其家的根源。“吾国公家之事，在任之以官，官之手足耳目，有限者也，考绩之所不及，财力之所不供，彼於所官之土，固无爱也。而著籍之民，又限于法，虽欲完治其地而不能，若百千年之后，遂成心习，人各顾私，而街巷城市以其莫顾恤也。”[28]
严复明确地指出，西方社会“凡是之不逾於小己者，可以自由，非他人所可过问，而涉社会，则人人皆得问之”。中国是“社会之事，国家之事也，国家之事惟君若吏得以问之，使民而图社会之事，斯为不安本份之小人”[29]。严复认为，这种不顾国家安危、只有小家小己观念的状况，为外族入侵提供了最好条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只有国家有了自由，民族有了自由，小已小家才有自由，而要这样做又“非合通国之人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份之义务不能”[30]。
通过译述孟德斯鸠的法制理论，严复在大量按语中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的法制思想，倾述了对封建专制的痛恨。他指出，由于中国的政体是封建专制之治，法律异常黑暗，“中国刑狱之平，至于虞廷之皋陶极矣！然皆以贵治贱，以贵治贱，故仁可以为民父母，而暴亦可为豺狼。若夫公听平观，其被刑也，如其法而止，民终不可以是为天直，以责其上，使虽欲不如是而不能也。是故天下虽极治，其刑罚终不能以必中，而侥幸之人，或可与法相遁。”[5]又说，对统治者说来，法律只是虚设，是掩盖罪恶的假面具，“国朝沿前朝之法……皆设至重之刑待之，然其法虚设不行，间或一发，则资怨仇之报复而已……使其下之吏民遇此，则文告奉报，一切必出于欺，而不自引耻……今者五洲……皆以诳语为人伦大诟，被其称者，终身耻之，独吾国之人，则以诳为能，以信为拙，苟求其因，岂不在法”。[31]严复认为，要改变这种黑暗的法律制度，必须争得人民获得自治的权利。实行“地方自治之制”[32]，争获人民自治的权利。
严复不仅在政治上主张打破腐朽的封建统治，改革黑暗的法律，还主张思想、言论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之所当问也”。[33]
由上可见，孟德斯鸠的政法学说和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法治模式，是严复形成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重教育，轻刑法，提倡思想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保障民主权利，改变封建专制，实行地方自治等法治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一思想体系出现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于像严复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的头脑中，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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