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伦理论文,价值观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3-0025-08
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大规模运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着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科学与伦理的关系问题、科学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蕴涵着较为丰富和深刻的科技伦理价值观，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挖掘和清理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始于卢卡奇。卢卡奇在马克斯·韦伯和齐美尔的影响下，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
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看作是以理性主义价值体系为指导的现代化，同时他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类型，“工具理性”关注的是理性的技术化、功利化和实用化，其功能在于揭示外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价值理性”则是指向对人的命运、尊严与价值的关怀，其功能在于反思性、批判性和否定性。只有这两种理性实现有机的结合，人类社会才能健康发展。马克斯·韦伯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出发，指出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却仅仅只是工具理性的现代化，他把这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脱节看作是西方现代化的“两难困境”，它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同马克斯·韦伯一样，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经济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充满着谋划和理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日益淡漠。卢卡奇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商品和商品拜物教的有关论述中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
同马克斯·韦伯“价值中立”的理论立场不同，卢卡奇是立足于对人的价值的关怀，揭示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价值贬损这一事实的。和马克思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异化理论不同，卢卡奇虽然也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异化的根源，但是他更侧重于从分析“技术理性”的特性入手，来揭示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他的异化批判主要是一种伦理价值批判。在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下，卢卡奇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看作是一个不断的理性化和合理化过程，其基本特点就是按照“计算或可计算原则”来调节生产过程，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日益机械化、专业化和合理化，这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人的劳动的破碎化以及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人的劳动的破碎化集中体现在人们为了适应资本主义机械生产体系，作为人的本质体现的创造性劳动异化成了机械的、操作性劳动，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专门化导致人们不再参与劳动产品生产的全过程，“统一的产品不再是劳动过程的对象。这一过程变成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这些局部系统的统一性是由计算决定的，因此，它们之间的联系必定显得是偶然的”[1] (P150)，从而导致人的劳动同自己的劳动产品丧失了有机的联系。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则体现在人不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人，而且已经沦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零件、一个原子，由此出现了人隶属于机器的状况。从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普遍物化现象意味着社会与人发展之间二元对立以及人的价值的失落，物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技术理性的盛行。卢卡奇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科学技术合理性”这一科技伦理的核心问题，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从“理性是如何异化为技术理性”以及“科技理性盛行的社会后果”这两大问题展开探讨，深化卢卡奇所提出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伦理价值观。
那么，“理性”又是如何异化和蜕变为“技术理性”的呢？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一是他们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启蒙理性”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二是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论证“理性”蜕变为“技术理性”的必然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科技理性的突出表现是“控制自然”的观念，它是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是应该看到，对这一观念的运用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古代宗教和神话的制约。因为古代神话对工具的发明具有渴望和恐惧两种矛盾情绪。一方面人们希望通过工具的发明和运用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工具的运用会导致无法控制的邪恶。于是，人们在改变自然之前，总是要通过某种宗教仪式来安慰自然的“精神”。但是，基督教产生之后，特别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这一切得以改变。基督教强调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派生了人对地球及所有生物的统治权。人之所以具有这种派生的统治权，并不是人具有同其他生物相比的力量优势，而是因为人具有其他生物所不具有的理性和知识，由此“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行使一种对自然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2] (P28)。基督教上述思想被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所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宣扬人文主义思想重新塑造了人的形象，不仅人的力量被夸大为完全等同神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人文主义思想激发了人们对财富及其效用的迷恋，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新形态，人们相信只要揭示和把握了自然的内在本质，就可以通过控制自然而达到自我完善。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进一步加强了人们“控制自然”的伦理意识的话，那么启蒙理性则是从理论上将“理性”完全归结为“技术理性”。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3] (P1)。问题在于由于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启蒙理性不仅没有真正使人走向自主和自由，反而制造了新的神话，而走向了它的反面。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局，其根本原因在于启蒙理性把“理性”完全归结为理性的技术化、实用化方面，“理性”由此被简单地归结为“工具理性”，脱离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不仅不可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福祉，而且事实上给人们带来的是更大的灾难。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具体地分析了启蒙理性的实质及其后果。
在启蒙理性看来，人类相对于其他生物的优越性就在于人类具有知识，但是启蒙理性却用“有用性”作为判断知识的唯一标准，把西方传统哲学关于实体、存在、生存、实质、因果性等范畴的考察与探寻看作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并把它们排斥在知识之外，这实际上是要求人们放弃任何对意义的追求，从而把“技术”看作是知识的本质。因此，对于启蒙理性而言，“知识并不满足于向人们展示真理，只有‘操作’，‘去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才是它的‘真正目标’。”[3] 任何不符合算计和实用规则的东西，任何不能还原为数字和形式逻辑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其结果是世界仅仅被归结为量的形式方面，启蒙理性通过形式逻辑的抽象统一原则来把握世界。因此，启蒙理性实际上是把“数学和思想混作一团，并且通过这种方法把数学变为一种绝对例证”[3] (P22)。这种以数学化、标准化和实用化为特征的启蒙理性自以为凭借着技术理性，人类就可以摆脱对神话的恐惧和控制，成为自然和宇宙的主宰者，并由此获得自由和幸福，但这不过只是一种新的神话。这是因为，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看，启蒙理性自以为通过科学技术控制和支配了自然，但是由于启蒙理性排斥了思想，把思想变成了数学公式和工具，这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因此所谓知识和理性的胜利，事实上仅仅只是体现了人对自然的顺从。“从思想到数学公式的还原过程，同时也是世界对其自身标准的认定过程：所谓主体理性的胜利都归属于逻辑形式主义的实在，都是以理性对既定事物的直接顺从为代价。”[3] (P23)因此，一旦人的思想拘泥于顺从存在物，人也就只能满足于简单地再现这些存在物。从人和人的关系看，以启蒙理性为指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则把人的灵魂物化了，人已经陷入完全为社会所支配的状态。“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了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3] (P25)可以看出，启蒙理性的发展从表面上看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但实际上却是人越来越被自然和权力所支配，并最终使人类丧失自我，这一结局的根源正在于启蒙理性将理性异化为科技理性。“思想用数学、机器和组织等物化形式对那些把它忘在脑后的人们实施了报复，放弃了思想，启蒙也就放弃了自我实现的可能。”[3] (P38)
“理性”蜕变为“技术理性”不仅同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特别是同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存在着关联，同时它也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方式的转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相对于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主要依靠政治暴力而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更多地依靠文化和意识形态统治，使人们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秩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通过消除西方哲学中辩证理性的批判和否定向度，宣扬实证主义哲学和思维方式，并把一切非实证的概念都视作为纯粹的思辨或幻想，从而将批判的哲学理性转变成顺从的工具理性。那么，作为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哲学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对于实证主义哲学的特点和主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曾经作过较为完整的论述。马尔库塞把实证主义哲学看作是工具理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其核心思想是坚持“经验证实原则”，把“经验”看作是作为衡量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这就必然会把“一切形而上学、先验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当作蒙昧主义的倒退的思想方式来加以反对。……哲学思想变成了证明性思想；哲学的批判是在社会的框架内的批判，并把非实证的概念污蔑为纯粹的思辨、梦幻或幻想”[4] (P146)。现代西方分析哲学正是借口保证语言精确性和科学的客观性、中立性，更加强烈地反对形而上学的概念，把形而上学看作是神话和幻想。实证主义哲学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反对形而上学，和它的社会职能是紧密相连的。因为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从其内在的理论结构看，存在着“是”和“应该”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这种辩证逻辑体现了对现存事物的肯定和否定双重向度。实证主义哲学正是通过用形式逻辑代替辩证逻辑，使哲学走向形式上的抽象化和数学化，来消除哲学的批判向度，使人们屈从既有的生产体系和社会体制。
那么，实证主义哲学借口保证科学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而坚持的“经验证实原则”、“价值中立”的思想在理论是否能够成立呢？霍克海默尔对此从两个方面作了否定的回答。第一，针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经验主义立场，霍克海默尔指出，这实际上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首先，决不存在什么纯客观的经验，因为任何经验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它必然会受到主体既有理论知识的影响；其次，人类的认识活动和过程绝不是认识主体被动接受外部经验的过程，它实际上是认识主体从自己的认识旨趣出发的能动建构过程；最后，实证主义哲学的经验主义立场割裂了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理论和实践、事实和价值之间本来就具有的内在联系。第二，针对实证主义哲学否定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把科学和形而上学对立起来的做法，霍克海默尔指出，形而上学和科学的确属于两种类型的学科，形而上学也的确具有轻视经验证据和科学，偏爱虚幻的形而上学世界，并可能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自我欺骗和欺骗的作用，但是也不应该因此而否定形而上学存在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形而上学才能赋予人生存以意义，而且它和科学一样能为文化的发展提供要素。更为重要的是，哲学的本质就在于对社会现实展开批判，哲学与现实的对抗是哲学的本性。“哲学认为，人的生活或目的绝非是盲目的必然性的产物。无论是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无论是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仿效。”[5] (P243)实证主义哲学否定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性，其目的是使哲学丧失其否定功能，最终使人们形成一种顺从思维。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启蒙运动使“技术理性的合理性”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并集中体现为“控制自然”的观念，这一观念摧毁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主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自然主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强调的是现存社会中社会组织、等级差别和工作分配等都是和自然秩序相符合的，而自然秩序和自然的统治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体现为“控制自然”观念的技术理性则主张一种社会和自然对立的观念，自然界仅仅被看作是人类智慧征服的对象和领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由此成为支配社会的基本思想。这虽然极大地提升了人们追求个体利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旦“控制自然”的观念被社会非理性力量所支配，必然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恰恰存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社会利益集团，这意味着科学技术必然会非理性地运用于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方向，其消极后果就是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
如果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开启了通过分析技术理性的特性，来揭示人的价值下降和物的价值上升，西方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相背离这一消极后果的话，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深化了卢卡奇的研究，而且还进一步揭示了科技理性所造成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分析了科技理性盛行所造成人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在他们看来，科技理性的盛行和科学技术大规模的运用，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但是人们不仅没有因此而获得自由和幸福，反而走向了更加片面和畸形发展，这和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所执行的社会功能是直接相关的。
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是独到而深刻的。他们指认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不仅不是起着解放功能，而且相反它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统治工具。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两部著作中分别提出了“必要的压抑与额外的压抑”、“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的概念，借以说明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职能。所谓“必要的压抑”是指在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对人的本能欲望进行的压抑，这种压抑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所谓“额外的压抑”则是指在社会物质财富相当丰裕，在已经具备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情况下，由资产阶级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强加给人们的压抑。这种不必要存在的额外压抑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资产阶级借助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在全社会制造“虚假需求”实现的。所谓“虚假需求”是指资产阶级通过广告等大众媒体在全社会制造出来的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求，这种虚假需求把人们的价值追求引向消费方面，使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放弃对自由和解放以及与人生存直接相关的“真实需求”的追求，它并非是人内心的真实需求，它是“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包括使艰辛、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4] (P6)。也就是说，这种需求并非是人们的自主需求，而是被社会所制造出来并强加给人们的虚假需求，问题正在于当前人们的内心世界却被这种虚假需求所控制和支配，这不仅意味着人们已经处于被总体控制的异化生存状态，同时也意味着人的发展向度必然要服从资本的发展向度，从而走向片面、畸形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当代西方社会正是通过“盛行的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方面，生产设备和它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出卖’或欺骗着整个社会体系”[4] (P11—12)。
技术理性不仅造成人的片面、畸形发展和异化生存状态，而且还造成了人的个性失落和伦理价值观的混乱。由于技术理性造就了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人不得不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及其由这一体系所规定的交换原则和利己主义原则，进而把适应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作为美德来看待，并由此造就了权威主义的伦理价值观盛行。权威主义伦理价值观把服从权威的利益看作是“善”，把不服从看作是“恶”，把个体追求自身的利益看作是“自私”，要求人们为了权威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显然这和西方社会固有的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是相互冲突的，这种伦理价值观上的矛盾冲突又使得相对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得以产生和流行，它反映了在技术理性盛行的条件下，人的个性失落和在价值观上的困惑和矛盾。
社会和人的关系的异化实际上反映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这种利益矛盾又必然会反映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体现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西方一般的生态伦理学抽象地批判技术理性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指出科学技术的运用产生生态危机的必然性。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较为深刻。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他把这一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这一矛盾着重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然界之间的生态矛盾。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以追求无限增长以获取利润的自我扩张系统，但是自然界既无法自我扩张，其运行的周期和节奏也完全不同于资本运行的周期和节奏，由此自然生态的破坏和资本各成本要素的提高，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不足的危机。奥康纳认为，在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之下，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考察技术的功能。从技术的经济功能看，它可以通过降低成本和开发新材料，提高对劳动的剥削和利润率；从技术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看，它通过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实现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由于如何获取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这就意味着技术的运用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而只能服务于资本获取利润的目的，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则侧重于从分析资本主义统治方式来揭示技术运用的生态后果。他指出，当代资产阶级是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新的商品来维系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因此它必然会通过运用大规模技术不断地扩大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规模；同时，为了资本实现其顺利扩张，资产阶级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导致了民众对经济不断增长的期望和“应享意识”，从而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生态限制之间的矛盾，而一当技术运用超过了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必然最终导致自然对人的报复，体现为生态危机。
综上所述，面对科学技术运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集中围绕着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科学技术与伦理的关系、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显示出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理论特质。
首先，我们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探讨的理论特质和理论得失。启蒙理性立足于理性主义的社会进步观，认为只要凭借着科学技术进步，就必然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幸福。但是，以理性主义价值体系为指导的西方现代化实践却证明：科技进步并不能和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与幸福之间划上等号，更为可悲的是，科技进步同西方社会的片面发展、同人受控制的程度恰恰呈正比例关系，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反思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了。应该指出，卢梭较早意识到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初步探讨。他在1750年应征法国第戎学院的征文《论科学和艺术》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并没有真正给人带来福音，相反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人类道德的败坏，因为科学激发了人们的种种欲望，导致人类的虚荣和人与人之间的奴役。以科学为基础的启蒙文明也同样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目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的背后”[6] (P10)。而现代思想家如尼采、齐美尔、斯宾格勒、海德格尔等从各自不同的学科和视角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是由于他们大都是立足于抽象的哲学形而上学和文化哲学的立场探讨这一问题，不仅未能揭示科学技术异化的真实根源，甚至把科学技术本身当作当代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最终陷入了浪漫的反科学主义的乌托邦错误中。和上述思想家不同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始终是从哲学价值观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这两个维度展开的。从哲学价值观批判的维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理性”原本应该包括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只有在价值理性的指导下，才能保证其正确的运用方向。但是，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启蒙理性却使理性越来越走向数学化、形式化和实用化，理性被片面地理解为工具理性，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伦理价值观，在缺乏价值理性的正确指导下，“控制自然”的伦理价值观导致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其必然结果是社会、人、自然三者关系的异化和紧张。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纬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技术理性之所以得以盛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力图通过否定价值理性，来消解理性的批判价值向度和解放向度，以便人们形成一种顺从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的运用尽管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并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科学技术是不可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向度的，而只能成为资本追求利润和奴役人的工具。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自然的控制必然服从对人的控制这一社会目标。因此，他们不是把科学技术运用的消极后果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把抽象的伦理价值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正是他们理论的深刻之处。当然，也必须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把一切实证主义哲学看作是工具理性的体现，这一观点容易导致反对科学本身的错误，因为作为以求真为目的的科学不可能离开实证的研究方法。
其次，我们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与伦理关系问题的探讨。这一关系问题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是否具有价值属性的问题，它是科技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探讨的是“真”的问题，它在本质上是价值中立的，无所谓价值属性；另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既体现在科学发展和人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科学发展必然对人类现有的伦理道德提出严峻的挑战；它也体现在科学探索活动和科学的运用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非常明确地肯定科学的价值属性。如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就明确地指出，将科学看作是应该排除价值判断而保持价值中立，进而要求科学放弃对自然的本质和极终原因考察的观点，实际上本身就蕴涵有一种价值，即外部世界都可能为了人的使用目的而加以改造。之所以说科学具有价值属性是因为，一方面，科学和人们的价值旨趣总是紧密相连的，正是人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决定了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科学也必然会转化为技术服务于人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科学通过揭示自然的内在奥秘，给人们提供关于自然界的整体图景，以防止人们把不合理的行动投射到自然上，既避免人类实践活动的后果反过来支配人类，同时也有利于人类摆脱不合理的需要，实现伦理的进步，同时伦理的进步又有助于防止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正是由于人们斩断了科学同价值的内在关联，使得人们仅从实用的角度看待自然。应该看到，科学侧重于反映的是客体的本质与内在规律，价值则侧重于反映主体的内在尺度，这二者之间是存在一定区别的。但是也决不能因为这种区别而斩断它们之间本来就具有的联系，这不仅因为科学研究过程中渗透着主体的研究旨趣和主观经验，而且科学运用过程也离不开主体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价值观的指导，这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力强调的问题。
最后，我们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探讨。科学技术运用所造成的生态后果是当代思想界关注和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思想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有非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立场。持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思想家认为，科学技术运用出现严重的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世界观，这种哲学世界观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主宰和唯一的价值主体，其他存在物只具有相对于人的工具价值，人对自然的利用无所谓道德责任，因此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世界观。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思想家则肯定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生物都只能以自己为中心，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并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的任何感性偏好都应当给予满足，这势必会导致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滥用。因此，需要改变的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而是要用以“理性偏好”为基础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代替以“感性偏好”为基础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这里所讲的“理性偏好”是指经过理性思考以后呈现出的合理需要。上述思考虽然对于反思人类行为的后果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们以为只要改变抽象的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可以防止科学技术的滥用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仅从揭示技术理性形成的原因与理论特点，而且还揭示了“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是如何演变为一种用来控制人的意识形态，强调科学技术理性异化反映的不仅仅只是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偏差，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因此，只有首先改变人和人的异化关系，才有可能解决人和自然的异化关系。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避免科学技术异化呢？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应当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其一，既然科学技术异化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种人和人关系的异化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就是维护这一特殊集团的利益的，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不正义的社会制度。要避免科学技术异化，其首要的前提就是要通过社会变革，建立新的符合正义原则的新制度；其二，必须树立新的伦理价值观，有效地控制人的非理性欲望及其破坏方面，以指导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这些新的伦理价值观主要包括正确的需要观、消费观和劳动观，避免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的产生，破除那种在商品消费中体验自身价值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使人们在创造性劳动过程中体验劳动的欢欣，确证自己的价值实现；其三，必须改变建立在大规模技术广泛使用的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和工业体系，鼓励人们将现代技术分散地运用于环境之中，创造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经济增长并非总是衡量社会发展的评判标准，其本质在于要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改变以占有和消费商品量作为评判幸福的标准，使满足需要的问题不再完全看作是消费的功能。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的特质在于它并不在于要提出某种具体的科技伦理原则或规范，而在于通过研究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源，探讨指导科学技术运用应遵循的一般伦理价值原则，具有较强的哲学意味和理论深度，它不仅对我们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对待科学技术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也是我们深化和推进我国科技伦理学研究的可贵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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