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摩衍那》人文精神的现代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精神论文,罗摩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精神是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灵魂”，是不可让渡的一种存在，对它的肯认意味着一种人文意识在审美主体中的确立。从纵横两个向度上对民族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源流与构成进行探讨，会发现它具有纵向历时性和横向当代性的特点。基于这样的理论认知，回溯考察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人文精神，颇有历史寻根价值和现代阐释的必要。
《罗摩衍那》被印度传统称为“最初的诗”，它记录了古代印度人民对人文精神较为原始也是极肤浅的理解和表现，流露出他们对复杂人生的直观看法和感觉，对人际关系的密切关注和想象。《罗摩衍那》产生的时代正值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种“文化精神”作动力，这种文化动力在《罗摩衍那》中表现为它洋溢着一种人文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促使印度古代的物质文明达到较高的水平，促使当时的社会道德达到几乎完美无缺的地步。本文正是要通过对《罗摩衍那》中的人文精神作现代性的阐释，以求对史诗所要表现的主题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对其内容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生活理想中的理性色彩
史诗《罗摩衍那》是印度古代社会发展到转折时期的产物，面对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人们在精神生活中有许多新的追求和创造，相应的，在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上也必然会产生飞跃性巨变，因此，史诗中所反映的现实也会给人以鼓舞、激荡、信心和力量。由于史诗以神话传说为基础，又源于印度古代各民族的现实生活，因此，它集民间文学之大成，升华了古代社会中现实美的因素，在表现人民思想感情的同时，还倾注着强烈的审美感受。《罗摩衍那》着重表现了古代民族童年时代所进行的残酷战争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个人爱情和家庭的悲欢离合。通过广博的历史画面，史诗表现了不同的人生价值与追求，在抒发不同的人生理想的同时，突出理性的胜利，而这种理性无疑是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就曾在评价《罗摩衍那》时指出，“《罗摩衍那》的主要特点是，它把家庭事务放大之后加以显示。《罗摩衍那》把存在于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职责关系、爱和虔诚的关系变得如此伟大，以至它们的内容只适宜于形式简单的史诗创作。……儿子对父亲训令的执行，兄弟之间的自我牺牲，国王所履行的夫妻之间相互信赖和忠诚的职责等人类品格，能够千古流传：《罗摩衍那》就是表达这个永恒的东西”（注：《泰戈尔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46页。），而“这个永恒的东西”却是由理性编织起来的。
《罗摩衍那》的作者蚁垤是传说中的人物。他原本是弃儿，在山野中长大，成家后靠抢劫偷窃为生。一次他抢劫了一个过路的修道仙人。仙人问他，其父母妻子是否愿意与他共同承担抢劫的罪恶，他茫然不知所答。当他得知家人都不愿与他分担罪恶之后，就又回到了仙人那里，拜倒在他脚下。仙人教会他吠陀知识，还让他坐在一棵树下不断念诵“摩罗”（“罗摩”的颠倒念法）。由于他静坐不动，天长日久，白蚁在他身上筑窝，形成蚁垤，因此他得名蚁垤仙人。在这个《罗摩衍那》创作缘起的传说中，明显表现出善对恶的胜利，以及古代印度人改恶从善的悟道精神。这种放射着理性之光的人生追求贯穿全诗的始终。罗摩和罗刹王罗波那之间的战争就是善与恶的对抗，最终正义战胜非正义。史诗中的反面人物罗波那虽然是个吃人的恶魔，却在对待悉多问题上表现得有思想、有感情，内心充满矛盾。其弟维毗沙那最终也弃暗投明，所以登上王位宝座。正面人物罗摩、悉多、罗什曼那和神猴哈奴曼等，也几乎都有过程度不同的反省精神，表现出理性对感情的胜利。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想所念，无不反映出古代印度人民的生活理想，其中的理性因素已超越时空界限，溶入印度人民的血液之中。《罗摩衍那》至今已是“许许多多印度家庭的宗教经典，是印度人的思想、行为和传统关系的典范著作，是反映了印度自古以来虔诚的感情、理智、思维以及友爱情谊的代表作品”。（注：《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47、48页。）
《罗摩衍那》描写的罗摩王子和罗刹王罗波那之间的大战，是一场为维护女性尊严而进行的正义战争。透过战争的硝烟迷雾，诗人着力描写了罗摩和悉多悲欢离合的爱情纠葛，以及浸透其中的理性反思过程，这种理性集中地表现在古代印度人称之为“法”的生活理想中。他们将现实中的“法、利、欲”和非现实的“解脱”视为人生的四大目的，而“解脱”是一种最高的、至福极乐的状态，只有极少数人在特殊的生活方式中才能达到。所以，“法、利、欲”便成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努力争取实现的理想目标，在这三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首先要选择“法”。
“法”梵文音译“达磨”，曾在《罗摩衍那》中反复出现。约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成书的古代印度著名的《摩奴法典》中指出：“吠陀、传承、良习、知足，被贤者宣布为义务体系的四源。”（注：《摩奴法典》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12月版，第26页。 ）这个“义务体系”就是“法”，是印度人信奉的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永恒的道德价值与人生追求。《罗摩衍那》中的罗摩遵奉达磨、依傍达磨、躬行达磨，最终完善了自己的德行，受到人民拥戴并获得王位。悉多则“依法”忠于丈夫，屡受折磨与考验，成为后世传颂的贤妻良母。罗什曼那信奉“世界上好人的达磨就是，弟弟要听从哥哥的吩咐”，所以他被称为“知法的贵人”，在史诗中，“法”如同真理一样至高无上，遵循者就能成正果，它寄托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事物本质的美好愿望和生活理想。其中虽不乏封建社会的思想认识，但以人的理性和理智判断是非，择善而从，仍不失为当时印度人民的美德，也是史诗中人文精神的一脉。
二、抒情基调中的人性美
人有千差万别，由于时代、民族、阶级、性格及生活习俗的差异，没有完全相同的人。但是人类所面临的客观世界是同一的，因此人类就有了相同的七情六欲。文学是表现人的，作品所抒之情必然是人之常情，必然会符合人类对人性美的要求。《罗摩衍那》通过抒情的方式反映人性的内容别具特色，成为表现人文精神的又一重要途径。
《罗摩衍那》开篇在叙述史诗缘起时，描写诗人蚁垤偶然在树林中发现了一对正在悄悄交欢的麻鹬鸟，忽然一个猎人射中雄鸟，雌鸟见到满身鲜血的雄鸟坠地翻滚，凄惨悲鸣。诗人温柔的心被激怒了，他出于同情与怜悯脱口吟出四句有韵律的忧伤诗句，以示对雌鸟的慰藉，对猎人的谴责。而后，他遵大神梵天之嘱，写出了“悲悯”的史诗《罗摩衍那》，这说明全诗的基调就是抒发这种“悲悯”之情。这种人的以慈悲为怀的天赋情感，贯穿史诗的始终，而且被诗人着力渲染，表现出人性的震撼力，以致使“悲悯”的情调压倒了英雄壮举，从而削弱了史诗应以英雄行为为首要内容的传统写法。
《罗摩衍那》内容的主要部分是从《阿逾陀篇》开始的。诗人也正是从此篇开始着重描写了那些发自人性的无限悲悯之情。就故事情节而言，男女主人公罗摩和悉多无端被放逐森林，十车王因父子分离抑郁而死，婆罗多无奈继位时的伤感等情节，都具有产生悲悯情愫的艺术感染力。全诗尤以罗摩和悉多夫妻二人离散后所形成的悲哀、感伤气氛最为动人。悉多被劫之后，罗摩在森林里奔走呼号，伤心地询问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使这种“悲悯”气氛达到高潮，令人为之动容。即使是在罗摩和罗波那两军对峙的决战时刻，虽然诗中的英雄业绩已经显露，但诗人仍然没有忘记抒发悲悯之情。诗中时常穿插出现罗摩抒发对悉多缠绵情愫的情景，以致罗摩在倾诉了对悉多的哀思之后，整个战场都被这种感伤气氛所笼罩，猴国军队全部沉浸于悲哀之中，表现出发自人性深处的一种人文精神的底蕴。
全诗的最后，在即将举行加冕典礼的庄严时刻，悲悯的情调似乎就要消失，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罗摩在无端怀疑悉多的贞洁而迫使她离去后，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孤独的哀伤。而悉多被放逐森林的情景甚至使罗什曼那那样勇敢刚强的英雄也不得不产生出悲悯之情。当他把悉多带到森林中去时，他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全诗结束时，悉多因无法取信于民，只好投入大地母亲的怀抱，使这种悲悯情调达到高潮。这种感伤气氛直至全诗结束才最后终止。印度学者格·支坦尼耶曾总结评论说：“全部史诗是围绕着离愁别恨这一反复出现的主题而构成的和谐整体。它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蚁垤对于生活有着深刻而严肃的探讨，他决心正视人类命运中的悲剧问题。用一句正在迅速变成老调子的话说，他具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态度。”（注：《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62页。）而他所谓的“存在主义的态度”，实质就是存在主义所提倡的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思想，存在主义强调一种抽象的人格和人性，时常将人的孤独、焦虑、烦恼、绝望、悲愁等一些主观情绪上升为对人生存状态的思考，其出发点是对人的关注。
诗人这样自始至终地表现一种悲悯之情，使《罗摩衍那》成为一部“悲悯”的诗。尽管其他各种情味在某些章节中也表现得很浓郁、明显，但其衬托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悲悯”之情是印度古代文艺理论“情味说”中所包含的一种美学内涵，即只有这种真情实感，才能使文学艺术产生悲天悯人的感染力。正如印度古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胜财对悲悯味的描述：“悲悯味以悲为核心，产生于希望破灭，得非所愿，表现为长吁短叹、哭泣、瘫软和悲伤等等。”（注：《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53、54页。 ）分析这种“悲悯”情味，它主要表现为对人生某种情境的自律性升华，有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人性背景。印度古代学者对悲悯味的描述，正是立足于对人的心理分析，对人的丰富而又复杂的感情在理论上的概括，属人性的一种外化，具有永久激动人心的美学意义。这种人文精神意义上的对人性的补偿是史诗之所以被古今传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人物性格的人本倾向
《罗摩衍那》作为印度最初的诗，而且内容上集印度古代神话之大成，那么男女主人公身上的神性光环一定会令人目眩。但事实却是，全诗所描述的都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突出了当时印度人的思想和品德。因此，泰戈尔才说：“《罗摩衍那》就是人的故事，而不是神的故事。《罗摩衍那》里神不能缩小自己成为人，而人却能以优秀品质变成神。”（注：《泰戈尔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46页。）《罗摩衍那》的汉文译者、著名印度学学者季羡林先生进一步从主题的角度分析人物，他说：“整个《罗摩衍那》，如果说有一个主题思想的话，那就是悉多对罗摩无限的爱情、顺从与忠诚。有了这样一个主题再引用其他诗章，就似乎完全没有必要了。”（注：《罗摩衍那初探》，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61页。）从史诗的实际分析， 其内容确实主要写了男女主人公罗摩和悉多之间的爱情故事，史诗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从另一个侧面对人文精神进行发掘。
印度学者很中肯地评价了男女主人公的人性：“蚁垤也没有把罗摩塑造成完美无瑕的人。他允许他偶尔犯些过失，而不让他成为至善论那呆板的、没有血肉的抽象物。事实上，这反而更能鲜明地衬托出他在长久的生活历程中保持着完美的道德。……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个具有浓厚人情味的人，而不是一个完美无缺到无法置信的贵族。”（注：《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71、 273页。）在作者笔下，罗摩是个活灵活现的人。在封建宫廷与家庭中，他忠孝两全。为实现既是国王又是父亲的诺言，作为宫廷矛盾、政治阴谋和家庭嫡庶之争的受害者，他克己忍让，甘愿作出自我牺牲，默认了父王废长立幼、废嫡立庶的既成事实，把王位让给弟弟，成为封建道德规范之下难得的忠臣孝子。他疼爱弟弟，从不为个人利益伤害手足之情。对代为执政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毫无怨言，对和他一同流放的弟弟备加爱护，颇具封建家庭中的长者风范。他对妻子悉多的爱情，因颇多悲欢离合而使人潸然泪下。即使在两军对垒的生死决战中，他心中也难以把爱妻忘怀。这许多离恨别绪，恩爱情思，正是落魄王子对爱情忠诚，对妻子情深的真实写照，表现了印度古代人民向往一夫一妻制幸福生活的美好理想。罗摩为爱情、真理和正义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坚韧不拔克敌制胜的毅力和决心，代表了人民的乐观情绪和美好追求，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因此评论家们认为：“诗人蚁蛭仙人没有把自己描写的主角刻画成不生不灭的永恒的大神形象，而是把他刻画成一个伟大的凡人，他身上同样存在着喜怒哀乐、忌恨疑惧等普通人的感情，但是这些感情都包含在悲悯情调的深处。在罗摩身上，无疑体现了家庭、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理想，但是只是在人性许可的范围内，而不涉及任何超人的领域，与杜勒西达斯在自己的《罗摩功行录》（注：杜勒西达斯在16世纪创作的《罗摩功行录》中，将罗摩塑造成了一个充满神性的人物。）中所表现的不同。”（注：《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8页。 ）罗摩身上以人为本的倾向已经得到印度国内外学者的首肯。
法国学者路·勒诺曾这样评价《罗摩衍那》中的女主人公，“悉多的人情味较浓，她坚定不渝地与罗摩同甘苦，共患难，她是印度塑造的最完美的贤妻典型。她对人既不怀疑也不责备，却时常在命运的打击下悲泣诉苦（注：《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510页。）”。悉多形象更多地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最初，悉多就以忠实的贤妻形象出现在史诗的情节中，她是“对丈夫百依百顺”、“贞洁的毗提诃公主”。她疼爱罗摩，可怜他一人被放逐森林14年，就流着热泪向罗摩恳求：“我在爱情上纯洁无瑕，丈夫就是我的命运，丈夫到哪里我到哪，只要同你在一起，即使是死也快乐。”这些肺腑之言，掏出一颗无限忠于丈夫的心。悉多不愿听任命运的摆布，努力尝试去争取一个能和丈夫共同生活的美好前途。悉多还多次表示：“即使我的丈夫，品行不正，道德不端，我仍然要好好地对待他，决不能用恶毒的心情相看。”对丈夫保持忠贞，对他崇拜与服从，已铭刻其心，成为悉多生活的准则之一，这和她对罗摩的挚爱融合在一起，是古代印度妇女人性的一种表现，也是史诗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示。悉多这种带有宗教虔诚色彩的贞操观念，是当时印度妇女思想感情的反映。她们为了获得真正的爱情，过上平等的幸福生活，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丈夫。在这种痴情中，既有一种“法”（即道德准则与人生追求）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也是一种对神崇拜的民族传统观念的延续。在当时极端落后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男人几乎就是女性心目中的神明。她们对丈夫保持自己的贞操，这种情形在古代印度是很真实的。这恰恰说明，尽管悉多表现出十全十美的品德，她仍然是人不是神，是以人为本的思想促使诗人塑造出这样一位妇女的典型。
《罗摩衍那》这部人类童年创造出来的充满神话内容的史诗，之所以像荷马史诗一样具有“永久的魅力”，其奥秘就在史诗本身的人文精神底蕴。它不是一种宗教，也不能肤浅地认为它是超越时空存在于人心中的一种信仰，抑或是人类一种纯粹意义上的道德吁求。在《罗摩衍那》中，它不仅是古代印度人民的生活品德上的良知，同时也是来自哲学和科学智慧的一种思考。因此，它是结合了科学、哲学和伦理学来表达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宇宙观和人生态度，以及用这种智慧来指导实际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针对古希腊神话和史诗的产生问题，提出人类童年时代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之分的观点，并认为“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与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的比喻相对应，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古代印度人是“早熟的儿童”。因为在《罗摩衍那》中流露出的人文精神当中，就明显可以发现“早熟儿童”的特征。他们善于理性思考，对生活充满美好理想，处理问题从人性出发，抒发感情有“度”，人物栩栩如生具有代表性。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显得深沉、冷静，表现出一种成熟的人性美。他们在神的光环下，更注重人的自我表现，从而达到一种科学的精神层次。充分显示出古代印度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一种冷静观察世界、追求品德完善的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